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抗日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和創始人之一——黎玉，是位長期蒙受極大冤屈而仍以大局為重繼續努力為黨工作的忠誠共產主義戰士。他1906年生於山西省崞縣（今原平市）。1925年，發生了「五卅」運動，促使他走上了革命之路，他和同學們一起參加遊行，宣傳進步思想，在192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黎玉在北京、天津、石家莊、唐山等地做黨的工作，勇敢、機智地戰鬥。1934年春天，黎玉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視員身份到中央河北省直南特委工作，先後兼任過直南特委和直魯豫邊特委的書記。因為抵制「左」傾冒險主義的做法，受到錯誤的批評撤職處分。但他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在河北濮縣一帶成功地領導了幾次群眾分糧鬥爭，恢復和重建了黨的組織。不久，劉少奇到北方局擔任書記，取消了對黎玉的處分並肯定了黎玉的意見。
1936年4月，黎玉奉中央北方局之命，到山東恢復建立中共山東省委並擔任書記，工作取得了成績。抗戰爆發後，中共山東地下黨省委在黨中央指示下部署了武裝起義。黎玉直接領導了徂徠山起義，併兼任起義部隊的政委。在非常艱難的環境下，中共山東省委組成了一支四五萬人的抗日武裝，為建立山東根據地打下了基礎。有了這基礎，中共中央從延安派了大批幹部來山東抗日戰場，建立了八路軍山東縱隊，黎玉任政委。
1939年，徐向前、朱瑞等到山東，成立八路軍第一縱隊，統一指揮山東、蘇北境內的八路軍部隊。黎玉仍任山東縱隊政委。到1940年夏，隨著形勢的發展，為加強山東抗日工作的領導並適應民主政權的發展，7月26日到8月26日，山東省各界人民代表數百人在沂南縣城西南二十八公里的青駝寺，召開了山東抗戰史上著名的青駝大會，正式成立了山東省戰時工作委員會（相當於省人民政府），同時還成立了山東省參議會。黎玉任戰工會首席組長，為山東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2年冬，山東軍區機關遭到「掃蕩」的日軍包圍，黎玉率領軍區機關僅有的一營警衛部隊與萬餘日偽軍作戰，打垮敵人八次進攻後，黎玉負了傷，仍率隊勝利突圍。到1943年3月，八路軍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合併成立山東軍區，黎玉任軍區副政委、山東戰工會主席等職，協助羅榮桓工作，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創立和建設做出了許多貢獻。
到解放戰爭時期，羅榮桓率主力北上，黎玉任山東分局書記。不久，新四軍到山東，成立華東局，黎玉任副書記，並先後兼任新四軍山東軍區副政委、華東軍區副政委等職，協助陳毅工作，為保衛和建設山東解放區、進行土改、粉碎蔣軍重點進攻做了許多工作。可是，1948年，山東土改複查時期，在康生等把持下，給黎玉扣上了一大堆不符合事實的罪狀，罪狀之一是說他「使群眾只知有黎主席不知有毛主席」，使他蒙受了極大冤屈。從此，黎玉一切聽從黨的安排，不計地位高低，由於土改複查時期的錯誤結論，使他在以後的工作中，也繼續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搞運動時，有時就會聯絡到他。但他一直認真地工作，從不動搖信念。新中國成立後，他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兼秘書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兼上海市政府市政建設委員會主任，中央財委勞資教育組、財政組組長，一機部副部長，農機部、八機部常務副部長、黨組副書記等職。他始終在埋頭工作。到「十年內亂」時期，他的遭遇更慘，康生對他進行迫害，說他是「叛徒」，他受到的凌辱與打擊更多。但他相信正義必會戰勝邪惡，挺著身子走過了嚴寒時節。粉碎「四人幫」後，他重返工作崗位，以後又退居二線，擔任一機部顧問、農機部顧問。壓在他身上達三十九年之久的錯案，也由黨中央在經過大量調查、甄別之後，終於在1986年3月13日進行了徹底平反，給黎玉同志恢復了政治名譽。如果從1926年算起，到1986年，整整六十年。黎玉為黨為人民努力服務了六十年，而其中有三十九年是在揹著沉重的錯案包袱下在鞠躬盡瘁的。這應該說是做到「忘我」、做到「大公無私」了！所以，當沉痛悼念他的時候，我就感到在悲傷之外能給我啟示和咀嚼的回憶更多。
我第一次見到黎玉同志是在1950年的夏天，在上海。
上海是1949年5月底解放的。我在6月到上海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文教部工作，任務是給上海總工會的領導同志劉長勝（主席）、朱儁欣（副主席）、湯桂芬（女工部長）等起草講話稿，審查電影及書刊稿件，負責華東、上海職工廣播節目的安排，編輯工人課本等。到1950年夏天，決定創辦一個勞動出版社，除出版工人課本外，還出版工人閱讀的各種書籍。文教部決定：請陳毅同志題寫「勞動出版社」五個字，並要我負責聯絡完成。
當時，上海市軍管會在外灘，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福州路江西路的弓形大廈（這裡原來是國民黨上海市府大廈）內。我帶了介紹信，就先到軍管會找陳毅同志，接著又到福州路江西路的市委、市府大廈找陳毅同志。但都未見到。兩處都有秘書模樣的人員要我留下介紹信並說明來意和要求，讓我等著聽答覆。我堅持要親自見見陳毅同志請他題字。這就決定第二天再去。
第二天，我到褔州路江西路的市府大廈去，仍未找到陳毅同志。在二樓過道里，忽然看見一個身材挺拔氣宇軒昂穿黃軍衣佩紅底黑字軍管會胸章的人迎面走來。可能因為我穿的是上海總工會的制服（藍布列寧裝，佩白底紅框黑字的上海總工會籌委會符號），這人見了我就問：「你什麼事？」那意思是問我要找誰有什麼事，又似乎夾著「你為什麼在這裡東張西望」的意思。
我說：「我要找陳市長！」
他看看我的胸章，說：「呵，你是總工會的！」又問，「你什麼事？」
我把介紹信遞給他看了，扼要說了情況。
他說：「我給你問問他！」
看他那模樣，是位領導同志，我不好再多說什麼。我就問他姓名，他說：「我叫黎玉！」我當時孤陋寡聞，還不瞭解黎玉同志的經歷，問怎麼同他聯絡，他說：「打電話給我好了！」他告訴我了電話號碼，邊上正好過來兩個人找他。我介紹信給他拿去了，見他有事同那兩個找他的人一起走到一間辦公室裡去了，我就向人詢問紀康同志的辦公室在哪裡，找到戴眼鏡瘦削的紀康同志詢問。
紀康同志本來是上海總工會籌委會文教部部長，這時已調到市委工作，上海總工會文教部部長是李家齊同志了。我問紀康：「黎玉是誰？」並告訴了他經過。紀康告訴我：黎玉是市委的秘書長，並將黎玉過去的情況簡單告訴了我一些，我這才知道遇到的是個「大人物」。
隔了一天，我正想是親自去找黎玉抑或是打個電話向他詢問一下結果，誰知勞動出版社總編輯吳從雲同志來找我了，告訴我：「市委已經來通知了，說陳毅同志不寫，陳毅同志的意見是可以請舒同寫，因為舒同的字好。」
黎玉同志辦事這樣認真負責而且迅速，使我起敬。他事情一定極忙，電話雖不是他本人打的但總是他叮囑別人打的。這種辦事馬上有下文的作風多好。我接著奉命去找舒同同志。舒同當時是華東局宣傳部部長，給我們寫了「勞動出版社」五個字，是寫了好幾條由我們挑選的。我們做了一塊大牌子掛在門口，以後所出的每本書上都有這五個「舒同體」的剛勁有力的字。
這以後，同黎玉同志沒有接觸，萬萬料不到在「三反」運動剛開始反官僚主義的時候，黎玉卻作為官僚主義的典型第一個被「反」了下來。當時，上海報紙都在第一版刊登了黎玉被「反」下來的訊息。我很詫異。我在勞動出版社任副總編輯，雖在以前只同黎玉匆匆見過一次面辦過一件事，但他給我留下的印象並無官僚主義。閒談時聽人說：「黎玉過去犯過錯誤，反他一下官僚主義不會冤枉他！」意思似乎是說：犯過錯誤的人每到運動來時都還得整一整的。我也就不說什麼了。「三反」在1952年搞定，1953年春我由上海調到北京工作，一直工作到1961年夏。在這麼多年裡，我幾乎從來沒有再聽到過黎玉的名字也沒想起過他。在我的記憶中，他幾乎已經消失了。
但，1961年夏，我從北京到了山東臨沂，這裡也就是著名的老根據地沂蒙山區。我竟常常聽到人談起黎玉的名字。而且，他在山東沂蒙山區，幾乎是個無人不知的名人。有人談他的好處：他怎麼領導了徂徠山起義，怎麼在既無槍支又無給養更無作戰經驗的條件下建立了抗日的隊伍，1941年日寇調集五萬重兵「掃蕩」沂蒙山區，敵人的合圍怎樣在羅榮桓和黎玉領導下被粉碎的，黎玉是怎樣出生入死多次遇險並在1942年冬負傷流血的……有人談他的壞處則說：「黎玉那時在山東不掛毛主席的像！」「黎玉使山東人只知道有黎主席不知道有毛主席！」「黎玉在山東做戰工會主席時，識字班課本上寫道：‘山東人民好福氣，出了個黎主席’……」「黎玉在山東鬧土改時犯過大錯誤，到1948年土改複查時捱過批判。」其實聽說課本上歌頌他的這些事他本人並不知道。
這些關於黎玉的話，我聽了也就只是聽了，並無法去臧否人物診斷是非，只是在聽到這些話時，會想起黎玉同志那挺拔軒昂的身影和長長臉上那雙濃眉下炯炯的眼睛。過了些年，向人打聽情況，聽說黎玉在北京工作。到60年代初，有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黎玉的名字，當時他是一機部的副部長，算是證明他確實是在北京。但隔不了幾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燃遍了全國。我看到過說黎玉是「叛徒」的傳單，能夠想象到他受衝擊的災難深重，只是我自己當時在山東省屬重點中學臨沂一中已成了「劉少奇的代理人」，面對一百多個紅衛兵戰鬥隊，受盡折磨，自顧不暇，想起種種無中生有的迫害，想起全國「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做法，對黎玉卻不能不抱有某種同情；而且對他那種跌了跟頭又爬起來乾的經歷，在逆境下更感到有所得益。
總算熬到了「四人幫」被粉碎。想不到在1977年12月，我在北京又第二次見到了黎玉同志。這次見面，離第一次在上海見面，已是整整二十七年了！這次，是我主動去找他的，因為我正在採訪、收集德共黨員、「太平洋學會」記者漢斯·希伯的材料，而黎玉同志是當年見過希伯、瞭解希伯的少數權威人士之一。我需要他將他所瞭解到的有關希伯的事告訴我，並想通過他介紹更多的採訪線索。
我去一機部打聽黎玉同志的情況和地址，才知道黎玉同志還沒有「解放」。我問是什麼問題，黨委的一位同志說：「歷史問題」。這時我對「文革」中那種無限上綱上線的做法早已深惡痛絕，對無端將許多老幹部硬劃為「叛徒」等的做法也早已明白是怎麼回事。在我思想上認為像黎玉這樣為革命流過血的老同志，革命幾十年，居然還拿什麼「歷史問題」來卡他，未免可笑。我要求知道黎玉的地址，一機部接待的同志告訴我：「他住在北京火車站附近老萬居衚衕15號，老萬居衚衕現在改名為農躍衚衕，黎玉家的門牌號碼可能改成了13號了！」我便滿懷熱情地去找黎玉的家。
這老萬居衚衕15號果然改成了農躍衚衕13號。那是一幢青磚的西式樓房，原來可能是很好的住房，可是敗落了！門首的小院子裡花木敗落，一派蕭索氣氛。我進了門，到了樓下一個客廳裡，見到一箇中年女人，我說了來意，她讓我等一等。我坐在客廳裡的一隻破沙發上，看看這間冷落破舊的客廳，可以想見主人的落魄，心頭不覺有些沉重。
一會兒，從樓上下來了一個人，他一進來，我一眼就認出這是黎玉同志。但，他老了！確實老了！走路有了老態，臉色蒼白，臉上全是皺紋。而且，從眉宇之間，可以看出他有一種遭過折磨和摧殘的心態。但從舉手投足之間，仍使人感到他有堅強、堅定的意志。我站起身來，叫了他一聲：「黎玉同志！」此時，我覺得這稱呼是最尊重他的了。也只有這種稱呼，足以表達我對一位老同志的敬意。
他請我坐下，自己也在我近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椅旁桌上有茶杯和開水瓶，我說了來意並給他看了介紹信後，他對我說：「我有糖尿病多年了，嘴幹舌燥，說話都不方便，要常喝水。」說著，自己倒了一杯水放在面前，並問我喝不喝水。我告訴他不喝，帶著感情地說：「黎老，我帶了一點沂蒙山的山楂來給您嚐嚐。您離開那裡已經很久了！我是在臨沂工作的。我知道，您在那裡戰鬥、工作過多年，可能您還會常常想念那地方！」
這話可能觸動了他，他連連點頭說：「啊，是很想啊！是很想啊！」他將我攤開在他面前桌上的一小包山楂拿了幾個在手裡把玩，說：「謝謝你還想著給我帶沂蒙山區的土產。在沂蒙山區，很多事全記不起來了，但山區有許多這種山楂，我還記得。」
我忍不住問：「黎老，您可能不記得我了，解放初期我在上海市委見過您的。」我將在上海第一次見面的事講了。
作者「王火」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