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我所敬愛的長者——杜國庠同志(哲學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廣東分院院長)，生前曾經這樣對我說過：「母親是最值得懷念的。一個人能夠長大，一般來說，主要靠母親。母親們含辛茹苦，在養育孩子上的功勞，是一般做父親的難以比擬的。」他這番話，我很有同感。我還記得杜老早年用過的一個筆名，就叫做「念慈」。
大概也就是由於這樣的緣故吧！世間人們所寫的懷念母親的文章，比懷念父親的要多得多。有時，我也很想寫一篇。但人的感情是很奇特的，對於太熟悉，太親切的人，提起筆來，思潮如湧，有時反而有一種「欲說還休」的感情。我經常懷念我的母親，但是多年來卻始終沒有寫成什麼文章。
最近，因為有所感觸的緣故，終於下決心要寫一篇了。
我的父親原本是鄉間的一個裁縫，後來飄洋過海，浪跡南洋各地，當了資方代理人，成為新加坡一間米行的經理；但是最後又破了產，摒擋回國。在他比較有錢的時候，他娶了三個妻子(按照舊的傳統說法，是一妻二妾)，我的生母和三母，都是「妾」。她們兩人有一些相同的命運，小時候都當過婢女，長大了都做「妾」。
在舊社會生活過，或者讀過《紅樓夢》之類小說的人，都知道婢女、丫頭(在廣東又有「赤腳」、「妹仔」之類的別稱)是怎麼一回事。舊時代，貧苦人家(大抵是農民，自然也有少量城市貧民)，在窮得無以為生的時候，就把女兒賣給大戶人家當婢女。如果是在哀鴻遍野的旱澇凶年，有些地方還會出現「人市」，成群女孩子被插上「草標」，作為販賣的標誌。平常年景，販賣就是零星地進行的了。每當一戶農家窮得生活不下去的時候。「中人」就上門了，把他們的十歲左右的女孩子帶給大戶人家看看，那些地主紳商們的女眷就出來評頭品足。凡是相貌標緻的，身體健壯的，價錢就多一點。因為等到這些婢女長大的時候，轉賣出手時價錢也可以相應高些。凡是相貌差的，身體弱的，臉上受過傷，「破了相」的，或者「流年八字」不好的，價錢就給壓低了。被賣的女孩子一過門以後，往往就給改了名字，什麼春蘭、夏蓮、秋桂、冬梅之類就是。有些窮家女孩子被賣斷以後，父母要來探視她們都很困難。有的大戶人家根本不讓進門。有的窮父母三兩年來一趟，還得拿紅桌裙圍著身子，才算「闢了邪」，准許走進「花巷」(就是從側門進去的地方)和女兒短暫聚一聚。好些婢女的賣身契，還有寫著「憑中說合，一賣千休」、「倘有落水夭亡，各安天命」的。婢女買賣，實際上可以說是古老的奴隸制社會的殘餘。
我的生母叫做吳瓊英，三母叫做餘瑞瑜。這自然都是後來起的名字，她們做丫頭時的名字，生母叫做「蓮香」，三母叫做「綠霞」。因此，我從小聽到的關於丫頭生活的故事特別多，她們告訴我，有些丫頭被養主鞭打，每天早上到河邊洗衣的時候，常常各自揭開衣袖褲管，彼此出示傷痕。有的丫頭由於吃不飽，竟偷生米，捉鹽蛇吃。有的丫頭晚上給「老奶奶」「少奶奶」捶腰的時候，由於太疲倦了，打著磕睡，竟給那些老奶奶、少奶奶一腳踢下床來。我的三母親告訴我，有一戶人家，一個少爺為了尋開心，晚上特意支使一個丫頭上鎮買東西，他自己則扮神扮鬼，裝成活無常的樣子，頭上戴著高帽，脖子上掛著冥鏹，還畫黑了臉，躲在暗處，當丫頭走進暗巷的時候，他大喝一聲闖了出來，竟把那個丫頭嚇得癱倒在地，最後不治身死。
但是，我的這兩個母親很少談及自己的婢女生涯。上面提到的那些事情，大抵是她們的同伴或者附近人家的。不過，她們自己的生涯，不待說，也是相當悽苦的。
讀者們大概會這樣想：我在這裡記敘的主要是我的生母的事蹟，但實際不然，我雖則也會談談我的生母，但主要部分卻是談我的三母。她給我的印象，比生母給我的還要深。
我的這兩位母親，由於少年時代都曾經度過艱難竭蹶的生活，長成後健康都很差。我的生身母親吳瓊英患有肺病，在我八九歲的時候就逝世了。她生前，對待兒女十分嚴格，操持家務井井有條。她常常把少年時代的悲苦生活告訴我們兄弟姊妹，要我們立志向上，同情窮人。她長期受疾病的折磨，曾有一個夜裡企圖懸樑自盡，解除痛苦，被我的弟弟發現，弟弟號叫起來，全家人都驚醒了，她這才被父親從繩套裡救了下來。但是不久她就因病重逝世了。我們兄弟姊妹圍著她的遺體哭泣，她的眼角竟然滲出了淚水，這事情給我們的印象當然非常深刻。當時我完全不能理解這是什麼原因，到了長大以後，我才知道人剛剛死亡的時候，並不是全身的器官同時死亡的，有的器官還保持著一定的機能，所以一個人剛嚥氣的時候，並非任何器官對外界的影響都毫無反應。
生身的母親死後，三母親就從鄉間遠涉重洋前來照顧我們了(原本和大母親一同住在鄉下)。前此，我的生母在世的時候，她也曾經到新加坡來小住過，相處也還融洽，我們都認識她。按當時的習俗，我們叫她「三姐」。因為照封建社會的規矩，兒女們對父親的妾侍，丫頭出身的母親只稱為「姐」(生母例外)。這規矩，到了多年以後，我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破除了，改口稱她為「三姨」。但是，直到如今，我的叔伯兄弟提起她時仍然稱呼為「三姐」，這樣的稱呼使我異常厭惡。似乎一個女人只要是丫頭出身的，一輩子都要低人三分。封建習俗的殘餘在中國的確是相當嚴重的。
三姨自己沒有生兒育女，而我的生母卻養下了七個男女。當她來到新加坡我們這個海外的家，照料我們的時候，她才三十多歲，照現在的標準來說，還是個「女青年」呢！但是她已經要挑起教養七個不是自己所生的孩子的責任了。
她的身子一直都很瘦弱，體重從來沒有超過一百斤。而且，她又有昏眩病，每當發作起來，就臉色鐵青，咬緊牙關，不省人事。要旁人撬開她的嘴巴，灌下藥去，才逐漸甦醒。但是在她能夠下床走動的時候，就總是很勤勞地操持家務。她，一個婢女出身的人，當然沒有受過什麼學校以至私塾的教育，然而依靠自己隨處留心，居然也認識一些字，可以看懂普遍的書信和便條，只是不能書寫而已。
我小的時候異常頑皮，是兄弟姊妹中受父母懲罰最多的一個。在學校被老師打，回到家裡被父母打，因此常常遍體鱗傷，鞭痕像大蚯蚓似地遍佈在小腿大腿上。這些鞭痕，有些是三姨給我的，但是她打我厲害的程度，並沒有超過我的生身母親。由於我比較倔強和調皮的緣故，有時她打我，我也打她，(那時我大概十歲的樣子)兩個人像走馬燈團團轉地扭打著。照一般人的看法，這樣的非親生的母子關係，以後發展下去一定很糟糕了。但是事實不然，到我長大以後，我們母子關係是相當好的原因是：三姨既有嚴格的一面，也有慈愛的一面。例如，當事過境遷以後，她有時就噙著淚水給我的傷口塗藥。既使是小孩子，對於大人的善意或者惡意，也是常常有很好的判斷力的。在當時，她可能認為「打」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之一了。
在這麼一個家庭裡，管這麼一大群孩子，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的大哥患肺病，常常需要煎藥照料。我的小妹妹由於是在我母親病重時產下的，先天不足，孱弱愛哭，三姨在她身上特別花費了巨大的心力。我的小妹妹後來和她的感情極好。
我的父親是一個豪邁好學的商人，足跡踏遍南洋各地。到過好些國家，很愛讀書。但是他酗酒成性，每當酒醉後回家，常常大吵大鬧。有時也對三姨亂髮脾氣，這樣的場面出現了多次。在這種場合，我們總是把同情放在三姨一邊。一個人在小時候的境遇，對他以後一生的發展的確很有關係，由於對父親酗酒的反感，我長大以後，竟成為一個不會喝酒的人，一杯白酒就足以使我醉倒。
當父親破了產之後，我們的日子就很不好過了。不久他摒擋一切回國，除大哥在一間酒店工作，大姊已經出嫁，留在新加坡外，我們都被帶回「唐山」鄉下。這時我們家境大不如前，我念書的學費，有的是三姨拿出她的私蓄來供應的。事情隔了幾十年，有些場面我還記得很清楚，那就是：每當夜讀時，她拭亮了燈筒，為我點火的場面；我上床之後，她用蚊燈細細照蚊子的場面；以及她從櫃子裡取出一些小小的金飾，瘦弱的手拿著釐秤，稱著重量，給我作為學費的情景。
那時我們的家境很困難，她拿出這些僅有的微小金飾，是大不容易的。她常常織網換取微薄的收入，補充生活。織網所得異常微小，大概是一千網眼才三兩個銅板吧。網店在這宗生意上進行了驚人的剝削。夜裡，每當我在燈下讀書的時候，聽到三姨一針一針織網的聲音，常有一種心碎的感情。
有一次，我患上嚴重的皮膚病，手上、腿上，生了許多疥瘡。三姨耐心地為我洗滌、塗藥。那時，我雖然只是十三四歲的少年，也很過意不去。心想「將來我長大了，一定要很好報答她。」
少年時代的心願，到我長大以後，總算在若干程度上實現了。抗戰期間顛沛流離，經常窮困不堪，和家鄉的通訊聯絡也斷絕了，那段時間除外；抗戰勝利以後，我幾乎有三十年的時間，每月拿到工資，第一件事就是給三姨匯寄生活費，並曾專程好幾次回家探望她。一九七一年那一次，十年動亂期間，我在九死一生之後，回鄉看她。離別時我在巷裡走了幾十步，看到她不在大門旁，又折回家裡看她一次，見到她為傷別之情所折磨，哭倒在床上。我想到這可能是最後一面，平時極少哭泣的我，眼眶也發熱了。過了幾年，她終於逝世，我為此悒悒鬱鬱地過了好些日子。
三姨給我的印象，比生母給我的還要深得多。解放前，她知道我和革命生活多少有些關係，並沒有阻攔我，只是叮囑我要小心而已。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不是親生，也可以建立起真摯的母子之情的。
我們這一家，也是一個例子。
現在，和睦親愛的家庭很多。但是，吵吵鬧鬧，幾無寧日的家庭也不是很少。有些人對於同處一個家庭的非親生孩子，即配偶以前和別人所生的子女，一點愛心都沒有，以至於水火不能相容。有些人對於繼母繼父，也視同仇敵。更有些人，被極端個人主義所支配和腐蝕，連對自己的生身父母，也冷冷淡淡，甚至橫加虐待。每當看到這些事情時，我就感觸很多，甚至十分憤慨。我寫出上面這些事情，不僅是抒發我個人緬念三姨之情。同時，也想讓人們知道，不是血緣關係的父母和子女之間，也是可以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的。
愛是生活中的暖流，我們的生活不能缺乏愛。但是一個人要得到別人真正的愛，首先要懂得怎樣去愛人。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比這個又有更高更高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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