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支配著公共生活——不論是政治的，還是非政治的——的大眾人，究竟是什麼樣子？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也就是說，他們是如何產生的呢？

這兩個問題最好放在一起回答，因為它們之間是彼此相通的。力圖領導歐洲當代公共生活的人雖然與在19世紀居主導地位的人遠不是同一種人，但他們卻是19世紀培育和造就的。無論是在1820年、1850年，還是在1880年，任何一個敏銳的大腦只要通過一種簡單的先驗推理，就可以預見到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歷史處境的嚴峻。事實上，今天所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件是100年前不曾被預見到的。「群眾正在崛起！」黑格爾以預告世界末日來臨般的口吻說道；孔德宣稱：「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革命的時代，由於缺乏一種新的精神力量，它將引發一場巨大的災難」；尼采站在恩加丁的一座峭壁上尖叫：「我看到虛無主義的洪流在奔騰氾濫」。說歷史不能被預言是錯誤的，無數次的歷史預言已經應驗。如果未來沒有給預言留下空間，那麼，當它轉化為現實或往事時，就不能得到理解，也就是說人們將無法理解現在和過去。整個歷史哲學可以概括為這樣一種觀念，即歷史學家是先知的另一副面孔。當然我們只能預料到未來的大體狀況，但實際上我們對過去和現在的瞭解也不過如此而已。所以，如果你想對自己的時代有一個恰當的認識，你最好退後幾步從遠處觀察，應該保持多大距離呢？答案很簡單：只要看不到克婁巴特拉的鼻子就行。

就自19世紀以來人數一直在持續增長的大眾而言，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呢？一開始，物質生活上表現出一派普遍安適的景象，普通人以前從未能夠如此輕鬆地解決其經濟問題。儘管大宗的財富在日益減少，產業工人的生活每況愈下，但是普通的中產階級卻發現他們的經濟視野（economichorizon）一天比一天開闊。他們的生活標準中每天都可以增添一件奢侈品；他們的地位越來越安全穩固，越來越超脫於他人的意志。過去曾經被視為命運之蔭庇與恩寵的稟賦與才能，如今變成了一種權利，它再也不能引起人們對命運充滿謙卑的感激之情，人們對它只有要求與佔有。大約自1900年起，工人同樣也開始穩固並擴充套件其生活，不過他們得通過奮鬥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他們不可能像中產階級那樣，等著社會和國家主動為他們服務，坐享其成，因為那畢竟是一種組織上的奇蹟。

除了這種經濟狀況的方便與安全之外，還得加上物質條件的得天獨厚：舒適的生活以及井井有條的公共秩序。人們的生活列車賓士在暢通無阻的軌道上，根本不必憂慮會發生什麼劇烈而危險的意外中斷。這樣一種自由的、無拘無束的生活條件必然會在人們的意識深處注入一種生活觀念，它可以借用我們西班牙古老文明中的一句睿智而優美的成語來表達：「卡斯蒂利亞廣闊無垠」。也就是說，從它各個主要及關鍵方面來看，生活向新一代人呈現出一種免除了一切限制的狀態。當我們想起這樣一種自由而寬宏的生活狀態是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普通人都不可企及的時候，這一事實及其重要性就會昭然若揭。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對以前的普通人而言，生活註定要成為不堪承受的重負，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物質上。從一出生開始，生活就意味著一種他們不得不忍受的障礙物之累積。除了適應，除了在極為有限的空間裡了度此生之外，他們別無選擇。

如果我們把目光從物質生活轉向法律生活和道德生活，那麼這一對比就會更加一目瞭然。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普通大眾就發現再沒有什麼社會限制可以阻礙他，也就是說，在公共生活中，從他一出生開始就不會遇到什麼障礙與限制。沒有什麼力量可以強迫他限制自己的生活，於是乎，我們再次看到「卡斯蒂利亞廣闊無垠」。不再有什麼「階層」或「等級」，沒有人擁有民事上的特權，一般人都會意識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人類的歷史程式中，人們從未發現自己曾經置身於類似——哪怕是一丁點的相似——的生活環境之中，它是由我們剛才所提到的那些條件構成的。事實上，我們正面臨著人類命運的一場徹底變革，這場變革孕育於19世紀。人類的生活已經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無論是在物質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它都將煥然一新。有三項原則使這一新世界成為可能：自由民主政體、科學實驗和工業制度，而後兩項原則可以合併為一個詞：技術。這些原則沒有一項是19世紀的產物，它們來自此前的兩個世紀；19世紀的成就不在於發明這些原則，而在於普及這些原則，對於這一點沒有人會否認。但是，僅僅抽象地承認這一事實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它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具體後果。

19世紀在本質上是革命的。我們不要指望能從那些只是偶然事件的重重迷障中識破這一本質，我們應該抓住這樣一項事實，那就是19世紀使得普通大眾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置身於一個與他們此前所面臨的環境有天壤之別的生活條件之中，公共生活徹底被顛倒。革命並不僅是對既定秩序的反叛，而是要建立一個與傳統秩序截然對立的新秩序。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就他們對公共生活的影響而言，19世紀所造就的這些人全然不同於以前任何一個時代的人。18世紀的人當然不同於17世紀的人，而17世紀的人自然也不同於16世紀的人，但是與這批新人相比，他們之間的差異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彼此相似，甚至可以說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因為，對於其他所有時代的平民大眾來說，生活首先就意味著限制、義務和依附：統言之曰「壓力」；如果你樂意的話，也可以說是壓迫（oppression），不僅是法律意義和社會意義上的壓迫，還包括自然意義上的壓迫。直到100年前，也就是在現代科學——物理學和管理學——開始大規模地應用於實踐之前，人類從未擺脫過自然意義上的壓迫。此前，即使對有錢有勢的人來說，世界也是一個貧乏、艱辛且充滿危險的地方。

在這一新型人（thenewman）的出生伊始，他所處的世界就沒有強迫他侷限於任何固定的形式，也沒有對他設定任何否定性的條件；恰恰相反，它一直都在刺激他的慾望，而我們知道，人的慾望在本質上是沒有止境的。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世界不但顯示它實際上擁有的事物已臻於完美富足，而且它還向居於其間的人們做出進一步的允諾：未來它將更加充足、富裕和完美，就好像它擁有一種自發的、永不枯竭的推動力量一般。儘管有種種跡象表明，這種堅定的信仰如今已經開始出現細微的裂痕，但很少有人會懷疑幾年以後的汽車將更加舒適與便宜，他們對此深信不疑，猶如他們相信早晨太陽將從東方升起一樣。這是一個貼切的比喻，因為，事實上人們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在技術和社會方面是如此完美的世界，以至於他們相信這一切都是大自然所造就的，他們從未考慮過，這個新世界誕生的前提條件是那些天分極高的個人必須為之付出艱辛的努力；他們更不願意承認，所有這些設施與成就依然有賴於人類某些罕見的技能和德行，如果稍有懈怠，這座宏偉的大廈就會急速坍塌，蕩然無存。

上面這些觀察使我們對大眾人心理影像中的兩個基本特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一方面，生命慾望的自由膨脹，亦即個性自由的伸張；另一方面，他們卻對使之生活得以安閒舒適的造福者絲毫不存感激之情。這兩種特性正是我們在被寵壞了的孩子（thespoiltchild）身上所見到的心理症狀，事實上，把這種心理狀態作為考察當代大眾人靈魂的一把鑰匙是極為恰當的。無論是在理想上還是在實踐上，面目煥然一新的平民大眾都受惠於慷慨寬宏的古老傳統，但他們卻被周遭的世界寵壞了。所謂寵壞，是指世界對他反覆無常的要求沒有一點限制，儘量予以滿足；並給他這樣的印象：他可以任意而為，無拘無束，不知道義務為何物。在這種政治制度下成長起來的少年兒童根本沒有體驗過限制，由於所有外在的壓力、限制都被取消，任何可能的衝突都不復存在，於是他竟然開始相信自己是唯一存在的，並習慣於唯我獨尊，而不考慮、顧及他人，特別是不相信別人比自己優秀。只有當某個比他強大的人迫使他放棄自己的某些慾望，進行自我限制與約束時，他才會收斂目空一切、捨我其誰的感覺，他才會從中學到一個基本的規範：「這是一個極限，我在這裡一無所能，那是比我優秀的人的天地。顯然，這個世界上存在著兩種人：我自己和比我優秀的人。」在過去的時代裡，普通人每天都在從他所處的世界中吸取這一基本的教導，因為那是一個條件惡劣的世界，災難不斷，一切都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物質匱乏，居無定所。相比之下，新的大眾卻發現自己面對著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萬物皆有備於我，一切都處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並且不需要像以前那樣付出努力，這就如同我們看到太陽自己就會懸在空中而無須我們把它扛在肩上一樣。沒有誰會由於自己呼吸到空氣而感謝他人，因為它並不是人為製造的，它屬於「本來就存在」的事物（whatisthere），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自然而然」的事物。我們從未感到空氣是稀缺的。這些被寵壞了的大眾竟然無知到這種程度，以至於相信物質財富和社會組織與他們可以任意支配的空氣同出一源，都是「本來就存在的」，因為它們也沒有缺乏過，並且幾乎和事物的自然結構一樣完美。

因此，我的論點是：19世紀給某些生活秩序所帶來的這種組織上的完美，使得大眾受益匪淺，但他們卻把它視為一種自然系統，而不是一種組織系統。因此，我們可以這樣來解釋與定義大眾所暴露出來的荒謬的心智狀態：他們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與舒適，但對於其原因卻一無所知，也沒有這個興趣。因為他們無法透過文明所帶來的成果，洞悉其背後隱藏的發明創造與社會結構之奇蹟，而這些奇蹟需要努力和深謀遠慮來維持。他們認為自己的角色只限於對文明成果不容分說的攫取，就好像這是他們的自然權利一樣。過去，當食品短缺導致騷亂時，暴動的群眾通常會搗毀麵包店，四處搜尋麵包。這或許可以看作公眾行為的一種象徵，今天，大眾對待滋養了他們的文明所採取的態度就有類於此，只不過規模更大、更復雜而已。

註釋

恩加丁（engadine），瑞士東部因河的一個山谷，著名的風景遊覽區，1882年到1888年，尼采曾多次在這裡休養。

克婁巴特拉（cleopatra，69bc—30bc），埃及女王，以其美貌及魅力而聞名，曾在羅馬「前三頭之爭」中充當過重要角色。「克婁巴特拉的鼻子」這一典故出自帕斯卡爾的《思想錄》：「要是克婁巴特拉的鼻子長得短一些的話，整個世界的面貌將會改觀」（參見《思想錄》，第79頁，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

卡斯蒂利亞（castile），西班牙中部地區的傳統名稱，曾經是古代的一個王國，1512年它吞併納瓦拉王國的西班牙部分，由此組成了現代西班牙。

以前，無論一個人怎麼富有，他也得和其他人發生聯絡，由於整個世界都是貧窮的，所以他的財富能給他帶來的便利和設施是極為有限的。而今天，就是普通人也比其他時代最有權勢的人生活得更舒適、方便和安全。如果這個世界是富足的，能夠為他提供公路、鐵道、電報、旅館以及人身的安全保障和消除病痛的阿司匹林，那麼就算他並不比別人富裕，又有什麼大不了呢？

各種型別的大眾，無論是平民還是「貴族」，總是隨心所欲地放縱自己的意願，他們通常出於一種對生活的純粹熱情，而傾向於破壞集體生活的基礎，這一傾向可以概括為：proptervitam,vivendiperderecausas，也就是「在生活中失去理智」（inlivingone'slifetoloseone'sreasons）。很早之前，我就認為下面這一歷史事件是它的一幅生動諷刺畫：1759年9月13日卡洛斯三世（carlos3）在阿爾梅里亞（almería）附近的一座城鎮尼哈爾（níjar）登基稱王，當時典禮在市中心的廣場上舉行，「上面發出命令要讓群眾盡情飲宴，結果共消耗了77阿羅瓦（arroba，合616加侖）的葡萄酒和四皮囊（pellejos）的烈酒。群眾興奮異常，不斷地發出‘比巴！比巴！’（viva，西班牙語萬歲的意思。——譯註）的呼喊聲，並向公共糧倉開進，他們把儲存在那裡價值900銀幣的穀物通過窗戶向外拋擲。隨後他們又湧向酒坊，把那裡所有的酒和一個月的收入洗劫一空。他們為了烘托慶典的氛圍以同樣的方式搗毀了商店，倒光了葡萄酒，散盡了食品。教會的財產也在劫難逃，他們對女僕們大喊大叫，要她們把屋裡所有的東西都從窗子裡扔出來，那些女人們居然毫不猶豫地將麵包麵粉、大麥小麥、盤碟杯盞、鍋碗瓢盆以及桌子椅子統統都扔了出來。結果，這個村莊幾乎完全被毀壞。」這是當時一個報告裡敘述的情形，轉引自堂·曼紐爾·丹比拉（donmanueldanvila）的《卡洛斯三世的統治》（reinadodecarlos3，第2卷，第10頁的註釋）。這個小鎮為了歡祝國王的慶典，竟然毀滅了自己，哦，多麼可敬的尼哈爾啊，你屬於未來！（30年代英譯本中沒有這個腳註，現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實際上群眾心理的集體發作在歷史上數見不鮮，例如，法國大革命前後，在多菲省格勒諾布林市1788年6月發生的暴動中，1789年4月巴黎的「雷韋榮事件」中都出現過這樣縱酒狂歡、大肆破壞的場景，參見維諾克：《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第7頁、69頁，侯貴信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