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八歲這一年，也就是一九二八年，發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第二年又爆發了世界性經濟危機。這從根本上動搖了日本經濟，不景氣之風吹遍了全國，無產者運動日趨尖銳，無產者藝術運動也隨之興起。

另一方面，企圖從經濟恐慌的痛苦現實中逃避開來的傾向也逐漸激烈，因而出現了許許多多色情、荒誕和無聊的作品。

在這樣的社會形勢下，我無法靜下心來面對畫布作畫。再者，畫布、油彩價格無不昂貴，考慮到家庭經濟情況，我不能要求家裡給我買齊這些東西。

這樣，我一面沉迷於繪畫，一面貪婪地學習文學、戲劇、音樂和電影。

說起文學，那時正是「一元本」（一本一元錢）出版熱的時代，世界文學全集、日本文學全集氾濫，如果到舊書店買廉價品，五角或三角錢就能到手，我可以任意挑選。此時沒有課程負擔的我有足夠的時間讀書。

我不分外國文學還是日本文學，也不問古典或是現代，碰到什麼就讀什麼。有時坐在桌前讀，有時躺在床上讀，連走路也邊走邊讀。

戲劇方面，我看了話劇。使我最感驚訝的，是小山內薰主持的築地小劇場的戲。

音樂方面，我常去喜歡音樂的朋友家裡，在那裡專聽古典音樂唱片。我還常去近衛秀麿創辦的新交響樂團，聽他們排練。

當然，因為我有志未來做一個畫家，所以不論日本畫還是西洋畫，我一概仔細觀摩。當時很少出版畫冊，但已經出版的畫冊買得起的就買下來，買不起的就多跑幾天書店，在那裡看。

那時候買的畫冊和其他書一起，遭空襲時被燒燬了很多，現在手頭還剩幾本。這些畫冊書脊已經破了，封面脫落，書頁也散了，而且沾滿了手垢，還有非常明顯的被油彩弄髒了的手指的指痕。現在重看這些畫冊，仍能喚起我當時的那種感動。

我對電影也十分傾心。

那時，離家在外租房而且屢屢搬家的哥哥，正沉迷於俄國文學，同時以各種筆名向介紹電影的刊物投稿，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大發展的外國電影的藝術性加以重點評論。不論在文學方面還是電影方面，我遠不如哥哥見多識廣。

特別是電影，我如飢似渴地看哥哥推薦的作品。在我讀小學時，為了看哥哥說的好影片，我們甚至會徒步走到淺草。

那時看的影片如今已不記得了，只記得我們去的影院是歌劇院，到那裡等夜間的減價票，在賣票處前排隊，回來後哥哥還捱了父親的訓斥。

現在回憶那些影片名，竟發現我看的全是電影史上的名片。這些，都是哥哥教導的結果。

我十九歲時（一九二九年），雖然對動盪的世界漠不關心，可並不滿足於埋頭畫我的靜物畫和風景畫，所以決心參加無產者美術同盟。我把這事和哥哥一談，他笑著說：「也好嘛，可當前日本的無產者運動，就像流行性感冒，熱度很快就會退的呀。」我對哥哥這句話頗為反感。

那時，他專給電影院寫劇情解說，不過是從一個電影愛好者前進了一步，剛開始擔任無聲電影的解說人。

當時，以德川夢聲為首的電影解說人，有和舊電影解說人完全不同的主張。他們以外國電影出色的解說人、出色的演出者自居，開始自己的活動。哥哥對德川的主張十分贊同，因而走上了這條道路。他擔任了一家三流影院——中野電影院的主任解說人一職。

我認為哥哥此時是個庸俗的成功者，所以只把他的話當作膚淺之見。但結果正如他所料。

然而這件事使我非常不甘心，這成了我艱苦奮鬥數年的動力。

我貪婪地往頭腦裡灌輸美術、文學、戲劇、音樂和電影方面的知識。為了自己有個用武之地，我一直彷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