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指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們這裡所分析的情境，亦即當前的情境，其本質是曖昧不清的，至今尚未明朗。因此，在本文一開始，我就認為當前時代的特徵，尤其是大眾的反叛這一現象的特徵，表現出兩種傾向，每一種傾向不僅容許而且要求我們做出雙重的解釋：一面是有利的，另一面則是不利的。這種模稜兩可並不取決於我們的心理感受，相反，它根源於事實本身：不是說當前的情境從一種立場來看是好的，從另一種立場來看則是壞的，而是說它本身就包含著興盛與衰亡的雙重可能性。

本文無意構建一套系統的歷史哲學，但毋庸置疑的是，我正在嘗試以我自己的哲學信念為基石，建立一種歷史哲學。我並不相信絕對的歷史決定論（theabsolutedeterminismofhistory），恰好相反，我相信，所有的生活包括歷史生活，都由一個個純粹的瞬間與片刻構成，其中每一個稍縱即逝的瞬間與片刻相對於前一個而言，都是不確定的；因此，在這些瞬間與片刻當中，現實顯得猶疑不決、首鼠兩端，面對諸多的可能性，它舉棋不定，難以抉擇。正是這種形而上的猶疑與躊躇使得一切生物都帶上一種震顫不已的特徵。

實際上，大眾的反叛既可能轉化為一種嶄新的、史無前例的人類組織結構，但也可能變成一場人類命運之曠世罕見的浩劫。無視進步的事實是不明智的，但我們必須修正「人類的進步是確定無疑的」這一觀念，更接近事實的毋寧是：若沒有「迴轉」和退化的威脅與刺激，就不會有必然的進步和發展。在歷史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令人歡欣鼓舞的無限進步與變幻莫測的週期性衰退並行不悖。生活，無論是個人的還是群體的，私人的還是歷史的，在浩瀚的宇宙中都屬於同一個實體，而宇宙是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因此，在嚴格意義上，生活就是一場戲劇。

在當今這樣的「緊要關頭」（momentsofcrisis），這一普遍真理顯得尤為有力、真實。因此，在目前大眾佔支配地位的情形中出現的、我們以「直接行動」來概括的新型行為，其徵兆很有可能預示著未來的完美與至善。顯而易見，每一種古老的文明在演化過程中，其耗盡機能的組織以及堅硬如繭的重負會變成有毒的殘渣，對生活構成障礙，並最終使之步履維艱。僵死的制度、儘管已經毫無意義但仍在發生作用的評判準則和價值標準、充滿繁文縟節的應對措施、缺乏實質性內容的規範，所有這些都是文明和「間接行動」原有的組成要素，但它們現在需要經歷一個急劇簡化的階段。浪漫時代普遍流行的高頂禮帽和長禮服如今已經被襯衫和便裝所取代，這裡，簡化意味著健康和更高的品味，因而也就意味著更完美的解決途徑。這正如我們通常所見到的，手段越為小巧，收穫反而越多。就連浪漫式的愛情這棵大樹（thetreeofromanticlove），也亟須修剪整飭：有太多虛飾不實的木蘭附著在它的枝頭；雜亂無章的匍匐枝、盤旋藤以及曲折纏繞的衍生植物攀緣在它的樹幹上，遮住了陽光的照耀，擋開了雨露的滋潤，這些贅疣之物必須統統剪除。

一般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迫切需要回到現實，貼著地面行走。歐洲人如果不首先剝除偽飾的外衣，裸露其本質，返璞歸真，那麼，他們很難像樂觀主義者期盼的那樣，實現飛躍式的發展。為了給一個光明的未來掃除障礙，此種正本清源、迴歸真實自我的戒律乃是其不可或缺的，它亦使我對過去的一切事物主張一種完全的思想自由。未來必然勝於過去，我們對過去的態度取決於未來的秩序。

但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19世紀的領袖們所犯下的嚴重錯誤：他們忽視了自己的責任，放鬆了警惕；他們在事件演化的滑坡上若無其事，漫不經心；他們對潛伏的危險——即使是在最為歡快的時刻它也不曾緩解——一無所知，也就是說，他們無力承擔領導的使命，無法履行義務和職責。今天，亟須提倡一種具有誇張意義的責任感，以激發那些能感覺到它的人。強調當今時代之危險徵兆已是迫在眉睫。

毫無疑問，如果讓我們對當代公共生活中的諸多因素做一番權衡與考量，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其中不利的因素遠遠超過有利的因素，尤其是當我們從它們對未來的預示與徵兆來考慮，而不是從它們目前的狀況來考慮的話，情況更是如此。

如今的生活在物質可能性上已經大大提高，但是，一旦面臨歐洲命運中最可怕的難題，它們就有傾覆的危險。我再次指出：社會的方向已經被這樣一群人所左右，他們對文明的法則視而不見，他們蔑視的不是此種文明或彼種文明的法則，而是迄今我們所能識別的一切文明的法則。當然，他們對麻醉劑、汽車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還是饒有興致的，不過，這隻能進一步驗證我的觀點：他們對文明本身根本沒有興趣，因為它們僅僅是文明的產物，他們對這些東西的熱衷只會使他們對其得以產生的原則更加漠不關心。如下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問題：自從thenuovescienze，即自然科學誕生以來，亦即文藝復興以降，人們對科學的熱情日益高漲，經久不衰，更具體地說，投身於純粹科學研究的人所佔人口比例曾經一代高於一代。但是，這種情況在今天處於20歲到30歲的那一代人身上首次出現了倒退（我再次強調一下是相對意義上的倒退），吸引學生們走進實驗室從事純粹科學研究變得越來越困難了。與此同時，工業卻達到其發展的高峰階段，普通大眾對於科學所創造的機械裝置與醫藥用品產生了更多的需求。我們可以不厭其煩地說，類似的不協調同樣也出現在政治、藝術、道德、宗教以及日常生活中。

這樣一個悖論對我們來說到底有什麼意義呢？本文試圖對這個問題做出回答，它向我們表明：今天佔主宰地位的是一群野蠻人，是一群崛起於文明世界的自然人（naturmensch）。這個世界是文明的，但其居民卻不是文明人：他們看不到周圍世界的文明，卻在運用它，就彷彿它是一種自然的力量。我們的新人希望得到自己的汽車，並盡情地享用，但他認為這只是伊甸園裡哪棵樹木上生長的自然之果。在他的靈魂深處，他從未意識到文明那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人為本性，他也不會把對器具的熱情轉到造就了這些器具的原理上來。當我借用拉特瑙的話說，我們正在目睹一場「野蠻人的垂直入侵」時，有人可能會認為（一般人都這麼認為）這只是一條「警句」罷了。現在，情況已經一目瞭然，它要麼是一項真理，要麼是一項謬誤，但它絕不僅僅是一條簡單的警句，而是一條正式的定義，它可以涵蓋整個複雜的分析。當今之大眾確實是一群野蠻人，一群從幕後登上文明這一古老舞臺的野蠻人。

今天，關於科學技術已經取得驚人發展的言論不絕於耳；然而，在這些言論當中，即使是在最睿智的言論當中，我也沒有發現多少涉及科技之未來的引人注目的認識。斯賓格勒確實是一位敏感而深刻的思想家，儘管他一直患有癲狂症；不過，在我看來他對這個問題也過於樂觀了。因為，他相信繼我們這個「文化」時代而來的將是一個「文明」的時代，而他所理解的「文明」首先是指技術的進步。斯賓格勒的「文化」觀和歷史觀與本文所依據的觀念之間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所以這裡評論他的結論絕非易事，哪怕是出於修正的目的也是如此。因此，為了將我們的觀點置於同一種尺度之下以顯示二者之間的差異，只能取其犖犖大端，簡而化之地比較一下。

斯賓格勒相信，即使對文化所依據的諸種原則之興趣已經消失殆盡，技術依然可以獨立發展，我對此委實不敢苟同：技術與科學是互為表裡的，當科學不再關注其自身的純粹狀態時，它將不復存在；而除非人們對於文化之一般原則繼續保持熱情，否則這種關注也不會持久。一旦對純粹科學的熱情走向死寂——目前的情況似乎正是如此——那麼技術不久也將壽終正寢，即使它還能苟延殘喘一陣子，所依靠的也僅僅是文化動力的慣性。我們與技術上的需求同生共存，但並不依賴它們而生存。技術既不能為自己提供養料與空氣，也不能構成causaesui［自己的原因］；它不過是過剩的、非實用的行為所產生的一種有益的、實用的沉澱物罷了。

現在，我繼續表明我的觀點：出於實用目的而對科技產生的興趣，非但不能保證科技成果的進步與維持，反倒可能使之倒退。認為技術主義是「現代文化」典型特徵之一的看法是極其正確的，因為這種文化包含了一種在物質上富有成果的科學。所以，在描述19世紀所孕育的生活之最新面貌時，我感到只有自由民主政體和技術主義才是真正嶄新的特徵。但我必須再次強調，我對此種情況異常驚訝，那就是當我們說到技術時，竟然忘記了技術的關鍵核心是純粹科學，而技術得以持續發展的條件和純粹科學得以繁榮興盛的條件是水乳交融的。我們有沒有認真考慮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了保證真正的「科學人」（menofscience）得以繼續存在，人類的心靈與大腦需要具備哪些前提條件呢？難道我們真的相信只要有金錢，就會有科學？許多人對此深信不疑，這一事實恰恰為野蠻主義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

想想看，把若干在本質上各不相同的原料攪和在一起，猛烈地搖動，通過這種方法調變出來的一杯物理-化學雞尾酒會是什麼味道？對這個問題，即使是最草率的考察也可以再清楚不過地看到：從空間和時間兩個方面來說，物理學和化學的形成與最初確立僅僅侷限在由倫敦、柏林、維也納和巴黎這四個地方所圍成的小方塊內，而且也只限於19世紀。這充分表明，實驗科學（experimentalscience）是人類歷史上最來之不易的成就之一，預言家、神父、武士和牧人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數不勝數，但要造就這樣一群具有實驗精神的人，顯然需要諸多天造地設的巧合，這恐怕比孕育獨角獸的環境還要罕見。如此顯白、清晰的事實足以激發我們對科學靈感之極易揮發、升騰的特性做出一些反省。有些人相信即使科學在歐洲消失了，美國人也會獨自繼續經營它，就讓我們祝福這些人吧！

對這個問題進行全面徹底的研究，並詳細分析對於實驗科學之發展及其技術成果來說至關重要的歷史前提，是非常有價值的。但即使這個問題得到澄清，我們也不要指望大眾會理解它。大眾是不會把注意力放到推理上來的，他們只能從自己的親身感受中學到些什麼東西。

有一項事實讓我對這樣的說教放棄了幻想，那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論證必然是精微而深奧的。在現有條件下，如果不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就指望普通大眾對這些科學以及生物學的相關科學產生自發的、如火般的熱情，難道不是極其荒謬的嗎？只要看一看現實情況是什麼樣，你就會明瞭：毋庸置疑，文化的其他一切要素，比如政治學、藝術、社會準則以及道德本身，等等，都已經問題重重，危機四伏；只有一項要素，其巨大的效能還在日益增加，它給大眾留下的印象極為深刻，那就是經驗科學。它每天都在為普通大眾製造新的發明，供其使用；每天都在為普通大眾生產新的麻醉劑或疫苗，使之受惠。每一個人都知道，只要科學的靈感不枯竭，實驗室若能三倍或十倍地擴建，那麼財富、舒適、健康、繁榮就會自生自發地大量增加。還能想象出有比這更顛撲不破、更具說服力的宣傳可以支援這項生機勃勃的原則嗎？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絲毫沒有跡象表明，大眾為了賦予科學更高的價值而投入更多的資金與精力，這又是為何？情況恰好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這段時期裡，從事純粹科學研究的人反而淪落為一個新的社會下等階層。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所說的是物理學家、化學家和生物學家，而非哲學家。哲學並不需要大眾的呵護、關注、同情和垂憐；它堅守著自己無用之用的本性，從而可以擺脫一切對平庸者的阿諛獻媚。哲學承認自己在本質上是令人困思的，並欣然地接受它那自由的命運，宛若一隻無拘無束、歡快飛翔的鳥兒，它無須向任何人請示什麼，也不必邀寵或是防備於人。如果它果真對什麼人有所助益，那也僅僅是從人類情感之共鳴和同情中獲得的愉悅；但它的生命力絕不在於施惠他人，它對此既不奢望也不渴慕。假如一項事物在其肇始階段就懷疑自身的存在，假如它唯一的生存尺度就是自我否定、自我取消，那麼它怎麼還能期望一般人會認真對待它呢？因此，讓我們先把哲學放在一邊吧，它屬於另一種形態的冒險。但是，實驗科學則不然，它需要大眾的合作與支援；反之亦是如此，大眾一刻也離不開實驗科學，否則將分崩離析：假如這個星球沒有了物理學和化學，它根本就無法維持目前這麼多人口。

還有什麼支援科學論據能比汽車和醫藥品更為有力呢？汽車使大眾可以來去自如；醫藥品則極大地消除了他們的痛苦。科學給人類帶來的持久而明顯的福祉，比起人類對科學所顯示的興趣和熱情來，是何等的不成比例！面對這種情形，我們實在無法抱有任何虛幻的希望和企盼：他們的所作所為純粹就是野蠻主義！尤其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對待科學的這種棄之如敝履的冷漠態度，竟然在技術人員——醫生、工程師等——自己身上也暴露無遺。他們在從事這些職業時慣常表現出的心智狀態，與那些心安理得地使用汽車或購買阿司匹林的人在本質上毫無二致：他們對於科學與文明之將來命運全然沒有任何關切之情。

或許讓有些人感到更為憂慮、煩惱的是新興之野蠻主義的其他一些徵兆，因為它們在性質上是積極的，是行動的結果而非盲目短視的產物；它們更加引人注目，更加生動逼真。但就我自己而言，普通大眾受益於科學的與他們回報於科學的——或者不如說是忘恩負義——二者之間的不相稱，才是更為可怕的。只要看到，今天連中部非洲的黑人也可以神氣活現地駕駛汽車，服用阿司匹林，那麼，對科學的這種漠視態度已經達到什麼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依我的假設來看，那些即將走向統治地位的歐洲人應該是與他所由出生的複雜文明血肉相連的人，而不是一個原始人，一個通過天窗登上歷史舞臺的野蠻人，一個「橫衝直撞的入侵者」。

註釋

奧爾特加的歷史哲學主要體現在他的《歷史是一個體系》一書中，他的基本觀點是：「人沒有本性而只有歷史」；「歷史是一個體系，是以一條單一的、不可抗拒的鎖鏈聯絡在一起的人類經驗的體系」。參見何兆武《歷史理性的重建》一文。

斯賓格勒的文化觀參見《西方的沒落》第一卷，第1章（商務版《西方的沒落》中譯本沒有譯出第一卷；可參見陳曉林的中譯本，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奧爾特加對文化及其與科學的關係的看法，參見《大學的使命》第五章。

奧爾特加對哲學的看法，參見其《什麼是哲學》一書。

毫無疑問，很少有人會認真對待這些說法，甚至那些最有心的人也僅僅把它們看作譬喻——不管這個譬喻是多麼貼切。個別讀者可能會坦率地承認，自己還沒有看透生活到底是什麼，哪怕知道它不是什麼也行；唯有他們才能領會這些說法的精義，唯有他們才能判斷這些說法正確與否。其他人的觀點幾乎是眾口一詞，唯一的差別在於：有些人認為生活是一個靈魂的存在過程；有些人則認為生活就是一連串的化學反應。即使把我的整個思路概括為一句話，在那些冥頑閉塞的讀者看來，我的觀點仍然沒有改進多少。我的概括是：只有在傳記意義上，而非生物學意義上使用「生活」一詞時，生活的根本要義才會顯現。其最有力的理由是，任何一種生物學最後在傳記中也僅僅是一個章節而已，在記載生物學家生活的傳記中，它只能佔一部分，其他所有的內容都經過了提取、想象和神化。

因此，這種對待過去的自由態度並不是一種氣急敗壞的反叛；相反，它是每一個「批判時代」所必須承擔的義務。即使我捍衛19世紀的自由主義，而反對肆無忌憚地攻擊自由主義的大眾，也並不意味著我摒棄了對待自由主義的充分的思想自由（即批評自由主義的自由——譯註）。反之亦然，對於原始主義（primitivism），儘管本文著重強調了它最消極的方面，但在某種意義上，它又是每一種偉大歷史進步之sinequanon［必要條件］。參見數年前我在《生物學與教育學》［biologiaypedagogia，收入《觀察者》，第3卷：「悖謬的野蠻主義」（laparadojadelsalvajismo）］一文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因此，在我看來，以「技術主義」來定義美國顯然是毫無意義的。給歐洲人心智帶來最大困惑的事物之一就是人們對美國做出的一大堆幼稚的評論，甚至連最有文化的人也傾向於此。這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它可以說明，在當前問題的複雜性與當代人處理問題的心智慧力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

自由民主政體與技術這兩者之間是相互包容的，以至於當其中一方缺失時，另一方几乎無法想象；應該用一個一般性的名稱來為它們共同命名，這樣的名稱同時也將使上一個世紀及其以前的世紀獲得一個名副其實的稱呼。（30年代英譯本沒有這個腳註，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譯註）

我們這裡沒有必要論及更深刻、更內在的問題，因為，今天就連大多數科學研究者自己，都絲毫沒有意識到，科學正在面臨非常嚴重的、致命的內部危機。

參見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893a10。（原注有誤，國際標準版中893a10部分並不是《形而上學》的內容，似應為983a10：「一切科學都比它更為必要，但卻沒有一種科學比它更為高尚」，引自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卷七，第3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譯註）

社會的病態與畸形由於這一事實而急劇增加，正如我已經指出的，文化的其他所有重大原則，政治、法律、藝術、道德和宗教無一不正在經歷一場危機，至少已經暫時垮臺了。唯一躲過此劫的就是科學，它非但沒有垮臺，反而每天都在以驚人的速度貢獻成果，甚至已經超過了它原有的許諾。因此，它的重要性是無與倫比的，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普通大眾是因為對其他的文化要素抱有過分熱情，而導致對科學的忽視，他們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