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試圖對我們這個時代，對我們的真實生存狀態做出診斷，我在本文第一部分中的論證或許可以這樣來概括：我們的生活作為諸種可能性的複合體，是恢宏繁盛的，它優越於人類有史以來的其他一切時代。但是，恰恰由於它的範圍過於寬廣，故而它覆蓋並溢位了傳統遺留給我們的一切渠道、原則、規範與理想。它較以前所有的時代蘊涵了更多的生活，因而也就更加疑竇重重。它無法從過去獲得座標和方向，所以，不得不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現在，我們必須完成我們的診斷。生活首先意味著對我們來說什麼是可能的，所以，它就彷彿是一種選擇，即在諸多的可能性中選擇我們實際所要成為的樣子。環境與抉擇，我們所處的環境與我們所做的抉擇，是我們生活的兩個根本性要素。我們的環境——也就是諸種可能性——是生活強加給我們的一部分，它們構成了我們所說的世界。生活並不能選擇自己的世界，從一開始它就只能在一個既定的、無法改變的世界中發現自己：這個世界亦即當下的世界（theworldofthepresent）。我們的世界是即將降臨於我們的命運的一部分，但是，這一命運的定數（thevitaldestiny）並不是一種機械裝置。我們被拋入存在，不是像一粒子彈從槍管中射出那樣，它的彈道已經被絕對地限定了。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往往就是當下的、實際的世界——所承受的命運，與子彈的這種定數恰恰相反：我們被強加的並不是一條軌道，而是多條軌道，因此我們必須做出抉擇。我們存在的這一條件是多麼令人驚奇啊！去生活就是去感受我們自己命中註定要被迫運用我們的自由，決定我們在這個世界要成為什麼樣子。我們的選擇行為一刻也容不得鬆懈，甚至就在我們絕望之至，只能聽天由命的時候，我們實際上也在做出選擇，那就是決定不選擇。

因此，斷言在生活中「環境決定一切」是錯誤的；恰恰相反，環境是一種兩難的困境，它處在不斷地變換與更新之中，我們不得不根據它來做出我們的抉擇。事實上，最後起決定作用的正是我們的性格。

這一點同樣適用於集體生活：在集體生活中，首先也存在一個諸多可能性的集合，因而也就存在對集體生活的有效形式（theeffectiveformofcollectiveexistence）進行選擇和決定的問題。這種決定根源於社會的性格，或者換句話說，根源於在社會中佔支配地位的那一類人的性格。在我們這個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是大眾人，因此，做出選擇和決定的正是大眾。不能簡單地說，這就是民主時代、普選時代一開始就發生的現象，在普選制度下，大眾並沒有做出決定，他們的角色僅僅是服從這個少數群體或那個少數群體所做出的決定。正是這些少數人在上演他們的「節目」（program）——節目，多麼貼切的字眼啊。這些節目才是集體生活的真正節目，在這些節目中大眾只是被邀請來接受一個已經做出決定的計劃。

今天正在發生的事情與此截然不同，如果我們關注一下大眾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那些國家——其中包括地中海國家——裡的公共生活，我們就會驚訝地發現，這些國家在政治上正日益大眾化，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現象。公共權力落入了大眾代表的股掌之中，他們之強大足以摧毀一切可能的反對勢力。他們以一種無懈可擊的方式行使著權力，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樣一個無所不能的政府。然而，公共權力，亦即他們的政府卻又是得過且過：它對未來束手無策，根本提不出任何明確的方案，它也無法成為任何可以理解的發展或演進的肇端。一言以蔽之，它的存在缺乏任何生機勃勃的計劃。它不知道自己意欲何往，因為，嚴格說來，它的執行根本沒有任何固定的途徑或軌道。當這樣一種公共權力試圖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時，它根本用不著參照未來，相反，它尋求現在的庇護，並大言不慚地聲稱：「我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政府，是為環境所迫的政府。」也就是說，它只著眼於當下，而不考慮未來。因此，它的作為僅僅限於避開當前的困難與衝突：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它們，而是想盡一切辦法權且暫時躲過；至於代價，哪怕使之日積月累、積重難返，也是在所不惜的。當大眾直接行使公共權力的時候，它通常是無所不能卻又如曇花一現、朝生暮死。大眾人就是那些毫無生活目標，一味隨波逐流的人，結果是，儘管他擁有無限的潛能和力量，最終卻一事無成。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做出決策的恰恰是這種型別的人，現在就讓我們來分析一下他的性格。

這一分析的關鍵在於回到本文的出發點，我們自問：當今歷史舞臺上人潮湧動的大眾到底從何而來？

多年以前，傑出的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曾經強調過一個極其簡單的事實，而讓我驚訝不已的是，許多研究當代問題的智識之士對此卻視而不見。這一簡單的事實即使還不夠充分，但亦足以為我們指明正確的方向，澄清我們對當代西歐的一些看法。這就是：歐洲歷史從6世紀開始一直到1800年，也就是說，經過12個世紀的時間，歐洲居民的人口總數沒有超過一億八千萬；而從1800年到1914年，在一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裡，歐洲的人口就從一億八千萬劇增到四億六千萬！我想，這些數字的對比毫無疑問可以證明上一個世紀的富饒與多產。在短短的三代裡，歐洲竟然產生了這麼多人口，它就像歷史之畛域中的一道洪流，傾瀉而下，氾濫成災。我再重複一遍，這一事實應該足以讓我們認識到大眾的勝利以及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宣告著什麼。而且，作為一項再具體不過的資料，它可以補充證明我業已指出的生活水平面的上升。

但是，與此同時，這一事實也向我們表明，當我們在強調新興國家——如美利堅合眾國——人口的增長時所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的羨慕之情，其實是多麼不合情理。我們曾經為這一增長感到震驚：它在一個世紀內人口竟然達到一億之多。實際上真正令人震驚的應該是歐洲自身的富饒多產。這也是糾正「歐洲的美國化」這一誤導性概念的另一項理由，甚至通常被視為美國化最典型特徵的人口的劇增也是歐洲自身所具備的，歐洲在上一個世紀人口的增加遠遠超過了美國，甚至可以說美國這個國家的形成都源自歐洲的人口過剩。

但是維爾納·桑巴特所確證的事實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一種混淆視聽的觀點反而大行其道：既然歐洲的人口劇增在地理上分佈極為廣泛，那麼對此也就不必大驚小怪了。因此，引起我注意的並不是這些數字本身所顯示的人口之簡單增長，而是通過對比所凸現的讓人感到頭暈目眩的增長率。這一點對我們目前的討論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這一驚人的增長率意味著一撥一撥的人像潮水般湧向歷史的舞臺，這一加速度的增長使得傳統文化斷難滋養那麼多的人口。

事實上，比起上一個世紀來，今天普通的歐洲人確實擁有更加健康、強壯的身體構造，但頭腦卻簡單得多。因此，他們時常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他們彷彿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文明中突然之間崛起的一群野蠻人。上一個世紀還被歐洲人引以為豪的學校，如今除了教導大眾掌握現代生活的技能之外，幾乎乏善可陳，它已經失去教育他們的功能。他們能夠適應更為緊張的生活方式，卻體察不到自己肩負著重大的歷史責任；他們不假思索地把現代科技手段的驕傲與力量據為己有，卻對相應的科學精神棄之如敝履，因此，在他們身上將看不到任何精神價值，新的一代人躍躍欲試，準備接管這個在他們看來宛如天堂一般的世界：什麼踩著前人的腳步，什麼複雜的傳統問題，通通不在話下。

因此，到上一個世紀時，榮譽與責任已經蕩然無存，數量驚人的大眾如脫韁烈馬，馳騁在歷史的原野上。同時，這一事實也為我們公正地評價上個世紀提供了最為恰當的視角，當人類自身的生產因氣候適宜而獲得如此豐盛的成果時，必然會出現某些非同尋常、無與倫比的事物。如果一個人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重大事實並領會它的含義，就對激勵過以往時代的原則表示偏愛，那麼，這必然是輕率的、荒謬可笑的。整個歷史看起來就像是一座巨大無比的實驗室，其中所有的實驗都是為了得出一個最適宜於人類繁衍生息的公共生活的規則（aformulaofpubliclife）。在排除了一切可能的解釋之後，我們直接面對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把人類的「種子」撒播於自由民主政體（liberaldemocracy）和科學技術的沃土之中，歐洲在一個世紀之內人口增加了兩倍。

除非我們故意裝糊塗，否則，在這樣一個壓倒性事實面前，我們必然會推演出三個結論：首先，以科技知識為基礎的自由民主政體是迄今最高階的公共生活方式；其次，這種生活方式或許並不是我們想象中最好的，但我們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公共生活方式卻必欲保留這兩條原則——自由民主政體和科技知識——的本質；第三，退回到19世紀之前的任何一種生活方式都無異於自取滅亡。

一旦我們清澈澄明地認識到這一事實對我們提出的要求，我們必然會對19世紀提出嚴厲的批評。如果說19世紀確實存在著某種非同尋常、無與倫比的事物，那麼它也肯定具有某些根本性的禍害和制度上的缺陷：當它造就了一個階級——反叛中的大眾時，這個階級隨即就對使他們得以存在的原則構成了威脅。如果這一類人繼續主宰歐洲，那麼不出30年，我們就會退化到野蠻人的境地，工業技術將會倒退，法律程式就會毀棄，就如同許多工藝技藝中的秘密常常容易失傳一樣。人類的生活將全面萎縮，當前可能性的充裕將變成事實上的匱乏，變成一種讓人憐憫的虛弱無能和一種真正的衰敗沒落。大眾的反叛與拉特瑙所說的「野蠻人的垂直入侵」（theverticalinvasionofthebarbarians）完全是一回事。因此，充分考察大眾可能給社會帶來的福音與禍害，具有相當大的重要性。

註釋

參見奧爾特加在《歷史是一個體系》中的說法：「人生中最細微的而同時又是最重要的基調便是：人別無選擇，而只能是永遠都在做著某種事情使自己得以存在。生命是被給定於我們的，我們並沒有把它給定於我們自己；倒不如說，我們在其中突然莫名其妙地發現了我們自己。但是我們所被給定的生命，並不是現成地給定於我們的；我們必須為我們自己創造它，每個人都必須創造自己的生命。生命是一樁事業，而成其為生命這些事業中最有分量的方面，卻不是必須要完成它們，而是在某種意義上，恰好相反：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發現自己總被強迫去做某種事情，但是嚴格說來，又絕非被強迫去做某樁具體的事情；我們並沒有被強行納入這種或那種事業，有如星體之被強行納入它的軌道或者石頭之被強行納入引力作用那樣。每個個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須為自己做出決定，並且要冒自己所要做的事情的風險。但這種決定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一個人對自己周圍各種事情的本性、別人的本性和自己的本性具有某些信念。只有根據這類信念，一個人才能願意採取一種行動而不是另一種行動；總而言之，一個人才能活下去。」（轉引自何兆武主編《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第701頁，商務印書館，1999年）

維爾納·桑巴特（wernersombart，1863—1941），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主要著作有《現代資本主義》《猶太人與現代資本主義》等。

奧爾特加對教育問題的看法，可參見他的另一本著作《大學的使命》。

拉特瑙（waltherrathenau，1867—1922），德國實業家、社會理論家和政治家。

不過，我們將看到，它畢竟可以從歷史中有所獲益，縱然不是正面的啟迪，也是某種負面的訓誡。過去不會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但它可以告訴我們應該避免什麼。

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愛因斯坦的同事和繼承人，赫爾曼·魏爾（hermannweyl，1885—1955，德國數學家、物理學家。——譯註）在私下聊天裡常說，如果世界上具有特殊才能的那十個或十二個專家突然去世了，那麼今天物理學的偉大成就很可能隨之而去，人類將永不復得。人類的智力器官要適應、接受這些抽象複雜的物理學理論得花上若干個世紀的培育和準備。任何一個偶然的事件都可能摧毀人類如此眾多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正是未來科技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