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完《馬》之後就從副導演的職務中解放出來，專寫電影劇本，只是偶爾乾乾山本先生的代理工作。

政府資訊局懸獎徵集電影劇本，我拿《寂靜》和《雪》兩個劇本去應徵，前者得了二等獎，獎金三百元，後者獲一等獎，獎金兩千元。

當時我的月薪是四十八元，如果這是副導演工資的最高額，資訊局的獎金就真是一大筆錢了。

我用這筆錢和情投意合的朋友們一連幾天大喝特喝。日程照例是這樣的：先在澀谷喝啤酒，然後到數寄屋橋的一家小菜館喝清酒，最後去銀座的酒吧喝威士忌。

這期間，我們談的全是電影，所以不能把這些活動說成是無意義的遊蕩，但是胃增加了無益的負擔倒是不可否認的。

把錢喝光之後，我又開始寫劇本。

這是我能賺錢的工作。主顧是大映公司。

《角力》、《潑婦》就是給大映公司寫的。大映公司把稿費寄給了東寶，但是東寶提了五成。我一問理由，答稱：你拿著東寶的工資，提成是理所當然的。

大映給的稿費是兩百元，我的月工資是四十八元，按年薪算是五百七十六元。如果我給大映寫三個劇本，東寶平均一個月賺二十四元，換句話說，東寶不是用四十八元月薪僱的我，我是以月薪二十四元受僱於東寶。

我想，這實在是荒唐事，然而沒有去和他們計較。後來大映公司的董事問我收沒收到稿費，我一五一十地講了。那位董事大吃一驚，說了一聲「豈有此理」就去了會計室，拿來一百元交給了我。從此以後，我每給大映寫個劇本就辦這麼個奇怪的手續，形成了慣例。

也許是東寶公司怕我拿稿費太多，喝酒過量出什麼毛病。事實上我的確喝多了，每當胃病要發作的時候，就和谷口千吉去爬山。在山裡遊蕩一天，夜裡喝不到十分之一升就睡覺，胃痛很快就好了。

好了再寫劇本，領了稿費再喝。

這麼能喝，是從拍攝《馬》這部影片時開始的。副導演很忙，住在旅館裡，吃晚飯的時候沒空喝酒，一般是趕緊吃完飯，就東跑西顛地準備明天的工作。等回來的時候，旅館茶房已經睡了，但是他也覺得我們怪可憐的，就在我們的枕頭旁擺上一排酒壺，並在燙酒的火盆裡架上水壺。

我們每天晚上先躺下，然後露出腦袋喝酒。那樣子彷彿是探出洞口的蛇一般。就在這期間，我們竟然成了真正的大蟒了。

這種寫完就喝的生活持續了一年半，我才著手籌備執導自己寫的劇本《達摩寺的德國人》。

準備工作甫一開始，我的計劃就因為膠片受到配給限制而擱淺了。

從這時起，為了當導演，我開始了惡戰、苦戰的生活。

戰爭時期的日本，言論自由越來越少，儘管公司決定要拍我寫的劇本，內務省檢查後卻否定了。

檢查官的意見是絕對的，不容許提出異議。

當時，皇室的徽章是絕對不容冒犯的，甚至與皇室徽章相像的圖案也一概禁止使用。為此，我們在電影中使用服裝幾乎慎重到神經質的程度，菊花圖樣或與此相類似的東西概不使用。

儘管如此，有一次我們還是被檢查官召去，告訴我們，影片裡有菊花圖樣，要把那個鏡頭剪掉。我們說不會有那種事。仔細一查，原來是婦女飾帶上畫著神廟祭神用的神車車輪。

我把那飾帶拿到檢查官那裡給他看，那檢查官又說，儘管的確是神廟的神車車輪，但既然看起來類似菊花圖樣，那就是菊花了。結果只好把這鏡頭剪掉了事。

萬事都是這樣橫生枝節，實在讓人無法忍受。

那些檢查官也迎合時尚，動不動就下結論說我們模仿美國和英國的一套。只要一提不同意見，他們就感情用事，揮舞權力大棒。

我的《森林的一千零一夜》和《三寶壟之花》，就是被內務省這號檢查官們左一個不行、右一個否定而葬送的。

《三寶壟之花》裡，有一個場景是一個日本人為在同一單位工作的菲律賓姑娘過生日。檢查官說這是英美的一套，對我提出責難。

我問他：「慶祝生日不行嗎？」

檢查官說：「慶祝生日這種行為基本上是英美的生活方式，現在寫這種場面，真是豈有此理！」

結果，這位檢查官被我誘導進了圈套。他本來是把生日蛋糕當作問題的，可是自己把它升了級，從而否定了慶祝生日。於是我抓住機會向他提問。

我說，那麼慶祝天長節也是錯誤的啦？天長節是慶祝天皇生日的，是國家規定的節日。照你這麼說，這是不是英美習慣、豈有此理的行為呢？

這位檢查官臉色蒼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