他微微笑了：「是嗎？不記得了！」
但，我們之間的關係由生疏變得親密了，感情能夠交流了。我見他每說兩三句話就要喝一口水潤潤嗓子，我就常常站起來給他倒水。他就把他所瞭解的關於希伯的事講給我聽。
我們談著話，忽然，我聽見樓上隔壁一間房裡有人厲聲大叫，聲音很高，腔調很怪，聲音裡充滿了痛苦，是呻吟，也是一種災難的發洩。起初，我使自己鎮靜下來，好像聽而不聞。但過了一會兒，又繼續聽到第二次、第三次，我就奇怪了，這是誰？為什麼這樣怪腔怪調地大叫？……
黎玉同志似乎知道我的想法了，停止了敘述，對我解釋：「這是我的那個兒子！‘文革’中給嚇瘋了！」他說得平靜，可是我好像能感到他話中的悲憤。
我能說什麼好呢？我當時在北京住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招待所，見到韋君宜同志的兒子楊嘟嘟（他爸爸楊述同志曾任朱德同志秘書），好好的一個男孩子，也是「文革」中給嚇傻的。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太深重了！
那天，談了大約有兩個多小時，我見他身體不好，糖尿病使他講話困難，就決定告辭。他提供的材料和線索不少，我決定去採訪他所提供的一些同志，如蕭華（當時任蘭州軍區政委）、林月琴（羅榮桓的夫人）、康矛召（當時在歐洲做外交官）等，並且約定以後再來看望他。
第二次見到黎玉，我的採訪收穫不小，但卻也帶來了惆悵。見到他蒼老有病、兒子發瘋、住所破舊的境況，我不禁想：他的「解放」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呢？……
第二年（1978年）夏天，我又到了北京，仍是忙於為收集希伯的資料奔波。7月25日，一個星期二的下午，我又到火車站附近的老萬居衚衕15號看望黎玉。這是我第三次見到黎老了！這次我是特地去看望他的。
住處依然如故，只是上回來正是嚴冬，現在卻是盛夏。小院裡多了些綠色，冬天的氣氛在自然環境中消失了。我步入那間熟悉的客廳，見佈置也無變化。只不過多了一臺電視機，放在一張矮几上，罩著布罩。
黎玉來了。他大約午睡剛醒，臉上還有睡容，見到我，高興地說：「啊，你來了！」
我站起來向他問好，又同他一起坐下。他依然是倒水喝，但也給我倒了一杯。接著，就告訴我：「這些年，我先是靠邊，後來給我戴上‘叛徒’的帽子。‘十一大’後，我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那是不對的，不符合事實。黨實事求是接受了我的申訴，我‘解放’兩個月了。」
聽說他已「解放」，我很高興。我說：「早該‘解放’了！」
但他嘆了一口氣，說：「我已經七十二歲了！」
他那發瘋的兒子又在隔壁那間房裡吼叫了！我沉默地聽著，他也沉默地聽著。後來，我送他一本寫沂蒙山區土改題材的電影劇本《平鷹墳》。這劇本是臨沂地區幾位同志集體創作，由我主要執筆寫成的。此時已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成影片在全國上映過了。
他出乎我意料地說：「這件事（指平鷹墳這件事）發生在沂蒙山區十字路（現莒南縣）大店鎮，我知道。你們這電影我也看過了，很好。」
可能是這劇本的題材引起了他的回憶，他忽然長嘆一聲，說：「過去我在山東的工作做得不夠好啊！不過，有些事我可以承擔錯誤，卻並不符合事實。」說著，他變了話題，詳細問起臨沂和沂蒙山區的近況來了，又問起臨沂地委書記和專員的名字，帶著濃重的感情，像聽故鄉音訊似的饒有興趣，說：「這些同志都不認識了！」又說，「山東原來一起的同志提到省一級的不多，地一級的恐怕還有。」更說，「離開山東許多年了，還常常想那裡。抱犢崮我還有印象。」
我說：「您以後可以回去看看，大家會歡迎您的。」我告訴了他我在沂蒙山區深入生活時常會觸景生情想起他的心態。
他沒有答話，只是一口一口喝水。
後來，我們談了很久，談山東，談沂蒙，談希伯，他希望我早點把書寫出來。直到後來，有客來了，我就向他告辭，他還親自送到門口，親熱有力地握手。
以後，聽說他重返工作崗位了，是農機部顧問、黨組成員。並聽說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他很重視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敢於主持正義，也愛惜幹部和人才。接著，我看報時，在全國政協第五屆常委的名單中發現了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欣慰。
起先，是由於忙；到1983年，我又由山東調到四川工作，一直沒有再見到黎玉同志。後來，我讀到過黎玉同志寫的革命回憶錄，一共兩篇：一篇是回憶少奇同志的，題為《勝利的轉折，歷史的功績》，是他與陳沂、高克亭同志合寫的；一篇是回憶羅榮桓同志的，題為《和羅榮桓同志在一起》。聽說，有人請他多寫些回憶錄，尤其希望他寫關於自己在山東的經歷的回憶錄，但他不肯答應。我覺得可以理解：因為當時他還揹著沉重的錯案包袱（1986年3月黨中央給他徹底平反），他怎麼能寫？我也覺得十分可惜，因為他是那樣一位優秀的山東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和創始人，他所經歷的革命歷程和知道的經驗教訓如果寫出來將是多麼珍貴！
我們黨的歷史上，蒙冤的革命者，革命的蒙冤者太多了！革命可真不是「請客吃飯」！它是需要英雄人物才能戴上這個桂冠的！歷盡艱難，承受委屈，對黨始終熱愛，對革命事業仍全力以赴，自始至終，心無旁騖的人，該可算是英雄了！有個哲人說過：「每個英雄的背後都隱藏著一段曲折。」我歷來並不心服這句話，但從黎老和不少英雄人物的身上，卻又彷彿看到了這句話的驗證。我要衷心向那些歷盡坎坷對黨忠貞不貳的老同志學習！但我也願革命的征途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少一些人為的坎坷、多一些關切的同志愛！
我願意用這樣的心意來悼念黎老——……一位始終堅持革命信念而不懈怠的老共產黨員！
（本文刊於1990年《人物》）
紀康同志20世紀60年代曾任中聯部負責人，「文革」前病逝。
李家齊同志「文革」前曾任上海市委秘書長，「文革」後任上海總工會常務副主席，已離休。
吳從雲同志「文革」前任上海師範學院黨委書記，「文革」初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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