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開始，我們就是我們所在世界的產物；我們周圍的世界就像一個模具，它鑄造了我們靈魂的基本特徵。這是自然而然的，因為我們的生活無非就是我們和周圍世界的關係，世界向我們呈現的一般輪廓就是我們自己生活的一般輪廓。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才多次強調如下的事實：造就了今天之大眾的世界所具有的特徵是史無前例的。在過去的時代裡，生活對一般人而言，意味著困難重重，危機四伏，物質匱乏，命運侷促以及相互依附；而新世界卻是另一番景象：它在實踐上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安全可靠，人與人之間相互獨立。這一鮮明而持久的印象深深地烙在每一個當代人的靈魂中，如同與之截然對立的印象也深深地烙在以前人的靈魂中一樣。這一基本的印象已經成為一種內在的聲音（aninteriorvoice），它在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不斷地發出指令，並指陳了一種生活的定義，恰恰是這則定義構成了一個人的道德律令。如果說傳統的觀點在低聲抱怨：「生活就是感覺到自己處處受到限制，因而，生活也就是直面與應付對我們構成限制的事物」；那麼最新的聲音卻在呼喊：「生活就是不用考慮任何限制，因而也就是盡情地放縱你自己，在實踐中，凡事皆有可能，沒有什麼是危險的，同時在原則上，沒有什麼人比其他人更優秀」。

這種現代體驗完全修正了大眾人傳統的、持久穩固的人格結構。過去，一般人按照其本性，都會感到自己要受物質條件和高階社會權力的限制，在他眼裡這就是生活。如果他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境況，提高了社會地位，他可能會將這一切歸功於運氣，他會認為這是命運對他個人的垂青；即使不是這樣，他也會把它歸功於自己的巨大努力，他深切地瞭解自己為之付出的代價。無論在哪種情況下，人們都把它看作是生活與世界之正常途徑的一個例外，這種例外由某種非常特殊的原因所致。

但是，當代的大眾卻認為生活之自由完滿是自然的，是既定的條件，談不上有什麼特殊的緣由。任何外在的事物對他來說都不成其為自身的限制，所以，他從來不曾求助於比自己高明的其他權威。直到不久以前，中國的農民還相信自己生存的福祉取決於皇帝樂於擁有的個人美德，因此，他的生活與其賴以為基礎的至高權力須臾不可分離。然而，我們現在正在剖析的大眾人，除了他自己之外，不習慣於向任何外在的權威求助。他對自己目前的狀況心滿意足，他傾向於認為並肯定出諸己身的任何事物——看法、慾望、偏好以及趣味等等——都是好的。他對這一點甚為坦率，幾乎不加任何掩飾，就好像它是世界上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似的。為什麼不呢？正如我們看到的，根本沒有什麼事物或什麼人可以迫使他認識到：自己只是一個二流的角色，得服從於諸多的限制，沒有能力創造或維持使自己生活完滿充足的組織與文化，而這些正是他賴以實現自我、伸張其個性的基礎。

大眾人從來就不會接受來自自身之外的權威，除非環境迫使他這樣做。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環境的力量還不足以強迫他這樣做，於是永恆的大眾人原形畢露：他不再求助於其他任何權威，他感到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而少數精英人物、非凡卓絕之士則恰恰相反，他們受到自己內在必然性的鞭策，竭力尋求高超於己、優越於己的準則，並欣然接受它們的權威。讓我們回顧一下在本文開頭對精英與普通人所做的對比：前者對自己要求嚴格，而後者對自己放鬆懈怠，僅僅滿足於自己現在的樣子，甚至還有些自鳴得意。能夠擺脫通常觀念之束縛的是優異卓絕之士，而非實質上生活在奴役狀態中的平庸之輩。對於少數精英來說，除非能夠致力於一項超越的事業，否則生活斷無意味可言。因此，他不會把自己為之服務的必然性看作是一種壓迫，相反，當這種必然性因某些偶然因素而缺失的時候，他反而會變得焦慮不安，並竭力尋求更為苛嚴的新的準則加諸己身。這是把存在當作一條紀律的生活，亦是高貴的生活，高貴的定義標準是我們對自己提出的要求，即義務，而不是權利。noblesseoblige［地位高則責任重］，「隨心所欲是平民的生活方式；高貴的人追求秩序與法律」（歌德）。貴族的特權並不是基於出身的恩許或蔭庇，而是戰利品，也就是說，特權的維持在原則上應當以這一點為前提，即享有特權的人必須有能力再度征服它們——無論何時，只要有必要，只要有人對他們的特權提出挑戰，他們就得這樣做。因此，私人的權利或特權並不是消極的擁有物或是純粹的享受品，相反，它們代表著只有通過個人努力才能達致的準則。另一方面，共同的權利——諸如「人權和公民權」——則是消極的所有權、坐享其成的收益權和好處；是命運為每一個人所準備的慷慨贈禮；只要一息尚存，只要還沒有精神錯亂，無須任何努力誰都可以唾手而得。因此，我們可以說：非個人的權利是佔有的；而個人的權利則是保有的。

不幸的是，像「貴族」這樣一個令人鼓舞的字眼，在日常語言中卻受到了曲解和濫用。因為，在許多人看來，「貴族」僅僅意味著世襲的「高貴血統」，這樣它就淪為與共同權利相差無幾的事物，也就是說，它成了一種靜止的、消極的身份與資格，不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就可以獲得與轉移。但是，就嚴格的意義而言，「貴族」一詞的語源本來是動態的：「貴族」就意味著他「聲譽斐然」，遠近聞名，盡人皆知；他與默默無聞的群眾相比顯得卓爾不群。貴族的名號暗含著一種為了贏得聲譽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因此，「貴族的」就等同於勤奮努力的、優秀出色的。當貴族頭銜或名望傳到其子嗣的手裡時，就蛻化為一種純粹的既得利益，他的榮耀來自一種反射：世襲貴族的品性實際上是間接的，它猶如一面鏡子，只能反射出他已經去世的父執輩們月色般的高貴。它所遺留下來的唯一有效、真實、充滿生機的遺產就是推動力，它激勵著他的後裔努力保持一種與其祖先持平的成就。即使是在這一修正意義上，也仍然是noblesseoblige［地位高則責任重］。最初的貴族是自己給自己強加義務；世襲的貴族則因其所繼承的遺產而承擔義務。當然，無論如何，貴族稱號從第一代貴族傳到其後裔手裡時，其間還是存在某種偏差的。在中國古代，傳遞的次序恰好相反，但這也更合乎邏輯：子並不因其父而貴，而是祖先因其子嗣獲得貴族身份而沾濡榮耀，他個人的努力使他低微的祖先得以彰顯。因此，當他們取得各種貴族頭銜時，這些頭銜是根據其可以向前追溯的代數來分層定級的：有些人可能僅使他們的父執輩得到誥封，而另一些人則可以延伸到他的前五代或十代祖先。這個現存的人使他的祖先得以復活再生，他的高貴是真實的、積極有效的，簡而言之，是現在的，而非過去的。

「貴族」一詞直到羅馬帝國時期才作為一個正式的詞彙而出現，它的含義與當時正處於衰落狀態中的世襲貴族恰好相反。

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貴族就等同於一種不懈努力的生活，這種生活的目標就是不斷地超越自我，並把它視為一種責任和義務。以此觀之，貴族的生活或者說高貴的生活，就與平庸的生活或懈怠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以一種消極被動的方式倚賴自己，安於現狀，害怕變動，除非有一種外在的壓力迫使它走出封閉的自我。所以，我們用「大眾」來指稱這一類人與其說是因為他們人數眾多，還不如說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是懈怠的、頹惰的。

隨著一個人對生活認識程度的加深，他會越來越領略到這一點：大多數的男人和女人，除了對強加在自己身上的外部壓力做出本能式的反應之外，實在無法表現出更大的努力。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少能遇到幾個能夠自發而歡愉地做出努力的人，在芸芸眾生中，他們猶如鶴立雞群，卓爾不凡。這些少數人就是精英，唯有他們才稱得上是貴族，也唯有他們的生活才是奮發有為的，而不是消極被動的；對他們來說，生活是一個持久的奮鬥過程，是一種永無止境的磨鍊。所謂磨鍊就是苦行（training=askesis），他們才是真正的苦行修道者。

讀者對這些表面上看來似乎離題太遠的論述不必過於驚訝，為了準確地界定今天的大眾人——他們和以前一樣依然是庸眾，但他們現在卻企圖取代精英——有必要將他們與兩種純粹的形式做一番比照，這兩種純粹的形式在世人身上都可以見到：一般大眾和真正的貴族，或者說奮發有為之士。

現在，我們就可以加快推進我們的論題了，因為，在我看來，我們已經掌握了開啟今天佔統治地位的那一類人靈魂的鎖鑰，即他們的心理方程式（thepsychologicalequation）。接下來的內容都是這一根本性結構的結果或必然的推論，我們或許可以這樣來概括它：19世紀所組織起來的這個世界，已經自發地造就了一類新人，他們被灌注了巨大無比的慾望，但同時他們也掌握了各種各樣有力的手段以滿足這些慾望，這些手段包括經濟上的、體質上的（比如衛生學，現在一般人的健康狀況比過去所有的時代都要良好）、法律上的、技術上的（我這裡是指一般人所擁有大量不完全的，但具有實效的知識，這在過去是不可能的）。19世紀在為他們提供了這些力量之後就棄之而去了，他們完全被託付給自己，於是普通人就只能追隨其本性，放任自流，退守自己狹隘的世界。因此，我們所面對的大眾比以前任何一個時代的群眾都要強健有力，但他們與那種嚴格地自我封閉，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傳統大眾截然不同：他們不願服從於任何事物、任何人，他們相信自己是自足圓滿的——一句話，他們已經變得桀驁不馴。如果事態繼續這樣發展下去，我們不久就會看到：在歐洲、在西方乃至在整個世界，大眾將變得越來越難以駕馭，越來越無所適從。在未來世事艱難的歲月裡，大眾在意外災難的打擊之下，或許會在某些尤為重大的問題上，一時片刻、真心誠意地接受少數出類拔萃之士的引導。

但即使是這種良好的意願也會以失敗而告終，因為他們靈魂的基本腠理乃是由冥頑不化、桀驁不馴精煉而成；從一出生開始，他們就缺乏關注外在於自己的事物的能力，不管是對事實還是對人。就算他們願意追隨某些人，也無能為力；他們希望傾聽，卻發現自己是聾人。

另一方面，有些人卻對今天的大眾人心存幻想，以為他們的生活水平同其他時代相比高出了許多，因此，他們有能力自己控制文明的程式。但這種看法是靠不住的，我這裡說的僅僅是過程，還不是進步。即使是維持我們當前的文明這一看似簡單的過程也是極端複雜的，它有賴於無數細緻入微的力量。今天一般的民眾只懂得如何使用文明的裝置，但對於文明的原則卻是一竅不通、不甚了了，指望他們來引導文明，豈不荒謬？

我這裡再次向耐心聽我講到這裡的讀者重申一點：我們上面所敘述的這些事實並不具有多少重要的政治意義，恰恰相反，政治活動雖然是公共生活中最有影響、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但它不過是其他更隱蔽、更難以捉摸的因素之結果罷了。因此，如果政治上的不服從不是源自那種更深刻、更具決定性的智力上的不馴服（intellectualindocility），那麼它就不會如此嚴重。所以，我們如果不把後者分析清楚，本文的主題就不會得到透徹地闡明。

註釋

80年代英譯本的編者在註釋中指出，奧爾特加的這一段內容深受託馬斯·卡萊爾《法國大革命》一書的影響。卡萊爾，英國曆史學家和散文作家，以《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事蹟》一書聞名。

80年代英譯本的編者在註釋中指出，已經有學者考證出奧爾特加關於貴族的觀點主要源自尼采以及德國波恩的哲學教授約翰內斯·馬里亞·費爾韋伊恩（johannesmariaverweyen，1883—1943），尤其是受後者的《高貴的人及其意義》（deredelmenschundseinewerte，1919）一書的影響。

那些面對任何問題，只滿足於偶然想到的解決辦法的人，從智力上說都屬於大眾人；而非凡卓越之士則恰恰相反，他們對沒有經過大腦認真思考的東西不屑一顧，他們只接受那些高超於己並需要進一步努力才能獲得的事物。

參見筆者《沒有主心骨的西班牙》（1922）一書，第156頁。

我們上面只是在「貴族」一詞的原初意義上使用它，而不涉及世襲問題，這裡不是探討「血統貴族」（nobilityofblood）這一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的事實的地方，姑且讓我們把這個問題擱在一邊。（事實上，中國傳統思想中也有封妻廕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觀念，而且光宗耀祖觀念的盛行，與中國宗法制的社會功能密切相關，也就是說，通過強調同宗共祖，一個家族內部的人可以因顯貴者而利益均沾，參見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第10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譯註）

參見筆者的《國家運動的起源》一文，載最近出版的《觀察者》，第7卷。

在《沒有主心骨的西班牙》（1922）一書中，我已經探討過大眾桀驁不馴的本性，尤其是西班牙的大眾，讀者可以參閱那裡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