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幾年前的印象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從8月15日開始，日寇飛機就開始猛烈轟炸南京。我隨家離南京到安徽，又由安徽省會安慶坐船到達武漢。在武漢住了些日子，由於日機不斷轟炸，父親從武漢坐飛機直接飛到香港，我隨後母汪淑晴及她的貼身女傭阿妹坐粵漢路的火車到廣州，又從廣州坐廣九路的火車到九龍抵達香港。
那時，去香港很方便，無須辦什麼手續和證件，可以自由出入。
香港，這塊英國人從清廷手中硬割去的中國領土，曾被他們自豪地叫作「女王皇冠上的寶石」，由英國派出的香港總督治理。總督府是一幢米白色的漂亮大建築物，裡面高高飄揚著大英帝國的國旗，人都對它側目而視。大英帝國當時像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地主，統治著許許多多殖民地，被稱為「日不落國」。像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錫蘭）、緬甸、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那時都是英國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陸續獨立的。
西元前111年，當漢朝將沿海土地納入版圖時，香港、九龍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清朝後期兩次「鴉片戰爭」決定了香港殖民統治的命運。1840年6月英國艦隊佔領港島，一年後宣佈這裡是「自由港」。從此，英國將大量鴉片由此運入中國毒害中國人民。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國迫使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割佔了香港。1843年設立了總督府。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港英當局迫使清廷簽訂《北京條約》，將香港的疆域擴大到九龍半島。1898年又強迫清廷拓展香港界址，「租借」了沙頭角到深圳灣以南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為期九十九年。從此，香港全面淪為英國的殖民地。
熟悉「十里洋場」上海的我，初到香港，覺得香港比上海小得多，整體上也不如上海繁華，香港對岸的九龍就比香港更差一些。從當時的眼光看，香港的皇后大道比較歐化，顯得漂亮，德輔道商店較多，行人也多。九龍的彌敦道一帶亮麗潔淨，但沒有繁華的感覺。只是，香港和九龍遠離戰火，沒有轟炸，是一幅昇平景象。
香港和九龍隔海相望。維多利亞海港是著名的深水港，巨大的幾萬噸級的大輪船也能駛入，各式各樣的船隻在行駛或停泊。有乾淨的輪渡從香港隨時可以渡海到九龍，從九龍也隨時可以駛回來，不但方便而且便宜。為什麼我那時覺得香港很小呢？主要是那時香港還沒有「填海造地」，自然顯得不大；又因為那時香港、九龍的建設還不像現在。現在的港九，那麼多密密麻麻的高樓大廈，氣勢自然雄偉，佔有的空間也使人在觀感上形成高大的印象。當然，那時的港九也給我一種人們忙忙碌碌的印象。港九的交通是方便的，飛機的航線四通八達可到歐美也可到內地，大型的船艦也可到歐美、南洋或日本、中國內地。九龍有鐵路通往廣州轉向中國內地，由香港到澳門的小輪船一天有好幾班。因為澳門當時是被稱為「東方蒙地卡羅」的賭城，世界各國的賭徒都願去試試運氣。
我們到香港後，第一件事就是兌換港幣。初到時，一百元法幣可以兌換九十八元港幣。兌換價隨行情浮動。街上一些小煙紙雜貨店都兼帶兌換港幣，收一點貼水中間費。後來，隨著抗日戰場上戰事失利，法幣慢慢貶值，一百元換八十多元。但1937年始終維持在一百元換九十幾元。港幣有一仙（即一分）的銅幣，也有五仙、一毫（即一角）、二毫及一元（粵語叫一元為「一門」）、二元的銀幣，此外，就是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及一百元的紙幣。銅幣、銀幣、紙幣上都有維多利亞女王的側面頭像。
1937年時的香港，缺少今天那麼多巍峨林立的摩天大樓和高層建築。那時，畢打街僻靜，砵町乍街狹小擁擠，銅鑼灣亂糟糟，淺水灣荒涼。最繁華熱鬧的是皇后大道，其次是德輔道。當然，賽馬日在跑馬地一帶也是人頭攢動的。由於香港歷來免稅，是「購物天堂」，外國人和外地來香港的人很多。進口的洋貨價錢便宜，人們購物愛到香港。香港又有美麗的海岸線，有中西合璧的風情。香港的「吃」也很出名極有特色，海味固然多種多樣，歐亞一些國家、民族的烹飪法在這裡也各放光彩，所以旅遊者也願意到這裡「賞光」。去澳門賭博的人也順道在香港逗留。抗戰爆發以後，香港可以避開戰火和轟炸，也接納了不少從中國內地來的人。這就使香港熱鬧得多。
那時皇后大道沿街都是銀行、大公司、大商店、大飯店、咖啡館，也有電影院……裝潢比較華麗。夜間，霓虹燈閃爍，高大的廣告牌到處是「白馬威士忌」「三星斧頭白蘭地」「三五牌香菸」「大炮臺香菸」「黃金龍香菸」「阿華田麥乳精」等五彩繽紛的廣告在擠眉弄眼。各種服飾的黃種人、白人、黑人充滿街頭。間或也有天主教的修女穿著黑色白邊的教衣長袍在街邊匆匆行走，彷彿是有意躲開塵囂。維多利亞時代哥特式建築物，加上趾高氣揚的英國差官（警官）、用布纏頭的印度巡捕的巡邏，構成殖民地氣氛和香港的特殊風情。香港友人好意告訴我們：香港人講究做生意，進商店購物不還價就會吃虧。皇后大道上也有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不過規模沒有上海的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大。在上海，到永安和先施購物，倘若你還價是要被人笑話的。在香港卻真的可以還價。父親在先施公司購一頂呢帽，標價二十五元，香港友人陪同，說：「二十元！」居然二十元就買到了，使我們覺得有趣。
香港隨地吐痰要罰款，街上常有禁止隨地吐痰的警示牌。罰款數很大，確實看不到有人「呸」地吐痰。皇后大道清潔、洋氣。德輔道帶著濃烈的廣東味：沿街店號常播放粵劇名演員薛覺先、馬師曾等人的唱片，也常播纏綿悱惻的廣東音樂《小桃紅》《楊翠喜》等招徠顧客。賣廣東涼茶和香腸、臘肉等醃臘製品的店攤在德輔道一帶很多。流動小販見到「差官」就逃跑。背一隻小木箱擦皮鞋的男孩充斥街頭，使人對香港的貧富不均印象深刻。
英國官員和富人的住宅都在山上，一般中國人不準在山上有住宅。華人在山光道一帶有住宅的屬於上層。灣仔一帶，有些地方看了使人感到是貧民區，住戶擁擠，有三層樓的陳舊騎樓，也有菜場、茶園、矮小的木屋棚戶區。灣仔的海邊，常有從軍艦上下來度假的外國水兵和水手遊逛，並同一些塗脂抹粉西式打扮的「鹹水妹」勾搭。像趕集趕會似的，海邊有些地方每天總有漁民划著木船群集著來出售海鮮。品種很多，龍蝦、明蝦、海蟹、海螺、烏賊及色彩繽紛形態各異的海魚都有。木船中央有一大格船艙底上打了許多洞可以放進海水來養活魚。站在一邊看人買賣各種海鮮是件非常有趣的事。
在香港，買了家禽如果倒提著走是要罰款的，買了魚用繩拴著怎麼提都可以。海魚中，最貴的是二斤重的石斑魚。那時還不會人工養殖，而餐飲業卻大量需求。香港的酒家菜館善於烹飪海鮮，活殺現燒，滋味鮮美。當時，吃海鮮的最佳去處是香港仔。香港仔是郊區海邊的一個漁村，吸引著外來的遊客去那裡吃生猛海鮮。館店都並不太華麗，但門口大木盆、大洋鐵盆、桶裡養著各種海味聽任顧客指定挑選後燒煮了上席。
香港同廣州的生活習慣相仿，吃蒸飯，到處可以吃到臘味飯、魚生粥、肉粥、皮蛋粥、叉燒肉、烤乳豬肉、脆皮雞……也講究飲茶，早上飲茶，上午到中午飲茶，下午飲茶，晚上也飲茶。「飲茶」實際是邊飲茶邊吃廣式點心。從蝦餃、叉燒包、雲吞（粵語的餛飩）、燒賣、腸粉、芋角、蛋撻、馬蹄糕到雞包、荷葉糯米雞……不下幾十種。當然，飲茶的地方也有高低貴賤之分。當時，著名的金龍酒家「飲茶」、宴會時，在豪華的包間裡公開擺放鴉片煙槍和煙燈讓客人躺在那裡由女侍者燒煙供客人吸食。開宴和飲茶時也可召妓坐在客人旁邊陪同進食和飲茶。「陸羽茶室」「吉祥茶樓」，從早到晚樓上樓下常年客滿。吃西點、喝咖啡和可可的地方到處都有，以高羅士打行最著名，那裡有高雅富麗的歐式佈置，很安靜，很舒適。矮矮的桌、矮矮的沙發，互相之間距離很大，互不干擾，廳裡有時輕放著華爾茲舞曲。銀壺裝著熱可可和熱咖啡。有女侍者輕輕推著裝滿各色西點的小車到面前讓你挑選。那是當時上流人士談心消閒的去所。
我們到香港後，住在「六國飯店」。「六國飯店」靠近灣仔海濱。面對翡翠色的大海，是幢八層樓高的建築物，當時算是高階旅館。朝著海濱這一面的客房，有陽臺可以站著或坐著觀海。那時海水沒汙染，水綠得可愛極了。清晨，海水託著旭日，血一般鮮紅的朝霞灑落在五顏六色的海輪和閃爍綠波的海面上，紅嘴白翅的海鷗「——」叫著，飛舞起伏。當時，香港的海真是特別美麗，維多利亞港中停泊和行駛著大大小小的輪船，也有豎著風帆的遊艇在海面滑翔似的疾駛，有時有奶白色的大遊輪鳴笛進港……看著海上風光，令人心胸開闊。
二十多年前，「六國飯店」炸掉了舊樓，重建成了三十層高的新樓。「六國飯店」消失了！那時，香港女作家盧瑋鑾女士（小思）曾專門拍了一張八層樓時的「六國飯店」的照片寄贈我作為紀念，至今我仍珍藏著。
到香港後，遇到過一件頗有意思的事：香港用的郵票都是由英國在本土印好用飛機運到香港出售應用的。我們到香港後的第三天，我去買郵票發信，但郵票售罄，英國印好的郵票未及時運到，港督下令將印花稅票暫時代替郵票發售使用。當時寄一封信是五仙郵票，五仙的綠色印花稅票形狀與郵票相似，上邊印著「印捐士擔」（士擔，stamp的音譯）字樣。我當時集郵，但未想到這會是收集珍貴郵票的好機會，買來後發信時貼了「印捐士擔」票寄到上海。誰知第二天郵票就由英國用飛機運到香港了！港督立即下令停止使用印花稅票。隔了幾天，我就見到皇后大道上的一家集郵商店大玻璃櫥窗中將蓋過郵戳印章連同信封的「印捐士擔」票當作珍品陳列在鏡框裡，並且標上了數百元港幣的高價。
我曾打算在香港繼續上初中，但去到一所中學瞭解，見學校房屋很小，主要又因為老師是用粵語教課，課程中國文（即語文課）又用《幼學瓊林讀本》做教材，父親搖頭說：「太陳腐了！」打算以後請位好的家庭教師教我課，免得荒廢了學業。當時，我的粵語只停留在會說點「沖涼」（洗澡）、「食飯」「行街」（上街）、「鬼佬」（洋鬼子）、「呣答」（不行）、「幾多錢」（多少錢）一類家常話的水平上。
香港的交通極方便。人力車很少，在熱鬧的大街上是看不到的。有電動纜車直達最高峰太平山的山頂區。聽說從前是不準華人坐的，後來華人可以坐在後邊。聽人介紹這情況後，父親對我說過：「我們不去坐那東西！」香港的有軌電車很多很方便。又是雙層的。綠色車身塗滿彩色的廣告。上層是頭等、下層是三等，沒有二等。渡船由香港過海到九龍，也是隻有頭等、三等，沒有二等。雙層的電車我是以前未見過的，坐在上面那層俯瞰景色特別舒服。電車橫貫香港，「叮叮噹噹」地在皇后大道和德輔道上行駛。那時沒有堵車現象，「計程車」（即計程車）和巴士（即公共汽車）及「別克」「雪佛蘭」「福特」等牌子的轎車來往行駛，海上輪船和渡船喧囂地鳴著汽笛……夜晚，山上、海上，燈光燦爛像灑在黑絲絨上的鑽石似的。大小街道上的舞廳、酒吧、電影院的燈光、樂聲和酒樓、旅店裡的麻將聲、喧譁聲使香港的燈紅酒綠和歌舞昇平給從大轟炸中的武漢和廣州來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畢竟是在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期，香港也有了濃烈的抗戰氣氛。不少進步文化人士和愛國人士，有外來的也有本地的，在香港為抗戰出力。我們到香港後，每天一早，我就按父親的要求到「六國飯店」門口和附近的報攤上或從叫賣「新聞紙」（報紙）的報童手上去買《大公報》《南華日報》及其他一些報紙，看看戰況和國際新聞及評論。記得12月間日寇在南京大屠殺，放火燒南京及日軍在南京殺人比賽的報道就是當時在香港報上看到並留下深刻印象的，後來的臺兒莊大捷等也是在香港報上看到的。那時，有的文化單位舉辦抗日的攝影圖片展和漫畫展，在香港聖約翰大教堂有過「保衛中國大同盟」主辦的抗日戰爭展覽及支援抗戰的募捐活動。那些地方，父親大都帶我去過，他還同熟人握手談話，在本子上題字、看展覽，也捐款。當時，街上和大飯店裡常有打著小旗義賣紙花支援抗戰或募捐支援抗戰的男男女女或學生隊伍活動。我清楚記得，就在「六國飯店」門口，一群義賣紙花的愛國男女青年熱血沸騰地用粵語講演後唱起了抗日歌曲：「動員！動員！要全國總動員！反對暴力侵佔，掙脫壓迫鎖鏈！要建成鐵陣線！民族出路只一條，生存唯有抗戰！大家奮鬥到底，槍口齊向前！……」這支歌，抗戰初我在武漢就學會唱了！到廣州，也聽到遊行群眾在唱。到香港，再一次聽到同樣的歌聲，格外感到溫暖和激動。當時，唱歌的人和聽歌的人，不少都是熱淚盈眶的！我當時不禁想：哦！香港雖被英國人佔為殖民地了，但我們同香港有血緣關係，香港的中國人都是同胞，還是這樣愛國的喲！……
流水掠影迴光返照
初到香港（1937年10月），很快就認識了一個本來不認識的「靚」字。那時，商店門口的廣告和有些貨物上常寫著一個大「靚」字招徠顧客，表示貨色質量好。粵語報紙（香港有一種粵語報紙，不會粵語的人看不懂）上面常有這個「靚」字。見到美女和美麗的東西，當地人會說：「好靚啊！」……這個字，廣東話念作「亮」。父親說：「其實可念‘靜’，與‘靜’字通用。」後來我知道：《漢書·賈誼傳》裡有「淺庫若深淵之靚」，這「靚」字就唸「靜」，也是「靜」字的意思。左思的《蜀都賦》裡有「都人士女，袨服靚妝」的句子，古人還有詩「繁花對靚妝」，那「靚」字就是美，是靚麗，同港粵人應用的意思是一致的了。父親當時說：香港人用的有些詞彙與話語，中文英文因素都有，文言的來自中華文化，如「飲茶」「食飯」「行街」「中意」……地名如「千歲灣」（即淺水灣）……舶來的如「巴士」（bus）、「計程車」（taxi）、「德律風」（telephone）……這個「靚」字就是來自中華文化的很雅的一個字。
說起「靚」字，我就想起梁翠薇。不知光陰流逝她後來怎麼樣了？這位梁姐姐，如還在，該是九十幾歲的老人了！她是當時拍粵語片很紅的藝人、明星。人美麗、聰明、和善，粵劇和歌曲唱得動聽，她常被邀在交際場上出現。當時她也為抗戰獻金。人們當面都誇她：「你好靚啊！」
在高羅士打行下午喝熱可可時她愛點生檸檬汁：一杯金黃的檸檬汁裡放著兩三顆鮮紅的櫻桃，美極了，但非常酸。我有一次試點了一杯，喝了一口就皺眉咂嘴，引得她發笑。她有時會帶一大摞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來，總被大家分拿一空。她送過我一張簽名照，穿著海勃龍長大衣，倚牆叉腰站立，露出旗袍和身材，光線從頂上射下來，她臉上有嚮往的神色。她比我大七八歲，會唱抗日歌曲《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也會唱王人美的《漁光曲》和金焰的《大路歌》。有時她總愛拉我同她一起，她叫我「阿王」，要我叫她「梁姐姐」，她教我廣東話，向我學上海話，問我戰前南京的情況，問我香港好不好，有時開留聲機讓我聽廣東音樂《孔雀開屏》《雨打芭蕉》……很快我就懂得，她拉我站在一起，是避免有人輕薄她。因為那些交際場合的貴客們，有的色眯眯，握著她的手摸來摸去。有我這麼一個年歲的男孩在一起，這種人不方便，她有安全感。
見到梁翠薇大多是在山光道香港的富商李尚銘家、德輔道一個做海參生意的富商劉子清家。有時，在高升茶樓吃早茶或在高羅士打行喝熱可可吃蛋撻也有她。一次，郭緒發（一個商人）、兩廣監察使劉侯武的兒子等在李尚銘家突然邀請梁翠薇外出，她一把拽住我陪她一起去。我們坐郭的轎車到了跑馬地一個姓麥的女交際花家。房子不太大，卻華麗舒適。麥家是姐妹倆，說是姐妹，年齡像母女，大麥已是畫眉塗粉的「肥婆」，小麥年輕漂亮風華正茂，聽說追求她的人好多好多。小麥其實是大麥從小收養的，大麥要靠她發財。小麥會彈鋼琴、月琴，能清唱廣東戲和粵語歌曲，連梁翠薇都誇她「靚」。大麥會算命看手相，據說很準，但要收紅包。那天，她給劉侯武的兒子和梁翠薇也算命看了手相。以後，我隨他們又去過幾次麥家。
麥家一間大寢室裡香水味撲鼻，梳妝檯上擺滿大大小小的一瓶瓶香水。錦緞華麗的床上有鴉片款待嘉賓。穿旗袍的小麥燒煙敬客。一套古色古香的煙具放在床邊茶几上的盤中。沏來一小壺熱茶，點火讓小煙燈燃著青光，客人上床側身睡著，小麥坐在床前茶几旁的小椅子上，右手執鋼釺從釺盤中一隻銀質煙膏盒裡挑出些生煙膏在煙燈火上炙燒成煙泡，左手拿起一塊火柴盒大小的白玉，將鋼釺上的煙泡在玉上滾動壓緊。煙泡熟了，她左手端起那支鑲翠的煙槍，將鋼釺上的熟煙泡就著火插粘在煙槍頭上，然後，將煙槍遞給吸食的人，客人就著有玻璃罩的煙燈「嗞嗞」吸食。她熟練地一手扶著煙槍頭，一手用釺子將被火燒化的煙泡彙集在一起，讓吸者乾淨吸完。吸食者「嗞嗞」吸完，端起茶壺喝茶，那種快意和鴉片煙味剎那同時出現。香港不禁菸，當時有煙館營業。英國人似乎仍願意讓中國人吸鴉片保持羸弱，吸鴉片還是交際場上的待客工具。郭緒發患「香港腳」（腳上溼氣），吸鴉片時，大麥、小麥都說可以治「香港腳」。我當時卻不能不想起林則徐禁菸的故事和鴉片戰爭割讓香港的歷史。
事後，我將這些告訴父親。他是個不沾菸酒、不賭錢、不跳舞的人，叮囑我以後別跟這些人出去亂跑，他說：香港是英國統治下的金錢社會，有些事，看到了一定要知道好壞。他把「出淤泥而不染」「君子和而不同」一類道理講給我聽。我後來成年至今，這方面也像父親，可能是受父親的教誨和影響很深的緣故。
我的後母汪淑晴是上海人，富商家的「小姐」，到香港後，她就一心想回上海。父親在外邊同友人來往，她概不參加。當時，上海已成「孤島」，公共租界（即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都在日寇佔領統治下。那時，日本還不想同英、美及法國等把關係搞糟，所以「租界」還是受到保護的，後母的母親和哥哥都住在英租界漢口路（即三馬路），有寬敞的房子。她大哥是洋行買辦，小哥是上海有名的維大福綢緞莊的老闆。到香港後，她就一心想回上海，總是慫恿父親與她一同回去，父親說不回去，她就說上海租界上怎麼怎麼好。她哥哥來信也說上海租界上一切都好，也安全，報紙照樣抗日，抗日分子照樣活動，父親有些好朋友都是些大人物照樣都在租界上平平安安過著日子，為什麼要流浪在香港等。後母很任性，也有心計，對我冷淡。她同父親意見談不一致，整天帶著侍候她的阿妹逛商店購物，訂了到上海的「柯立芝總統號」美國大郵輪的票，宣佈她必須回上海看母親。並且很快就帶阿妹回了上海，將父親和我留在香港。我和父親在後母走後仍住在「六國飯店」。
四面八方到香港的人多了，和香港的愛國人士合流，香港有了漸趨濃厚的抗戰氣氛，當然確也有人把它作為「世外桃源」看待。在香港，主要是用粵語，但滬語、川語、北方話……南腔北調混雜交錯。這裡，見不到戰火和日寇，如果花天酒地，抗戰是可以拋在腦後的。只是報紙上整天的戰訊卻刺激著人們的神經，尤其是從戰火戰區中來的人們，抗戰的資訊總是放在心上的。這中間，父親有過不少活動。例如，父親曾與老友時任監察委員楊天驥等去看望過在香港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看望過廖仲愷夫人何香凝（父親未帶我去看何香凝老人。我是直到20世紀50年代——1958年才在北京何老住所採訪過她和她的女兒廖夢醒，並寫了專訪發表在《中國工人》雜誌上的。那年何老已年近八十。後來為慶祝世界和平大會在吉隆坡召開，《中國工人》雜誌社決定請一批名畫家如齊白石、陳半丁、王雪濤等包括何香凝合作一幅國畫《和平頌》印成彩色插頁發表，並由新華社發稿，由我負責組織並請郭沫若題寫了「和平頌」三個字。何老十分謙虛平易，採訪她並請她作畫她都慨然應允）。她們都在從事抗日救亡工作，聽父親說，孫夫人不顧日寇濫炸廣州，曾從香港坐船到廣州慰問傷兵和被敵機炸傷的難民。說有一個從敵機炸死的孕婦腹中取出的嬰兒，居然還活著。孫夫人在醫院親手撫抱嬰兒，叮囑一定要小心看護撫養好……使人感動。又如1938年年初，駐日本大使許世英奉命從日本下旗閉館坐船回國，父親曾與友人接到通知去歡迎並參加宴會。
許世英是安徽人，民國十四年做過國務總理，抗戰前一年赴日本做大使。他身材矮小，不溫不火，有人背後叫他「許矮子」。讓他做駐日大使，據說就是因為他「穩當」，能忍受日本人的蠻橫無理。抗戰爆發，日本一直不宣戰，許世英一直留在東京坐冷板凳。此時奉召回國，意味著蔣介石下決心抗戰了！所以去歡迎的人不少。許世英和杜月笙關係很好，到香港時，杜月笙已從上海遷居香港，在九龍格士甸道有了一幢三層樓大洋房。杜月笙當時有個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和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職務，許世英到香港後，未找到房子居住前，就被杜月笙請到杜公館三樓居住。父親同杜月笙也熟識，所以與友人同去過杜公館同許世英和杜月笙見過面，但未帶我去（我是1940年才在香港見到杜月笙的，那時父親已因抗日去世。許世英我是1948年見到的，在南京。那年，許世英七十五歲，矮瘦而小，但精幹。我岳父與他是老朋友，請他為兒子凌躍龍結婚時做證婚人。當天，讓我坐轎車接送並招待許世英。閒談時，他問我家世，我談起當年香港的一些舊事，他仍親切表示記得）。
父親同我生母李蓀在我六歲時因性格不合而離婚。當時父親在南京工作，家在上海。離婚後，父親將我帶到南京，特別疼愛，平時有個保姆還有一個他的秘書張景春照顧我。父親平時除了辦公、開會、做紀念週、去一些特別重要的人住所或有特別重要的事須談話外，他總愛帶我在身邊，所以我從小就認識他的許多熟人和朋友。父親說：「人要見多識廣，認識文人名士，可以使你有好的教養。」他對禮貌和規矩是很注意的。彬彬有禮，規矩坐著，好好地聽，不亂插嘴，不懂的事和話事後可以問。這就是他的「家庭教育」。所以，父親不帶我去的地方，我不會要去；他帶我去的地方，我總是很願意地跟他同去。我覺得這樣做確實可以開闊知識，增加見聞，學會應對。
消逝中的一些存在
抗戰時期，從1937年10月到香港，滯留居住一年左右的生活，雖然有些已在我記憶中消逝，卻仍有不少依然在我腦海中存在。
父親王開疆是政法教育界名人。他早年在日本曾參加中華革命黨。「二次革命」時因反對袁世凱，被通緝並被刺客行刺受傷。1927年應邀由上海赴南京就任法官懲戒委員會秘書長，1932年被特任為國民政府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專職委員，清廉正直為人稱道。這工作很有權力，南京家中門房裡經常有求見、送禮的人，多數是些縣長、法院院長等以上的公務員。父親歷來是一個不見，全部讓門房擋駕打發走。但為秉公辦案，他與司法院長居正等常有矛盾。我上小學六年級時，有次他帶我到居正家，為一個案件的事談話發生矛盾，他最後拍了桌子肅然帶了我起身就走，居正送他，他也不理。1936年他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在1937年春天終於辭職照準，他打算仍到上海做大律師，辦大學。但「八一三」事變後，打亂了他的計劃。這中間，于右任、邵力子、葉楚傖都找過他，要他出山，他都拒絕了，說慢慢再考慮。當時盛世才在新疆正開始統治，得到了上將軍銜。盛世才在中國公學上過學，在日本留過學，同他熟識，熱情寫信並派人邀請他「去新疆一同工作」，許以高官厚祿，但父親說：「盛世才這個人野心大，與他不可共事！」他拒絕不去。到香港後，他關心時事，力主抗戰，交往的多數均是當時的名流，聽到一些不順耳的話，他常常很激動。比如英國當時執行的是綏靖政策。為了英國的利益，幫助日本壓迫中國對日本妥協。父親一位朋友孫隆吉，曾在天津海關當過關長，知道當時英、日談判，已將中國海關收入及儲存全部代中國做主送給了日本。中國為抗戰，一心希望向英國貸款。可是英國怕得罪日本，不肯借貸。「鬼佬」（香港人叫洋人為「鬼佬」）似乎就是這樣壞！因為報上刊登：美國仍在將鋼鐵等大量賣給日本，讓日本製造炸彈等武器屠殺中國軍民。當時，父親友人間傳得最多的是德國大使陶德曼，在暗中調停中日關係想要中日停戰，但日本要的條件是獅子大開口，蔣介石不肯答應，所以調停的希望不大。父親聽了，認為「老蔣這樣做就對了！」「中國人受日本人的欺侮這麼厲害，再不拼命怎麼行？」他認為「日本就像一條毒蛇，但要吞掉一隻大象是痴心妄想！」
香港的氣候很好。它屬於海洋性亞熱帶氣候，溫暖，不寒冷。海風送來海水的淡淡鹽味，空氣溼潤，站在海邊會有這種感覺。十月金秋，應該是香港最好的時節。天氣晴朗的情況多，有可愛的陽光。間或下了雨，柏油馬路上很快也就幹了。入冬後，香港也不寒冷。我穿一條深灰法蘭絨短褲，換上長筒的灰羊毛襪，上身是白襯衫外加一件藏青西裝上衣就行，用不著穿大衣，再冷有風時加件風雨兩用衣就可以了。
初冬，有一天下午，父親曾帶我與友人楊天驥同去看望病中的蔡元培先生。我們是一起坐香港鉅商李尚銘的私人轎車去的。住址在哪裡，已全忘卻，有印象的只是蔡先生的住處會客的房裡書特別多，櫥架上、長條桌上、書桌上全放滿了書。蔡先生穿長袍、戴眼鏡、上唇蓄短鬚，說一口浙江口音的普通話，聲音不大，腹部突出，人顯得蒼老。父親和楊天驥很尊重他，讓我叫他「蔡老伯」。他對我笑笑點點頭。父親和楊天驥都稱呼他「孑民先生」。他當時身體很不好，臉瘦有病容。他們談些什麼，印象已經淡忘，只好像談了上海，他是從上海來香港居住養病的，也談了抗戰的事。還記得楊天驥老伯笑著問過我：「你上學時是不是男女同校？」我點頭，他就笑著說：「這就是你這蔡老伯提倡的！他那時做教育總長……」我後來聽父親說過：「一·二八」那年，我隨父親離南京到北京住過一段時間，當時蔡先生是北大校長。父親在北京時曾同蔡先生見過面。父親這次與楊天驥先生看過蔡先生後，在香港聖約翰大教堂參加「保衛中國大同盟」等舉辦的支援抗戰的展覽會及募捐活動，同蔡先生也見過面，只是我未在場。蔡先生與父親在1940年同一年去世。父親是2月出事，蔡先生遲個把月病故。出殯那天，參加的人極多，全港學校和商店都下半旗誌哀。蔡先生葬在香港的華人永久墳場。後來，據說已很少有人知道或去掃墓瞻仰了！
關於楊天驥先生，他長得瘦小但面色紅潤，戴眼鏡，禿頂，穿中式長衫，兩眼有神。他一般愛用「楊千里」這個名字，江蘇吳江人，詩詞書法均佳，人稱「才子」。他早年在上海某學堂教過國文，胡適是他學生。在1906年，胡適十五歲時，楊天驥彙輯《西一齋課文》以備「日後察看學生進步之迅速」，其中收入胡適根據楊先生的命題所作的論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當時楊先生對此文作了讚賞的批語，人都誇他「識才」。1937年冬，胡適聲名正盛，秋天時經香港去了美國。楊天驥同父親不時談到胡適，只可惜許多具體的事我都記不清了。
父親說過：楊天驥先生早年在上海辦《民呼》《民主》等報時同父親相識。在香港時，我發現他會英語，能看英文報也能用英語同人會話。父親認為楊天驥先生「才不外露」，「是個有學識的能幹人」。他同楊先生很談得來。
我隨父親在香港長住在「六國飯店」。當時這個八層樓的大飯店算是高階的旅館。我們住房的隔壁，住的是四川籍名流謝無量先生：他個兒不高不矮，胖胖的，臉色很好，兩隻大眼看起人來慈祥和藹，臉上總有笑容，不笑時也像彌勒佛，給人坦誠和大而化之的印象，說話聲音很柔和，他那時曾穿一套新的藏青色西裝，打黑領帶。但西裝上衣因吃飯時不小心很快就染上不少油漬。父親說他是「名士風度」。我們的住房朝海都有個陽臺，謝無量那時單身一人在港，他比父親年齡稍大一些，四川口音，是同盟會會員，曾做過孫中山先生大元帥府的秘書。父親特別誇讚他的學識和書法，聽父親說他在中國公學教過書，著述甚多。我後來上大學時，在復旦大學圖書館查閱他的著作，均是由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其中魯迅很重視的《中國大文學史》就是他的名著。新中國成立後，我聽說他在成都任過四川省博物館館長，在四川大學任教，主講《莊子》等，後來是全國政協委員，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任教，住在鐵獅子衚衕紅樓宿舍內。毛澤東對他很尊重，曾在中南海專門設宴款待他。大約是20世紀60年代初，我看到過當時新華社發的照片，他坐在毛澤東的身旁，仍帶著他那種安詳坦誠的笑容，席上還有章士釗先生。以後，他出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1963年去世。我因1961年夏就離北京去山東支援老區建設，以後未有機會和心緒去看望這樣一位堪稱文化名流的父輩。
謝無量在香港滯留期間，應是1937年秋冬。他在香港留的墨跡不少。因為經濟不寬裕，他也收錢寫字。當時，香港開設有多家當鋪的鉅商李尚銘很愛結識政界上層人士及文化人。一連幾個月，每晚都在他山光道寓所設宴待客，款待得十分大方，毫無吝嗇。他每次都派汽車接送客人，家中照例至少有一桌麻將或一桌「沙蟹」。謝無量和父親幾乎每天總帶著我同坐一輛來接的轎車去李尚銘公館玩。當時的常客，除謝無量、楊天驥和父親外，有兩廣監察使劉侯武及他兒子，有卸了任的天津海關關長孫隆吉（此時是銀行家），有一個瘦長高顴骨的商人郭緒發（我20世紀80年代在四川做出版編輯工作時，見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的《謝無量書法集》上收有謝無量寫贈郭緒發的字）。此外，當時著名拍粵語片的影星梁翠薇等也應邀常來吃飯。李尚銘備有文房四寶，有時就請謝、楊和我父親到書房給他寫字題詩留下墨寶，並代別人索字，寫後很快就裱了掛起。謝無量的書法風格獨特，我覺得有的字像小孩寫的，但實際蒼勁挺拔，不落俗套，人都稱好。
謝無量喜歡古玩。在港期間，許多古玩商人都到「六國飯店」送貨給他看，要他購買。他極善鑑別，當時香港假的古董玉器極多，他用白洗臉盆，註上一盆酒精，將商人送來的玉器、翡翠、雞血石等都放入盆裡浸泡。假的就會褪色。他就當面退還商人，使以假充真的古玩商十分難堪，我到他房裡，看到這樣常笑得很高興。他用放大鏡鑑定古玩，還將一隻德國貨的小放大鏡送給我玩。雖屬無意的儲存，但迄今仍在我抽屜裡。他又特別愛打牌，在山光道李宅打麻將的常有他。他總是輸得很多，但輸了臉上也仍是十分從容，帶著他特有的憨厚的微笑。
他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在李尚銘家，謝老伯和李尚銘的幾個朋友喝茶聊天。一個上海客人大約為了討好李尚銘，就說開當鋪是積陰功的好事。窮人有了困難，要是沒有當鋪，過年或有了急用借不到錢，那真是死路一條了，有了當鋪就可以救急等。附和的人也說確是這樣！但謝老伯突然笑了，說：「哈哈，窮人可不會這麼說！開當鋪的目的可不是為了啥子施捨！哈哈！」他朝李尚銘看著說：「對不對？」李尚銘也笑了，把頭點了又點。他這也許是敷衍謝無量，也許是欣賞謝無量的坦誠。
我寫長篇小說《戰爭和人》三部曲時，對其中寫到香港的「六國飯店」等當年情況時，是動用了當年在香港住了一個時期的生活積累的。香港女作家小思女士曾寫過《香港文學散步》一書，內有懷舊散文，「六國飯店的名字深深地和40年代的中國文藝南方發展連在一起」。書中，還專錄了我在《月落烏啼霜滿天》中寫的《六國飯店》的那個片段。那是1937年冬到1938年春時的狀況，看到她書上八層樓高的六國飯店的舊景照片，當年我在那裡生活過的情景不覺都出現在眼前。當年，八層樓的「六國飯店」早已變成三十層高的新的大樓了，是爆炸掉舊樓後重建的。看來，歷史就是這樣。它不會被人們遺忘和背棄，它也總是在向前進步發展。小思女士等在不少作品中都記錄、發掘了許多中國文化人和名流在香港留下的事蹟和屐痕。這說明香港迴歸前與迴歸後都自有一批值得尊敬的作家，他們有可貴的中國心。他們珍重歷史，也在開拓今日塑造未來。他們懂得在擁有現代物質文明的同時，該如何去懷念、珍視那些值得銘記的文化人和文化活動，儲存並光大香港歷史上有過的那些屬於中國的、美好的東西！
聖誕大餐和跳「加官」
香港既有中國傳統文化底蘊，又有受到英國殖民統治的經歷，使它薈萃中西文化，交雜新舊事物形成一種浪漫風情，回味起來，心頭會有說不盡道不明的感覺。
1937年冬天和次年的大半我都是在香港度過的。從12月下旬到次年過陰曆新年前後的往事在心底鐫留最深。
香港人因為曾處於中西交錯的地位上，把聖誕節作為盛大節日來過。「六國飯店」在聖誕節前就佈置得富麗堂皇，聖誕樹上玩具琳琅滿目，聖誕老人的巨像豎在大門口。玻璃櫥窗里布置成皚皚的白雪，天際深藍，閃爍著金色的大星。綵帶和閃光的錫紙、玻璃鏡漂亮得叫人看了就歡樂，彩色的燈光像眨著的眼，忽閃忽閃。不知什麼地方，放出了《平安夜》的音樂聲。「六國飯店」很靚，但灣仔木屋區那一帶窮苦的人很多；聖誕節快樂的英文字很大，但中國抗戰前方傳來的戰況令人揪心。
父親的一位朋友，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區芳浦在「平安夜」的當天讓人送來了請柬，也有謝無量先生的。給父親的一張請柬上還寫明瞭「請與公子同來賞光」這樣的話。我當時感覺：我隨父親一同外出交遊赴宴的事一定在他朋友中傳開了！我並不願意跟著父親外出赴宴吃人家的，但父親又不能丟下我不管，因此習慣也就成了自然。父親也是看人家是否誠心，去是否必要，他已沒有實職在身，只有個國民大會代表的空銜，但許多朋友都喜歡他，他也不願與世隔絕，接不接受邀請是並不被動的。朋友們都知道他實職在身時是不輕易吃請的。
區芳浦是廣東人，從廣州到香港住在淺水灣大酒店；他同父親通電話說晚上請吃聖誕大餐，說淺水灣酒店的西餐最好！更說晚上還有父親的老同學等著同父親見面。父親問是誰，他不肯說。謝無量因有事晚上決定不去。父親也猶豫了。但來接的汽車來了，父親就帶著我上車赴宴。到了淺水灣大酒店，進入有聖誕樹和聖誕老人的西餐廳。區芳浦笑臉迎著上來，後面跟了兩個人，一個穿中裝，一個穿西裝。穿中裝的年歲較大，是康有為的女婿。穿西裝的確是父親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兩個人都姓麥，但不是一家的。奇怪的是父親忽然對區芳浦說：「我帶著孩子到一下就算來過了！我還有個地方要去，你們請進餐吧！」見父親如此，區芳浦尷尬起來。但父親已經帶著我移步了。區芳浦送我們父子出來，父親帶我上了「計程車」就回「六國飯店」了。我覺得奇怪，父親對我說：「那個康有為的女婿是香港電報局的局長。另一個姓麥的確實是我在日本時的同學，但是個親日派，我不能同這種人結交。」這我就明白了：父親是歷來反對親日派的！我和汪精衛的兒子汪有綱在南京中大實校同學，知道汪精衛是親日派所以我不愛理他。這也是受家庭的影響。所以那晚，我和父親回了「六國飯店」。父親點了西餐讓樓下送上樓來在房間裡吃的。吃飯時父親大致說：康有為是個保皇黨，參加過張勳復辟，死前還向溥儀上摺子謝恩，我為什麼要同他女婿做朋友？那個與我同過學的人，早先就是親日派，不來往的！如今日本戰爭中佔了上風，誰知他要幹什麼！區芳浦太豈有此理！……我覺得父親脾氣剛直。但覺得他是對的！父親是日本留學生，但一直不同親日派來往，更不同日本人來往。
轉眼到了1938年的除夕，父親的老友兩廣監察使劉侯武發來請帖，請父親和我同去廣東同鄉會看潮州戲《玉堂春》。劉侯武是廣東潮州人。他這兩廣監察使大部分時間應在廣東、廣西執行監察任務，但他也有在香港要辦的事，所以有時就在香港，也有住房在香港。秋天時，他看望父親時見到了我，一再誇我相貌好，表示喜歡我，楊天驥就撮合使我拜他為「乾爸」。頭一天說了，劉侯武第二天就送了些吃食和一套英國貨的西裝料給我。所以雖是潮州戲，又是《玉堂春》，我還是去了。天黑時，劉侯武派車來接，廣東會館是中西合璧式的灰色建築，裡邊有個會場可以演戲。我們到時，劉侯武陪楊天驥、謝無量、李尚銘等都已到了，都坐第一排，橫桌上放了花旗柑和蘋果及各色八卦狀的果盤：蜜餞、糖果、牛肉乾、瓜子等，大家拱手作揖握手坐下，女招待不說：「請吃吧！」卻說：「請抓癢吧！」也不知是什麼意思。我隨父親坐在劉侯武右邊，蓋碗茶泡來時，開場鑼鼓敲響，震人心魄，足足十多分鐘。幕拉開了，掌聲中只見臺上右邊門裡出來一個戴著「加官」假臉的角色，大紅袍、高底靴，一手舉著「加官晉爵」的金牌，一手拿著牙笏，踩著鑼鼓點，捯著碎步跳來跳去，舞個不停。這時，臺下來了兩個穿長袍的男人擁著一個年輕坤伶手捧捐簿來到我們面前，說是為救濟潮汕貧病藝人來港義務募捐，敦請官商各界慷慨解囊。這時，臺上又出來一個著戲裝的財神爺也開始跳了！穿著綠蟒袍，戴著頭盔，手拿「得財進寶」的金牌，跳得火熱，捐簿遞到父親手裡，一看，捐簿頭上不知是誰已簽名寫了「壹仟元」。父親自然只好也簽名寫了「壹仟元」。這捐簿又逐一由那美女遞請坐在第一排的客人一個個簽上名字和款數傳過去！這種做法在當年上海那些頭面人物藉著給父母或自己做壽開堂會時就有，名曰「打抽豐」，實際是一種敲竹槓行為。劉侯武是藉此為家鄉潮州戲劇團做「好事」。我們第一次看潮州戲，聽不懂也欣賞不了，硬挺到看完，才被送回「六國飯店」。
劉侯武個兒不高，寬額大眼，唇上留點小鬍子，常帶笑容。廣東潮陽人。學生時代參加同盟會。曾在暹羅（今泰國）辦《中華民報》，也在汕頭辦報。1936年與父親同時當選所謂的制憲國大代表。這時他任兩廣監察使，在香港，極有權勢也頗有人緣。抗戰結束，他辭官回家鄉辦了潮陽大學，新中國成立後，他去新加坡做了潮陽學校校長並籌辦南洋大學。20世紀70年代中在香港病逝。自這次看潮州戲後，我偶爾也聽人說起他的情況，但卻再未見過這個「乾爸」。
也就在舊曆年間，收到大紅請柬，到山光道李尚銘的花園豪宅裡參加宴會。他的豪宅，是兩層高帶假三層的寬敞英國式的多臥室建築，房頂帶古典中國式。大客廳也是中國式紅木傢俱配有中國書畫、屏風等擺設。花園極美，有噴水池、綠草地、養金魚的大缸，更多的是花卉樹木，一片小竹林，竹枝上絲線拴著薄瓷片，有風吹拂時，薄瓷片甩起來，瓷片碰搖，聲音悅耳。許許多多由花工在暖房裡培植的盆栽爭奇鬥豔。矮樹上掛著鳥籠，芙蓉鳥和銀眼圈鳴聲可愛。李尚銘陪父親和我上過二樓。樓上十分豪華。有中西古玩和工藝品，有巨幅西洋油畫，中國的青銅器、瓷器，更有大玻璃櫥，放著由大到小許多個純金羅漢，一間大臥室裡，靠牆有他死去的漂亮年輕太太穿著騎士服騎馬的巨照，一丈左右見方，是照片放大拼製成的。李尚銘喪妻不娶，為悼念愛妻還留起了山羊鬚。他中等個兒，頭頂微禿，戴金絲眼鏡，穿得非常樸素，總是灰色中式長袍，挺著大肚子。他喜歡結交名流官吏，相當長一個時期，總派車接我們去豪宅聚會，家有名廚，菜餚豐盛，應稱頂級美食家：席上總有清蒸大龍蝦（那時的龍蝦特別大，有時有一尺多長，三四斤重不稀罕。不像如今的龍蝦，大的幾乎看不到了）、清蒸石斑魚或比目魚、炒香螺片、紅燒對蝦、芙蓉青蟹、炒海瓜子、水煮蜆子、燴海參、燴甲魚裙邊。魚翅羹和燕窩湯自不必說，鮑魚他總用日本金錢鮑，還喜歡用罐裝法國蘆筍、英國瓶裝小酸黃瓜，至於火腿雞湯、印度咖哩燒雞、牛奶菜心、廣東臘味等自然屬於常有的陪襯。家裡的女傭都是廣東姑娘，一律梳一根大長辮拴著紅頭繩垂在背後，穿一樣的唐裝，端菜上茶彬彬有禮。家裡像個俱樂部，男女賓客打撲克和麻將牌、聊賽馬、去澳門賭錢的都有。有些當時的影星藝人和交際花間或也清唱一些粵劇和歌曲，奏敲月琴湊趣。就餐前後，飲茶喝咖啡，名流們總是在擺好的大桌宣紙上揮毫寫字或賦詩寫了贈送他。
李尚銘結交官場名流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做生意。後來似乎未達到什麼目的，他的熱情招待也就淡下來了。據說，他同劉侯武仍有交往。父親不住「六國飯店」帶我住到租來的住處後，交往的人又有了些變化。父親給我請了家庭教師，每天上午我都得在家裡上課。父親上午外出都是獨自去，下午或晚上有人邀請我才有機會跟他同去。但新的香港生活的畫面仍繼續變幻地呈現在我的面前。
一位去打游擊的家庭老師
父親在香港露面多了，來看望父親的人也就來得多了。其中還有年輕人，幹什麼的不清楚。但有些講起話來慷慨激昂，都是主張抗戰大罵日寇的人。記得清楚的是一個名叫聶海帆的，他年歲比父親要小不少，身體壯實，個兒高高，穿著西裝，戴著眼鏡，有點學問的樣子，會講普通話，也會講上海話。有時獨自來，有時與另外一兩個人來。講話總壓著聲音但卻很激動，父親說他想找父親商量辦大學的事。有一次，我正在玩木質的模型飛機，從商店裡整盒買來，自己裝配起來玩，可以用粗橡皮筋絞緊讓模型飛機飛起來。聶海帆來了，父親說：「洪溥，你出去玩玩去！」我就明白，他們可能有要緊的事談，也可能父親嫌我在場，有些事他可能不想全讓我知道。我拿起模型飛機就從「六國飯店」三樓下到樓下，走近海邊去看維多利亞灣那些吸引人的景色了。這個大深水港，大型的各色郵輪和英國軍艦都可駛進來停泊。海面上船隻來往忙碌。沿海有大排檔，賣咖啡、罐頭煉乳和果醬、黃油「土司」和「熱狗」（麵包夾香腸）……也有烤魷魚的攤子賣塗醬的魷魚。海鷗亂飛，情景熱鬧，我常常流連忘返，也到靠近灣仔的一帶找空地放模型飛機。灣仔一帶的居民穿木屐的特多，清脆的木屐聲剛聽覺得吵鬧，聽慣了卻變得悅耳了。隔上兩三個小時我回「六國飯店」，父親外出了，我就獨自在房間裡開收音機聽或看看報刊，心裡感到寂寞。
後母沒有回香港的意思，來信總是叫父親回上海。「六國飯店」住著開支大，我漸漸明白，家中的經濟開支大權是掌握在後母手中，父親見他的友人像楊天驥老伯等都是租了房子住的，父親就決定託人找房子。我到香港後，不上學，父親說我像個「無業遊民」，就又決定趕快替我找個好的家庭教師。這兩件事他都要抓緊辦。
他做了決定，說辦就辦。他認識了一個姓黃的本地人，是永安公司的高階職員。這位黃先生幹練負責，很快就在離灣仔不遠處找到了房子。那是一種臨街有騎樓的房子。在二樓上，一大兩小三間房，有陽臺，有很小的廚房和衛生間，還有電話、鐵門，安全、乾淨、朝南。有客來摁電鈴後，鐵門上有個小活動門可以移開看到來人是誰。黃先生又在報上登了一個招聘女傭的小廣告。香港報上這種廣告特別多，找工作的人也多。說明早上八點到中午十二點，負責買菜，做中、晚兩葷一素一湯的菜和飯，兼帶打掃衛生購買雜物。很快就找到了一箇中年女傭，廣東人，姓齊，就叫她「阿齊」。這阿齊話很少，來了就做事，時間掌握得很準，十一點半總是把飯菜做好，十二點我們把飯吃完，她洗好碗就走。晚上的菜都已做好，父親和我自己晚上熱了就可以吃。我跟她上附近菜場去買過菜。菜場裡魚殺好了賣，可以買半條，活的雞鴨殺了賣。海味多，蔬菜品種也多，芋頭有菠蘿那麼大。阿齊會用雞鴨「煲湯」（煮湯），做的廣東菜像西洋菜鴨肫湯、炒紫菜薹、炒蠔油牛肉、鹹魚篜肉餅等我們也吃得慣。父親很滿意，也常打發她去熟食店買叉燒肉、滷雞蛋、滷鴿子，到水果店買水果，到商場裡買罐頭牛奶、麵包和蛋撻做早點。生活安定了，很快那位黃先生就把他的一位本家弟弟名叫黃魂的介紹來做我的家庭教師。黃老師不滿三十歲，是廣東惠陽人，高顴骨，一頭濃黑的頭髮，兩條濃眉毛下帶凹的眼睛。個兒不高，但身材結實。他因為家裡窮，沒有很高的學歷，但他自學成才，上過平民學校和職業學校，自己又學完了從高中到大學的課程，在惠陽有過教初中的經驗。他能寫一筆漂亮的字，到香港後，每天下午在一個雕刻廠做雕模技工，晚上，給一家進出口商做英文打字及計算抄寫的工作。他可以從早上八點到中午十二點幫我補習數理和英文、中文。黃先生帶來了他寫的毛筆字、鋼筆字和英文打字的信函及他投稿在報上發表的一些短文和詩給父親看。短文和詩都是從報上剪下來貼在一本練習簿上的。有首詩我當時看了，後來又看過並且記熟了頭兩句，到今天都未忘記，那是：「我是路邊一株踩不死的小草，我是田裡會翻土的蚯蚓……」
父親問了他一個問題：「你的名字是家裡取的嗎？什麼意思？」
他答：「我本來不叫這名字。這名字是我自己改的！日本鬼佬侵略中國，黃帝子孫應該有黃帝魂！」
父親聽了點頭，說：「很好！我就把孩子交給你教了！從早上八點半到十一點半，十一點半準時在我這裡吃飯，你吃了飯去工廠不會耽誤你下午的工作的！」父親脾氣有時較急，但他是體貼人的，又說：「我不會虧待你的！請放心！星期日不上課！」
從那以後，週一到週六，我就忙起來了，黃老師總是準時來，準時結束課，吃完中飯就走，非常匆匆非常準時，他對我很和善，教得也很不錯。初中課本是他不知從哪裡弄來的，適合我的程度。我在南京中央大學實驗學校上小學時，二年級開始就學英語。聽他的英語發言帶廣東音，但廣東人講英語帶廣東音也正常，我也習慣。父親要我尊敬老師，我也努力做到。我們之間慢慢有了感情，相處雖不過五個月光景，長期以來我卻仍保持著深刻的印象和感情。每當想到他和他的詩時，心裡總是發熱的。
有些事，他使我有了難忘的記憶。
那時候，他來上課，總隨手帶一隻灰布袋。袋裡有本子、筆、毛巾等雜物，還時有賽馬的報紙雜誌；又總放著一本厚厚的《中國名人錄》（好像是這麼一個書名），黑襯底燙金的書名封面。他在讓我做數學題或誦讀默記國文課文或抄寫英文時，有時常會抽空翻這本大書閱讀。我好奇，問他是什麼書，他就把書放我面前說：「看啦！我中意這本書啦！」他告訴我這是一本介紹名人生平的書。我向他拿過來看，書很枯燥，就是一個個人名按姓氏筆畫排列。像字典，下邊是介紹這個人的經歷，如某某人，籍貫何處，哪年出生，學歷和經歷，很單調。他卻有點空隙時間就看，哪怕看幾分鐘也很專心。我終於問：「看這有什麼用？」他答：「有大用！」但也沒說出什麼大用來。直到有一天，他見我又問，才說：「我在研究，發現這些人都很有名，都很成功。從他們的經歷可以知道，他們大多上過學，有文化，有的還到外國留過學。這些人都很努力。有的是大軍人、大官，有的是大學者。如有的是專門下棋的，也能成為棋王，把外國的名棋手打敗。有的是變魔術的，居然成為魔術大王。行行出狀元，唱戲的能唱成這個派那個派的，變成了泰斗。這些都使我懂得人要愛學，有時間有機會要努力學抓緊學。中國學了不行再到外國學。」他說的大意是：一個人必須擁有高到受重視和被人需要的本領！講著這些話時，他似乎決心很大，也很有信心。事後，我把他的這件事和這些話告訴了父親。父親笑了，點頭說：這個年輕人說得有道理，他將來會有成就的。這些話也是在教你努力呀！事實上，他和父親說的意思是我在後來成長中體會到的。
第二件事是他愛賽馬買馬票。香港人許多都這樣。有大跑馬場。「跑馬地」的地名應當就是這麼來的！那實際是一種憑運氣的賭博，香港人對這很迷戀，報紙上也大版大版刊登跑馬的資訊和照片。這些資訊我當時看不懂也不愛看。香港街上常可看到有人在投注站買馬票的。黃老師就是愛玩這一項的人。他手提包裡常有我看不懂的跑馬場次表、賠率表、投注指南、騎師搭配表一類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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