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總是與我們相伴相隨，但它是自給自足的。在大自然的森林中，我們可以做無拘無束的野蠻人；要是沒有文明人的出現給我們帶來威脅，我們可以一直這樣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不過，從原則上講，永遠做一個野蠻人是可能的，而且確實存在這樣的野蠻人，布萊西格曾經稱他們為「永久地駐足於晨曦中的民族」，他們滯留在一個靜止的、凍結的黎明中，永遠無法過渡到正午。

這種情況只能發生在純粹的自然世界中，而不會出現在我們這個文明世界裡。文明並不是「恰好就在那裡的」（justthere），它不可能是自給自足、不假於外的；相反，它是人為的，它需要藝術家或者能工巧匠們的不懈努力。如果你想得到文明的果實，卻又不打算栽培、養育它——那你就是在自欺欺人：你會在剎那間發現文明已經棄你而去；再過片刻，你就會發現自己周圍的一切都已經化為烏有。猶如掩蓋著大自然的簾幕一下子被揭開，原始森林將以其天然的狀態復現在你的面前。叢林與沼澤總是原始的、蠻荒的，反之亦然，一切原始蠻荒之地都是叢林密佈，沼澤遍野。

每一個時代的浪漫傳奇都充斥著暴力的場景，白種婦女遭到自然造物或是野蠻人的強暴；它們被描繪為勒達與天鵝、帕西芬與公牛、安提俄珀與山羊的故事。在一般層面上，當我們面對廢墟時，我們所看到的則是一幅更為粗野蠻橫的景象：自然生長的灌木雜草之下，掩埋著文化造就的幾何形的碑石。當你的目光觸及一棟建築時，你那細膩的羅曼蒂克情懷首先感受到的是它聳立於簷口與屋頂的琉璃色飛簷（hedge-mustard），這正表明，任何事物最終都難免化為一抔黃土，叢林灌木將再次覆蓋一切。嘲笑羅曼蒂克情懷是愚蠢的，因為它也是正當的。在這些天真而乖張的想象背後，潛藏著一個重大的、永恆的問題：文明與構成其根基的自然之間的關係，亦即理性事物與宇宙事物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將保留在另一場合處理這個主題的權利；在適宜的時候，沒準我自己也會發一發懷古幽思之情懷呢。

但是，現在我必須從事一項與此相反的任務，那就是遏制正在大肆氾濫的叢林與沼澤。「善良的歐洲人」目前所必須應付的棘手難題，非常類似於已經引起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如何防止帶刺的梨樹鋪天蓋地地滋生蔓延，免得到時候它們把人都趕到大海里去。大約是在19世紀40年代，一個地中海移民出於對故土——馬拉加（malaga）或是西西里（sicily）？——風情的留戀，隨身帶了一罐其貌不揚的帶刺小果梨來到澳大利亞。幾十年後的今天，這種梨樹已經遍佈整個澳洲，並且正在以每年超過一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張。與這種梨樹做鬥爭所承擔的費用，已經讓澳大利亞政府不堪重負。

今天，大眾相信他們所由出生的、並正在使用的文明，就和大自然一樣，是自生自發、自給自足的，ipsofacto［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已經退化為原始人；文明在他們看來就像是一座森林。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現在我必須更加具體地闡述它。

對於當今的普通大眾而言，文明世界——這是我們必須努力加以維持的世界——賴以為基礎的那些原則已經完全不存在了。他們對基本的文化價值沒有一點興趣，因而也就談不上與之休慼與共的感情了，更不會準備為它們貢獻些什麼。這種情況是怎麼造成的呢？原因有很多，我這裡只想強調其中的一點。

隨著文明的日益發展，它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以理解。今天，文明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尤為錯綜複雜，然而，另一方面，在心智上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人卻越來越少。戰後這段時期為這一現象提供了一個顯著的例子，戰後歐洲的重建——誠如我們看到的——確實是一項過於繁雜的事務，以至於一般的歐洲人對此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回天乏術。這並不是因為缺少解決問題的方案，而是因為缺乏發現這些方案的大腦，或者毋寧說，多少還是有一些明智清醒的大腦的，只不過歐洲的普通大眾不願意把這些大腦安置在自己的肩膀上而已。

如果不盡快找到一個補救的辦法，問題的紛繁複雜與人類的心智慧力之間的不平衡將愈來愈嚴重，並構成我們文明的主要悲劇。正是由於其發展原則的多產性和確定性，文明所創造的物質成果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品質上，都在日益增加和提高，其結果已經超出了一般人的接受能力。我認為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以前的一切文明都因為維繫它們的原則之不足而湮滅；當前的歐洲文明卻由於相反的原因而面臨危機。古希臘和羅馬的衰亡並不是因為其子民的無能，而是因為其原則的枯竭；羅馬帝國的崩潰肇始於技術的匱乏，當它的人口迅速膨脹，達到一個龐大的數字時，就需要技術提供某些物質手段來解決問題，一旦技術跟不上，古代世界就開始走向一個迴轉、倒退與衰亡的連鎖過程。

但是，今天導致文明出現危機的卻是人，因為他無法與自己文明的發展齊頭並進。每當聽到一些較有文化素養的人談起當前的基本難題時，真讓人叫苦不迭，他們看起來就像一群粗野的農夫，在試圖用他們粗糙、笨拙的手指從桌面上撿起一根繡花針。譬如，他們在處理政治和社會問題時所使用的思維工具，居然還和二百年前一樣簡陋，殊不知現在的情況比起那時候來要複雜上二百倍！

先進的文明與艱難的問題完全是一回事，因此，文明的進步越顯著，它的處境就越危險。生活總是在變得愈來愈美好，但顯然也在變得越來越複雜；當然，隨著問題複雜程度的加深，解決問題的手段也就愈加完善，但新一代的人必須掌握這些改善了的手段。具體地說，在這些手段當中有一種手段與文明的進步最為密切相關，它揹負著大量的傳統與經驗，那就是：歷史。就儲存與發展現有的先進文明而言，歷史知識是第一流的技術，這不是因為它可以為生活環境的嶄新層面提供積極的解決辦法——現在的生活總是不同於過去；而是因為它可以防止我們重蹈覆轍。但是，如果一個人除非等到自己在飽經滄桑之後，才開始發現生活原來是如此艱難，舍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幫助他保留對過去的記憶，並從經驗中獲取教訓的話，那麼，一切都將無濟於事。我確信這正是歐洲目前的處境。今天最有「文化教養」的歐洲人對歷史也是驚人地無知，我相信當代歐洲國家的領導人所具備的歷史知識，比起18世紀，乃至17世紀的領導人來，要貧乏得多。這些時代的統治精英們——sensulato［寬泛意義上］的「統治」——擁有的歷史知識，使得19世紀的巨大進步成為可能。他們在18世紀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和政策，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先前時代在政治上所犯的錯誤，他們的理論和政策是根據這些錯誤所提供的經驗來構想的，並且在內容上涵蓋了人類整個的經驗範圍。但19世紀，人們就已經開始丟棄「歷史文化」（historicculture），儘管在這個世紀裡，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取得了顯著的進展。19世紀的這一重大失誤，是今天壓負在我們身上的眾多難題的根源。自19世紀末葉以來——儘管其時人們尚未覺察——歐洲就已經開始向野蠻主義迴轉、倒退，也就是向人類的混沌狀態與原始狀態倒退，他們喪失了過去，或是說遺忘了過去。

因此，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當前在歐洲及其周邊地區出現的這兩種「新」的政治冒險，可以看作是這種實質性倒退的典型例證。孤立地來看，它們學說中的某些積極成分包含著部分的真理，但這個世界上哪有什麼事物沒有一點真理性呢？說它們是倒退的，其根源就在於它們以反歷史的、錯置時代感的方式對待自己學說中的那一點理性要素。和所有的群眾運動一樣，它們的領導人都是些平庸之輩，他們被推上歷史舞臺完全出於偶然，因此，他們不但缺乏對歷史的記憶，而且缺乏一種「歷史的良知」（historicconscience）。在這些運動的一開始，它們的領導人就猶如歷史的遺孑：儘管他們生活在當代，卻全然屬於一個過去的時代。

這不是一個信不信仰某種主義的問題，我在這裡不想討論他們的信條。真正讓人難以置信的是，持這種主義者竟然在一戰末發動了一場錯置時代感的革命，這場革命在形式上和過去的所有革命沒什麼兩樣。在這場革命中我們看不到它對以前革命中出現的缺點和錯誤有任何的，哪怕是一丁點的修正和改善。因此，其所發生的一切對歷史毫無教益可言；嚴格說來，它絕非人類生活的一個全新開端，恰恰相反，它不過是人類之永恆革命的一次單調重複罷了。對於革命，人類實踐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然而不幸的是，極權主義革命非但沒有從中吸取任何教訓，反而再次上演了那些悲劇：「革命會吞噬自己的兒女」；「革命往往肇始於一個溫和的派別，繼之而起的則是極端主義者，不久又開始出現某種形式的復辟」等等。在這些彌足珍貴的老生常談中，或許還可以加上另一些雖然不是廣為人知卻十分靈驗的真理，其中之一就是：一場革命的持續不會超過十五年，這一週期恰好與一代人鼎盛的時間相吻合。

無論是誰，如若真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或政治實體，那麼他必須首先確保如下一點：他所促成的事態、境遇將使人類歷史經驗中那些最普通的常識歸於無效。在我看來，所謂「政治天才」就是指這樣一些政治家：他們一旦行動起來，我們學院裡的那些歷史學教授們就會變得目瞪口呆，因為，他們將看到自己學科中的所有「規律」都被這些人的行動所打斷，化為齏粉和塵埃。

如果把極權主義的標籤換為法西斯主義，我們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無論是極權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這兩種嘗試都沒有達到「我們時代的高度」，因為它們沒有能夠通過透視法（foreshortening）再現整個過去的縮影，而這正是改善過去的基本條件。通過正面交鋒與過去作戰是不可能的，未來只有把過去囫圇地吞噬下去才能征服它，如有任何遺漏，未來就是失敗的。

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是虛幻的黎明，它們帶來的不是嶄新一天的破曉，而是又一個陳舊時日的輪迴：它們是純粹的原始主義。和所有類似的運動一樣，它們不去積極地消化吸收過去的經驗和教訓，而只能陷入一場以過去的某些傳統為對手的愚蠢搏擊中。

毫無疑問，19世紀的自由主義必須被超越，但這完全不是法西斯主義之類宣稱自己是反自由主義的運動所能做到的。因為，自由主義產生之前的人們才是反自由主義的或非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一旦戰勝了對手，它要麼是繼續自己的勝利時刻，要麼是與它的對手在歐洲的毀滅中玉石俱焚、同歸於盡。生命的年輪是無情的：自由主義晚出於反自由主義，這就意味著後來者居上，它將比反自由主義更富有生機活力，就像槍炮比長矛更具威力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