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我的工作也上了軌道。在談這方面的情況之前，我想再一次回顧戰爭時期的自己。

戰爭期間，我並沒有抵抗軍國主義。很遺憾，不能不老實說，我沒有積極抵抗的勇氣，只有適當的迎合或者逃避。

這是可恥的，然而它是不能不老老實實承認的事實。所以，我沒有大言不慚地批判戰爭時期諸種事實的資格。

戰後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都是外力賦予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鬥爭得來的。所以我想，要想把它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就必須認真地學習，謙虛謹慎，必須有從頭做起的決心才行。

但是，戰後日本的潮流是把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囫圇吞棗似的吞了下去，以為只要這樣就可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為了聽天皇宣讀詔書的廣播，我被叫到製片廠。那時我在路上看到的情景永遠難忘。

去的時候，從祖師谷到製片廠的商店街上，感覺真有一億人抱著寧為玉碎的覺悟一般，非常緊張。有的老闆拿出日本刀，拔刀出鞘，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刀身。

我早就料想到這次是結束戰爭的宣言。看到眼前這種情景，我就想，日本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然而在製片廠聽完戰爭結束詔書回家的路上，那氣氛完全變了，商店街的人們彷彿處於節日的前夜一般，都在喜不自勝地幹活。

這究竟是日本人性格中的韌性，還是軟弱？

我只能認為，日本人的性格中至少有這兩個方面。

我自己身上也有。

假使不是宣佈戰爭結束的詔書，而是號召舉國玉碎的什麼書，那麼，我在去的路上看到的那些人，可能已經一個個都死掉了。恐怕我也難免一死。

我們接受了以看重自我為惡行、以拋棄自我為良知的教育，習慣於接受這種教育，甚至毫不懷疑。

我想，沒有自我完善，那就永遠也不會有自由主義、民主主義。

我戰後的第一部作品《我對青春無悔》，就是以這樣的自我為主題。

談這部作品之前，我想再稍談一點戰爭時期的自己。

我們在戰爭期間都像聾啞人一樣，什麼也不能說。想說的話，也只能像鸚鵡學舌似的反覆重複軍國主義那一套。

所以，要表現自己，就必須尋找與社會問題毫無關聯的表現方法。俳句之所以流行就是這個緣故。虛子的花鳥諷詠之道，直截了當地說，就是用不著擔心受檢查官申斥。

東寶製片廠也組織了俳句會，常借東京郊外的寺院開展活動。這並非是為了吟詠俳句、自得其樂，而是因為一離開東京，就能找到些吃的東西。餓肚子的人聚在一起，頭腦空虛，搜腸刮腹也作不出什麼好的俳句來。當然，不論什麼事，不傾注全部心思是不會有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