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一種「反對某事物」的態度似乎是後於這一事物本身的，因為反對就意味著對這件事物的反動，所以它必須以這一事物的預先存在為前提。但是，「反對」（anti）所代表的改革與創新很快就會蛻變為一種空泛的否定態度，唯一還保留肯定意義的就是「古董」（antique）。如果把否定的態度轉換成肯定的語言，我們就會看到，當某人宣稱自己「反對彼得」的時候，他無非是在宣佈自己支援一個並不存在彼得的世界而已，然而，這正是彼得尚未出生之前的世界的狀態。這個宣稱反對彼得的人，並沒有把自己置於彼得之後，反倒使自己先於他而存在；他把整部影片回放到過去的場景，最後彼得必然會再度出現。發生在這些簡單的反對者身上的事情就如同一則關於孔夫子（confucius）的傳說，孔夫子自然要比他的父親出生得晚，可是他出生的時候已經八十歲了，而他的父親才三十歲！任何反對的口號不過是一個簡單、空洞的「不」罷了。

要是隻消說一個「不」，我們就可以把過去一筆勾銷，那將是再好不過的一件事了。然而，過去在本質上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哪怕你暫時躲過了它，它也必然會再度出現。因此，徹底擺脫過去的唯一辦法就是接受它的存在，而不是躲避它；你必須認真地對待過去，重視過去，才能超越過去。總而言之，你必須帶著一種對歷史環境的強烈意識，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高度」。

傳統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與權利。如果這種理由和權利得不到承認，它就會要求歸還這種理由和權利。自由主義也有自己的理由和權利，而且必須承認它的理由和權利是persaeculasaeculorum［永遠都存在的］。當然，自由主義並不是整個理由和權利，自由主義那些不合理的成分必須摒棄。歐洲需要保留其基本的自由主義，這是超越自由主義的必要條件。

我這裡談到法西斯主義與極權主義時，採取的是間接迂迴的方式，才僅僅涉及它們錯置時代感的方面。在我看來，它們的這一特徵與今天那些不可一世的勝利者們是密不可分的，因為，今天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正是大眾，只有他們所構想的那些洋溢著原始風格的方案，才會取得顯著的勝利。但是，除此之外，我目前並不打算討論這兩個運動的本質，同樣，我也不奢望解決革命與進化之間的永恆難題。這篇文章充其量敢於肯定革命或進化是歷史的，而非錯置時代感的。

我在這些篇章中所探討的主題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因為它超越了政治及其爭論，視野更為寬廣。無論是保守派還是激進派都是大眾，他們之間的分歧在任何時期都是表面的，它絲毫沒有妨礙他們成為同一種型別人：反叛的普通大眾。

除非把歐洲的命運託付給真正的「現代人」，否則歐洲絕無希望可言：只有他們才能感受到歷史跳動的脈搏，才能認識到當前「時代的高度」，才能抵制古老的、原始的態度。我們需要全部的歷史，但不是退回到過去，而是要看一看我們能否掙脫它的束縛，走向未來。

註釋

布萊西格（kurtbreysig，1866—1940），德國曆史哲學家。

舉世聞名的柏林牆之間的隔離地帶就一度出現過原始生態景觀，或許可以作為一個佐證吧。

這裡所列舉的都是希臘神話中的故事：勒達（leda），斯巴達王廷達瑞俄斯之妻，與化為天鵝的宙斯生下海倫和波呂丟刻斯；帕西芬（pasiphae），克里特王彌諾斯之妻，與海神波塞冬送來的一頭白色公牛生下半人半牛的怪物彌諾陶斯；安提俄珀（antiope），底比斯公主，與化為羊人的宙斯生下安菲翁和仄特斯。

「革命像薩圖恩（羅馬神話中的農神）一樣，正在把自己的兒子一個一個吞食掉！」這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吉倫特派領袖維尼奧在一次演講中的名言；文中的革命演化機制亦可以法國大革命為典型代表。

參見奧爾特加在《堂·吉訶德沉思錄》中的說法：「一些人不願滿足現狀，他們要改變事物的規律，逆傳統的習慣勢力而行，我們稱他們為英雄，他們為掌握自己的命運所表現出來的意志就是英雄主義。」

奧爾特加這裡顯然是弄錯了，中國古籍中只有孔子的父親叔梁紇與孔子的母親顏徵在年齡上相差50歲的傳說。

這裡我們可以瞥見一種區分，即一個既定階段的科學狀態與其文化狀態之間的區分，我們不久就要涉及這個問題。

一代大約可以持續三十年，但它的活動又可分為兩個階段，表現為兩種形式：大約在它的前十五年中，新一代的人宣揚著自己的思想觀念、偏好和品味，這些東西最後佔據了統治地位，並支配著它後面的十五年；但是，在它卵翼之下的另一代人又已經開始形成新的思想觀念、偏好和品味，並開始傳播。如果佔統治地位的一代人的思想觀念、偏好和品味是激進主義的、革命的，那麼新的一代人往往是反激進主義的、反革命的，也就是說，在精神實質上是復辟的。當然，不應該把復辟簡單地理解為「回到過去的道路上」，沒有一種復辟可以真正回到過去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