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年初，高宗武、陶希聖二人逃到香港，公開了汪偽的賣國密約，隨後「中央委員」樂景濤也單身逃出了汪偽的魔掌。他們的逃走，帶給父親以興奮，卻也給他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在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和哥哥又被半哄半嚇地關入了父親的囚室。
我們所受的物質待遇極好，但我們無時不在想飛出去。一度，父親想自殺，並且在我們面前表露過，父子三人常抱頭痛哭。但一種脫逃的希望支撐住了父親的生存意志，加之他也捨不得把我們丟陷在敵巢裡，所以我們是在咬牙切齒之下，捱過了一天又一天。
汪精衛為了討好日本主子，實現「吸引中國一半高階知識分子擁護其政權」的妄想，便使用恐嚇、逼迫、綁架、欺騙等卑劣手段，盜用了一些有聲望者的名字，製成一張比較漂亮的名單以裝門面。1939年，他們在召開偽中央全會時，揹著父親，把父親的名字列入了汪偽中委之列。父親對被盜用名義痛心疾首，無比憤恨。有一天，我在園子裡玩耍（因為我被視為孩子，所以比較自由），不經意間，竟漸漸走到汪精衛住的那幢房子跟前去了。我看到房子前面有一群人在攝影，汪精衛也在裡面，拿攝影機的是褚民誼。我轉身想走，汪精衛卻看到了我，就命一個副官叫我過去。汪精衛問我是誰，邊上有一個人告訴了他。這時候褚民誼等人進屋去了。汪又問我：「你爸爸呢？」我沒有回答，他突然摸摸我的頭也進屋去了。我感到有點氣憤也有點受侮辱，立刻跑回了樓上。過了一會兒，一個副官送來一張兩千元的支票，說是汪主席叫給小弟弟買糖吃的。父親憤怒地把支票退了回去。我便把白天在花園中的事告訴了父親，我們都感到無比氣憤。那時候兩千元是一筆不小的數目，而「76號」特工總部的開支，每月竟達二百幾十萬元，我們房間裡地毯都是絲絨的，其奢侈可以想見。
大年初一秘密潛逃
其實，父親和家中的大人們早已在策劃著我們父子三人的出逃，只因我和哥哥年紀小，父親不可能對我們說。以後我才知道，對外接洽統由我的堂兄王洪治包辦。他選擇了除夕夜漢奸們狂歡後，在黑甜鄉里高臥未起之際，買通了用人，而大門口的衛兵，向來對裡面出來的衣冠楚楚者是隻敢敬禮不敢過問的。
真得感謝上帝，1940年2月姍姍降臨後，我們的時機終於來到了。這一段時間內，堂兄和外界取得了聯絡（這兒所指的外界，是國民黨青島市黨部主任委員葛覃以及吳開先的部下們）。2月7日除夕晚上，知道了次日有荷蘭郵船「芝沙連加號」到香港，堂兄就去買了船票。大年初一前後，敵偽防衛果然鬆懈，確實是一個脫逃的好機會。天方拂曉，父親就已起身，片刻後堂兄來了，喚起哥哥和我，就叫我們穿上大衣，並悄悄說：「我們今天出去，不要多說話。」我們有點詫異也有點驚恐，但未敢多問。父親開了門，戴上呢帽，我們跟在後面，下了樓，沒見一個人，便迅速地走過了花園和日本憲兵隊部，出門時衛兵果然還向我們敬了禮。我們快步走到了靜安寺，坐上了預停在那兒的黑色轎車，這段路是有人保護著我們的。汽車開到了東方飯店，又繞到了新關碼頭附近的一家姓汪的親戚處，見到繼母早已等在那裡。進屋後，父親換上藍布長衫，戴上平光眼鏡，我們也改穿了樸素的衣服。中午十二時，小火輪把我們送到浦東藍煙囪碼頭登船。堂兄因為職務在身，就陪伴我繼母回去。臨別時，父親只是頻頻地吩咐堂兄怎樣幫助繼母搬家，以免敵偽遷怒洩恨。
當日下午二時「芝沙連加號」啟碇。出吳淞口時，敵偽的憲兵和特務還上郵船檢查，因為我們化了裝，又在四等艙裡，所以順利地便溜過了鬼門關似的吳淞口。我記得後來我們在甲板上，父親望著那滔滔的海浪、碧藍的天空，抱著我和哥哥快樂得直想流淚。
因四等艙髒得厲害，船出了吳淞口，我們就想補票到三等艙去，而三等艙又只有一張票，我們便決意讓父親搬過去住。當晚，在三等艙內吃飯時，平常不喝酒的父親還喝了點酒。可是誰又料到第二天清晨竟會發生那麼不幸的事呢！
父親「跳海」難解之謎
第二天是2月9日，我起得很早，哥哥還沉沉地睡著。我就到三等艙內去找父親，他神態如昔地在艙裡散步，先告訴我晚上曾替我去蓋過被，接著又問我：「你看父親好不好？」我帶著稚氣回答他說：「好！」他又對我說：「你到重慶後要努力讀書才行。」我也答應了一聲。因為我在中學裡唸書是相當不用心的，當時父親的話令我很慚愧，但我竟一點也沒有覺察到他有什麼異樣。那時約莫是七點鐘，四等艙敲鑼查票，我就回到四等艙裡去。票足足查檢了一個多小時，等到我和哥哥一同再去找父親時，父親已經不在了。我們在他的鋪位上，發現了壓在他禮帽下的一張字條，說他跳海了！這真是晴天霹靂般的一擊，我們兄弟倆頓時悲聲痛哭。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父親都是不該死的，然而他終於死了。起初我們以為，父親是在把他的兩個孩子帶出了敵偽的巢穴後，為了弘揚民族的正氣，為了自己清白的人格，而堅決地自殺了。但是，不久之後當我們聽到「76號」等漢奸電臺播出逮捕了父親的訊息後，一度又萌生過父親可能還活著的希望。
當時，從上海到香港的外國郵船主要有英國的「皇后號」（如「日本皇后號」「加拿大皇后號」等）、美國的「總統號」（如「柯立芝總統號」等）、荷蘭的「芝沙連加號」等，這些船大的好幾萬噸，小的也有兩萬多噸，船上大得可以迷路。對於從上海到香港的外國郵輪，日寇在吳淞口、廈門鼓浪嶼（當時也已淪陷）設卡檢查。大批日本憲兵及漢奸特務上船來，勒令旅客列隊站立，由他們逐一辨認，並將他們認為要抓走的人秘密帶走。在吳淞口，我們就經過這樣的檢查。當時，為怕互相牽連，父親、哥哥與我三人是分散站立的。到鼓浪嶼那次檢查時，父親已經不在了。日寇憲兵帶了些漢奸特務上船來檢查，我和哥哥仍分開站立。這時，如果父親被控制，完全有可能被他們秘密押上岸轉移到上海去的。
在父親床鋪上發現的那張紙條上寫的是：「濟溥二兒，父蹈海矣！兒等至港可找杜月笙先生求救，父絕命言。」一共二十五個字，那確是他的筆跡，但極潦草，也確像自殺的遺書。然而細細品味，一是情緒不對，如「父蹈海矣」「父絕命言」很像被脅迫而自殺的味道；二是「可找杜月笙先生求救」，這個「求救」是什麼意思呢？是覺得我和哥哥都身陷危險中嗎？當時杜月笙在香港，與在重慶的軍統頭子戴笠關係十分密切。父親與杜是認識的，讓我們找他求救，難道是要他保護我們嗎？這內中有許多可以尋思的地方。父親失蹤後，我們在船上痛哭，引起一些旅客來看望。我忽然在人叢中發現了父親的一位朋友吳經熊，他也認識我，我馬上叫了他一聲：「吳老伯！」他立刻將我和哥哥帶到他住的二等艙房裡詢問詳情。船抵香港後，他又帶我們到香港當時最大的酒店——高羅士打行同杜月笙見面。杜這時的顧問是監察委員楊天驥，又是我熟識的。因此，我和哥哥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只要回味起父親的那份簡短的遺書，心頭總是疑雲橫生，難以驅散。
1945年12月6日國民政府公佈《懲治漢奸條例》後，我看到汪偽政府的鉅奸們或槍決或監禁，感到非常痛快。次年7月初，我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內，看到被判了死刑的丁默邨。我問他是否還認得我，他注視了一下說：「不大記得了。」我說：「在‘76號’內見過你的！」他一聲不吭。於是我說出了我父親的名字，他聽後仍然一聲不吭，囁嚅著踱走了。我離開南京後三天，他就明正典刑了。
這些事，無論後來怎麼想，都已經毫無意義了。顯然，父親跳海是死，被敵偽秘密逮捕也必然是死，這是可以想象或推理得到的結論！
「文革」期間，那時我在山東，不知從哪裡冒出一個謠言來，說父親並沒有死，人在臺灣。當然，這是不可信的。我不信，別人也不信，最後謠言就自生自滅了。
父親生於1890年，倘還在世該是一百一十多歲了！但他早已不在人世，留下的失蹤之謎，儘管我不願回想，更不願提起，但風晨雨夕，卻總在我心頭揚起波瀾，使我有刻骨銘心之痛。
（本文初稿發表於1947年10月17日上海《現實》雜誌，後經修訂以《76號魔窟和父親失蹤之謎》為題發表在2003年第8期《上海灘》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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