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們在理解現代國家這一重大現象時，為什麼會不可避免地求助於種族、語言和領土呢？答案很簡單：僅僅是因為在這些要素當中，我們發現了存在於個人與公共權力之間的那種親密的、根深蒂固的休慼與共感，而這正是古代人所不能體會的。在雅典和羅馬，國家是由少數人組成的：其餘的人如奴隸、同盟者、外邦人、殖民地居民等，都不過是國家的臣屬罷了。但是，在英國、法國或者西班牙，卻沒有一個人僅僅被看作是國家的臣屬，而毋寧說，他往往被看作是國家的參與者、合作者。人們在國家之內的聯合以及他們與國家之間的聯合所採取的形式，尤其是其法律形式，在不同的時期往往大相徑庭。儘管在社會等級與個人地位上，人們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社會相對劃分為特權階級和非特權階級；然而，一旦我們深入探究每一個時期政治形勢的真實情況，再現其精神實質，我們對此就會一目瞭然：每一個人都感到自己是國家的積極公民，既是一個參與者，也是一個合作者。「國家」意味著公共權力與其所統治的集合體之間的「實質性聯合」——在西方世界這個詞獲得這一含義迄今不過才一個多世紀。
不管國家的形式如何，不管是原始的國家、古代的國家、中世紀的國家，還是現代的國家，其本質都是一樣的：它都是一個群體為了實現某種共同的事業而向另一些群體發出的邀請。可能在這一事業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中間目標，但從最終來看，它卻是要組織某種型別的共同生活。國家與共同生活的計劃、國家與人類活動或行為的程式，在這裡都是密不可分的措辭。國家型別的不同取決於發出倡議的那個群體同其他群體實現合作的方式的不同。以此觀之，古代的國家從來沒有能夠成功地與其他群體融合。羅馬統治並引導著義大利以及各行省的居民，但它卻從未鼓勵他們與自己融合。即使是在首都，羅馬的統治也沒有帶來公民之間的政治團結。我們不要忘記，在羅馬共和國時期，嚴格說來，實際上有兩個羅馬：元老院和平民。這時候的國家統一僅僅限於不同群體之間的簡單聯結，而沒有消弭它們之間的隔閡和陌生感。因此，當羅馬帝國受到威脅的時候，它根本就不可能指望民眾發揚愛國精神，而只能以行政和軍事的官僚措施聊以自慰。
在與其他群體的融合上，古代雅典人和古代羅馬人表現出的無能有著深刻的原因，這裡不是深入探討這一問題的地方，但我們可以把它們簡要地概括為如下一點：任何一個國家都必然存在著合作，但古代世界的人卻以一種簡而化之、粗糙至極的方式來解釋這種合作，把它僅僅看作是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二元複合體。對羅馬人來說，他們天生就是要發號施令，而不是服從；而對其他人來說，卻只有服從，而沒有命令。這樣一來，國家在pomoerium［圍牆］之內，在城牆包圍的城市之內被物質化了。
然而，新興的民族卻不再以物質論的觀點來闡釋國家。如果國家是一項共同事業的計劃，那麼，它的實體就純粹是動態的：某種需要完成的東西、行動中的共同體。從這一點來看，每一個人都構成了國家積極的一部分，都是一個政治主體（politicalsubject），他將竭盡全力支援這項事業，相形之下，種族、血緣、地理位置以及社會階級等都將退居次要地位。真正稱得上是一種政治夥伴關係的並不是過去那些傳統的、古老的共同體——也就是那些宿命的、不可改變的共同體；而是那種屬於未來的、具有明確行動計劃的共同體。將我們團結在國家周圍的並不是我們昨天的狀態，而是我們明天即將要共同完成的事業。因此，西方世界的政治統一可以輕而易舉地超越曾經束縛了古代國家的種種限制。因為，與homoantiquus［古代人］不同，歐洲人更願意放眼未來，自覺地生活在未來之中，從未來的立場決定他當前的行為。
這樣一種政治傾向將不可避免地推動國家朝著一種更加廣泛的聯合邁進，從原則上講，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擋這一趨勢。融合的力量是沒有止境的，不但民族之間的融合是如此，而且，民族國家最典型的融合——也就是同一個政治實體內所有社會階級之間的融合——更是如此。隨著一個國家在疆域以及種族方面的擴張，其內部的融合將更加緊密。民族國家在本質上是民主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政府形式的差異更具決定意義。
當人們試圖用傳統的共同體來定義國家時，往往因為勒南在血緣、語言以及共同的傳統之外增加了「日常公民投票」（dailyplebiscite）這一新的要素，而把勒南的公式視為最完美的定義。這一點真讓人感到莫名其妙。然而，這一概念的意義真的是那麼清晰明瞭嗎？難道我們現在就不能賦予它一種與勒南的國家定義全然不同，但卻更加精確的內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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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共同擁有一個輝煌燦爛的歷史，而現在則擁有一個相同的意願：齊心協力地完成某些偉大的事業，並期待著創造更加宏偉的業績。所有這些都是構築一個民族的基本條件。……回顧過去，他們分享著共同的榮耀和憾恨；展望未來，他們擁有同一個藍圖。……國家就是一種日常的公民投票（adailyplebiscite）。」這就是勒南對國家的著名定義。
對於這一定義所取得的非凡成功，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解釋呢？毫無疑問，這得歸功於勒南在最後一句話上做的優雅轉折。國家就在於日常的公民投票，這種觀念對我們所有人都具有一種解放思想的作用。血緣、語言以及共同的歷史都是靜態的原則，它們是僵死的、惰性的，帶有致命的缺陷；宛如禁錮人們想象力的監獄。如果一個國家僅僅是由這些要素構成，其他什麼也沒有的話，那麼，它就成了一種我們可以置之不理、棄之不顧的贅物。也就是說，國家將成為某種既成的、固定的事物，而不是某種需要我們去創造與維持的事物；當它受到攻擊時，我們也沒有必要去捍衛它了。
不管我們願意與否，人類的生活總是始終如一地關注著未來。在當前的任何一個時刻，我們都會關注繼之而來的下一個時刻。因此，生活永遠是一種無休止的、綿延不絕的作為（doing）。而所有的作為無非就是要讓屬於未來的事物得以實現，即使當我們沉浸在對過去的回憶之中時也是如此。我們在當前這個時刻喚起的記憶就是要對接下來的時刻中出現的事物產生影響，甚至可以說，這是我們回顧過去時的唯一樂趣。這種適度但隱秘的樂趣在轉眼之間就會由一種值得嚮往的願望變成現實，因此，我們對過去的回憶實際上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可以斷言，任何事物除非它能指向未來，否則它對人類就沒有任何意義。
如果一個國家僅僅存在於過去與現在之中，那麼，當它受到攻擊時就沒有人會奮起捍衛它。持相反意見的那些人不是偽君子，就是瘋子。然而，不管未來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一個國家的過去往往能夠折射出它對未來的吸引力，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所向往的未來是我們的國家在其中能夠延續的未來，這才是我們動員起來保衛國家的真正原因，而不是為了血緣、語言或者共同的傳統。
這就是透過勒南的定義所得到的迴響：國家是一幅宏偉的藍圖，公民投票決定著未來。在這種情況下，未來存在於過去的延續之中這一事實絲毫不能改變問題的實質；它只能表明勒南的定義實際上也是有缺失的。
因此，民族國家所表現出來的原則必然比囿於血緣關係的古代城邦或者阿拉伯人的部族更加接近於純粹國家的理念。實際上，民族國家的觀念保留了不少與傳統、領土、種族相關的要素；但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人們看到如下的情形時往往感到不勝驚訝：人類基於一個美好的生活藍圖而實現聯合這一精神原則在國家之中總是佔有重要地位。我們甚至可以說，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在西方人的靈魂中從未自然而然地產生出「傳統的壓艙石」「物質原則的相對侷限性」這樣的觀念；毋寧說它們源自浪漫主義對國家觀念所做的博學闡釋。
如果19世紀的國家觀念盛行於中世紀的話，那麼，英國、法國、西班牙和德國就不會誕生。因為19世紀的國家觀念將以下兩種要素混為一談：一是國家的動力、國家的構成要素；二是鞏固與維持一個國家的要素。可以這樣斷言：造就了國家的絕不是愛國主義精神。如果不相信這一點，那就是幼稚十足，然而勒南在他的著名定義中卻認可了這一點。
如果為了國家的存在，它必須依靠一個共同的過去，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應該如何來指稱這個人類共同體在目前——它很快也會成為過去——的實際生活狀態呢？很顯然，只有當這種共同生活（即歷史傳統）逐漸湮滅的時候，他們才可以宣稱：「我們是一個國家。」這裡，我們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文獻學者、那些埋在故紙堆裡的考據學者都帶有某種職業陋習，這一陋習使他們把注意力僅僅侷限在屬於過去的事物上。考據學者之所以成為考據學者，首先就需要過去的存在；但國家卻並非如此，恰好相反，在擁有一個共同的歷史之前，國家必須創造出一種共同的生活；而在這樣一種共同的生活產生之前，國家必須預先夢想、渴求、計劃這樣的生活。對於一個國家的存在來說，擁有一個未來的藍圖就已經足夠了，哪怕這個藍圖根本就實現不了，或者像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的那樣，在幾經挫折之後被迫中斷。這裡，我們可以以勃艮第作為例證來說明一個國家是如何因為不合時宜而消失的。
西班牙和中美洲、南美洲的各個民族有著共同的歷史、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種族；然而，西班牙並沒有同這些民族組成一個國家。為什麼呢？正如我們所知的，那是因為他們缺少一種關鍵的要素：共同的未來。西班牙不知道如何對未來提出一個集體規劃以吸引這些在血緣上極為接近的民族。由公民投票來決定未來的西班牙是行不通的，所以，文獻檔案、共同的記憶、祖先、「祖國」對他們絲毫派不上用場。即使在這些東西一應俱全的地方，它們也僅僅是作為鞏固性的力量而發揮作用。
因此，我認為，在民族國家當中存在著一種本質上具有公民投票特徵的歷史結構。所有那些看似與此相悖的東西都是變動不居的、轉瞬即逝的，它們代表的不過是公民投票所必需的形式罷了。正是勒南發現了這個充滿魔力的詞彙，它就像一束陰極射線給我們帶來了啟示，使我們能夠洞悉一個國家最核心的部件，也就是這樣兩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基於同一項事業的共同生活的計劃；第二個要素是人們對這種具有吸引力的事業的支援。這種普遍的支援激發了內部的團結，這是民族國家區別於古代國家的地方：因為，在古代國家中，人們的聯合是在敵對群體對國家構成外部壓力的情況下產生和維持的；而在這裡，國家的活力來自其國民自發的深層凝聚力。事實上，國民如今就是國家本身，他們不再認為國家是一種與自己無關的事物。這是國家所獲得的令人矚目的嶄新特徵。
然而，勒南卻把公民投票看作是已經形成的國家的一個回溯性要素，由它來決定國家的延續，這樣一來，他幾乎抹殺了其定義中的洞見。我則傾向於改變勒南定義的方向，把它運用到一個instatunascendi［正在形成中的］國家，這一點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事實上，一個民族國家永遠不會完全形成。在這一問題上，它不同於其他型別的國家。國家往往要麼是處在形成、發展之中，要麼就是處在消亡、毀滅之中，tertiumnondatur［永遠不存在第三種狀態］。國家不是贏得追隨者，就是失去他們，這取決於國家能否在特定的時間裡規劃出一項生機勃勃的事業。
因此，這裡追溯一下曾經激起西方人巨大熱情的一系列統一事業是十分有益的。我們將看到歐洲人不但在公共生活領域，而且在極為私人化的領域都受到了這些計劃的激發。西方人是保持著旺盛的鬥志呢，還是變得墮落、頹廢，這得看是否存在某些重大的使命。
這樣一項研究還可以清楚地證明另一個觀點。在古代，雖然缺乏其中各個群體的親密合作和積極支援，雖然國家總是受到其致命缺陷——部族或城邦——的束縛，但國家的事業在實踐上卻幾乎是沒有限制的。一個民族，像歷史上的波斯、馬其頓、羅馬，可以將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強行納入自己的主權統一體，但這樣的統一併不是真正的、內在的、決定性的統一，它僅僅是對征服者軍事力量和行政效率的屈從；在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成卻必然要經歷一系列不可逾越的階段。然而，我們應該感到更加不解的事實是，歐洲至今還沒有出現一個在疆域上堪與波斯人、亞歷山大大帝和奧古斯都大帝所締造的帝國相媲美的國家。
歐洲各民族國家的產生過程往往遵循如下的模式：
第一階段：
國家就是各民族在政治和道德生活的統一中實現融合，這樣一種西方人特有的直覺，首先萌生並作用於那些在地理、種族以及語言極為相近的群體當中。這倒不是說這種近似是國家的基礎，而是說鄰近群體的差異是比較容易克服的。
第二階段：
這是鞏固時期。在這一階段當中，新建立的國家範圍之外的其他民族往往被視為外來人，並且或多或少地被視為敵人。尚處在形成過程中的國家表現出排他性的、自我封閉的一面，或者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民族主義在發展。但事實上，當外來的人被認為是政治上的異己或對手時，他們卻在經濟、知識和道德方面建立了聯絡。民族戰爭被用來抹平各民族在技術以及精神上的差異。傳統上的敵人在歷史中逐步實現了同質化。人們漸漸地開始形成這樣一種意識：那些敵對的民族和我們自己的國家一樣，同屬於人類的集合（humancircle）。當然，他們依然被看作是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
第三階段：
在這一階段國家完全實現了大一統。這時，國家又面臨新的事業：聯合昨天還被視為敵人的那些民族。這樣的信念開始產生：他們擁有同我們相似的道德和共同的利益，並且，他們可以同我們攜手合作組建一個新的國家，以防禦、對抗那些對我們來說更為疏遠、更為陌生的群體。此時，新的國家觀念已臻於成熟。
有一個例子可以清晰地說明我要論述的觀點。人們習慣於聲稱，早在熙德時代（11世紀），「西班牙」（spania）就已經成了一個國家概念，這一說法後來因為此前若干個世紀聖伊西多爾曾說過「西班牙，孕育我的母親」而格外受到重視。我認為，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根本就是一個幼稚的錯誤。在熙德時代，萊昂—卡斯蒂利亞國家正在形成之中，這兩個王國的合併才是當時的國家觀念，一種政治上有效的國家觀念。至於說「西班牙」這一概念，當時主要是那些飽學之士在使用，它是羅馬帝國撒播在西歐這塊沃土上的最富成效的概念之一。作為帝國後期的一個diocesis［主教教區］，「西班牙人」已經習慣了與羅馬在行政上的統一。但是，這個地理—行政概念僅僅是對外在事物的認可，而不是來自內部的靈感，更不能代表對未來的真實渴望。
然而，不管人們是如何一廂情願地認為這種觀念在11世紀時就已經產生，我們都不得不承認，它甚至還沒有4世紀的希臘人對「希臘」（hellas）所持有的觀念那樣精確而又富有生氣，儘管希臘從來就不是一個真實的國家概念。一種恰當的歷史比較毋寧是：4世紀希臘人的「希臘」觀念、11世紀乃至14世紀「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觀念就類似於19世紀的「歐洲人」的歐洲觀念。
這向我們表明，統一國家的努力在向其目標的推進過程中，就宛若音樂旋律中的跳動的音符。昨天的趨勢必須等到明天才能在國家靈感（nationalinspirations）的傾瀉中最終定型。但另一方面，幾乎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時刻一定會到來。
如今，對於歐洲人來說，歐洲轉變為一種國家觀念的時刻已經如期而至。今天人們相信這一點，比起11世紀人們對法國或者西班牙統一的預言來，要更少烏托邦色彩。西方的民族國家越是能夠對其真實的靈感保持忠誠，它就越是能夠確保自己將在一個巨型的歐陸國家中完善自己。
9
幾乎就在歐洲各國現有輪廓剛剛確定的同時，歐洲就已經作為一個背景在各國內部及其周圍緩緩浮現。這就是自文藝復興以來歐洲所出現的統一場景，並且這一歐洲的背景恰恰就是由各國自己構成的。儘管其時人們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但歐洲各國實際上已經開始結束它們之間爭鬥不斷的紛擾狀態。法國、英國、西班牙、義大利、德意志雖然相互征戰、締結敵對的同盟，然後又不斷分化重組；但不管是在戰爭時期還是在和平時期，所有這些行為都代表了一種平等主體之間的共存狀態。而羅馬帝國同凱爾特伊比利亞人、高盧人、不列顛人或日耳曼人之間無論是戰是和都沒有體現出這種關係。歷史總是突出人類的衝突，凸現一般意義上的政治，而衝突與政治似乎很難成為適宜於統一的種子發芽、成長的沃土；然而，就在戰爭在沙場上激烈展開的時候，同敵人之間的貿易卻在其他許多地方照樣進行，人們彼此交流思想觀念、藝術形式以及信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軍事衝突不過是一塊障眼的幕布罷了，它的背後，和平正在頑強地融合敵對民族之間不同的生活。新一代人的心靈變得越來越相似，越來越接近。或者換一種更精確、更謹慎的說法：正如你所願，法國人、英國人以及西班牙人的精神和心靈現在乃至將來都會存在差異；但他們卻具有同樣的心理結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內容也在逐漸變得相似。宗教、科學、法律、藝術、社會價值以及情感取向無一不在趨向同一，而這些事物正是人類的精神慰藉。因此，這種同質性比用同一個模具鑄造他們的靈魂本身還要顯著。
如果我們列出一份當代西方人精神儲存的清單，包括意見、準則、願望、預設等等，我們就會發現，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歐洲共同的遺產，而不是法國人得自法國，西班牙人得自西班牙。事實上，我們今天受歐洲的影響要遠遠大於法國、西班牙或者其他什麼國家對我們的特殊影響。我們不妨在頭腦中設想這樣一個實驗：假如我們可以將自己的行為、思想和情感中所有的外來影響剔除掉，而僅僅保留屬於自己「本國」的東西，那麼，其結果會讓人觸目驚心。我們會看到，僅僅依靠自己來生活根本就不可能，因為我們起碼有五分之四的精神財富屬於歐洲共同的遺產。
今天，對於我們這些歐洲人來說，最迫切、最重要的歷史使命莫過於實現「歐洲」這一概念在過去的四個世紀中所暗含的承諾。唯一對這個命運構成障礙的就是舊的「民族國家」的偏見，也就是，建立在過去基礎之上的國家觀念。我們不久就會看到，歐洲人到底是不是羅德之妻的後裔，會不會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執拗地把頭轉向後方。我們在上文中曾經提到羅馬人以及一般意義上的古代世界的人，他們可以作為前車之鑑：對某一類人來說，要他們放棄已經植根於腦海之中的舊的國家觀念是異常困難的。不過，令人欣慰的是，民族國家的觀念是歐洲人自己——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創造的觀念，而不是考據學者向他們灌輸的那種迂腐不堪的觀念。
現在，我就可以來總結本文的主題了。如今這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道德危機，其主要徵兆之一就是史無前例的大眾的反叛。大眾反叛的根源在於歐洲的衰敗與沒落，而歐洲沒落的原因又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先前歐洲管理自己並支配世界的權力發生了轉移。歐洲對自己、對自己領導世界的權力喪失了信心，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亦開始不願接受領導。歷史上曾經至高無上的統治權發現自己正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之中。
不會再有什麼「充盈富足的時代」了，因為這個觀念預先假設了一個呼之欲出、確定無疑的未來，就像19世紀假想的那樣；通過這樣的假設，人們就認為自己可以預知明天將會發生什麼。然而，一旦面對無數的不確定性，他們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因為人們現在不知道誰將統治這個世界，也不知道權力將如何在這個世界上分配；也就是說，不知道哪一個民族或哪一些民族將統治這個世界；更進一步地說就是，不知道哪一個種族，哪一種意識形態，哪一套偏好體系、價值標準或者哪些生機勃勃的運動將指引這個世界。
沒有人知道，人類事務的重心在不久的將來會移向哪裡，因此，這個世界的生活開始變得飄忽不定。今天，人們無論是在公共領域還是在私人領域——甚至在良知的深處——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顯得侷促與狹隘，唯一倖免的大概只有某些學科的某些領域。只有睿智之士才會認識到當今時代所宣揚、所支援、所鼓勵、所稱頌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所有這一切來得快，去得也快，倏忽而至，轉瞬即逝：從對體育運動的狂熱（我這裡說的是狂熱，而非運動本身）到政治上的暴力，從「新藝術」到時髦浴場裡讓人發痴入迷的日光浴，無一不是如此。所有這些新奇的事物恰如無根的浮萍，它們純粹是一種「發明」，發明一詞在其最糟糕的意義上就等同於心血來潮的奇思怪想。這些事物不但缺乏堅實的生命根基，而且也不能代表任何真實的衝動或者需求。總而言之，從生活的角度看，它們是虛假的。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中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悖謬：一方面它孕育的是真摯，但另一方面它實踐的卻是矯飾。只有當我們感到自己的行為具有某種確定不移的必然性時，生活才會存在真實。然而，如今卻沒有哪一位政治家會認為自己的政策是勢在必行的；事實上，他的態度越是極端，他的行為越是顯得輕舉妄動，越是游離於命運之外。只有那些由必然的行為所構成的生活才可以說是具有根基的生活、本真的生活。其他所有的一切，那些我們可以任意攫取、拋棄、替代的東西僅僅是對生活的一種扭曲。
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青黃不接的時代裡，生活在過去與未來這兩種歷史法則所構成的真空地帶當中。因此，我們的生活在本質上是侷促的，以至於男人們不知道到底應該接受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女人們不知道到底應該喜歡什麼樣的男人。
除非重新投身於某些偉大的統一事業，否則歐洲人就無法繼續生活下去。一旦缺乏偉大事業的召喚，歐洲人就會逐漸變得頹廢墮落，鬆弛懈怠，他的靈魂就會枯竭乾涸。如今，這個可怕的過程就在我們眼前展現。迄今一直都被我們稱為國家的那些群體大約在一個世紀之前就已經達到其擴張的頂巔。除了超越它們，除了向更高的境地邁進之外，西方人已經無計可施。它們現在已經完全成了一堆歷史的贅物，它使得歐洲人不堪重負，寸步難行。儘管我們現在比以前享有了更加廣闊的自由，然而，我們在自己的國家裡卻感到難以呼吸，因為充斥在我們周圍的全是令人窒息的渾濁空氣。從前曾經為八面來風敞開胸懷的國家，如今已經變得狹隘與侷促，成了一個密不透風的空間。在我們所想象的「超國家的歐洲」（thesupranationaleurope）中，多樣性不應該也不會消失。而古代的國家取消了各民族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或者漸趨式微，或者至多保留在凝固、乾枯的形式當中。本質上更為活躍的民族國家觀念，要求多樣性的積極參與，這種多樣性始終都是西方人生活中的一個sinequanon［必不可少的條件］。
每一個人都知道現在亟須一種新的生活原則。然而，就像在類似的危機中經常發生的那樣，總有一些人妄圖通過飲鴆止渴的方式來挽救當前的局勢，他們不知道他們所憑藉的正是那些早已過時的原則。近些年來西方所迸發的民族主義浪潮，其意義恐怕就在於此。因此，我再次強調，凡事莫過於此：最後的光芒才是最持久的，最後的嘆息才是最深沉的。所以，只有在它們即將消失的前夜，各國的邊界——包括軍事的和經濟的——才會顯得如此清晰、突出。
然而，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全都是死衚衕。如果我們試著將任何一種民族主義投射到將來，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它們是沒有出路的。民族主義始終與創造了國家的原則背道而馳。民族主義具有排他性，而國家原則卻具有包容性。在鞏固統一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有其積極價值，它是一個崇高而有力的標準。可是，對當前的歐洲來說，鞏固時期早已經過去，民族主義完全蛻變為一種狂熱；嶄新的宏偉事業正需要人們去開闢，但民族主義卻成了逃避這種必然性的一個藉口。民族主義所使用的原始的行動方式以及它所激發的那一類人充分地表明，它在與創造了歷史的壯舉背道而馳。
唯有把歐洲大陸各民族締結成一個偉大國家的雄心壯志，才能使歐洲獲得新生。只有這樣，古老的歐洲才能再度確立自信，並自發地對自己提出嚴格的戒律。
但是，現實的情況遠比我們想象得要複雜。真正的危險在於，隨著時間的流逝，歐洲人將逐漸接受當前的低調生活，習慣於既不統治，也不自律。長此以往，歐洲人所有的美德和超群的能力都將化為烏有。
然而，就像國家在形成過程中所遭遇的那樣，歐洲的統一受到了保守階級的反對。但他們的頑抗很可能會導致他們的毀滅，因為在歐洲已經確定無疑地走向衰敗、墮落，歐洲的歷史活力已經全然喪失這一眾所周知的危機之外，又出現了另一個更加具體、更加逼近的威脅。當極權主義在東歐平原中部取得勝利的時候，許多人都憂心如焚地認為，整個西方世界將淹沒在這股潮流之中。我對此卻不敢苟同，恰恰相反，我當時就在文章中寫道：東歐平原中部的極權主義是一種歐洲人所無法同化的形態，因為，歐洲人向來只把自己的精力與熱情奉獻於個人主義的目標。
這樣一個人心惶惶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人們恢復了往日的平靜。然而，事實上現在恰恰是他們最不應該高枕無憂的時候，因為，當前正是勝券在握、勢不可擋的極權主義極有可能席捲整個歐洲的時刻。
我所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情形。現在，同以前一樣，東歐平原中部之極權主義的信仰並不能吸引歐洲人，因為它不能為他們提供一個富有誘惑力的未來遠景。之所以如此，絕不是出於那些微不足道的理由，諸如，極權主義者同所有的使徒一樣，都是固執己見、一意孤行的，對事實視而不見等等。就連西方的資產階級自己都清楚地知道，即使沒有極權主義，食利階層完全靠利息和租金過活，並以此世代相傳的時代已經去日不多了。這並不是歐洲人拒絕東歐平原中部之極權主義的原因，而且，它也不會讓人感到驚懼不安。索雷爾在二十年前提出了暴力論的策略，他的立論基礎今天在我們看來不但武斷，而且荒謬至極。資產階級並非如索雷爾想象的那樣懦弱無能，在當前的時刻，他們比工人階級更傾向於暴力。每個人都知道極權主義之所以在東歐平原中部取得勝利，就因為那裡沒有資產階級。法西斯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一種運動，它所表現出來的暴力傾向比所有的勞工運動加起來都要多。因此，上面提到的這些因素都不是阻止歐洲人陷入極權主義深淵的原因，它毋寧是出於一個簡單得多的理由，那就是歐洲人在極權主義的組織當中沒有看到人類幸福的增進。然而，在我看來，歐洲極有可能在未來的幾年裡對極權主義逐漸產生熱情。這倒不是因為極權主義本身的緣故，更確切地說，極權主義是什麼根本無關緊要。
想想看吧，那裡的政府苦心經營的龐大的計劃，終於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它不但恢復了東歐平原中部的經濟狀況，而且還使它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管極權主義的內涵是什麼，它都象徵著人類一項波瀾壯闊的宏偉事業。置身其間的人們堅定不移地擁護一項改革的目標，並嚴格地遵守這樣一種信仰所灌輸的紀律。假如自然的力量對人類的熱情不是如此無動於衷，不是去挫敗他們的目標和努力，而是給他們一個自由行動的空間；那麼，一番偉大而壯麗的事業必將猶如一個嶄新而耀眼的星座，照亮整個歐洲大陸。與此同時，如果歐洲繼續保持過去幾年裡的那種平庸、呆板的生存狀態，那麼，他們的神經將會因為缺乏鍛鍊、缺乏新的生活計劃而鬆弛懈怠。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如何才能抵制這樣一種令人驚駭的事業所帶來的強大沖擊呢？
如果你指望歐洲人在還沒有提出一種堪與其對手相抗衡的事業標準時，就能夠對採取新行動的海妖的召喚無動於衷，那麼，你就大錯特錯了。為了使自己的生活富有意義，為了避免存在的空虛，當代的歐洲人很有可能抑制住自己對極權主義的異議而接受它的指引，極權主義信仰的吸引力不在於它的實質性內容，而在於它所激發的行動的熱忱。
我個人認為，締造一個偉大的歐洲國家是唯一能夠與其計劃的勝利相抗衡的事業。政治經濟學的專家向我們斷言：東歐平原中部經濟計劃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如果反極權主義者把一切希望都寄託在自己的對手所遇到的物質困難上，那麼，這顯然是一種恥辱。因為，他們的失敗無異於當代所有人的普遍挫敗。極權主義雖然是一種苛刻的道德準則，但它畢竟還是一種道德準則。唯有一種新的歐洲人的法則，一種指向嶄新生活計劃的靈感，才能對抗他們的法則，這看起來難道不是更有價值、更有收穫嗎？
註釋
米太亞德（miltiades，540?bc—489?bc），雅典將軍及政治家，曾在馬拉松戰役（西元前490年）中打敗了波斯人。
丹東（danton，1759—1794），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領袖之一，後因主張寬容政策，被處死。
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6—1274），中世紀最著名的神學家和經院哲學家，著有《神學大全》《反異教大全》等。
休謨（davidhume，1711—1776），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著有《人性論》《人類理解研究》《英格蘭史》等。
塔列朗（charlesmauricedetalleyrand，1754—1838），法國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代表法國參加1814—1815年維也納會議。
神聖羅馬帝國（theholyromanempire），雖然「神聖羅馬帝國」的說法直到1157年弗里德里希一世時代才正式出現，但史家一般都把它追溯到西元962年，是年，德意志國王奧托一世強迫教皇約翰十世在羅馬為其加冕，稱「羅馬皇帝」；1806年哈布斯堡王室的弗朗茨二世在拿破崙的逼迫下宣佈神聖羅馬帝國結束。
指羅馬教廷。
指斯賓格勒名噪一時的《西方的沒落》。
弗蘭克（waldofrank，1889—1967），美國小說家和社會批評家，《重新發現美國》（therediscoveryofamerica，1929）曾於1927—1928年間在《新共和》（thenewrepublic）上連載。
不妨對照古代猶太拉比的名言：如果我不為自己，誰來為我；如果我只為自己，我又是誰；如果不是現在，那在何時？
席勒（johannchristophfriedrichvonschiller，1759—1805），德國啟蒙時代的詩人及劇作家，代表作為《強盜》《陰謀與愛情》。
從下文看指的是希臘—羅馬文明。
「vegetable」的比喻意義是「像植物一樣具有生命和生長的性質」。這一用法是基於由經院哲學家所釋的三重靈魂的古代宗教和哲學觀念之上的：vegetative的靈魂為植物、動物和人類所共有；sensitive的靈魂為動物和人類所共有；而rational的靈魂卻只存在於人類之中。
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356bc—323bc），古代馬其頓國王，偉大的征服者。
參見西塞羅對「respublica」下的定義：「共和國乃人民之事業，但人民不是某種隨意聚合的集合體，而是許多人基於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結合起來的集合體。」（《論共和國·論法律》，第39頁，王煥生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
對「politeia」一詞語源及內涵的詳細考辨，參見史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naturalrightandhistory,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5），第135—138頁。
迦太基（carthage），非洲北部的一個古代城邦，位於今突尼西亞東北部突尼西亞灣沿岸。由腓尼基人於西元前9世紀創立，並在西元前6世紀之後成為地中海地區的霸主。
布魯圖斯（juniusbrutusmarcus，85?bc—42bc），古羅馬將軍和政治家，圖謀暗殺愷撒。後來在與安東尼和屋大維的權力角逐中戰敗自殺。
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527?bc—460?bc），雅典將軍及國務活動家，西元前480年，他領導雅典海軍在薩拉米斯海灣擊潰了波斯人。
奧爾特加的這一段內容很容易讓人想起由佛經中「白黑二鼠」的寓言衍化而來的一則禪宗公案：某生於荒野遇虎，大恐而逃，虎追不捨。生逃於危崖，攀藤而身懸蕩於空。崖上虎吼如雷，崖下血口如盆，生驚，膽欲裂。當此際，又兩鼠噬藤，險情萬狀。生茫然忽見一鮮美草莓，遂一手攀藤，另手採莓嘗之，曰：「味美矣！」。
西塞羅（marcustulliuscicero，106bc—43bc），古羅馬政治家、雄辯家、著作家。
西元前1世紀，羅馬共和制面臨危機，以馬略（marius，155?bc—86bc）和秦納（chinna）為首的民主派同以蘇拉（sulla，138bc—78bc）為首的元老派為爭奪政權展開了殊死搏鬥，雙方兵戎相見，互相報復，義大利血流成河。鬥爭的結果是蘇拉派勉強維持了元老派統治，推行民主改革的馬略派死傷殆盡，一蹶不振。「前三頭」克拉蘇、愷撒和龐培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上政壇的。
應該是指愷撒違反他自己擔任執政官時通過的《猶理亞反賄賂法》，這條法律規定行省長官本人，如未經人民會議或元老院許可，不得對別國發動戰爭。愷撒在高盧的多次戰爭從來沒有得到元老院的批准。
撒路斯提烏斯（sallust，86?bc—34?bc），古羅馬政治家和歷史學家，著有《喀提林陰謀》《朱古達戰爭》等。
拉甲提卓（lagartijo，1841—1900），西班牙著名的鬥牛士，他一生中殺死了近5000頭公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頭名為「蜘蛛」（murcielago）的公牛，1879年，拉甲提卓在西班牙科爾多瓦與它進行了生死較量。
正如下文指出的，這裡所謂的「考據學者」實際上就是指歷史學家。
指共和國後期在羅馬政壇上崛起的一個階層。除本文中提到的巴爾布斯外，像西塞羅、馬略等人均為「新人」。
科爾涅利烏斯·巴爾布斯（luciuscorneliusbalbus），西班牙人，古羅馬政治家，愷撒以及屋大維的重要幕僚之一。
加地斯（cádiz），西班牙西南部的一個港口，臨大西洋。
薩維德拉·法哈多（saavedrafajardo，1584—1648），西班牙外交家和文學家，以其所著的反對馬基雅維利觀點的寓意詩集《一位基督教君主的思想》（ideadeunpríncipecristiano，1640）而聞名。他在這部作品中呼籲恢復傳統的德行，以拯救國家的衰落。
塔西佗（tacitus，55？—120？），古羅馬政治家和歷史學家，著有《歷史》《編年史》以及《日耳曼尼亞志》等。他的《日耳曼尼亞志》和愷撒的《高盧戰記》是記載古代日耳曼人和高盧人的比較早的文獻。
萊昂（león），中世紀西班牙的一個王國，統治加利西亞、阿斯圖里亞斯以及獨立之前葡萄牙的許多地區，1230年，與卡斯蒂利亞合併。
阿拉貢（aragon），西班牙東北部的一個地域和王國，1479年，它與卡斯蒂利亞合併形成了現代西班牙的核心。
維辛吉託列克斯（vercingetorix，？—46bc），高盧部落阿維爾尼人的首領，西元前52年，領導了一次反抗羅馬人統治的叛亂，起初曾連連獲勝，後來被愷撒俘獲處死。
聖馬洛（saint-malo），法國的一個海港；斯特拉斯堡（strasburg），法國東北部靠近德國的一個重要城市。
熙德（elcidcampeador，1043？—1099），11世紀西班牙具有傳奇色彩的著名軍事統帥、民族英雄，原名叫羅德里哥·迪阿斯·德·比發爾（rodrigodíazdevivar），生於卡斯蒂利亞一個小貴族之家，起初為阿方索六世服務，後來被逐，投靠穆斯林的薩拉戈薩胡德王朝。其間他曾多次建立殊勳，被人尊稱為elcidcampeador（鬥士首領），熙德的名字即由此而來。
天涯角（finisterre），西班牙西北端一個多岩石的海角，在大西洋沿岸；直布羅陀（gibraltar），西班牙中南部海岸的半島，在西班牙和北部非洲之間連線地中海和大西洋。英國於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控制了直布羅陀。
三十年戰爭（thirtyyears'war），發生於1618—1648年間的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國際性戰爭。戰爭的一方為哈布斯堡集團，由奧地利、西班牙和德意志天主教聯盟組成，並得到羅馬教皇和波蘭的支援；另一方為反哈布斯堡集團，由法國、丹麥、瑞典、荷蘭、德意志新教聯盟組成，並得到英國、俄國的支援。最後，以法國為首的一方取得了勝利，根據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法國取得了除斯特拉斯堡以外的阿爾薩斯地區和其他一些小領土的所有權；瑞典和德意志的幾個大諸侯也得到了大片領土；荷蘭和瑞士的獨立得到承認。
最後這一句話30年代英譯本沒有譯出，根據80年代英譯本補譯。
勒南（josephernestrenan，1823—1892），法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宗教學家，著有《科學的未來》《耶穌的一生》《法國的君主立憲制》等。
80年代英譯本的譯法稍有不同：「國家是一種偉大的團結，它的凝聚力來自其公民為它或者準備為它做出犧牲的情操。它意味著一個過去；但它現在卻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同意（consent），明確表達出來的共同生活的意願。如果你不介意用譬喻的話，我們可以說，國家就是一種日常的公民投票。」80年代英譯本的編者還指出這一定義出自勒南的《凱爾特人之歌及其他研究》（thepoetryofthecelticraces,andotherstudies）；其中著名的《何謂國家》已有中譯文，李紀舍譯，載（中國臺灣）《中外文學》，24卷6期，1995年；又見曹海軍譯，《中大政治學評論》（第3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
勃艮第（burgundy），法國東部的一個地區。歷史上，勃艮第人曾經在西元5世紀建立過強大的王國，後來為法蘭克人所滅；其後，該地區的政權曾多次易手，並在14和15世紀時勢力達到頂峰；1678年，勃艮第領地完全併入法國。
聖伊西多爾（st.isidore，560？—636），西班牙基督教家神學家、最後一位西方拉丁教父，著有《語源學》《教父生平始末》以及《論教會的職責》等。
萊昂—卡斯蒂利亞（león-castile），萊昂與卡斯蒂利亞曾經是兩個獨立王國，1230年，卡斯蒂利亞國王費迪南德三世兼領萊昂王位，兩國實現統一。現在，卡斯蒂利亞—萊昂是西班牙的一個大區。
奧爾特加這裡所說的「歐洲人」並不是一種泛指，而是在前文中提到的尚未形成的「歐洲合眾國」之「歐洲人」。
凱爾特伊比利亞人（celtiberian），西班牙北部古代凱爾特人的一支。
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1813—1814年，橫掃歐洲的俄國軍隊中的青年軍官對歐洲的自由與進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引發「十二月黨人運動」。
羅德之妻（lot'swife），《聖經·舊約·創世記》中的人物，羅德是亞伯拉罕的侄子，當他們逃離罪惡之城索多瑪時，他的妻子因不聽上帝的勸告回頭觀看而被化為鹽柱。
30年代英譯本這一段的內容到此結束，下面幾句話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
索雷爾（georgessorel，1847—1922），法國社會哲學家，著有《暴力論》《進步的反思》等書。
海妖的召喚（thesirencall），在古希臘神話中，半人半鳥的海妖塞壬常常用美妙的歌聲來誘惑過路的航海者，導致他們觸礁毀滅。
參見筆者《黑格爾眼中的美國》（hegelyamerica）一文，載《觀察者》，第7卷，1930年。
參見筆者的《論羅馬帝國的覆滅》（sobrelamuertederoma）一文，載《觀察者》，第6卷，1927年。（30年代英譯本沒有具體指出文章的標題，根據80年代英譯本補譯。——譯註）
這就是物理學和生物學思考問題的方式，它構成了所謂的博物學家的理性（naturalistreason），由此，它們向世人證明它們比「歷史理性」更少合理性。因為當歷史理性對現象做深刻的檢查時，它不僅僅是像我們這樣隻言片語地草草而過，它拒絕承認任何事實是絕對的。對「歷史理性」而言，推理包括了在揭示其起源時讓所有的事實流動。參見作者的散論《歷史是一個體系》（historiacomosistema,r.deo.,2nded.）。（30年代英譯本沒有這個腳註，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譯註）
指出這一點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在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catalonia，西班牙東北部的一個三角形地帶，位於法國和地中海交界處，巴塞羅那是其首府。該地區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併發揮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後來與阿拉貢合併為阿拉貢王國。1469年阿拉貢與卡斯蒂利亞合併為西班牙後，它成為西班牙的一部分。——譯註），兩種相互對立的趨勢並行不悖：歐洲的民族主義和巴塞羅那的地方主義。在巴塞羅那，早期地中海人的那種脾性仍然殘留。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說過，西班牙東海岸的人是古代人（homoantiquus）在伊比利亞半島的遺孑。
法理上的同質結構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央集權。
這一草率的論斷是以對「什麼是政治——不管是壞的政治還是‘好的’政治」有一個清晰的看法為前提的，關於這一論斷的意義可以參見筆者題為《人與民族》（elhombreylagente）的社會學論文。（30年代譯本沒有正文中的那句話及註釋，根據80年代譯本補譯。——譯註）
參見筆者《國家運動的起源》一文，載《觀察者》，第7卷，1930年。（30年代英譯本沒有這個註釋，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譯註）
參見道普施（alfonsdopsch，1868—1953，德國文化和經濟史學家。——譯註）：《歐洲文明的經濟與社會基礎》（economicandsocialfoundationsofeuropeancivilisation），第2版，1924年（30年代英譯本誤作1914年。——譯註），第二卷，第3—4頁。
不管他們居住得多麼密集，羅馬人從不把蠻族居民點看作是城市，充其量稱之為sedesaratorum［莊稼漢居住的地方］。（30年代英譯本沒有這個註釋，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譯註）
我們知道，奧古斯都的帝國與其養父愷撒渴望建立的帝國是大相徑庭的。奧古斯都追隨的是愷撒的政敵龐培的路線。迄今，論述這個問題最優秀的著作要算邁耶（e.meyer）的《愷撒的君主制和龐培的元首制》（themonarchyofcaesarandtheprincipateofpompey，1918）一書。儘管這本書相當出色，但在我看來，它還存在著很大的不足，這並不奇怪，因為，如今我們已經很難發現那種具有廣闊視野的歷史學家了。邁耶的書直接針對傑出的歷史學家蒙森（mommsen，1817—1903，德國曆史學家，其最著名的作品為三卷本的《羅馬史》，他曾獲得1902年諾貝爾文學獎。——譯註），雖然邁耶不無道理地指責蒙森將愷撒過分理想化了，以至把他描繪成一個超人；但我認為，蒙森對愷撒政策本質的洞察遠非邁耶所能匹敵。這也不足為奇，因為，蒙森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考據學者」，在他身上還具有許多未來主義的特徵。而且，一個人對過去的洞察力與其透視未來的能力是大致成正比的。（80年代英譯本的註釋沒有評述邁耶和蒙森的部分，大概是作者在後來的版本中刪去的。——譯註）
即使所有的西班牙人都說西班牙語——就像所有的英國人都說英語，所有的德國人都說高地德語（highgerman）一樣——情況也是如此。
當然，我沒有將古希臘共同語（koine，西元前4世紀到西元6世紀希臘化時期，通行於希臘、馬其頓以及非洲部分地區和近東一帶的語言，由雅典方言發展而來，是新希臘語的基礎。——譯註）和佛蘭卡語（linguafranca，曾經在地中海東部地區使用的一種通用語，由多種語言混雜而成。——譯註）考慮進來，因為它們不是單個民族的語言，而是某種特殊的國際性語言。
乍一看，它似乎與一項事實相矛盾，但仔細斟酌一下，就會發現這項事實反倒可以確證上述結論，那就是：帝國所有的居民最後都被授予了公民權。然而，這恰恰是在公民權喪失了政治身份這一特徵之後，完全成為一種負擔和對國家的服役，或者僅僅成了市民法中一條掛名的頭銜時，統治者被迫做出的讓步。在一個奴隸制被奉為原則的國家裡，人們還能有什麼指望呢？要知道，在我們的「國家」裡，奴隸制純粹是一個殘存的事實。
從這一點來看，人類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種未來主義的特徵；也就是說，他首先生活在未來之中，並且首先是為未來而活著。然而，我卻又在對古代人與現代歐洲人的比較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古代人對未來是相對盲目短視的；而現代歐洲人則相對具有遠見卓識。因此，在這兩個論題之間，存在著一種表面上的矛盾。但實際上人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是他真實的自我；另一方面則是他的自我意識，這種意識既可能與他的真實存在吻合，也可能不吻合。很明顯，我們的思想觀念、偏好和願望均不能取消我們的真實存在，但它們卻可以使之複雜化，並對它進行修正。古代人和現代人都關注未來，但古代人總是將未來寄託在過去的制度之上，而我們現代人卻為未來、為新生事物留出了更大的自由空間。這種差異並不是實際狀態上的差異，而是偏好上的差異，它讓我們相信現代人是未來主義者，而古代人是復古主義者。當歐洲人開始將他自己的時代稱作是「現時代」的時候，他就已經覺醒，並意識到了自己的角色。眾所周知，所謂「現代」就是指某些即將替代古代用法的新事物。早在14世紀末葉，人們就開始關注現代性，特別是在那些最能切中時代脈搏的問題上。例如，神秘主義神學（mysticaltheology）的先驅「現代虔信派」（devotiomoderna，14世紀末至16世紀天主教內部的一個派別，強調沉思和內省，不重視儀式和表面行為，摒棄13、14世紀注重思辨的靈脩理論。--譯註）就是如此。
從年代上說，國家的原則是18世紀末浪漫主義的最初征兆。
如今我們宛如身處實驗室一般，正在目睹一項浩大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實驗：我們將看到英國是否能夠成功地提出一種誘人的生活規劃，以維持帝國（指英聯邦——譯註）各個部分在共同生活上的有效聯合。
然而，這種同質化一般來說並不能將他們原來的差異一筆勾銷。（30年代英譯本沒有這個註釋，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