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那裡，我當時懂得馬的壽命約三十歲左右。要想取勝，買馬票靠的是運氣。有次他嘆氣說：「呣嗒啦，呣嗒啦！我嗨窮命啦！」但儘管這麼說，他關心賽馬的事一直未停。只是有一次對我說：「愛賽馬是我的缺點！很不好的！你不要學我。」有一次也說過：「做發財夢的人是發不了財的，想發財還是要靠努力奮鬥！」當時他的樣子很嚴肅。至今，我仍記得他那高顴骨的臉上那種認真堅決的神態。
他有時將詩寫在口袋裡的一個本子上。他講課輔導我時，是預先在一個練習本上花時間做好筆記的。教國文時，課文之外他常給我新增些詩詞。他買過狼毫筆和墨及硯臺送我，還買來本子經常要我臨臨碑帖寫寫大小楷。他講課條理清楚，數學使我易懂，講國文時很認真。一次講課時，給我講「串」這個字。他說出一大堆話來，我一下子就記深刻了，至今不忘。他說：串，物相連貫也，連串而成的物件叫「串」。如一串珍珠，一串銅錢。串也可以做到訪的解釋，比如北方人將上門到別人家訪問叫作「串門」；「串通」就是溝通；「反串」，那就是用在演戲時男的扮女的，女的扮男的，或老生反串小生……這種說法，當時我覺得有趣，也就記住了。
黃魂老師是個愛國青年，關心抗日的戰局。看著報紙上一些敗退的戰訊，常會嘆氣。同父親有時談起抗日，他總是慷慨激昂，大罵「日本仔」和「東洋鬼佬」！他有很好的嗓音。有一次，父親外出不在，他唱一支抗日歌曲給我聽：「拿起你的槍，快快兒奔前方；和這惡虎狼，拼命地戰一場；我們受虧已不少，今天和他算總賬。」聲音高亢，感情充沛。
正在這時，門鈴響了，父親回來了！他也不唱了，但父親聽見了他的歌聲，父親說：「唱呀唱呀！你唱得很好！對洪溥，我不但要你教他功課，也希望你教他愛國。」
黃魂老師對父親是很敬重的，對我說過：「你有一個好爸爸！你要努力！」
有一天，他對我突然說：「我也許會改變一下生活！到抗日前線去！」
但他沒有多說，我也沒有多問。
他給我做家庭老師大約有好幾個月，突然，有一天，他彬彬有禮地對父親說：「很對不起，因為我有事不能再做家教了。」父親問他什麼事，什麼原因，他也不講。父親問他是不是經濟上的問題，他說不是。接著，他就真的不來了。隔了些天，介紹他來的那位穿西裝的黃先生來看過父親。父親問起我的黃魂老師。
黃先生說：「也弄不太清。他說是要去打游擊。家鄉惠陽那邊現在有了游擊隊。他大約是要去參加，人就離開香港了。」
父親和我唏噓了一番，我簡直有點傷感。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黃魂老師，也不曾聽到過他的資訊。
但，在香港相處過幾個月的黃魂老師在我的記憶中始終存在，沒有也不曾消失。回憶香港那段生活時固然會想起他；有時，在心情起伏時也突然會在腦際出現他那高顴骨的面容和捧讀那本厚厚的名人錄的模樣。不知他是否真去打游擊抗日了？他會陣亡犧牲了嗎？誰知道呢？只是師恩難忘，想起他時，一種感激之情總會油然盪漾在我胸間……
難忘當年香港仔送別
夏天的香港，太陽有時很兇，但由於有海風，房裡總有電風扇，並不使人感到悶熱難耐。只是父親的心情是不好的。他的心總同抗戰關聯著，戰局不好，他總關心。他又是個愛工作的人，想做的事在香港沒法做，當然苦悶。繼母汪淑晴來信，仍總是要父親帶我回上海租界上住，居然有一天來信要父親去香港著名的黃大仙祠去燒香求籤，說聽說那裡算命看相很準，建議父親去拜一次黃大仙對於回不回上海做個決定。父親看了信搖搖頭把信遞給我看，說：「可笑！」他是不相信燒香求籤和看相算命的，當然不會照辦。
大約是6月裡，由於日寇沿隴海鐵路進攻，又要從平漢路進攻武漢，形勢不好。有一天，報上突然刊登了花園口黃河決堤事件，花園口決堤淹沒了大片城市與土地的訊息。事後得知，下令決堤造成重大禍害的。據悉當時淹死九十萬人，有一千多萬人流離失所。父親看後，非常感慨。就在這天后，楊老伯來看望過父親，兩人談起花園口決堤，都估計損失慘重，也都懷疑堤是故意炸開口子的。這天，楊老伯帶來了葉楚傖給父親的一封來信。
葉楚傖與楊天驥是同鄉。過去在南京時，我們住過高樓門100號的一幢紅磚洋房。邊上的鄰居就有外交部次長徐謨、畫家徐悲鴻、南京市黨部負責人彭爾康，還有這位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執行委員的葉楚傖。這時，他仍在武漢，已是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官很大，權也很大。葉楚傖戴眼鏡，儀表挺好，說話文雅，當時頗得蔣介石信任。他前清時做過「七品小京官」，後來參加過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楊天驥轉來的信是由於父親曾給葉楚傖寫了一封信，大約談了自己的情況及表示對抗戰的信心，想了解一些時局。葉的信怎麼回覆的我已弄不清，只記得信中談到要堅決保衛武漢，但各機構全部擬遷至重慶。當天，父親同楊老伯談了很長的時間，覺得老蔣堅持抗戰的決心是下定了。中國地方大，迴旋的餘地大，政府將來到四川去是對的，戰事會長期堅持下去的。當時報紙上有幅漫畫：一個面目兇惡的日本軍人手拿軍刀，但兩足陷在很大的泥潭中。中國雖然淪陷了很多地方，如今日寇快打到武漢了，但日本的兩足確實像陷在泥潭中難以拔出了。楊老伯不僅幫葉楚傖轉信給父親，也幫于右任轉過信給父親。于右任當時在國民黨內部職位很高，而父親有時親切地叫他「老於」或「鬍子」。父親辭職擬仍做律師並辦大學後，他曾建議父親在上海重新恢復有革命傳統的中國公學。有次，他給楊天驥轉給父親的信又提到這件事。楊老伯也認為于右任的建議很好。因為中國公學名聲大而且名聲好，比創辦新的大學來得好。但抗戰在堅持下去，父親在香港要實現他的願望，完全沒有可能。父親甚至想過：是否在香港設法做律師？但這想法他很快就自己否定了。他不可能在英國人的殖民地上做律師！語言、法律等對他都是生疏的，最主要的是他熟識的人事關係都不在香港，沒有人脈，他動彈不得。開律師事務所需要的從房子到助手等，他都無法張羅。為這，當然看得出他的煩惱與苦悶。
李尚銘打電話給他，說老朋友們，包括劉侯武、謝無量、楊天驥等都仍常去他山光道住所敘聚，久不見父親和我了，歡迎仍去玩耍。但父親答應了，卻沒再去。天氣熱後，有一天，李尚銘正式發了帖子，說是請好友們歡聚，由香港到澳門去玩兩天回來。但他們去是想去玩賭場的。父親就推託不去了。他對我說：「賭博是一件非常壞的事，不少意志不堅定的人因為沉迷賭博，闖了大禍，毀了前途。一心想贏錢，結果卻傾家蕩產……」他自己是不賭的。所以，當李尚銘等坐船從香港去澳門遊玩時，父親謝絕未去，我也並不遺憾。
其實，在香港也是有賭場的，只是沒有澳門的賭場大和出名而已。而且，香港有些高階的酒店、旅館、餐館裡都總是擺著一個或幾個「吃角子老虎」在邊上，顧客只要有硬幣就可以用來玩耍。我在「六國飯店」住時，到它樓下餐廳裡玩過一次，純粹是好奇，父親也是同意的，說：「可以，你也可以嘗試一下賭博的滋味，但這僅僅是讓你懂得一點賭的滋味。不是教你賭或是鼓勵你賭！」我在「六國飯店」賭了一次，在「陸羽茶室」也賭了一次。那種「吃角子老虎」像只方箱子似的豎在那裡，可以看得到裡邊並不是空的，而是有不少錢幣在裡面。有個塞錢幣的線形口子，你可以把硬幣塞進去，然後用手使勁將一個扳手一拉，有時毫無反應，那你投的錢幣就吃進去不吐了！有時你的手將扳子一拉，突然嘩啦啦許多硬幣都吐在下面了。這吐出來的一大堆錢幣就屬於你了！賭錢這種贏法，一個可能換成多個，當然會鼓勵人的贏錢慾望。我嘗試了兩次，一次輸，一次贏。由於輸的一次只是一個硬幣，贏的一次卻拿到三四元的硬幣，自然算是賭贏的人。但父親說：「好了！以後別再玩了！俗話說，久賭必輸！天上不可能掉下肉包子給人吃的！」我是很歡喜父親對我的這種教育方法的！
仍常常有朋友來看父親。
那位聶海帆先生也常來。有天，他請父親和我去吃晚飯，說是該吃吃葡萄牙菜裡的葡國雞。他陪我們坐「計程車」到了皇后大道中，下車轉進德己立街，路上上下下，有點曲折，最後到了一家葡萄牙人開的餐館。門面不大，高處掛著彩旗，店招是彩色的，上面寫著大字「葡國雞」，畫著一隻大公雞，還有葡萄牙文。這當然是一種西餐，湯、冷盤都沒什麼特別，小麵包、黃油、果醬也沒什麼特別。精彩的就是一缽蒸得滾熱的「葡國雞」。那是將雞腿切碎用大量香料和佐料外加許多乳酪蒸熟的一種特色鄉土菜，確實味道很好。
我悶聲吃雞，但聽到父親同聶海帆談話。談的是在上海租界上辦大學的事。聶海帆反對用「中國公學」做大學的名字，理由是不要惹麻煩。因為「中國公學」這個名字容易引人注意。他這裡說的引人注意的「人」，顯然指的是「敵人」。他說：「學校的名字我已經想好了，就叫‘三吳大學’！不引人注意！」他又說，「您做董事長，我任校長！依您的聲望地位，在上海租界上是吃得開的！你是前輩，法界名人，工部局、法院、律師界、警察局都有您以前的學生和熟識的關係。校址已經不成問題，這事現在只等您點頭了！」
父親沉吟著，當時並沒有點頭，好像也沒有再說什麼。那晚吃完「葡國雞」後，聶海帆送我們回家，臨走時，他好像對父親說：「請您再好好考慮一下……」
聶海帆走後，我問父親：「為什麼叫三吳大學？」
父親說：「我也問過他，他說，蘇州、常州、湖州自古以來，叫作‘三吳’。在上海辦個大學，吸引蘇州、常州、湖州這一帶的學生用這個名字合適。我卻覺得沒什麼好！」
從此以後，日子過得好像極快。父親仍是與友人——熟的和新認識的不斷來往。聶海帆則坐船去上海了，好像他的意見和父親的取得了一致，他去開拓辦「三吳大學」的局面去了！
後來，隔了兩年，在上海，那時「三吳大學」已經辦成開學，父親是董事長，聶海帆是校長。有一天，有兩個敵偽殺手帶了禮品裝作給聶海帆送禮，到了「三吳大學」的辦公室見到聶海帆後立刻開槍，聶海帆頓時倒在血泊中犧牲了。刺客是日寇和汪偽的極司斐爾路76號派來的。接著，父親就收到了恐嚇信又遭到了綁架。那個階段，我才從父親處知道「三吳」並不是蘇州、常州、湖州的古稱。「三吳」是吳玠、吳昜和吳樾。吳玠是南宋屢破金兵的名將，吳昜是南明起兵抗清的將領，吳樾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反清烈士。顯然，父親後來同意用「三吳大學」這個校名也是有道理的。
父親決定要去「孤島」上海了！他是一個愛國者，去上海當然不是為了苟安於亂世。臨行，有一夥友人為他在香港仔擺宴吃海鮮送行。那對我是至今難忘的一個晚上。
去香港仔，路較遠，當時那是一個泊著許多漁船，可以看到好多船桅和大海的漁港，比較荒涼，但碧海靚麗。來吃海鮮的人並不太多。我們赴宴在一隻固定於海邊的大舫船上。它用紅紅綠綠的油漆剛打扮一新。舫船停泊的岸上，許多玻璃器皿和木質盆具內都養著各色生猛的海鮮。翠海如鏡，遠處的沙灘上，有檳榔樹、綠色的尤加利樹。在舫上擺筵席，使我想起戰前隨父親在南京秦淮河和到蘇州去太湖吃「船菜」的舊事。那晚，吃了些什麼記不清了，主要不外是海鮮，但桌上花雕酒的香味至今想起似還存在。朋友們多數都較年輕，敬父親酒，父親仍未喝酒，但說了激動的話，大意似是我不去重慶而去「孤島」會有危險，但我無所畏懼……有人提議：起立唱一個歌為父親送行，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歌聲慷慨激昂，使人熱血沸騰，那時候是幾乎人人都會唱這支歌的。我夾在中間唱歌，不知為什麼卻流淚了。父親那晚，為什麼那麼激動地說那樣的話，我當時似乎不懂，只是，他回「孤島」後，的確遭遇危險，並終於因抗日死在敵人手裡！於是，那晚的往事，他那晚魁偉地坐在那裡講話的情景，至今與香港仔的靚麗海景從未湮沒在我記憶的深井中！
父親去滬是為了應邀用他的聲望及社會關係在租界上秘密辦「三吳大學」，掩護進行抗日活動。那時，從香港到上海只有坐海船來往。最奢華最大的是英國的皇后號郵船，都是數萬噸級以上，如「亞洲皇后號」「日本皇后號」等，其次是美國的總統號郵輪，如「柯立芝總統號」等。一般兩天兩夜至三天可以抵達。再次是荷蘭的郵船如「芝沙連加號」等，約一萬幾千噸至兩萬噸。最小的是英商太古、怡和公司的海輪，幾千噸不足萬噸，要航行四五天以上，顛簸得厲害，條件較差，只是比較便宜而已。
父親同我買了英國的「亞洲皇后號」大郵船的二等船票。這是一艘航行全球的巨型豪華的四萬五千噸級的客輪，奶油白色，巨大得像幢巨型建築物，頭等艙在最上層，二等艙在甲板上端，下面是三等艙，已在甲板下方了。艙底則是四等艙。上了船，四通八達，左轉右彎，使人迷路。二等艙的客房很豪華，彩色地毯，絲光窗簾，兩張鋪著潔白單被的鋼絲床，另附全套裝置的浴室、盥洗室，還有沙發、長桌、壁櫥。我還是第一次坐這種豪華巨大海輪，房裡許多環球旅遊彩色風景畫吸引了我。船要夜晚八點鐘才起錨放行。我走到前甲板附近的舷梯邊上站著，只見船上大菜間和二等艙的旅客們都倚著船欄在向下張望。碼頭上擁擠著許許多多送客的人群，也有許多碼頭工人在搬運大包、扛著大箱或行李在來往裝卸。
船下海面上有一幕奇怪的景象，一個廣東人在我身旁叫一個穿紅衣黑裙的少女：「快來睇水鬼！」
原來郵船旁的海面上有三條小舢板，還有兩條大木盆船。每條舢板或木盆船上都只有兩個人：一個划槳，一個光著身體只穿一條三角褲的就是被叫作「水鬼」的人了。海風已涼，「水鬼」都顫抖著傴僂著身子蹲在船頭仰面向上朝著郵船上的乘客做乞討的手勢呼號。誰將亮晶晶的毫角扔下海去，「水鬼」就撲通躍身下海，在海水中將錢幣撈上來，舉手向船上的乘客亮出錢幣致謝。
天色正由光亮轉向昏暗，「水鬼」在海水裡的動作透明透亮，看得清清楚楚，但看的人多，扔錢的人少。一個吸雪茄的華僑模樣的人將一小把銀毫幣一起扔下去，一下子五個「水鬼」一齊投入水中，搶撈得真是緊張。逗得一些觀眾笑著議論：扔錢的人少，丟下去的錢幣恐怕還不夠幾個人在海邊排檔攤子上吃一頓咖哩飯或魚生粥。我心裡產生憐憫，我特別憐憫一個白髮老婆婆划著木盆船上的一個幼小的「水鬼」，我掏出手帕，將袋裡用剩的一些銀角加上分幣包好瞄準了那一老一小的盆船扔去，可是偏偏手巾包被風吹晃到離他們有四五米遠的海水處，反倒被一個強壯的在舢板上蹲著的「水鬼」一個猛子躥到海里，水中撈月似的撈走了。我心裡很失望，沒人知道我的心意。可惜我身邊沒有毫角了……
就是在這種心情下，船開動了！
船進入大海之中，夜晚四面漆黑，大海看不到邊，海真大呀，黑水洋似的真嚇人，一望無際，浪花激濺，跳躍喧譁。
我帶著不好的心情離開甲板回到艙房。
不堪回首的尾聲
1938年秋天回上海後，我們住在租界後母汪淑晴家。地址是漢口路（即三馬路）同安裡21號。後母的父親已去世，遺囑女兒和兩個兒子同等待遇也分遺產的三分之一。汪淑晴在家是得寵的。父親又是有聲望地位的人，因此他們家將三層樓洋房的二樓讓出給父親和後母及我居住。款待得較好。我插班進了上海東吳大學附屬中學。每天在漢口路口子上的慕爾堂教堂裡上中學。這時聶海帆做校長的「三吳大學」已經開學，招生等事情多已辦妥。父親是董事長，在上海聘了一批董事，開過會，詳情我不瞭解，但父親極少到學校去，聶海帆在我記憶中由於忙及怕引起注意等原因，也特意不到同安裡父親住處來。這時，父親來往的僅有較好的朋友。如上海的江蘇高等法院刑庭庭長鬱華常到同安裡看望父親並長談。鬱老伯也是日本留學生，在早稻田大學上過學。他比爸爸的年歲大，但父親說他為人耿直，所以「得罪人多一直做不了大官」。他愛國，同父親一樣反對親日派。1938年年底，汪精衛突然逃到安南（即今之越南）河內，公開叛國，鬱老伯為這特地又到同安裡看望父親並憤慨地同父親一起痛罵汪精衛。但汪精衛大約半年後就投敵到了上海，1939年年底，鬱老伯就在他住所門口遭汪偽76號特工總部的兇手開槍殺害。而也就在這件事後不久，聶海帆也在「三吳大學」的校長辦公室裡遭敵偽的刺客殺害。聶海帆遭暗殺後，父親就受到監視並收到恐嚇信兩次要他到極司斐爾路76號去談話，接著，就在住處遭到綁架被囚禁在敵偽魔窟裡。後來哥哥宏濟和我也被作為人質同父親一起軟禁在76號裡。
1940年農曆初一，在我的堂兄洪治與外界地下工作者葛覃和吳開先部下的安排下，父親與哥哥及我拂曉時逃出了76號，在靜安寺坐上預先停在那裡的汽車，再轉到新關碼頭一家親戚處換衣服化裝，坐小火輪到浦東藍煙囪碼頭，登上荷蘭郵船「芝沙連加號」駛往香港。父親決定帶我們兄弟到香港後就去大後方重慶。郵船在出吳淞口時，日本憲兵上來對乘客進行搜查。為了安全，父親和我們坐的四等艙，日本憲兵搜查後，船出了吳淞口，父親一人補票到三等艙去（因只有一張三等艙票）。誰知第二天清晨，父親就失蹤了！他床上有一張潦草的紙條，說是他跳海了！他是自殺還是被殺？沒有確切答案。因為日本和漢奸廣播新聞時說父親「破壞和運」，「已被逮捕」。
在「芝沙連加號」船上，我突然看到了吳經熊老伯，他是寧波人，是留學美國的法學博士。戰前在南京時，父親同他有交往，我到他家去過。我哭著叫了一聲：「吳老伯！」他問清情況後，馬上將我和哥哥帶到二等艙他和夫人的房裡，說：「在我這裡安全些！」他又說，「到香港後，我帶你們去見杜月笙！」
「芝沙連加號」抵港後，有汽車接吳經熊，他和夫人帶我和哥哥上了車直駛高羅士打行。這時杜月笙仍住九龍，但每天到香港高羅士打行八樓辦公。這一層樓成了他專門的辦公場所。
父親同杜月笙有過交往我是知道的，但他從來沒有帶我去過杜月笙住所。我只知道杜月笙是上海灘上的「大亨」。這次吳老伯帶我們去見杜月笙我卻有些意外：想不到一到高羅士打行杜月笙辦公的那寬敞的八層樓時，我立刻看見了楊老伯。楊天驥模樣未變，仍穿的是咖啡色長袍，手裡夾著雪茄。見到我，他馬上說：「啊呀！洪溥……」我哭了起來。吳經熊就把父親的事說給他聽。他很同情地點頭用手挽著我安慰我，說：「見見杜老伯吧，這事他會管的！你們的安全最重要。」
這時，我看到廣闊的大廳堂中間，有好幾只大沙發呈重疊的品字形。中間的那隻沙發上坐著一個高個兒瘦削的男人，穿的灰長袍，剃的平頂頭。白天，燈都開著，整個大廳裡，有好幾處都各有一些人坐著在談話，在商量事情。我已經猜到中間的那隻沙發上坐的就是杜月笙！他兩隻耳朵有點招風，眼光有點銳利，臉色有點蒼白，正在聽邊上兩個人同他說話。
吳經熊和楊天驥把我和哥哥帶過去。吳經熊同站起身迎接他的杜月笙握了手又拱拱手，坐下來簡單說了些情況。楊天驥攥著我的手說：「這是洪溥，前年他跟父親在香港時我們常見面的。」杜月笙點頭，客氣地叫我們坐。吳經熊急著要走，說：「把他們帶到你這裡我就放心了！我太太還在下面車子裡！那我就走了！一切拜託！」他和杜月笙拱手作揖，杜月笙也起身拱手作揖。楊天驥就帶著我和哥哥都在杜月笙面前的沙發上坐下來。
當時我看樣子，覺得楊天驥很像杜月笙的秘書，但後來明白了：杜月笙很尊重文人雅士，與這些人交往也請這些人出謀劃策或給他做些文字上的事。杜月笙自從在上海發跡後，聽父親說過：他從青幫頭子進入政界，學會了玩政治，他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學得溫文爾雅，話不多，總很和氣的樣子。他同一些文人雅士或官場人物交往，暗中總在學習這些人的言談舉止。楊天驥這時的確常在他身邊盤桓，但是他的顧問。杜月笙的秘書名叫胡敘五，光頭、戴眼鏡，中等個兒，說上海話，勤勤懇懇做事，認真負責。直到上海解放後，後來，杜月笙到了香港不回上海，胡敘五才離開杜月笙最後回了上海。
我和哥哥坐在沙發上，楊天驥又說：「杜先生（他是這樣叫他的），高宗武、陶希聖的事剛過去，又來了王開疆先生的事。不過高、陶本來是汪一夥的，王開疆是堅貞不屈主張抗日的！這件事要通知新聞界！洪溥他們兄弟倆的安全也要注意安排！」
杜月笙點頭，說：「對！馬上通知新聞界，安全的事也讓他們安排！」接著，又問了我和哥哥的名字怎麼寫。問完，說，「你們兩兄弟準備怎麼辦？」
哥哥說：「我們都要到重慶去！」我也說：「對！我們去重慶！」
但，杜月笙搖頭說：「宏濟可以去重慶！洪溥你太小，還是以後再去。我的意思是你們兩人都先回一趟上海，看望安慰一下母親！然後，宏濟去重慶，洪溥就在母親身邊等以後再去！好不好？」
他說得十分在理，又想得這麼周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被他的話感動了。
杜月笙又說：「令尊同我也是老熟人老朋友了！他愛國！我們都知道！東洋人和汪精衛他們幹起壞事來說不清的！現在，先給你們找地方住下。我會叫人注意你們的安全的。我也會給你們訂船票回上海去的。你們有什麼問題有什麼要求都提出來！令尊這件事對敵人的打擊是很大的！我能為你們做點事是應該的！」
他說這些話後，有個中年人拿了一隻托盤上邊放著藥和水來給他服藥。只見杜月笙拿起托盤中的一支玻璃管，裡邊是白色的藥粉，端起開水杯，將白藥粉倒進嘴裡，玻璃管敲得牙齒「橐橐」響，然後喝了幾口水將藥吃了下去。事後我聽楊老伯說：杜月笙上一年十一月坐飛機去重慶時遇到日本飛機用機槍掃射追趕，險些兒出事，但高空空氣稀薄，他得了氣喘病，身體不好……
總之，這次見到杜月笙，他給我的印象如上。又有客人來找他了。楊天驥帶我們離開杜月笙，他很講義氣似的對我們說：「你們以後有事可以找我！」楊天驥安排人用車把我們兄弟送去旅館住。後來，聽說杜月笙在香港確是做上海和江南方面的情報工作，他還有個「上海黨政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次日，中央社、《大公報》等記者均來採訪發了訊息、照片及評論，重慶《新華日報》也發了訊息。
這是我第二次到香港，是在父親因為抗日在船上突然失蹤後，與哥哥宏濟同到的香港。香港離我上次離開僅僅一年零幾個月，表面上沒什麼變化。但父親謎一樣的去世，使我的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處境大不相同。杜月笙安排我們住在德輔道附近的一家「海陸空」旅館，雖不豪華，也算潔淨舒適，但周圍環境比較熱鬧嘈雜。確實有人安排了我們的生活。本來，「芝沙連加號」上有父親和我們的箱子衣物，荷蘭輪船公司在父親出事後，不肯將箱子等物品發還我們。這時，全部由杜月笙的人給我們領取送來了，也有人叮囑我們外出要小心等。但我們當時不太瞭解特工工作的險惡，並不警惕，幸虧也未出事。我們經常就去街邊的排檔攤吃點煉乳、麵包或者雲吞、牛丸等當飯。父親不在了，在香港就感到有一種漂泊、窮困的心態，逗留的日子不長，對世態人情卻懂了許多，對人生況味也知道不少。
在香港，我總是會想起與父親第一次同在香港時的那些事，在杜月笙處同楊老伯分別時，他告訴我：「蔡元培先生身體很不好。」又問我，「你還記得我陪你父親帶你去看蔡先生的事嗎？」接著，個把月後我就在報上見到了蔡先生在香港病故的訊息。記得後來讀高中時，我曾找了他寫的《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閱讀，增加了對他的瞭解，並對北京大學有了憧憬，只是以後考大學時，選了復旦大學新聞系，未圓北大之夢。
這第二次到香港，巧的是見到了許地山先生。我那時熟悉他寫的那篇短小而樸素無華的佳作《落花生》，也知道他的筆名就叫「落花生」。並讀過他的短篇小說集《綴網勞蛛》。那時，在香港皇后道上的「寧波同鄉會」樓上，正舉辦著一個有關支援抗戰的攝影展覽。我們有個本家哥哥名叫王琪的在那裡幫助工作。我和哥哥去找他時，看到一個相貌堂堂，黑髮、八字鬍下留一綹黑鬚、戴黑邊眼鏡的人，穿灰長袍，由人陪同在看展覽，邊看邊同人談話。他被幾個人簇擁著，給我一種典雅溫文、學者氣質的印象。王琪說：「這就是許地山，‘落花生’。」許地山那時是香港大學主任教授，碰巧見他一面，也是一種緣分。他在我見到他的第二年就因心臟病突發在香港逝世，葬在薄扶林道的中華基督教墳場，好像還不滿五十歲。
哥哥和我從香港回上海後，他取道浙江去了大後方重慶。我1942年也繞道經蘇、皖、豫、陝入川，歷經種種艱險去到大後方。
光陰流轉，父親當年在香港的那些朋友早已失散，我再見到過的只有楊老伯。他後來很快離開杜月笙到了重慶。可能由於對當時大後方的種種不滿，他宣佈脫離政界。抗戰勝利後，他思想傾向進步，營小屋在上海及蘇州頤養天年。他有親戚解放戰爭時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在20世紀50年代初由上海去蘇州專程看望過他一次。他生活簡樸，居處小而雅潔，身體瘦弱，人已更老，使我有滄桑之感。我帶了水果、點心之類表示敬意，他握住我的手就像第二次我到香港在杜月笙高羅士打行辦公處他攥住我手一樣。談起當年香港往事，他莞爾笑笑搖頭，未曾明說什麼。他不信佛，但桌上有尊佛像，似早已看破紅塵。我後來調往北京。他1958年安然病逝於蘇州。我以未能去見最後一面為歉。但他脫離政治對人生的那種超脫，使我想起就會感到一種禪意。
關於父親，當時《大公報》有評論曰：「他擺脫敵偽囚禁，冒險逃出魔窟，用行動表示抗日決心拆穿了敵偽想盜用他名義裝飾門面的可能手段。當時，汪精衛正在籌建偽政府要演出還都南京的醜劇。王開疆先生以他壯烈的死，給日寇和漢奸們一個巨大的打擊。」
失去父親後，想起父親，我就會想起香港；想起香港，我又總會想起父親。1999年春，我已是白髮蒼蒼七十五歲，率大陸作家代表團一行十六人到臺灣訪問並參加兩岸文化交流。來回都路經香港，但行色匆匆，不能多停留。這是我第三次到香港。這時的香港，迴歸祖國已經快要兩年。它是一個「特別行政區」。我在香港會展中心金紫荊廣場前飄揚著國旗和區旗及金色大紫荊花雕塑旁攝影留念。憶及往事，面目似有點熟悉而又非常陌生的香港，使我百感交集，香港較當年更繁華了，香港變大了！香港的高樓大廈像雨後春筍般地矗立著。而中國的傳統文化、西方文化再加上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使整個城市呈現出千姿百態、生生不息的時代動感。人和車，那麼多；購物的商場，那麼多；餐廳酒店和大賓館又那麼多……中環一帶，成了「香港的曼哈頓」，氣派最大，它既是港府和立法機關的所在地，又是商業金融中心。灣仔和銅鑼灣成了「全天候」的商業繁華區……連過去那麼熟悉的維多利亞灣我都似乎生疏了！灣水也不像當年那麼翡翠似的藍淨了！我們從漂亮的新國際機場出來，是坐汽車經過海底隧道到香港的，並不需要坐海輪過渡了！往事並不消失，想起當年少年時在香港的種種，想起隨父親見過的那些人和事，我說不清自己胸中翻動著的是一種什麼樣的複雜感情。忽然想到韓愈的一首感懷詩：「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不禁有愴然涕下之感。
我後來在由臺灣回來途經香港時，傍晚時分擠時間獨自僱了一輛「計程車」直奔香港仔，目的是尋找當年那次難忘的送別宴時的回憶。但到了那裡，一切均已陌生，找不到舊時痕跡，水天茫茫，留下的只是我心中在作祟的傷心感覺。那夜的紹興酒香，那夜的歌聲激昂，那夜父親的慷慨講話和表情以及他偉岸的身影……都跟著光陰遠遠流逝了！
時間真是一個可怕的殺手呀！
它會使一個時代消失，使一個地方鉅變，使人的記憶隨著人的老化和死亡變為烏有。從那時開始，我就決心用文字把我對香港的回憶記錄下來！哪怕是支離破碎的也好……
（本文於2007年春至2008年秋在香港《海岸線》雜誌上連載，後又連載於2012年《山花》雜誌第1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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