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楨從1946年5月到1949年4月，做過三年的蔣家王朝「上海特別市市長」。這三年期間，蔣家王朝發動內戰，失去民心，通貨膨脹，民不聊生，面臨崩潰，工潮、學潮如火，吳國楨這個市長，像個消防隊長似的到處「救火」，卻難以奏效。那時，我在上海做記者，遂有見到他的機會，並且專門採訪過他。雖時隔半個多世紀，至今仍記憶猶新。
初步印象
我在上海，當時以重慶《時事新報》、臺灣《新生報》兩家的上海、南京特派員及上海《現實》（新聞雙週報）記者的三個名義活動。
1947年5月4日，上海法學院學生為紀念「五四」運動，前往北四川路一帶張貼標語，遭警察毆打，有兩人受傷，造成罷課。復旦、交大、聖約翰、同濟、光華等30餘校代表組織「上海學生‘五四’事件後援會」舉行聲援，5月9日，後援會代表及上海法學院學生共六百多人浩浩蕩蕩進入市府請願，同吳國楨進行了五個半小時的談判。我在這天，第一次見到吳國楨。他方圓的臉，穿西裝，個兒不高，黑髮從中間分梳兩邊，態度較好，人也挺幹練的樣子。當天，吳國楨提出了一個調解方案，例如學生醫藥費由市府負擔，警察以後要注重禮貌。他把警察打學生用不講禮貌來掩蓋代替了，要求學生立即復課，結果當然談判談不攏。於是，接下去學潮更洶湧，造成了交通大學學生到南京請願的事。那天談判，吳氏給我的印象是：他站在反動政府一邊，再能言善辯也無法阻止學潮擴大。因此，1947年5月27日重慶《時事新報》上發表了我寫的《氾濫京滬的學潮》一文，我表露了這種看法。
以後，在上海工潮起伏中，11月14日，我又一次見到了吳國楨。他約集了許多工會負責人開會，說：「工人紀律越來越壞，隨時罷工，而效率又特別低……我是同情工人的，但這樣行為，實在不可原諒」云云。當時，據我得到的數字，1947年此時，上海全市人口共計396萬，有職業者，僅154.9萬，而失業人數約有135.3萬人。由此可見其他。吳氏當時雖嘴上說「同情工人」，實際卻又擠壓工人，自然是一籌莫展拿不出辦法來面對現實。因此，工潮始終不斷。我曾在11月18日寫了《上海在不景氣中》一文，發表在11月22日的重慶《時事新報》上，較全面地反映了上海經濟已經到了總崩潰前夕的狀況，也反映了對吳氏的初步印象。
面對面採訪
正因為上海情勢杌隉，我是在1947年11月22日接受《現實》發行人兼總編輯曹亨聞（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的委託去採訪吳國楨的。那年我二十三歲。在採訪之前，我們以《現實》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吳氏，附去了擬談的問題及我的名片，信上希望他同意採訪並定下時間由我去當面採訪。我與曹先生合擬了一系列問題，約莫十幾個，其中有的問題是一般的，有的問題則是尖銳觸及當局時弊的。為怕遭拒絕而達不到採訪的目的，我們決定將平淡的問題放在前面問，尖銳的問題放在後邊問，而且在附給吳國楨的那張問題單中，只列舉了十個較一般的問題，免得他看了有些問題害怕，拒絕接受採訪，而由我將其餘尖銳的問題默記於心，便於在採訪最後當面提出。
信發出後，想不到很快就接到了市府交際科打來的電話，約定我在11月22日上午10時40分在市長辦公室與吳國楨晤面，於是，遂有了這初次面對面的專訪。
我的專訪《與吳國楨論上海當前問題》於1947年11月28日作為頭條發表在上海《現實》上，我的署名是記者公亮。我是在吳國楨辦公室堆滿公文的案前進行採訪的。環境很靜，他悠悠地吸著煙，淡藍色菸圈不斷從他嘴裡噴射出來。他的回答，一半好像和記者談話，一半好像解答問題。我當初問了「請先生批評以前外國人在上海一切措施之得失」「就上海市政府經費情形而言，有什麼意見可告訴嗎？」以及「處理上海行政問題，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最難對付的是哪些人？」等等。對此他的回答是很圓滑的。
吳答：兩種人，野心政客與不法商人。我們對擾亂治安者可以按法拘捕，但這兩種人卻在陰謀搗亂，我們時時刻刻希望求公平與安定，他們卻處處歪曲，到處煽動，唯恐天下不亂。
後來我提到新聞自由問題，他說新聞自由應被尊重。上海以後決不會實行新聞檢查的制度。但當我提出最近《觀察》雜誌遭受干涉一事時，他說他也似乎聽到，但是接著又說新聞自由應該尊重，但應在不妨害安定的前提下，否則，也應加干涉。我也沒有什麼可說，其實《現實》在臺灣的發行也曾遭受干涉又將如何說起呢？其他如逮捕學生問題、取締民盟問題、抑平物價最有效的手段諸問題，吳氏默然不答。
當時上海的美、英記者，稱吳氏為「」（「國楨」二字英文第一個字母），對他評價較高。經過這次面對面的採訪，我對吳國楨的印象是：他表現得平易近人，有點學者風度，臨別送我一張他的照片（刊於《現實》封面），告別時並握手，但他使我感到他擅長粉飾，談吐老練、圓滑，講話用技巧，善於辭令。他想講的就講，他不想講的就堅決不講，避之。而且他講的話均有立場，即使言不由衷或強詞奪理，仍然萬變不離其宗。
我這次採訪，雖然不算失敗，但應當說是不成功的。雖然達到了使他接受採訪的目的，我也坦率問了想問的問題，但我問出的一些重要而尖銳的問題吳國楨居然很滑頭地擋過或乾脆默然不答。當然，滑頭地擋住或默然不答也是一種回答，一種立場、態度和傾向，所以我在專訪末尾用筆墨抒寫了我的不滿。還有，我提問中有一個問題：「處理上海行政問題，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最難對付的是哪些人？」原意是想引吳氏談起奸商投機倒把和他同警備司令宣鐵吾間的矛盾。誰知吳氏回答得非我所願。對他的回答，我感到改和刪都不好，而且，吳氏當時以貌似民主的假象矇蔽了一些人。發表他這些言論，對他是一種赤裸裸的揭露，所以就以「有聞必錄」的方式發表了。
以後對吳國楨的看法
正由於曾專訪過吳國楨，對他有一定的瞭解，我後來也曾關注過吳氏的表現。
他受的是美國教育，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存有對共產主義的偏見，但又「學而優則仕」在專制獨裁特務橫行的蔣政權裡做官，並受到宋美齡的特別重視，其實思想裡卻有眾多矛盾。他躋身官場多年，那種政治生涯使他必然有圓滑和世故的一面。處於蔣政權走下坡路的時期，四處起火，他想滅那種四面燃燒的火焰，自然力不從心，更談不上有什麼建樹了。我在那個時期的上海看到的吳氏，就是一個努力想替蔣政權賣力卻無法實施抱負顯得非常狼狽尷尬的吳國楨。他後來離開上海去到臺灣，但無法左右時局也無法克服心中的矛盾是必然的。當他與蔣經國交惡，甚至險遭特務暗害而自我放逐去美國後，先沉默忍受，後終於爆發「吳國楨反蔣事件」，他公開反蔣，而被撤職並開除黨籍，這自然也順理成章。
吳氏在美國三十年，晚年寂寞，執教並寫書，但思想有變化，雖聲言不問政治，關心故土的心情卻始終存在。1983年，他的長子吳修廣教授回大陸講學，攜回許多見聞，使他吃驚，並使他對大陸的看法全面改變。他曾對友人說：「鄧小平先生的文選，我看過三遍，並用紅筆加以批註圈點。」又說，「鄧先生我極欽佩，如果中國朝現在的方向走下去，再走十五年，未來的世紀將是中、美、日的天下。」
吳國楨晚年的哲學，主張「怨不可記，德不可忘」。他本來決定1984年9月上旬偕夫人黃卓群一起飛回大陸，暢遊故國，償多年夙願。但不幸於6月6日上午九時病故，葬於薩凡納。
當時，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大姐及上海汪道涵市長等均曾致電弔唁。
可惜，他未能舊地重遊回來看看變化了的故國和新上海！
（本文於2003年加寫了「以後對吳國楨的看法」約600字，後全文刊於2003年第3期上海《世紀》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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