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我們的主題，這裡所分析的是這樣一種嶄新的社會現象，那就是歐洲在其歷史上第一次將自己託付給如前所述的普通人，由他們來決定自己的命運；或者轉換成主動語態說，迄今一直依賴他人引導的普通大眾，現在卻決定要越俎代庖，自己統治這個世界。這種新型的人類一旦出現，馬上就臻於成熟，他意欲登上社會舞臺之前場的決心隨即自動產生。僅從公共生活的角度來看，這種新型「大眾人」的心理結構可以描述如下：（1）他持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根深蒂固的印象：生活應該是舒適安逸的、充裕富饒的、沒有任何重大限制的；因此，每一個普通人都會產生一種權力與成功的感覺。（2）此種感覺使得他滿足於自己現有的狀態，並認為自己在道德和智力資質上是優秀的、完美的。這種志得意滿導致他封閉自我，拒絕外部的權威；不願意傾聽他人，規避將自己的意見提交判斷，甚至無視他人的存在。他內心深處的那種大權在握的感覺促使他時刻突出自己的優越，所以，他的言談舉止表現得就好像這個世界上只有他自己及其同類存在似的。（3）於是乎他將插手干預一切事務，強制推行他那粗俗鄙陋的觀點，無須尊重、考慮他人的看法；為所欲為，毫無保留，也就是說，他的干預將採取「直接行動」的方式。

正是這一系列的特徵讓我們想起某些不健全的人群，比如被寵壞的孩子、反叛的原始人——也就是野蠻人。（另一方面，正常的原始人卻是我們所知的最馴服的人群，他們服從於一切外在的權威，無論是宗教、禁忌、社會傳統，還是風俗習慣。）大家不必對我把這麼多貶抑之辭加在這種型別的人身上而感到驚訝，目前本文僅僅是針對此種洋洋自得之勝利者的一次初步進攻，它表明，面對大眾意欲實施暴政的企圖，一部分歐洲人士必將採取積極的行動，鳴鼓而攻之。這暫時還是一場小規模的衝突，正面進攻（frontalattack）即將到來，或許一觸即發，當然，它將採取與本文截然不同的方式進行。正面進攻的方式必須是「大眾人」所防不勝防的，即使從他眼皮底下走過，他也不會懷疑這正是將對自己構成致命一擊的正面進攻。

這種型別的人在當今時代幾乎隨處可見；他在到處強加自己精神上的野蠻主義：事實上，他是人類歷史所寵壞的孩子。這個寵壞的孩子之行徑僅僅是一個繼承人，除了繼承遺產之外，他一無所能，而他所繼承的遺產正是文明，包括文明所帶來的一切便捷、安全，概言之，包括文明所帶來的一切好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只有在一個舒適安逸的環境中，譬如在我們當前的文明所產生的環境中，才可能出現這種型別的人；在這樣一種文明的條件下，具備上述一系列特徵的大眾人應運而生。它是人類物質生活奢侈與過度的諸多畸形後果之一。

我們很容易被這樣的想法所欺騙：生活在一個富足的世界中，遠比生活在一個需要不斷與匱乏做鬥爭的世界中更美好。這是一個幻覺，事實並非如此，其原因具有一種非常嚴謹、非常根本的性質，這裡容不得我們進一步詳細論述。就目前來說，我們只要回想起如下這一事實就足夠了：任何一種世襲貴族制都擺脫不了迴圈起落的永恆悲劇。也就是說，貴族的繼承人將發現他所擁有的那些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條件，其中沒有一樣是他自己所創造或掙得的，因此，它們無法構成他個人生命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甫一降生，他就發現自己突然被莫名其妙地置於財富和特權之中。從他自身來說，這些東西與他毫不相干，因為它們並非得自他本人；這些財富和特權僅僅是其他人，也就他的先人的巨型鎧甲，他不得不以一個繼承人的身份而生活，也就是說，他不得不穿著另一個人的服飾而生活。這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呢？由繼承得來的「貴族」名號會給他帶來什麼樣的生活呢？是他自己的生活，還是另一個人，即他那高貴祖先的生活？兩者都不是！他註定要扮演他人，因而也就既無法成為他人，也無法成為他自己。他的生活將不可避免地失去真實，轉變為他人生活的一種純粹象徵或幻影。他被迫利用的那些龐大資源容不得他過自己的生活，把握自己的命運：他的生命在萎縮、衰退。一切的生活都意味著為實現自我而奮鬥、努力。（alllifeisthestruggle,theefforttobeitself.）

一個人在實現自我的過程中所遇到的那些艱難困苦，恰恰喚醒並激發了他的活力與才能：倘若沒有他的軀體承載在他的身上，他將寸步難行；倘若沒有空氣負壓著他，他就會感到自己的身體彷彿懸浮在真空中，飄來蕩去，游移不定，缺乏根基。同樣的道理，對那些繼承的「貴族」來說，他的整個存在、他的個性將由於缺乏實際的運用和必要的努力，而變得曖昧、模糊。其結果就造成了「我們古老貴族」所特有的愚蠢，這種愚蠢與眾不同，嚴格說來，它內在的悲劇性機制至今尚未被描述，而正是這種悲劇性機制導致一切世襲貴族制都要走向無可挽回的沒落。

我們說了這麼多僅僅是為了拒斥這樣一個幼稚的信念：生活資源的富足和過剩有利於人的生存。事實恰恰相反：一個在可能性上過於富足的世界會自生自發地造就畸形的、品性不端的人類生活形態，它或許可以統稱為「繼承人」（theheir-man）。同寵壞的孩子一樣，「貴族階級」只是其中的一個特例；而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眾人則是一個更充分、更完備的「繼承人」。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的「貴族」都會表現出某些共同的特徵，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發現這些特徵在今天的大眾人身上再次出現。比如，對各種佔據其人生大半時間的遊戲和運動的喜好；注重身體的保養——養生術——和外表儀容的修飾；在與婦女的交往中缺乏羅曼蒂克情懷；表面上樂於交遊知識分子，但實際上打心眼裡蔑視他們，不時地指使其奴僕或僱傭暴徒懲罰他們；他寧願生活在一個絕對權威的支配之下，而不是一個自由討論的體制之下，等等。

因此，我不厭其煩地強調：此種充滿各種不文明傾向的人、新近出現的野蠻人乃是現代文明自生自發的產物，尤其是19世紀所採取的那種文明形式的產物。他既不像西元5世紀那些「偉大的白色人種之蠻族」一樣，是從外部闖進文明世界的；也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池塘裡的蝌蚪」，是文明世界自身神秘的後裔；實際上，他完全是文明世界的自然產物。我們可以確立如下一條已經為古生物學和生物地理學所證實的規律：只有當其可利用的資源與其所面臨的難題達到一種平衡時，人類的生活才會形成與拓展；不僅在物質層面是這樣，而且在精神層面也是如此。譬如，以人類物質生存中一個非常具體的方面為例：我們或許會想到人類最初得以繁衍生息的地方，恰恰就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炎熱季節與酷寒季節交替互補的地區。在熱帶地區，人的身體容易退化；反過來，劣等的種族——比如，俾格米人——往往被那些晚於他們出現，但進化程度超過他們的種族，驅逐到熱帶地區。

因此，產生於19世紀的現代文明具有這樣一種特徵：它使得普通人佔據一個富足過剩的世界成為可能；他們感到自己可以任意支配諸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活資源，而對與之相關的努力和勞苦卻全然不曾覺察。他們發現自己置身其間的世界佈滿了前所未有的設施、療效極好的藥物、提供各種福利的政府以及充分的自由和權利。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忽視了一點，那就是發明和創造這些設施與藥物以及確保它們將來的生產，是多麼的困難，需要怎樣的努力；他們也沒有意識到國家組織是何等脆弱、不穩固；對於自己的義務和職責，他們更是很少關心。這種平衡的缺失扭曲了他們的本性，削弱了他們存在的根基，致使他們與生活的真諦失之交臂：生活在本質上乃是一種疑問多多、絕對危險的情境。在各式各樣的人當中，與人類生活最相背離的型別就是「志得意滿的人」（theself-satisfiedman），已經長大了的寵壞的孩子。一旦這種人佔據了主導地位，警鐘就應該敲響，因為它預示著人性正面臨著退化——也就是相對死亡——的威脅。以此觀之，歐洲今天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線高於過去的任何一個時代，但是，如果我們展望未來，我們不能不對此感到憂慮：它非但不能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或是維持現有水平，反而極有可能倒退，跌落至更低的水平線上。

我想，這已經足夠讓我們認清那些「志得意滿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極端畸形了，他是一種自以為在生活中可以「隨心所欲」的人；事實上，這正是一個filsdefamille［大家族子弟］常常具有的幻覺。箇中緣由我們不難找到：在家庭的圈子裡，一切行為，哪怕是最惡劣的過錯最後都可以免於懲罰。家庭的圈子，相對來說是虛假的，它可以容忍、放縱許多行為，這些行為如若發生在社會上、外面的世界中，將不可避免地給其帶來災難性後果。然而，這種型別的人卻以為在外面可以像在家裡一樣，為所欲為；相信沒有什麼事情是致命的、無可挽回的、不能改變的。這就是他為什麼會認為自己可以隨心所欲的原因。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錯誤！猶如一則葡萄牙故事中一隻鸚鵡所說：「你要去你應該去的地方。」這並不是說一個人不應該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而僅僅是說一個人只能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情，成為他不得不成為的樣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拒絕去做那些本來不得不做的事情，但這也不能讓我們自由地去做我們所喜歡做的事情。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僅僅擁有一種否定的意志自由（anegativefreedomofwill,anoluntas）。我們自信可以逃避自己真實的命運，但其結果卻只能是使自己在命運的泥淖裡越陷越深。對於我們當中每一個人的具體命運，我們是無法預知的；但預見其中的某些部分、某些方面卻是可能的，因為他的命運必然與其他人的命運有相似之處。比如，當代的每一個歐洲人都知道今天的歐洲人，無論是自己還是其他人都必須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的這一信念比他所堅持的其他一切「思想」或「見解」都要堅定。我們姑且不管他所贊成的自由主義屬於哪一種型別，我只想指出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即使今天歐洲最反動的人，在他內心深處也都知道，上一個世紀的歐洲人以自由主義的名義所付出的努力、取得的成就，從長遠來看，其實都是命中註定的、不可避免的；今天的西方人註定是這個樣子，不管他願意與否。

儘管有充足且無可爭議的證據表明，為了實現政治自由這一銘刻在歐洲命運之中的無上命令（thecategoricalimperative），人們所採取的具體手段是錯誤的、不幸的；但「上一個世紀在本質上是正確的」這一終極性證據仍然是有效的。對於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來說，無論它們可能採用什麼樣的舉措來證明自己是正確的，就像那些仍然服從於事項舉要的天主教徒一樣，這一最終證據同樣適用。所有的人都知道，儘管對自由主義運動的各種批評都自有其合理之處，但是自由主義依舊保持其顛撲不破的真理性，此種真理既不是理論上的、科學上的，也不是智識上的，而是一種全然不同的、更具有決定性的真理，即命運的真理（thetruthofdestiny）。理論上的真理不但是可以探討的，而且甚至可以說它們的全部意義和力量就在於對它們的探討與爭辯之中，它們產生於討論；只要它們被探討，它們就存在；它們只能在討論中形成，除此之外別無他途。但是命運則不然，從生活的觀點來看，一個人只能不得不接受或不得不拒絕此種命運；它不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而是要麼接受、要麼拒絕的問題。我們如果接受它，我們就是真實的；如果拒絕它，我們就是在否定、歪曲自己。命運並不存在於我們感到自己願意做的事情當中；毋寧說只有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必須做我們不喜歡做的事情時，命運才會彰顯其清晰的面貌。

因此，我們現在可以這樣概括「志得意滿的人」的特徵：他「知道」某些事物是不可能的或不可為的，但出於某種原因，他卻在行動和言辭中假裝相信它們是可能的和可為的。法西斯主義者動員起來反對政治自由，恰恰就是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政治自由最終是不會失敗的，它是歐洲生活中本質的、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一旦歐洲出現嚴重的危機，人們真正需要它時，政治自由就會再度復興。因為大眾人的特徵與基調乃是偽飾、輕浮以及胡鬧，所以，他的一切行為都缺乏任何意義上的必然性，就像富家子弟的惡作劇。他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中所匆忙採取的悲劇性的、終極性的姿態都只是做做樣子而已。人們在劇院裡觀摩、扮演悲劇，乃是因為他們不相信現實生活中的悲劇，其實，在這個文明的世界中有多少悲劇在上演啊！

不管一個人向我們展示的是什麼樣的自我，只要它是真實的，那都將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但如果有人堅持認為二加二等於五，並且沒有證據表明他的心智不健全，那麼我們或許可以確定他事實上並不相信這個等式，哪怕他對此堅決予以否認，甚至因為堅持這個等式而丟掉身家性命。

一場鬧劇的狂飆目前正在以各種形式席捲整個歐洲大陸，人們所採取與宣稱的一切立場與姿態都是錯誤的；人們所做的唯一努力就是逃避我們真實的命運，對其顯著的跡象視而不見，對其深切的呼聲充耳不聞，避免直接面對「我們不得不成為的」（whathastobe）。我們在以一種喜劇的方式生活，生活的面具越是具有悲劇性，我們生活得越發像是鬧劇。無論何時何地，只要生活失去了不可或缺的根基——這是一個穩固的立足點——鬧劇就會存在。大眾人不願意紮根於其命運之確定不移的基石上，他寧願選擇一種懸浮在空中的虛幻存在。因此，歐洲人從未像今天這樣過著一種失去重量、缺乏根基的生活，他們把生活從自己的命運中連根拔起，任憑自己在最輕微的氣流中漂浮。這是一個「隨波逐流」的時代，一個「任其自然」的時代。幾乎沒有人能夠抵制得了來自藝術、思想、政治或社會習慣方面的那些淺薄而短暫的風潮；其結果就是修辭術（rhetoric）空前地盛行。超現實主義作家認為自己已經超越了整個文學史，因為當別人還僅僅限於描寫「茉莉花、才子佳人以及法翁」時，他已經寫出了更為複雜精緻的句子。但實際上，他所做的只不過是讓迄今一直隱藏在廁所角落裡的另一種修辭形式重見天日罷了。

再清晰不過的是，目前的情形儘管有它自身的某些特徵，但它仍然與過去的時代有諸多相似之處。因此，地中海文明甚至還不能與其曾經達致的巔峰——大約出現在西元前3世紀——同日而語：那時犬儒學派已經產生，第歐根尼趿拉著他沾滿泥漿的便鞋踐踏著阿里斯提波的地毯。犬儒主義者遍佈大街小巷，其風潮盛行於社會各個階層之中。事實上，這些犬儒主義者除了破壞一個時代的文明之外，一無所能：他們是希臘文明的虛無主義者；他們無所事事、毫無建樹；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破壞，或者毋寧說是試圖破壞，因為他們的企圖並沒有得逞。犬儒主義者是文明的一個寄生物，完全依靠否定文明來過活，而這恰恰又是因為他們相信，文明是永遠不會失敗的。置身於一個野蠻的民族當中——那裡的每一個人都自覺地、非常真誠地履行著犬儒學派荒唐地賦予每個人的職責，犬儒主義者能做什麼呢？當代的法西斯主義者，除了詆譭自由之外，他們還能做什麼呢？超現實主義者除了褻瀆藝術之外，他們又能做什麼呢？

對於此種型別的人，我們不能指望他會另有作為：他是一個組織得過於完美的世界之產兒，他只看到了這個世界的優越，而沒有覺察到它的危險。他周圍的環境寵壞了他，那些「文明成果」彷彿就是一個安居的宅院，鐘鳴鼎食之家的子弟根本感覺不到有什麼可以迫使他放棄奇思怪想；也沒有什麼可以促使他走出封閉的自我，傾聽那些來自更高權威的忠告；更不用說有什麼可以責成他面對自己深邃莫測的命運。

註釋

指入侵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

奧爾特加的引證有誤，「池塘裡的青蛙」是柏拉圖對地中海沿岸星羅棋佈的希臘殖民城邦的譬喻，參見《斐多篇》109b。

俾格米人（pygmy），一種平均身高低於5英尺的人種，尤其是指赤道非洲和亞洲東南部地區的矮人。

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可以說是家庭與社會關係的放大。「志得意滿的複合體」（self-satisfactioncomplex）之最明顯、最不可否認的證據就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些國家在國際聯盟中竟然也決心要「隨心所欲」，他們公然聲稱這種態度就是「民族主義」。儘管我對一切頂禮膜拜「國際主義」的態度甚為憎惡，但另一方面，對那些相當不發達的國家所表現出的這種自以為是，同樣感到荒謬可笑。

即19世紀的自由主義運動是正確的，因而反自由主義的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就是錯誤的。

事項舉要（thesyllabus），指天主教會用教令頒佈的事項，尤指教皇庇護九世於1864年所列的80條以及庇護十世於1907年所列的65條異端教義、行為和制度。這裡應該指的是庇護九世1864年通諭附件《現代錯誤學說彙編》中的第80條：任何認為羅馬宗座應該或能夠同意進步、自由主義以及現代文明並與之相協調的見解都是謬誤。這則通諭附件嚴重打擊了天主教開明派，並使天主教會喪失了知識界的支援。

法翁（faun），古羅馬神話中主司農牧的神，人面羊耳，頭上生角，人臂羊腿，吹一支牧笛。

第歐根尼（diogenes，412?bc—323bc），古希臘哲學家、犬儒學派的奠基人；阿里斯提波（aristippus，435?bc—366?bc），古希臘哲學家、昔勒尼享樂主義學派奠基人。

似乎是指當時人們普遍地由積極的公共生活轉向個人內心世界的安寧，迴避公共義務的心態。

生活資源的增加，乃至充裕當然不應該與過剩相混淆。在19世紀的時候，生活上的便利設施就已經急劇增加，由此導致生活——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的驚人發展，我在前面已經指出了這一點。但目前的情況卻是，與普通人的能力相比，這個文明的世界已經顯得太富足、太奢侈，盈餘過剩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似乎與進步（也就是，生活便利的不斷提高）同步增長的安全感僅僅導致了一般民眾的道德腐化，激發他產生出一種錯誤的、邪惡的並且在日漸萎縮的自信。

和其他許多方面一樣，英國的貴族階級似乎在這一問題上也是個例外；但只要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英國的歷史就會發現，即使是這個非常值得欽佩的例外也能證實我們上述的規律。與通常的說法恰好相反，英國的貴族其實是歐洲最不「過剩的」，他們的處境比其他國家的貴族更為險惡。正是因為他們總是生活在險惡的環境中，他們才為自己贏得了普遍的尊敬，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在險境中能夠獨當一面。人們常常忘記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直到18世紀的時候，英國依舊是西歐最貧弱的國家，正是這一事實挽救了英國的貴族。由於生活資源的匱乏，他們不得不很早就開始從事工商業活動——歐陸國家的貴族對此往往不屑一顧，也就是說英國的貴族很快就決心經營一種富有創造性的經濟生活，而不是僅僅依賴特權過活。

參見奧爾布里希特（olbricht）：《氣候與進化》（klimaundentwicklung，1923）。

對於贊成哥白尼學說的人來說，儘管他知道太陽並沒有落到地平線以下，但他仍然看到太陽落山；既然視覺意味著一種初步的信念，那麼他就會繼續相信它。由於他的科學信仰在不斷地削弱其最初的或自發的信仰之影響，所以，上述天主教徒在其宗教信仰的支配下，否定了自己真實的自由主義信仰。天主教徒的這個例子僅僅是我剛才所闡述的思想之一個直觀的例證，但是我對我們這個時代之大眾人——「志得意滿的人」——的責難並不是針對天主教徒的，他們只是在這一個方面相似而已。我所指斥的自我滿足的人幾乎在他的整個存在中都缺乏真實性，天主教徒僅僅在他存在的某些方面是不真實的。但即使是這種部分的相似也是表面的，因為他在其存在的這個方面的不真實——不管他願意與否，他畢竟與現代人是如此相似——恰是由於他想忠實於自己存在的另一個真實的方面，也就是他的宗教信仰，這就表明天主教徒的命運本身就是悲劇性的。通過接受其不真實的一面，天主教徒履行了自己的義務；而另一方面，志得意滿的人則妄想完全逃避自己的義務，其目的正是想避免一切悲劇。（30年代英譯本沒有原文中關於天主教徒的例證和這個腳註，這裡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譯註）

自我貶損、自甘墮落是那些拒絕接受其義務要求成為何種樣子之人的唯一生活方式；然而，他的真實存在並沒有死滅，相反，它轉化為一種可詛咒的影子，這種幻影使他不斷感到自己的現實生活比之於他應該生存其中的生活要卑微。墮落的人在其自戕行為中苟延殘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