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為了練練筆，立意寫幾篇往事回憶的時候，想到的第一個題目是：《母親》。在同樣的題目下，我已經先後寫過兩首較長的詩，一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但我還是想再寫下一點什麼。回顧幼年的生活，母親當然是常縈繞在我心間的一個人。母親去世已經整整三十年了。這三十年來，特別是近二十年中，我的生活充滿了變幻和波折，我也常在不同的情景中想起她。——好多年了，我不大寫什麼，近幾年來甚至完全拋開了筆，因而受到了親近的人的不滿和指責。這一次想寫幾篇往事的回憶，是對於關心我的人的一種回報，而在我自己，這也是艱難地再探步的嘗試。那麼，讓我把首篇奉獻給母親吧。

在題名《母親》的第二首詩的開頭，我說過：我的母親，是一個沒有名字的女人。

坐在陰暗的小窗前的

中國的可憐的母親們

是沒有名字的。

……

我的確不知道母親的名字。我問過我的長輩們，他們也都不知道。父親是應該知道的，如果母親真的有名字的話。但我沒有好問他。在過去的苦難的中國，在重重壓迫下的廣大的勞動婦女們，名字對她們也是奢侈品。她們還未成年時，大都叫什麼妹、什麼娃，或大丫頭、二丫頭之類，這不過是為了呼喚。當她們嫁出去以後，就變成了「孩子他娘」，在某種比較正規的情況下，就是××氏。如果她們有一個名字，也很難用上，等於沒有。我的母親，是這樣廣大的婦女中的一個。

我也不清楚母親在來我們家之前的生活。只聽說她是出生於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大概父母很早就去世了。由「媒妁之言」嫁到我們家裡，那時還不到二十歲。

我的祖父原也是鄉下的貧農，因為天災人禍，實在生活不下去，逃荒到漢口來，做過苦力，當過菜販，擺過煙攤，後來家境稍好一些了，開了一家小小的百貨店，也不算是怎麼寬裕。所以三個兒子中，只有我父親(他是長子)得到了在正規學校裡讀書的機會。由於他勤奮用功，在祖母的支援下，一直讀到了大學。另外兩個兒子就只不過在私塾混了幾年。母親嫁過來的時候，父親是大學生。那正是「五四」運動時期，像當時的許多青年學生一樣，父親是受到了時代潮流的影響的，對於這種包辦的婚姻，當然不會滿意，母親受到了冷淡、鄙夷，她當然也不會感到幸福。但她默默地承擔起她的命運。後來，大約當我四歲的時候，父親遺棄了我的母親，離家出走了。這對於母親是致命的一擊。她也還是隻能默默地承擔起她的命運。她還年輕，不到二十五歲，帶著流血的心，低著頭站在陰暗的漫漫的歲月面前……

父親另外成了家，也住在漢口。母親帶著我跟隨祖父祖母生活，一直到死，母親再也沒有和父親見過面。我的庶母有時倒來看看祖父祖母。母親對她是親切的。庶母不久就生了一個女孩，她後來有了一個職業，就將女孩送過來由母親撫育。母親接受了，而且對女孩異常慈愛，如同自己的孩子。我的三嬸(她和母親感情最好)感到很不平，我好幾次聽到她埋怨母親說：「你這是為什麼呵，還為她帶小孩？！你怕她還不享福！」母親總是即刻打斷她的話：「莫這樣說……」接著就淒涼地笑笑。

由於父親的出走，祖父祖母對母親有一種歉疚的心情，對待她比對待另外兩個嬸孃要照顧些。家裡的別的人，對母親也是尊重的。母親意識到自己的處境，而她是極好強的，一言一行都非常注意。除了和兩個嬸孃外，在人前很少說話。在我的記憶中，她幾乎很少走出大門，我不記得她進過戲院和電影院。她和兩個嬸孃輪流做飯，洗衣，或是低著頭靜靜地坐在窗前做針線。窗外是大街，喧騰著市聲。在這個繁囂的大城市中，她的天地只是汙黑的廚房和破舊的小樓。她唯一的消遣就是一字一字地低聲地念著質地惡劣的石印的《珍珠塔》一類的彈詞書。——母親沒有上過學，不知道是在怎樣的情況下，依靠自學，能夠認識一點字。那些古老的悲歡離合的故事顯然深深地感動了她，有時候，我聽到她低低地哼唱了起來，聲調是那樣地悲涼。

當我七、八歲時，已經略略地知事，三嬸孃和別的人，又不時在我面前責難我父親，這使我同情母親，而對父親有著反感。有時在三嬸或別的人半開玩笑的鼓動下，我就說出一些對父親不敬的話，如果母親聽到了，她總是用眼神或一個手勢阻止我，事後就揹著人責備我：「這些話是你能說的？！你……」她的聲音梗塞了。

當我不用心做功課時，母親常常說到父親過去是怎樣勤奮地讀書，深夜還坐在燈前。有一次，我匆匆地跑進房裡，母親正坐在開啟的箱前收拾著衣物。她手裡拿著一張照片，當她發覺我跑近時，急忙地將照片塞進了箱底，但我已看到了那照片是父親的。——那麼，即使在那樣的處境中間，或者，正由於是在那樣的處境中間，母親對父親也還是有著感情，有著懷念……

母親還有一個姐姐，年齡比她大不了兩三歲。她的婚姻也是不幸的，她的丈夫是農村的一個破落地主吧，不勞動，吃、喝、嫖、賭樣樣都來，而且常常虐待她。

我的姨母往往窮困得無法開鍋。她有時就投奔到我家來，小住幾天。母親和她見面，兩人都異常歡喜和親熱。姨媽、母親和我都擠睡在一張大床上。一個深夜，我醒來，聽到她們在各自訴說著自己的遭遇。這一對不幸的姐妹都在嗚咽著，而又相互安慰。

我緊閉著眼，不敢動彈，唯恐她們知道我是醒著。我已不記得她們說了一些什麼，但我將永遠不能忘記她們的談話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所留下的對於人世的淒涼而沉重的感覺。姨媽常常拉著我的手，輕言細語地叮嚀：「冠，你要好好讀書呵。你媽就只有指望你，你要替你媽爭一口氣呵。冠，你將來做了大事，我做姨媽的也光彩呵……」

我總是默默地點著頭，而且暗地立誓要在將來做「大事」，為母親，也為姨媽。姨媽終於要回鄉下去了，兩姐妹都戀戀不捨，母親從箱底掏出一個小紙包，我知道那是母親積存下來的幾塊銀元，她塞到姨媽手裡。姨媽很不安地推辭著說：「你也難。」

母親說：「我有吃有穿，你比我要難得多……」於是她倆都低聲地哭了起來，我站在一旁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淚。

像那些在悲慘的命運前感到痛苦、絕望的婦女一樣，母親是信佛的，從宗教裡面去尋找對自己不幸的解釋，而且尋求慰藉和渺茫的希望。母親在陰曆的初一、十五和春節期間，都吃齋。對於窮苦的人們，只要做得到，她從不吝嗇一點幫助。她這樣做，不能簡單地解釋為「修來生」。這裡有一顆善良的心在跳動：正因為自己的不幸，因而同情別人的不幸。

我當然是母親唯一的安慰和希望。我四歲時，一個春天的黃昏，跑著穿越馬路，被一輛急駛來的汽車撞倒，捲入了車下。坐在路旁乘涼的人很多，掀起了一陣驚呼聲。母親正在廚房裡，一聽到這訊息就昏倒了。那次我僥倖只受了一點外傷。但母親從那以後就容易心悸、驚惶，精神上的創傷久久不能平復。當我在病中，特別容易感受到母親對我的溫暖的愛撫。但平時，母親對我的愛往往是無言的，有時甚至是以嚴厲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少年時是貪玩、頑皮的，有時母親忍不住責打我。但往往流淚的不是倔強的我，而是母親自己。母親常常含淚說：「娘是苦命人，只指望你成人爭一口氣，而你……。」母親的眼淚比她的責打更能觸動我的心，我仍倔強地沉默著，但對母親的憐愛，對自己過失的自責，由於傷了母親的心而引起的愧疚，這種種感情從我的心中升騰起來，我真想撲在母親懷裡大哭一場。但也許我在幼小時就「不堪改造」吧，我的種種過失總還是一犯再犯。母親還常以「甘羅十二歲為丞相」一類的故事和「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一類的古訓教育我。讀小學五年級時，我在一家報社的兒童副刊上登了兩篇稿件，得到了一個燒有我的名字的小茶壺做為獎品；讀初中時，我被學校選派參加全市講演比賽，得了第一名，獎品是一支帶有黑色劍鞘的七星劍。那個小茶壺被祖父常常捧在手中，而那支七星劍則由母親懸掛在床頭。當我將那兩件獎品拿回家時，母親沒有說什麼，只是微笑地看著，而她眼中有著淚光閃耀。可以想象，在母親喜悅的淚光中，是浮現著我的燦爛的前程，是夢想著有一天我真能成為「人上人」，同時也為她帶來一個幸福的暮年。

在我幼小的心靈上，是深愛著母親，朦朧地意識到母親的不幸和屈辱，這使我在有人談到母親時特別敏感、易怒。有一次，當我十一歲時，為什麼事和一個比我大兩、三歲的少年爭鬧了起來。他鄙夷地說：「你爸爸不要你媽媽啵！」我奮力打了他一耳光，接著就拚命地和他扭打起來，聞聲而來的大人們費了好大的勁將我們拉開了。我帶著流血的嘴唇和被扯破的上衣回到家去。這場生死的決鬥就發生在我家後門口不遠，母親立即知道了。我一拉開門，她正在門邊守候著。她的臉色蒼白，一言不發。我也咬著嘴唇沉默著。母親俯下身來檢視我的傷口，通過她扶著我的肩的手，我感到她全身都在戰慄……

我進入初中以後，使母親失望的不僅是我依然還是那樣貪玩，大部分時間都奔跑在小足球場上，而且，漸漸地又有一種新的陰影蒙上她的心頭：那正是「一二·九」運動的前夕，由於幾個高年級的同學的影響，我參加了一個讀書會，接著又捲入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中。學校當局向家長髮出了警告。我的一些狂放的言論也使大人們驚駭。母親為我很擔心，她好多次勸說我，要我少和「壞人」來往，要我專心讀書，都被我極不耐煩地用幾句簡短的話頂回去了；真是，怎麼能跟你說得清楚呢，最好別管這些事。危險麼？危險就是考驗，愛國無罪！母親往往只是深深嘆一口氣。有兩次她似乎要發火了，但終於剋制著自己：兒子已經是一箇中學生，是不能隨便責罵的。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我的三個友人被捕了。那年暑假開始時，我接到了學校「默退」的通知單。我氣憤，而又不安：怎麼向家裡，特別是向母親交代呢？我知道，這會很傷她的心。通知單在我手中壓了三、四天，母親從我的神態中感覺到出了什麼事，幾次詢問我。實在拖不下去了，我終於鼓起了勇氣，將通知單拿給母親看，準備接受責備，或者，更糟的是，母親會大哭一場。但意外地，母親反覆地看了通知單後，只是自言自語地說：「那下學期怎麼辦呢？」她甚至連望都沒有望我一眼。而且，那以後的一段日子裡，她對我比平時更親切，在生活上對我照顧得更細心。但我發覺，她是突然憔悴了，話更少了，而且常常在做活當中停歇下來，失神地想著什麼。

那年秋季，我被祖父強迫送到幾十裡外的一個小鎮上的中學去繼續唸書。離開武漢，離開我的友人們，離開家，離開母親，這使我很難過。那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了，古老的中國顯得年輕了起來。我所在的那個小鎮也失去了往日的那種閒逸和沉寂，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震盪著雄壯的歌聲，小街上常常走過舉著救亡團體旗幟的隊伍……。我被瀰漫在全國的那種巨大的熱情所感染，所鼓舞，所振奮，捲入到了那浪潮中，興奮地忙碌著。這雖是我初次離家，但很少有時間想到母親。只是當我偶而回到武漢，因為可以很快就見到母親而引起的喜悅總還是充滿了我的心胸，快近家時，就不自覺地半跑起來。

戰火逐漸地逼近了武漢，父親一家已經遷到四川的一個小縣裡。為了讓我能夠繼續求學，祖父決定讓我到四川去找父親。一九三八年的夏天，我初中畢業後，隻身登上了西上的輪船。送我上船的是祖父。母親一連幾天忙著為我收拾行裝，縫補衣服，反反覆覆地叮嚀，要我好好聽父親的話，不要惹父親生氣，要我用功讀書，也要我好好注意身體，千萬不要和「壞人」來往……。她的神情顯得悽傷、黯然，但沒有眼淚。她為我將行李提下樓，和家人們一齊送我到門口，看我坐上人力車。

我走了好遠後，回頭看到她還站在門邊。我的心情沉重、紛亂，但沒有想到，絕沒有想到，這就是永別……武漢淪陷的前夕，祖父祖母和母親、叔嬸們逃難到廣西的一個小縣裡。我則去重慶唸書。祖父每個月總要託人寫一封信來，有時寄我一雙布鞋或是一件毛線衣，我知道那是母親親手做的，一股暖流漫過我的心。有時還寄我一點錢，我知道逃難在異地，祖父維持一家的生活已經很艱難，我感到了那少數一點錢的重量。在每封信中，祖父總會談到母親的情況，說她很好，要我不要掛念。每次家信的到來，總是使我喜悅而又有點哀傷。但我很少及時覆信，有時甚至兩三個月不給家裡一點訊息。我正是在青春的激情中，我有許多友人；我有雖然窮困但是歡樂的生活；我有許多的事情要做：寫詩、演戲、開會、辦牆報……。我往往決定當晚要為家裡寫一封信，卻又因為一點什麼事情耽誤了。

但我還是有時懷念母親。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我住在重慶近郊的鄉間，在一個落著細雨的夜裡，我寫了一首題名《母親》的詩，後來發表在和幾個友人合編的詩刊《詩墾地》的第一輯上。現在我已經找不到這首詩稿了，但還大致記得那後面的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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