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率大陸作家代表團到臺灣去作文化交流，曾使我有一種似在夢中的感覺。五十年前臺灣的一些熟識的前輩、同學、親戚，大多數已不在人世，有幸見到的也已白髮蒼蒼，自然免不了有一些感慨。老同學宗之珍女士，是已故的北大名教授宗白華先生的妹妹，贈我一件「禮物」，是1948年3月間我寫的刊登在臺灣《新生報》上的《訪問胡適博士》一文。這篇舊作我早已佚失，看了自然又引起了我那段珍貴的記憶。胡適博士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客觀存在」，研究中國文化史和文學史的學者不會不研究他的。我覺得哪怕只寫了他的一點一滴，也自有其價值，所以就有了這篇回憶文章的誕生。
抗戰勝利後，我由四川重慶復員回到了上海、南京一帶，復旦大學也由四川北碚遷回上海江灣。當時，我還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學生（1947年是三年級，1948年夏畢業），但帶有實習性質地兼著三家報刊記者的名義。
那時，新聞系曹亨聞教授在上海辦了一份《現實》雜誌，給了我記者名義；新聞系王研石教授在重慶《時事新報》任總編輯，給了我「上海、南京特派員」（即特派記者）的名義；復旦新聞系比我早畢業的同學史習枚（歌雷）1946年去臺灣《新生報》任副刊主編後，給了我一個「上海、南京特派員」的名義。這樣，我用「王公亮」為筆名的記者名片上就有了三個頭銜，但實際並不領取薪金，甚至稿費他們也常不付給。不過，進行採訪倒是比較方便了，我當時滿足於嘗試做記者的滋味，並希望取得做記者的經驗，就應他們的要求，努力採訪並寫作。雖然稿件一般情況下總是寄到立即發表，但稿件文字及內容有時也會遭到刪改，甚至也有過發表出來的文章與寫去的文章變化較多的情況。為這，辦過交涉，只是用處不大。我為了不願失去實習機會，也就遷就地幹著。採訪胡適博士，就是應重慶《時事新報》王研石先生之邀，也應臺灣《新生報》歌雷之邀進行的。
我在採訪胡適後，給這兩家報紙各寫過一篇人物專訪稿，而且都發表了。《新生報》的一篇，1948年3月28日用航空信寄自南京，4月3日發表，題為《訪問胡適博士》（就是宗之珍贈我的這篇）；《時事新報》的一篇，因王研石先生開列了些問題讓我採訪，故內容豐富一些。但重慶解放前夕曾遭大火，重慶《時事新報》存報難以尋覓，雖有熱心友人代為尋找，至今未能覓到一份完整的報紙找到原文，頗為遺憾。只是，雖歷經五十年，記憶猶在，採訪的大致情況與問答內容都不可能全忘。前些年，我創作長篇小說《霹靂三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曾寫到過胡適，那並不是虛構或按照資料寫的，那是根據我同胡適的接觸及採訪留下的記憶寫的。
見到胡適並採訪他是在1948年3月下旬至4月間。那時，在南京蔣政府舉行了我們習慣稱之為「偽國大」的「行憲國民大會」。我在會上見到胡適博士時提過些問題，也約定了時間對他進行過兩次專訪。所謂「行憲」，就是按照「中華民國憲法」「選舉」「總統」及「副總統」，實行「總統制」。蔣介石在開幕詞中說這次大會是「實行民主憲政的開始」，並說「從今以後國家的責任由國民政府交還國民大會」。4月9日，蔣介石向大會作施政報告，強調實行憲政，進行「戡亂」反共，並論及經濟、軍事問題。他承認抗戰勝利以來，生產萎縮，經濟失調，在軍事上遭受重大損失，地盤縮小了等。胡適是「國大代表」，3月間，他由北平到了上海，開協和醫學院董事會後，又到南京參加中研院評議會。在「中央研究院」二屆五次評議會上選出第一屆院士八十一人，人文組的二十八人中，有胡適。胡適當時就在傅斯年家住（傅也是人文組院士之一）。胡與傅的關係是極好的。據說1945年9月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的令文正式發表前蔣介石曾屬意於傅斯年並徵求過傅的意見。傅對胡適一向尊重和信仰，向蔣力薦北大校長非胡適莫屬。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等也有這建議，胡適遂走馬上任。
對學者、院士、北大校長，對有廣泛影響的胡適，我本來是比較敬重的。我一向關注著他。但胡適當時很反共，有機會就要罵幾句共產黨，內戰是國民黨發動的，他卻總是要共產黨放棄北方。在抗戰勝利後審訊周作人漢奸案過程中，他寫證明幫周作人的忙，引起輿論界的批評。頭一年元旦，在北平各機關新年團拜會上，他大肆吹捧「制憲國大」，說國民黨所定的那部「憲法」是「世界上最合乎民主之憲法」。在美國兵皮爾遜強姦北大女生沈崇案上，學潮如火，他反對用罷課方法干預政治。他常強調學術獨立，可是對蔣介石有好感，蔣很想把他拉進政府。有的報上說這是「想往大糞堆上插一朵花」。他擁護髮布「戡亂動員令」。我更清楚記得頭一年秋天，馮玉祥從美國給胡適寫過一封信發表在北平《世界日報》上，因為胡適攻擊馮玉祥帶了「四百人在美考察」「領津貼六十萬美金」。這當然不是事實。結果，馮玉祥提出質問後，胡適寫信給《世界日報》更正道歉……這些事累積起來，在我心目中對胡適博士不禁就形成了一種看法。
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在「國大」開會期間見到胡適博士並採訪他的。
我在會上見到他並與他約定時間向他進行採訪時，問過一些問題，他都作了解答。
例如當時蔣已當選「總統」，我問他對這次「國大」怎麼看。
他眼珠在眼鏡下轉動，答非所問但也未完全離題地說：「我覺得蔣先生在近年的中、美、英、法、蘇五國幾個大巨頭裡，他的環境比別人艱難，本錢比別人短少，故他的成績不能比別人那樣偉大，這是可以諒解的。他做總統很好……」
我問過他：先生對副總統競選支援誰？
他說：中國的事由武人包辦，東一個general（將軍），西一個general不好，副總統最好來個文人。
我覺得他這似乎是反對李宗仁競選，說：今年初看到報上登過先生寫給李宗仁的一封信，對他宣佈參加競選表示贊成，有此事吧？請問作何解釋？
胡適說：早先我曾作過中國公學運動會歌，歌詞說：健兒們，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個個爭先！勝固欣然，敗亦欣然。願競選的就競選嘛，這是民主！
我說：現在上邊支援的好像是孫科，先生怎麼看？
他說：一個總統如果高興的話，表示一下願意誰做他的助手，也是正當的。
我也問過他：對於當前的青年們，先生想對他們說些什麼？
他好像胸有成竹，說：我主張黨政軍團可以與學校合作，對學潮採用疏導的辦法，讓青年發洩不滿和煩悶，發洩完了，再回到學業上來。青年朋友最重要的是能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這些問題都是為重慶《時事新報》採訪他時提出的。地點仍是在胡適博士的臨時住處。時間是在替《新生報》訪問他之後。記得很清楚，那天起立告辭，表示感謝，胡適伸出手來握時，他的手是軟綿綿的，有些手汗。這些內容，在我記憶中，都寫在給重慶《時事新報》那篇專訪中了。我見到的胡適博士每次都穿的中服，整齊乾淨，但很平常，像個學者。他當時給我留著的印象是：為人比較謙虛、和藹。他享有盛名，但平易近人，沒有架子，樸實而不做作。說話沒有太多的顧忌，有時很風趣，很有幽默感。他接受採訪時很肯回答問題。似乎並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他的傾向性和立場那時也是鮮明的。這就是反共擁蔣。
（本文寫於1999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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