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寶先生，您聽得到嗎？我還是把音量開大一點吧。

衛生部長今天宣佈，計劃今年年底前要在班加羅爾根除瘧疾。他指示市政府所有官員在根除瘧疾之前不得休假。政府將撥款四千五百萬盧比用於根除瘧疾。

其他新聞，卡納塔克邦的首席部長今天宣佈一項計劃，將在六個月內徹底解決班加羅爾的營養不良問題。他宣稱年底前班加羅爾不會再有一個孩子捱餓，所有政府官員都要同心協力朝著這一目標努力，政府將為此撥款四億盧比。

其他方面，財政部長宣佈今年的預算將包括特殊獎勵資金，用於將我們的村莊變成高科技天堂……

這就是全印度廣播電臺每晚強行灌進我們耳朵裡的新聞，而且這些新聞第二天黎明時還會見諸報端。人們偏偏輕信這些胡言。每晚如此，每個早晨如此，天天如此。令人驚訝，是不是？

廣播電臺的事就說這麼多吧。我已經將它關了。現在讓我將目光轉向頭頂上的吊燈，從中得到一些靈感。

溫！

我的老朋友！

我們今晚要將這了不起的故事講完。我今天早晨做瑜伽時——不錯，我每天上午十一點醒來後直接練一小時瑜伽——我開始回顧我這個故事的進展，然後突然意識到自己快要把它講完了，只剩下我是如何搖身一變，從一個被通緝的罪犯成為班加羅爾社會支柱這一過程。

閣下，我們既然提到了瑜伽這個話題，請允許我說一句：每天早晨花一小時練習深呼吸、瑜伽和冥想對企業家開始新的一天真是再好不過了。如果沒有瑜伽，我真不知道我該如何排解這該死的行業給我帶來的種種壓力。我建議您將瑜伽定為中國所有學校的必修課。

不過言歸正傳，我們還是繼續我的故事吧。

我首先得向您解釋逃犯生活中的一個方面。逃犯的生活中並非只有恐懼，逃犯也有權享樂。

我在停車場清掃尊尼獲加酒瓶碎片的那天晚上，就想出了一個逃往班加羅爾的計劃。絕對不能坐直達列車——絕對不行。有人可能會看見我，然後警方就會知道我的去向。我要不斷地更換火車，要一路迂迴去班加羅爾。

雖然回去接達拉姆完全打亂了我的行動計劃——他睡在蚊帳裡，我把他叫醒，告訴他我們要去南方度假，然後拉著他就走——而且一手拎著那個紅色旅行袋手牽著達拉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知道，火車站對小孩來說可不是個安全的地方，因為那裡到處都有不三不四的人），但我還是以這種迂迴的方式離開德里去了南方。

以這種方式旅行的第三天，我來到了海得拉巴。我拎著那隻包，在車站的茶鋪排隊，準備在開車前買一杯茶。（達拉姆在守著車廂裡的座位。）茶鋪的正上方有一隻蜥蜴，我正全神貫注地盯著它，希望它在輪到我買茶之前爬走。

那隻蜥蜴轉向左邊，從貼在牆上的一張大紙上跑過，一動不動地呆了一下，然後箭一般地衝向了一旁。

牆上那張大紙是警方的通緝告示——通緝我的告示。它已經早我一步趕到了這裡。我望著它，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但這個笑容只持續了一秒鐘，因為不知是出於什麼荒唐的原因——你可以看到印度人做事是多麼馬虎——我的通緝告示被人用訂書機訂在了另外一張通緝令上。那上面通緝的是來自克什米爾的兩個傢伙——兩個因為炸了什麼玩意兒而遭通緝的恐怖分子。

如果你望著那兩張通緝告示，你幾乎會以為我也是恐怖分子。真煩人。

我意識到有人正在注視我。有個傢伙雙手放在背後，邊看著通緝告示邊死死地盯著我。我開始發抖。我慢慢地一步步逃離那通緝告示，但已經來不及了。那傢伙一看到我就跑到我跟前，抓住我的手腕，緊緊盯著我的臉。

他開口問道，「那上面說什麼？你在看的那張告示上說什麼？」

「你自己看唄。」

「看不懂。」

我這才明白他為什麼要跑過來。那是一種迫切的心情，一個文盲迫不及待地要引起會識字的人的注意。我從他說話的口音中知道，他也來自黑暗之地。

「那是本週追捕的通緝犯，」我說，「那兩個人是恐怖分子，來自克什米爾。」

「他們幹了什麼？」

「他們炸了一所學校，死了八個孩子。」

「那這個傢伙呢？留著鬍子的這個傢伙呢？」他用右手指關節敲了敲我的照片。

「是他抓住了那兩個恐怖分子。」

「他怎麼抓住他們的？」

為了裝出一副我在閱讀牆上文字的假象，我眯起眼睛望著那兩張告示，嘴唇還裝模作樣地動了動。

「這傢伙是個司機。這上面說他當時在開車，這兩個恐怖分子走到了他的面前。」

「然後呢？」

「這上面說他假裝不知道他們是恐怖分子，用車載著他們在德里轉悠。然後，他在一個暗處停下車，砸碎一個酒瓶，用破酒瓶割斷了他們的脖子。」我用拇指做了個砍脖子的動作。

「什麼樣的酒瓶？」

「裝英國烈酒的瓶子，通常都很結實。」

「我知道，」他說，「我以前每禮拜五都要去英國烈酒店幫主人買酒。他喜歡斯米爾夫恩。」

「是斯米爾諾夫，」我說，可他根本沒在聽。他正目不轉睛地盯著告示上的照片。

突然，他把手擱在了我的肩膀上。

「你知道告示上這個人像誰嗎？」

「像誰？」我問。

他咧嘴一笑。

「像我。」

我看看他的臉，又看看那照片。

「還真是的，」我說著拍了拍他的背。

我告訴過您，印度有一半的男人長得都像那照片上的人。

我隨即為那可憐的文盲感到難過，因為我想到他剛剛經歷的正是我父親曾經在無數個火車站所經歷過的事——被陌生人奚落和哄騙。於是，我先給他買了杯茶，然後才回到火車上。

閣下：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國會議員。我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可以在殺了人之後若無其事地繼續生活，彷彿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我在班加羅爾花了整整四個星期才平靜下來。

我在那四個星期裡天天干著相同的事。我交了五百盧比押金，在火車站附近一家破舊的小旅館住了下來。我每天早晨八點鐘出門，拎著滿滿包現金轉悠四個小時（我不敢把錢留在旅館裡），然後再回去吃午飯。

我和達拉姆一起吃飯。他上午是怎麼度過的，我不得而知，但他顯然心情很好。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度假。他的笑容讓我的心情逐漸好了起來。

午餐是四盧比一盤，南方吃的東西可謂物美價廉，只是有些怪異：切碎的蔬菜泡在稀糊糊的咖哩汁中端上來。飯後我就回房間睡覺，下午四點鐘下樓要一包帕雷牛奶餅乾和一杯茶，因為我還不知道怎樣喝咖啡。

我很想嚐嚐咖啡。您聽我說，這個國家是北方的窮人喝茶，南方的窮人喝咖啡。我不知道這是誰規定的，但情況就是這樣。因此，我這是第一次每天都可以聞到咖啡的香味。我真想嘗一嘗，可在喝咖啡之前必須先懂得怎麼喝咖啡。喝咖啡有一套禮節，有一套程式，確實讓我很著迷。咖啡是裝在一個大杯子裡端上來的，然後按一定的量倒進一個平底淺杯，再按一定的速度從平底淺杯裡慢慢吸著。我不知道倒咖啡有什麼講究，也不知道喝咖啡有什麼講究。剛開始時我只是看別人怎麼喝。

我用了一個星期才發現每個人喝咖啡的方式都不一樣。這個人一次性把咖啡全都倒進平底淺杯，那個人則根本不用平底淺杯。

我暗想，他們都不是本地人，都是第一次喝咖啡。

這是班加羅爾的又一大景觀。這座城市到處都是外來人，誰也不會去注意別人。

我在火車站旁的旅館住了四個星期，無所事事。我承認我的心中還有一些顧慮。我當初是不是應該去孟買？但警察肯定立刻就會想到這一點——電影中那些人在殺了人之後不是一個個都去了孟買嗎？

加爾各答！我應該去那裡。

有天早晨，達拉姆說，「叔叔，你好像心情很不好，我們出去走走吧。」我們經過了一個公園，雜草叢中的長凳上躺著幾個醉鬼。我們來到了一條寬闊的馬路上，馬路對面有一座石頭砌成的大樓，頂上還有一頭金獅子。

「叔叔，那是什麼大樓？」

「我不知道，達拉姆。那一定是部長們在班加羅爾的住處。」

我看到大樓的山牆上有一條標語：

政府工作就是神的工作

「你笑了，叔叔。」

「是啊，達拉姆，我是在笑。我想我們在班加羅爾一定會過得很快活。」我朝他眨了眨眼。

我搬出了那家旅店，租了一間公寓。我現在必須在班加羅爾謀生——我必須弄清楚怎樣才能融入這座城市。我試著聆聽班加羅爾的聲音，就像我當初聆聽德里的聲音一樣。

我去路，坐在「咖啡日」咖啡館裡，也就是門外有露天座位的那家咖啡館。我手裡拿了一支筆和一張紙，把我偷聽到的一切全都記下來。

我只用了兩分半鐘就完成了這個計算機程式。

今天有個美國人提出要用四十萬美元買下我那新成立的公司，我對他說，「不夠！」

惠普公司真的比ibm公司好嗎？

這座城市裡的一切似乎都只跟一件事有關。

外包。也就是說人在印度，通過電話為美國人幹事。其他一切——房地產、財富、權利、性——都源自這一行。因此，我也得想方設法加入到外包這一行中。

第二天，我叫了一輛電動人力車，去了電子城。我看到路旁有棵榕樹，便坐到了樹下。我坐在那裡，直望著那些大樓。傍晚，我看到一輛輛運動型多功能車開了進去。我在那裡一直呆到凌晨兩點，看到那些車又一輛輛地駛出了大樓。

我想，就是它了，我就靠這一行融入這個城市。

總理閣下，我來給您解釋一下。班加羅爾的男男女女都像森林裡的動物那樣生活著，白天睡覺，晚上工作，一直幹到凌晨兩點、二點、四點、五點，而且完全視情況而定，因為他們的主人在美國，在世界的另一邊。現在的大問題是：那些小夥子和姑娘們——尤其是那些姑娘們——晚上怎麼去上班，凌晨三點鐘怎麼回家？班加羅爾沒有夜間公交系統，也沒有孟買那樣的火車系統，再說姑娘們坐公交車和火車也不安全。坦率地說，這座城市裡的男人個個如狼似虎。

這就是企業家應運而生的原因。

接下來，我去找了城裡一個豐田qualis車的經銷商，用最親密的口氣對他說，「我想開你的車。」經銷商莫名其妙地望著我。

我真不敢相信我會說那種話。一朝為僕，終身為奴：那種本能始終在那裡，在你體內，在靠近你脊柱底部的某個地方。（總理先生，如果您哪天來我辦公室，我可能會立刻想為您按摩腳！）

我揪了一下左手掌，用低沉沙啞的聲音笑著說，「我想租你的車。」

閣下，我這了不起的成功故事的最後一部分要告訴您我是如何從一個社會企業家變成一個商業企業家的。這部分講起來真不容易。

我一家一家地給班加羅爾那些外包公司的頭打電話。他們需不需要計程車晚上幫他們接員工？他們需不需要計程車深夜送員工回家？

您當然知道他們是怎麼答覆我的。

有一個女人心腸比較好，她向我解釋說：

「你跟我們聯絡得太晚了。班加羅爾的每家公司都已經安排了計程車，負責晚上接送員工。我很抱歉告訴你這一點。」

這就像我當初在丹巴德剛開始闖蕩時的情況一樣——我非常沮喪，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我問我自己，阿肖克先生會怎麼做？

我突然醒悟過來。我並非孤身一人——有人站在我這邊！有成千上萬的人站在我這邊！

您來班加羅爾時會看到我的那些朋友——大腹便便的胖子，揮舞著警棍，走在軍旅路上，滋擾那些攤販，收取保護費。

我說的當然是那些警察。

第二天，我出錢請了一個當地人給我做翻譯——我相信您已經知道了，我們國家的北方人和南方人說著不同的語言——然後去了最近的警察局。我手裡拎著那隻紅色旅行袋。我裝出一副大人物的神情，不停地晃動著手中的包，好讓那些警察個個都看到，我還把我剛印好的名片分發給他們。我堅持要見他們的頭，也就是警察局長。他們最後終於讓我進了他的辦公室——那隻紅色旅行袋起到了神奇的作用。

他們的頭坐在一張巨大的辦公桌後，咔嘰布制服上彆著閃亮的警徽，額頭上貼著的紅點代表著他的宗教信仰。他身後有三張神像，但都不是我要尋找的。

啊，感謝神。那裡還有一張甘地的像，放在角落裡。

我滿臉堆笑，雙手合十，將那紅色旅行袋遞給了他。他小心翼翼地將包開啟。

我通過翻譯對他說，「長官，我想對您表達我的一點謝意。」

真令人不敢相信。你剛亮出鈔票，所有的人就立刻能聽懂你所使用的語言。

「感謝我什麼？」警察局長用印地語問，同時眯起一隻眼睛望著包裡面的東西。

「感謝您將要幫我的忙。」

他邊數著錢——一萬盧比——邊聽我說著，然後開口要我加倍。我答應給他添一點，他很高興。總理先生，我告訴您，在我和他討價還價的時候，通緝我的告示——也就是我已經看到過的那張告示——就在那裡，而且上面還有我的一小張黑乎乎的相片。

兩天後，我給網際網路公司曾經拒絕過我的那位好心的女士打了個電話，結果聽到了一個驚人的訊息。她的計程車服務只經中斷了。警察搞了一次突擊檢查，發現大多數司機都沒有駕照。

「我很抱歉，女士，」我說，「我向您表達我的同情，此外我也向您介紹我的公司，白老虎計程車公司。」

「你的司機都有駕照嗎？」

「當然都有，女士。您可以打電話向警方核實。」

她肯定給警方打了電話，然後又給我回了話。我認為警方肯定替我說了些好話，結果我就——按照英文的說話——「起步」了。

最初我也是司機之一，但我後來不再開了。您知道嗎，其實我並不喜歡開車。與人聊天要有意思得多。我的「起步」公司現在已經發展成了一個大公司。我們有十六個司機，二十六輛車，分成了幾班。是的，沒錯：某個人的幾十萬盧比，再加上勤奮努力，足以在這個國家創造出奇蹟。如果將我的不動產和銀行持股合在一起，我的身價早已到了相當於我當初從阿肖克先生那裡借來的錢的十五倍。您可以親自登入我的網站看一看，看看我的座右銘：「我們推動科技前進」1，而且用的是英文！您可以看看我車隊的照片：二十六輛嶄新的豐田qualis，全都配備了夏天所需的空調，全都與著名科技公司簽了約。如果您喜歡我的運動型多功能車，如果您想以上檔次的方式送您客服中心那些小夥子和姑娘人們回家，請點選網頁上的一個地方，那上面會寫著：

1原文為雙關語，另一個意思是「我們駕車，送科技公司的員工前進」。

現在就聯絡阿肖克·夏馬！

對，阿肖克！這就是我現在的名字。阿肖克·夏馬，來自印度北方的企業家，現在定居在了班加羅爾。

如果您現在和我坐在一起，在這吊燈下，我會把我這一行的所有秘密都告訴您。您可以盯著我的蘋果筆記型電腦的顯示屏，看看我那些運動型多功能車的照片，我的司機和車庫的照片，以及我的機械師和那些被我賄賂的警察的照片。

他們全都屬於我——屬於命中註定本該成為糖果師的穆納。

您會看到我手下那些人的照片，總共十六個人。我以前是為主人開車的司機，現在是司機們的主人。我不把他們當成僕人——我不扇他們的耳光，不欺負他們，也不嘲笑他們。我不侮辱他們，稱他們為我的「家人」。他們是找的僱員，我是他們的老闆，僅此而已。我讓他們在合同上簽字，我也在上面簽上我的大名，然後我們雙方都得遵守合同。僅此而已。如果他們留意我走路的樣子，留意我穿衣和辦事井井有條的方式，他們的生活就能上個臺階；否則，他們只能一輩子當司機。我讓他們自己選擇。活一干完，我就將他們趕出辦公室：不讓他們閒聊，不讓他們喝咖啡。白老虎不能有朋友，否則太危險。

儘管我的成功故事非常了不起，我並不想與我真正得到人生教育的那些地方失去聯絡。

也就是那些道路和人行道。

我會在傍晚或清晨在班加羅爾四處走動，只是為了聆聽道路的聲音。

有天傍晚，我在火車站附近，看到十幾個勞工聚集在堵牆前，低聲說著什麼。他們說的是一種我從未聽過的語言，他們屬於當地人。我不必非要聽懂他們的話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在這樣一座有那麼多人從其他地方湧進來的城市裡，這些本地人落伍了。

他們在看著牆上的什麼東西。我想看看那是什麼，但他們突然不再吭聲，全都湧到了牆壁前。我只好威脅要叫警察，他們才讓開，讓我看到了他們所看的東西。

那是一個用蠟紙油印上去的圖案，一雙砸碎鐐銬的大手：

偉大的社會黨人即將蒞臨班加羅爾

幾個星期後，他來了。他在這裡搞了一個盛大的集會，發表了一個精彩的演講，喋喋不休地說著火和血，還說要清除這個國家的富人，因為再過十年窮人將沒有淡水，因為這個世界正變得越來越熱。我站在後面聽著。演講結束時，大家像瘋了一樣的鼓掌。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座城市裡的怨氣很大。

您來班加羅爾（或者印度的任何一座城鎮）的時候，只要仔細聆聽，您就會聽到騷動、謠言、暴動的威脅。夜晚，人們坐在路燈下閱讀；人們聚集在一起討論；人們將手指指向天空。他們會不會在某個夜晚摧毀那雞籠？

哈！

也許每一百年會發生一次革命，徹底將窮人解放出來。這是我從茶鋪用來包那些油膩的三角餃子的舊課本上看到的。您聽我說，我在課本的那一頁上看到，人類歷史上只有四個人成功地領導革命，解放了奴隸，消滅了他們的主人。

一場印度革命？

不，閣下，印度不會發生革命。這個國家的人民仍然在等待，等待著別處過來的一場戰爭來解放他們。革命絕對不會發生。每個人都必須建立自己的聖城。

印度的青年們，你們的革命之書就藏在你們肚子深處。將它拉出來，好好看看。

不，他們不會，他們只會坐在彩色電視機前，觀看板球賽和洗髮水廣告。

說到洗髮水廣告，總理先生，我得說我現在一看到金色頭髮就噁心。我認為女人不該有那種顏色的頭髮，不健康。我不再相信電視，也不再相信班加羅爾到處可見的那些白人女人的巨型戶外廣告。我現在依靠我自己的經驗，依靠我在五星級飯店裡獲得的經驗。（沒錯，家寶先生：我已經不再去「紅燈區」。買賣那些生活在鳥籠裡、被人像動物一樣對待的女人是不對的。我只把錢花在我在五星級飯店裡找到的姑娘身上。）

根據我的經驗，印度姑娘為世界第一。

（嗯，世界第二吧。您聽我說，家寶先生，讓班加羅爾的男人最興奮的景象之一便是尼泊爾姑娘的那雙眼睛從電動人力車的深色車篷下向你射來。）

事實上，一看到這些披著金色頭髮的外國人——您會發現班加羅爾的街頭如今到處都是這種人——我就堅信白人正在走向末日。他們一個個顯得那麼消瘦——那麼弱不禁風。你會發現他們連一個像樣的肚子都沒有。關於這一點，我真的要怪罪美國總統，他居然讓雞姦在他的國家變得完全合法，讓男人和男人結婚，而不是和女人結婚。廣播裡是這麼說的。這導致了白人男人的衰落。還有，白人手機使用得太多，這傷害了他們的大腦。眾所周知，手機會造成腦癌，造成陽痿。日本人發明手機就是為了同時造成白人腦子和蛋蛋的萎縮。這是我有天晚上在公共汽車站聽到的。我在那之前一直為自己使用諾基亞手機而感到高人一等，向每一個我希望將我的鳥嘴插進她體內的客服中心姑娘顯擺我的手機，但我聽到那句話後立刻扔掉了手機。所有打給我的電話都必須打固定電話。雖然這對我的生意有所影響，但我的人腦太重要了：這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全部所有。

白人會在我的有生之年徹底完蛋。雖然這世界上還有黑人和紅種人，但我不知道他們都在忙些什麼——廣播裡從來不提他們。我謙虛地預測：再過二十年，站在金字塔頂端的將是我們黃種人和棕色人，我們將統治整個世界。

其他所有人就得由上帝去拯救了。

我現在應該向您解釋一下，兩天前的晚上我為什麼會突然中斷那麼久。

我也可以順便解釋一下班加羅爾和拉克斯曼加爾之間的區別。家寶先生，您得明白一點，並非您一來班加羅爾就看到這裡人人都很道德、正直。這座城市也有無賴和政客，只是假若有人在這裡想當好人，他可以當一個好人。而在拉克斯曼加爾，他根本沒有這種選擇餘地。這就是這個印度和那個印度之間的區別：選擇權。

那天晚上我正坐在這裡，給您講述我的人生故事，突然我的固定電話響了。我一邊繼續和您聊著，一邊拿起了電話聽筒，結果聽到了穆罕默德·阿西夫的聲音。

「先生，遇到麻煩了。」

我立刻中斷了與您的交流。

「什麼樣的麻煩？」我問。我知道那天晚上輪到穆罕默德·阿西夫值班，因此我做好了最壞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