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婚不久，感到有遭受空襲的危險，就把家從澀谷的惠比壽遷到了世田谷的祖師谷。

搬家的第二天，澀谷的那所房子就遭空襲燒光了。

戰爭朝著失敗的道路急轉直下，東寶製片廠全憑餓著肚子的人們苦撐著。出乎意料，我們仍非常繁忙地繼續拍片。

製片廠中央的廣場上，忙著幹活的人們都蹲在這裡談工作。因為大家都是腹內空空，蹲著說話比站著好受些。

那時，我寫了劇本《愛我長矛》，預定由大河內傳次郎和榎本健一主演，正準備開拍。這個作品的最後一場戲描寫的是桶狹間之戰的早晨，信長及其手下縱馬飛奔前往會戰的場面。為了選擇地點和調配馬匹，我去了山形縣。

但是，一向以盛產名馬聞名的山形縣，現有的馬不是老得掉牙就是有病，能跑的一匹也沒有。

結果，此次山形縣之行，似乎只是為了得出《愛我長矛》這部影片根本無法拍攝的結論才去的。當時，我順便多跑幾步路去了秋田縣，看望了疏散到鄉下的父母，這是此行的唯一收穫。

到父母家時，已是半夜了，我咚咚地使勁敲大門。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姐姐種代也隨兩位老人到了這裡，當她從門縫看到是我時，喊了一聲「是小明啊」，就扔下我，撒腿跑進廚房去淘米，我簡直被她這荒唐的舉止驚呆了。

這實在可笑，然而我笑不出來。看到連頓米飯也吃不到的弟弟，做姐姐的此時此刻唯一的願望就是讓他趕快吃上一頓米飯。姐姐這種心情使我感動得落淚。

在這裡和父親共度的幾天，也是我們最後的團聚。

父親看過《姿三四郎》之後疏散到此地，並沒有見過他的兒媳，所以總愛打聽兒媳如何如何。

戰敗後不久，我就當了父親，而我的父親還沒來得及看到孫子就去世了。

我回東京的時候，父親給我裝了滿滿一背囊大米。

父親是想，哪怕讓懷孕的兒媳多吃上一碗米飯也好，這心情我十分理解。那背囊沉得可怕，甚至稍一馬虎就會被它墜個仰面朝天，我揹著它上了擠得滿滿的火車。半途的一個車站上，一個陸軍軍官帶著老婆硬從車窗裡鑽進來，乘客中的一位老太太發了幾句牢騷，那軍官就虛聲恫嚇，說什麼汙辱了帝國軍人。老太太絕不示弱，大聲斥責他：帝國軍人有什麼了不起？你這帝國軍人乾的是什麼事！結果，這軍官直到在東京下車也沒敢回駁一聲。

那時，我深深感到：日本在這場戰爭中敗了。

第二天早晨，我揹著裝滿大米的背囊回到了祖師谷的家，在門廳裡坐下來。我本想揹著它再次站起來，但無論如何也做不到了。

《膽大包天的人們》是《愛我長矛》毫無開拍希望之後，為了補空子而草成的急就之作。

原定計劃是以《勸進帳》為基礎，用《愛我長矛》的原班人馬演這部片子。大河內傳次郎仍演弁慶，只是為了給榎本健一安排個重要角色，必須加上一個原作里根本沒有的人物，所以我對公司表示，會在兩天內把劇本寫好。這部片子的拍攝對正為拍不成影片發愁的公司來說，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我還對公司說，這部影片只用一組佈景，外景利用當時製片廠後門外的大片皇家樹林就足夠了。公司非常高興。

然而這件事竟成了望梅止渴、十分荒唐的事。

就在這部《膽大包天的人們》拍攝工作進展得十分順利的時候，日本戰敗了。美軍來了，美國大兵常常「光臨」我們的佈景場地，有時還是大批地來。他們大概覺得我的作品所表現的日本風俗有趣，就又是拍照，又是拍八毫米電影，其中一個傢伙甚至要求我給他拍張他即將被日本刀砍死的照片。這種局面實在無法應付，有時只好停拍。

有一天，我到攝影棚的天橋上俯拍，這時，一群以一位將官為首的美國軍官走進來。這群人安安靜靜地參觀完就走了，其中就有約翰·福特。

後來我在倫敦聽約翰·福特談及此事，吃了一驚。

大概約翰·福特知道我的名字。他當時問起我，並在臨走時請人向我轉達致意，但沒有人告訴我。

誰也沒告訴我他留的話。在倫敦見到約翰·福特之前，我還根本不知道他到我的攝影棚來過。

那麼，這部《膽大包天的人們》結果怎樣了呢？說起來還得請檢查官出場。

美軍一進駐日本，就開始清算日本的軍國主義，首先開除的就是司法警察和檢查官。

可是，檢查官卻通知我去。據說，他們對《膽大包天的人們》有異議。

對於這件事，森先生（森巖雄，當時是主管制片的董事）也吃了一驚。他把我叫到他那裡，一見我就說，現在的檢查官沒有指手畫腳的權力了，你就大搖大擺地去，痛痛快快地臭罵他們一頓。

我一直就憋著這口氣。過去，森先生遇事總是囑咐我要心平氣和，這回叫我去臭罵他們一頓，可見時至今日，檢查官還要我前去，連森先生也實在看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