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已經發生的事情雖然極為弔詭，但實際上卻又非常自然：一方面，世界和生活為一般民眾敞開了大門，但另一方面，他們的靈魂與心靈卻走向了自我封閉。因此，我認為所謂大眾的反叛就在於普通民眾心靈的閉塞，並在這個意義上構成了今天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危機。
我很清楚地知道，有許多讀者並不像我這樣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並且，它還能進一步印證我的觀點。因為，即使我的觀點最後被證明是錯誤的，這一事實依然存在，那就是：在這些持不同看法的讀者當中，有很多人用來思考這個高度複雜的問題的時間，連五分鐘都不會超過，他們怎麼可能與我的想法一致呢？但是，如果他們相信自己在沒有經過認真思考之前就有權利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那麼他們顯然就屬於我稱之為「反叛的大眾」的那一類荒謬之人，這正是我所說的「心靈的閉鎖」（theobliterationofone'ssoul）、嚴重的自我封閉，這是一種典型的智識上的冥頑不化（intellectualhermetism）。這一類人發現自己身處一座巨大的思想寶庫之中，他們對此洋洋得意，並以為自己在智力上已臻於完美至善之境。由於感到自身之外已無任何欠缺，於是他們索性在這一精神儲藏中心安理得地定居下來，這就是自我封閉（self-obliteration）的機制。
大眾人自以為完美無缺。而精英人物若是感到這種完美，必定是出於極端的自負，而且這種自以為完美的信念無法與他融為一體，對他來說這是不真實的，它僅僅是自負的產物，他甚至會認為這一信念是假想的、虛幻的、疑竇重重的。因此，自負的人需要他人，以便在他們身上尋找到力量來支援那些他希望自己能夠擁有的思想觀念。所以，即便是在這種病態的情況下，即便是被自負矇蔽了雙眼，那些「高貴的」人也仍然不會感到自己真的就是完美無缺的。但另一方面，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通大眾，當代的新亞當（thenewadam）卻從未有過這種感覺，他們從未懷疑過自己的完滿。他們自信心十足，猶如亞當置身於伊甸園一般。他們與生俱來的心靈之冥頑封閉，阻礙他們獲得必要的條件來發現自身的缺陷與不足，這一必要的條件就是把自己與他人進行對比，進行對比就意味著要暫時走出封閉的自我，並把自己轉化為鄰人。但是，平庸的心靈沒有能力做這樣的轉換——它是運動的極致形式。
此外，我們還面臨著智者與愚人的永恆劃分：明智之士總是感到自己有淪為愚人的可能，所以他竭力逃避這種稍有疏忽就會降至的愚蠢，他的努力取決於他的智慧；而另一方面，愚頑之人則從不懷疑自己，他總是認為自己是最明智、最謹慎的人，所以他對自己的愚蠢安之若素、怡然自得。就像一些昆蟲無法走出它們安居的洞穴一樣，愚頑之人無法擺脫愚蠢，走出矇昧狀態，也沒有什麼辦法迫使他們將其鈍化的視覺與其他更為敏銳的視覺比照。愚頑之人對生活愚昧無知，他們根本沒有沉思默想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麼阿納托爾·法朗士說愚蠢的人比奸詐的人要糟糕得多，因為奸詐的人還有打盹的時候，而愚蠢的人卻從不知道休息。
這並不是說大眾人就是愚蠢的人，恰好相反，今天的大眾比以前任何一個時代的民眾都要聰明，都要機敏，但這種能力對他毫無用處；事實上，這種認為自己更聰明、更機敏的模糊感覺反而使他更加封閉，並妨礙了他實際運用這種能力。大眾人一旦陷入了思維定式的泥淖之中就無力自拔，各種陳詞濫調、先入之見、零敲碎打的思想、空洞無物的言辭，統統胡亂地堆積在他的大腦中；他還到處販賣、兜售這些破爛，這種厚顏無恥的虛妄行徑恐怕只能由他頭腦簡單、智力低下來解釋。這正是我在本書第一章中對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所做的概括：它不在於平庸的人認為自己是不平凡的，是出類拔萃的；而在於平庸的人不但承認自己是平庸的，而且還宣稱平庸是一種權利，並要求執行這種權利。
今天，智識上的平庸之輩對公共生活的把持與控制或許是當前時局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個方面，也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至少在歐洲歷史上，迄今為止，平庸之輩從未相信自己對事物有什麼「思想」，他們擁有信仰、傳統、經驗、箴言、心靈的習慣，但他們從未奢望對事物的實然或應然狀態持有什麼理論上的觀點，比如說對政治或文學。對於政治領袖們的政綱，他們可以根據其制定或執行的好壞給予支援或予以抵制，但他們的態度只能是對其他人創造性行為的一種反應和回聲，不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他們從未想過用自己的「思想」來反對政治領袖們的思想，他們甚至不敢從自以為擁有的「思想」立場來評判政治領袖們的思想。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藝術以及公共生活的其他層面。一種對自身侷限性以及在理論化方面無能的內在意識，有力地阻止了他們這樣做。其必然結果就是平庸之輩從不會想到，哪怕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自己應該對某一個公共事務做出決策，因為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理論的特徵。
另一方面，今天的普通大眾對世界上已經發生的以及將要發生的一切事情，都擁有最精確的「思想」，因此，他們也就失去了傾聽的能力。如果他們已經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知識，他們何必再洗耳恭聽呢？讓他們傾聽的理由已經不復存在，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做出判斷、宣告和決定。在公共生活領域，儘管大眾依然愚昧無知，但他們卻處處插手，頻頻干涉，強制推行自己的「觀點」。
然而，這不正是一項進步嗎？大眾擁有了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說，大眾受到了教化，變得有文化、有涵養，這難道不是重大進步的象徵嗎？絕非如此，普通大眾的「思想」並不是真正的思想，也不能說他們因此就擁有了文化。擁有思想就是要檢驗真理，將真理的軍，把真理置之死地而後生。無論是誰，只要他想擁有思想，首先就得渴求獲得真理，並能夠接受真理所強加的遊戲規則。如果拒絕接受一種用以檢驗、規範思想的更高權威以及可以訴諸的一系列準則，奢談什麼思想、觀念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些規範和準則正是文化的原則。這裡，它們採取何種形式是無關緊要的，我強調的毋寧是：如果我們的同伴缺乏可以依據的規範，就無所謂文化；如果沒有可以訴諸的法律原則，就無所謂文化；如果在辯論中不接受某些終極的智識立場，就無所謂文化；如果經濟關係不服從於可以保護有關各方之利益的原則，就無所謂文化；如果在美學爭論中不承認評判藝術作品的必要性，亦無所謂文化。
當所有這些必要條件都缺乏時，就更無文化可言，這是最嚴格意義上的野蠻！讓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吧，在大眾反叛日益滋長的情況下，歐洲正一步一步進入野蠻之境。當旅行者來到一個荒蠻之地時，他很快就會發現這裡沒有任何統治原則可言。確切地說，根本就沒有什麼野蠻人的準則，野蠻就是缺乏可以訴諸的規範和標準。
文化程度的高低乃是根據這些標準的精確度來衡量的，如果這一精確度過於粗略，那麼這些準則就只能grossomodo［大致地］規範生活；反之，它們就可以細緻入微地滲透到所有行為的運作當中。
粗暴野蠻的政治運動在歐洲的盛行由來已久，我們只需回想一下早些時候西班牙的工團主義運動或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就可以了。我們千萬不要僅僅因為它們是新近才出現的，就以為它們是奇特怪異的。歐洲人對新奇事物的熱情可謂根深蒂固，由此已經造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動盪不安的局面。這些新運動的奇特因素並不在於它們本身的新穎，而在於它們所採取的特殊形式。在工團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形式下，歐洲首次出現了這樣一種型別的人：他們根本不願訴諸理性或者試圖表明自己是正當的，他們僅僅是要決意推行自己的意見。這才是嶄新的事物：不講求理性的權利（therightnottobereasonable）、「無理性的理性」（thereasonofunreason）。大眾新的精神狀態在這裡一覽無遺：他們沒有治理的能力，卻決意要統治這個社會。這種精神狀態的結構在他們的政治行為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最為直白，而其關鍵仍然在於我們所說的「智識上的冥頑與封閉」。大眾的頭腦中滿是一些奇思怪想，但他們卻缺乏理論化的能力。對於思想觀念得以滋生、存活的珍稀氛圍他們更是一無所知。他們希望擁有自己的觀點，但又不願意接受一切觀點賴以為基礎的前提和條件。因此，他們的「思想觀念」實際上不過是口頭上的願望罷了，彷彿音樂喜劇中的抒情短詩。
擁有某種思想觀念即意味著相信自己掌握了擁有它的理由，因此，也就意味著相信理性以及可以理解的真理世界的存在。擁有思想、形成觀點，就等同於向這個權威（理性和真理的世界）求助，並服從它，接受它的法則、判斷與決定，因而也就相信社會溝通的最高形式是對話（thedialogue），在對話中我們思想觀念背後的理由得以檢討。但是，大眾感到一旦接受這種檢討，他們就會迷失自己，因此，他們對承認外在於己身的最高權威這一義務懷有本能的拒斥。如是觀之，當今歐洲的「新」進展就是「與討論和對話絕緣」、對各種形式的社會溝通與交流的反感，因為它們都意味著對客觀標準的服從，從日常交談、議會辯論到科學探討本身，無一不是如此。這表明歐洲人正在棄絕一種建立在文化基礎之上的公共生活，也就是服從於標準的公共生活，而向矇昧野蠻的公共生活蛻變。為了直接實現他們渴望強制推行的措施，他們公然抑制一切規範的程式。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心靈的冥頑與封閉促使大眾干預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同時這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他們採用一種單一的干預方式，那就是直接行動（directaction）。
當我們這個時代的諸種起源被拼湊到一起時，我們就會發現，其特有旋律的第一批音符是由法國的工團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在1900年左右奏響的，這些人正是「直接行動」這一方法與名稱的始作俑者。人類往往傾向於使用暴力，有時候暴力的唯一後果就是純粹的罪行——它不是我們這裡關注的物件；但有些時候，當人們發現其他一切正常的手段都不足以捍衛他們認為自己擁有的或應該擁有的正當權利時，他們也會訴諸暴力。命運一再地迫使人類使用此種形式的暴力，或許是令人遺憾的；但我們也不可否認，它同時意味著對理性和正義最崇高的禮讚。因為，這種形式的暴力正是「被激怒的理性」（reasonexasperated），暴力實際上是ultimaratio［最後的理性］，人們總是非常愚蠢地在反諷的意義上使用這一措辭，但它確實清晰地表明在訴諸暴力之前對理性及其規範的服從。文明不過是試圖把武力變成最後的手段而已。但對於「直接行動」，我們現在已經再清楚不過地看到，它正準備顛覆一切秩序，並宣稱暴力是primaratio［首要的理性］，甚至可以嚴格地說是unicaratio［唯一的理性］。這一規範要求廢除所有的規範，取消介於我們的目的與效果之間的一切中間過程，這正是野蠻主義的大憲章（themagnachartaofbarbarism）！
我們很容易就會回想到，在任何一個時代裡，大眾無論出於何種目的參與公共生活，他們都會採取「直接行動」的方式，因此，它是大眾屢試不爽的modusoperandi［慣用伎倆］。本文的主旨得到了如下這一顯著事實的有力支援：當前，大眾對公共生活的壓倒性干涉已經由過去間斷的、偶爾為之的活動發展為正常的、天經地義的事情，「直接行動」公然成了一種被普遍認可的方式。
在這種新的體制下，我們的團體生活開始走向墮落，一切訴諸「間接」權威的行為都受到了壓制：在社會關係中，良好的禮儀不再被遵守奉行；在文學作品當中充斥著粗魯、暴戾的言辭；兩性關係中的約束與節制也是蕩然無存。
約束、規範、禮貌、委婉、正義、理性……，人們為什麼要發明這些東西呢？創造這些微妙複雜之物有什麼用呢？所有這些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文明」（civilization），它的詞根civis（citizen，「公民」）揭示了它的真正起源：正是憑藉這些事物，城市、共同體、公共生活才成為可能。因此，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上面所列舉的這些文明的構成要素，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具有共同的基礎。事實上，所有這些文明的要素都有一個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關心他人，替他人著想。文明的第一要義就在於共同生活的意願。一個未開化的野蠻人是不會考慮他人的，野蠻就是離群索居的傾向。因此，野蠻的時代就是人類分散而居、老死不相往來的時代；是各個小群體滋生繁殖、相互隔絕、彼此敵對的時代。
在所有的政治形式中，最能體現人類追求共同生活之崇高意願與努力的就是自由民主政體。它極致地表達了為鄰人著想的美德，它是「間接行動」的典型。19世紀的自由主義是這樣一種關於政治權利的原則：在它看來，公共政治權威儘管是強有力的，但它必須進行自我限制，甚至準備以犧牲自己為代價在它所統治的國家中為如下一些人留有空間，即那些在想法或感覺上與強者，也就是與大多數人不一致的人。在今天很值得我們追憶起，自由主義是寬容的最高形式；它是多數承認少數的權利，因此，它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曾迴響過的最崇高的呼聲。它宣告了一種與敵人——哪怕是孱弱的敵人——共存的決心。認為人類應該達到如此崇高、如此精緻，但又如此自相矛盾、如此有悖自然的境界，著實令人難以置信，所以，同一群人似乎又急欲除之而後快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是一項過於錯綜複雜，因而難以在地球上紮根的原則。
讓我們與敵人和平共處！與反對派共同統治！這樣一種脆弱的美德難道不是正在變得不合時宜嗎？再沒有什麼比如下這一事實更能清楚地表明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了，那就是隻有很少的國家還允許反對派的存在。幾乎在所有的國家裡，一個同質化的大眾正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壓垮並摧毀每一個反對派。一旦看到大眾那緊湊、麇集的外表，誰還會信任他們呢？他們並不想與那些異己陣營中的人共享生活，他們極度仇視、憎恨非我族類者。
註釋
法朗士（anatolefrance，1844—1924），法國作家、評論家及諷刺家，曾獲1921年諾貝爾文學獎。
工團主義（syndicalism），一種激進的社會政治運動，主張通過直接行動，如大罷工和破壞行為等，實現工會聯盟對生產和分配的控制，亦稱工聯主義。工團主義盛行於1900—1914年間的法國，並在西班牙、義大利、英國和拉美國家有相當影響。
這裡引用了《堂·吉訶德》中的名句。——30年代英譯本譯註
我常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毫無疑問，在任何一個時代，許多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最令人頭疼的問題之一，就是不得不與周圍愚蠢的人打交道、發生衝突。既然如此，怎麼從未有人——我是這麼認為的——對這個問題做一番研究，寫一篇文章來論愚蠢呢？伊拉斯謨［erasmus，1466—1536，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著名人文主義者、天主教神學家，《愚人頌》（1511）是其代表作。——譯註］在他的著作中也沒有涉及這個方面的問題。［1979年（西班牙）版的《大眾的反叛》刪去了最後一句話。——80年代英譯本譯註］
我們無法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即表達一種觀點就是在進行理論化。
如果哪個人在和我們的爭論中，並不打算服從真理，亦無興趣尋求真理，那麼他在智識上就是一個野蠻人。事實上，大眾人無論是在他的言說、演講，還是寫作中，所表現出來的無一不是這種立場。
智識文化生活的貧弱與其說表現為知識量的寡薄，不如說表現為知識分子在使自己適應於真理時，慣常缺乏一種審慎與警覺。這不是一個能否做出正確判斷的問題——真理是永無止境的——而是由於缺乏審慎與警醒，他們就等於是連做出判斷的基本條件都不具備，遑論正確的判斷？譬如我們西班牙的知識分子，其行為舉止至今還猶如鄉村牧師一般，他根本不必操心摩尼教徒們（manichean，摩尼教是西元3世紀興起於巴比倫的宗教，為波斯人摩尼所創，它融合了祆教、基督教以及佛教，流傳於中東、北非以及東亞一帶。——譯註）到底信仰些什麼，就可以成功地拒斥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