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7年夏天，8月裡有一天在江灣復旦大學裡，《現實》的主編、復旦新聞系教授曹亨聞先生找到我問：「你認識杜月笙不？」我說：「由於家庭的原因，我見過他。」曹先生說：「他要做壽了！聽說會很盛大的，海上聞人嘛，而且他過去是私立復旦大學的董事，1937年1月他曾擬捐錢給學校建一個‘月笙科學館’。1944年復旦大學（這時已是國立大學）建新聞館時，他也是出了不少錢的。你是否可以參加一下他的壽宴並採訪一下寫篇文章給《現實》用？這對上海的讀者是有吸引力的！」我當時答應了下來，但後來在家裡把這事告訴了地下黨員陳展後，他說：「寫這種東西有什麼意思？青幫頭子！你寫他就是捧他的場！犯不著！」我覺得他說得有理，但仍決定要參加一下杜月笙的壽宴，豐富我的採訪生活。
杜月笙原名月生，後改名杜鏞，字月笙，上海浦東人，1887年生，這年正好六十歲，他年少時在上海一家水果行學徒，後來加入了八股黨，與黃金榮、張嘯林結拜為把兄弟，逐漸在上海有了勢力和地盤及地位。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時，杜月笙與黃金榮等組織「中華共進會」反共。以後在上海勢力更大，門徒眾多，又開設中匯銀行，在通商銀行任董事長，抗戰爆發後他與戴笠建立江浙行動委員會任主任，上海淪陷後先在香港後到重慶，為抗日利用他在上海原有的潛勢力做抗日的工作，威勢一直很盛。但近一二年內，新聞界的人都聽說了杜月笙的一些情況。
這位「海上聞人」，歷來與蔣介石關係密切，抗戰期間，上海淪陷，杜月笙的勢力在上海還有地盤，杜在香港與軍統戴笠合作，維持著重慶方面同淪陷區的聯絡，溝通了物資交流，同日寇和偽組織的漢奸站在對立面。抗戰勝利，他被任命為江浙行動委員會主任，先行到屯溪等待，準備參加接收上海。但蔣介石此時見日寇投降，對幫會勢力有剪除之心，無培植之意，杜月笙開始失寵，尤其戴笠因飛機失事喪命，隸屬軍統的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根本不把杜月笙放在眼中，使杜月笙感到難堪。1946年8月，上海市參議會選舉議長，杜月笙當選，卻又讓他以「多病」辭去議長之職，重新選了「cc系」的大將潘公展為議長。杜月笙心情極不舒暢，1947年1月裡就離開上海到了香港，說是去「養病」了。養病期間，傳說很多，最驚人的是說杜月笙想去延安，說杜月笙在香港同民主同盟人士來往，這下當局就派了「cc系」大將洪友蘭去香港迎接杜月笙回來。杜在香港待了五十幾天，到3月下旬又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在輪船碼頭，受到相當熱烈的歡迎，他又匆匆去了一趟南京，據說是去向最高當局解釋在港情況的。其實，他是依附蔣政權而存在的，去延安根本不可能，據說是他的人放風抬高身價的。
現在，杜月笙隆重地做壽了，雖然他向記者發表談話說「不願過於鋪張」（他是上海《新聞報》的董事，報上常發表關於他的訊息），但他的門生、故舊組成的祝壽委員會籌備處早已從7月就開始發動送禮，並通知門徒前來拜壽，同時更請南北京劇名伶名角到上海來演出堂會。霸王請客、張飛敬酒，名伶們誰敢不來呀！但杜月笙很會來事，他做壽，是由於在大上海混世要講究一個「面子」，在人家眼中，他現在走著下坡路，不大吃香了，正因為此，做壽風光風光，好讓人看看他還有力量。他本擬做堂會，但立即又宣佈：「目前蘇北、四川、兩廣都有水災，決定將堂會改為義演，公開賣票，所得全部捐給災民。」這做法似乎還不錯，因為義演的票價最高要五十萬元（法幣）一張，一張票可抵一石半米。杜月笙還說決定把人家送的壽儀加上義賣的賑災戲票錢全部捐了救災。但有人說壽儀雖有幾十億，但通貨急劇貶值，物價飛漲。這筆錢放在銀行裡壓一壓，轉一轉，過若干時日捐出來，名義上是捐了，實際這一轉一壓因法幣貶值災民得到的好處不大，究竟如何是弄不清的。
我去參加杜月笙祝壽儀式進行採訪的那天上午，叫了輛祥生計程車到麗都花園去。我沒有請柬，不坐轎車是不行的，沒想到車子到達泰興路麗都花園門前遠處時，已開不過去了。司機說：「開不過去了！你看！」說著，一個警察上來揮手叫我的車子快點走開。原來計程車不讓過去，能開進去的都是私家的漂亮轎車，車子前方玻璃上都貼有一個「慶祝杜公六秩壽辰」的紅紙出入證。許多警察、憲兵都在維持秩序，指揮汽車進出。別克、雪佛蘭、福特等各種顏色的車子數不清，前邊人也擠得滿滿的，我只好付了車錢下車。
來賀壽的賓客真多！我用記者名片開路，一路朝前邊人流中擠過去。天熱，身上出汗，好不容易擠到麗都花園大門前了，左邊正「噼噼啪啪」放鞭炮，外加「天地響」在天上和地上轟響，軍樂隊也在奏熱熱鬧鬧的喜慶迎賓曲。聽來採訪的《申報》記者陳君說國府文官長吳鼎昌代表老蔣來祝壽了，又看到市長吳國楨、警備司令宣鐵吾也來了。還聽說昨晩在愛文義路佳廬替杜月笙暖壽，辦了幾十桌酒席，盛況空前，一大批「黨國要人」鄭介民、許世英、錢大鈞、王正廷、潘公展等，都到了！于右任、孫科、居正、宋子文、孔祥熙等一百人聯名寫了一篇祝壽文也送到了……當政的要人同上海青幫大佬的結合令人吃驚。
看見人們都走進大門裡去，我也隨人流一同進了大門，也沒人檢視我的請柬或名片，但進門兩側放著兩列長桌，都上置筆墨硯臺，有好多本大旋風裝的簽名簿，有的寫明是「貴賓簽名桌」，有的是「記者簽名桌」，有的是「賀客簽名桌」。掛紅綢條的男女招待客氣地請來賓簽名，主要是接待貴賓簽名十分恭敬。他們看人簽名後，分三六九等，有的陪同入內，有的請到後邊去。我寫了報社名字又大筆一揮寫了自己的名字，發給我一份禮品是一盒紅色燙金寫著「壽」字的香菸及一份彩印的吳敬恆（即吳稚暉）和葉恭綽親筆書寫的祝壽文，外加一個別針彆著佩戴的來賓綠綢條讓佩在胸左，請我自由活動。
有「中央電影製片廠」的人用那種「獨眼龍」攝影機在拍攝新聞紀錄片。壽堂里人聲嘈雜，中央上方壽壇前掛著一幅大泥金綾邊橫屏，上寫「恭祝杜老先生月笙六十大壽」字樣。稍下懸掛著一個丈把高的大金「壽」字，正中有個通紅的綢緞壽幛，特大，上邊是蔣中正署名寫的四個大字「嘉樂宜年」，每個字都有尺把長，聽說是製成金字用專機送到上海的！蔣這個人，有一套政治手腕，過去早聽說他對杜月笙有兩副臉，當人面因為避嫌表現得有距離，私下同杜月笙見面卻十分親熱，抗戰勝利後，他對杜月笙冷淡了，現在怕杜月笙起外心，又籠絡了。那天聽一個在採訪的記者說：「老蔣這次特派蔣緯國夫婦到上海去杜公館拜壽，還行子侄禮呢！」
壽壇上的香燭燒得壽堂裡煙霧騰騰，銅爐裡燒的檀香木散發著幽幽香氣。許多壽桃、壽麵一盤盤地供著，江湖氣息與佛教氣氛夾雜。這壽堂本是舞廳，地上滑溜溜的，四面琳琅滿目掛的全是大紅粉紅的壽幛。杜月笙在家裡「避壽」，他的幾個兒子都穿著長衫，雖有冷氣，天這麼熱仍加著馬褂，在壽壇旁含笑迎接拜壽的賓客，歡聲笑語此起彼落。
我採訪喜歡單槍匹馬獨自進行，自由利索，節約時間並且方便，又可得到獨家報道，不受牽制。杜月笙這次做壽，來的人確實多，宋子文、王寵惠、魏道明、湯恩伯、楊虎等都來了，有的同杜月笙那些兒子們拱拱手或握手寒暄幾句就走了，有的則被請進內堂去了，在部分未被請進內堂的人（包括記者）都紛紛從兩側門裡進入後邊花園裡去了。原來請入內堂的人是擺酒席款待，進入後花園的人則在遮陽傘篷下的許多圓桌旁吃壽麵。壽麵是素的，空氣裡洋溢著麻油香。我當然不會去吃這種壽麵，轉了一圈就決定離開。
我事先查閱過資料：1931年杜月笙在上海浦東建了杜氏家祠，舉行慶祝盛典，那時氣勢之大報紙大肆報道過，到的頭面人物一萬多人，放禮炮二十一響，每次開飯，都一千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開完。顯然，如今杜月笙的威勢已走下坡路了！事後，聽到人議論，說蔣介石送杜月笙祝壽的四個字是「嘉樂宜年」，實際是勸囑他乖乖地享享樂度過晩年的意思，言外之意是要他別再有什麼新的非分之想！
杜月笙在上海解放之前一個多月——1949年4月離開上海去到香港，1951年8月在香港病逝，終年六十四歲，離他做六十歲生日僅僅不過四年。他後來葬在臺灣臺北市郊。
我在杜月笙做六十壽誕的這天，有機會在上海看到一些場景，也有我獨特的感受，但我決定不寫什麼稿件，只把這種經歷當作一種資料儲存在記憶中。後來，曹亨聞先生問我寫了沒有，我說沒有寫，他問：「為什麼不寫一寫？」我只簡單地回答：「上海不少報紙報道捧了場，我不想湊熱鬧了！」
（本文刊於2014年第3期上海《世紀》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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