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個沙丘，它有個英文名字。很久以前，一個富有的英國人來到這個海岸，他請人在沙丘的頂部建了一座大房子，設計了一個花園，裡面有池塘和小徑，四周是低矮的石頭牆。沙丘上開滿了石楠花，因此他給自己的房子取名為石楠山莊。一次在海里游泳時他溺水身亡，那座房子也早就不見蹤影了，只剩下花園裡一個積滿淤泥的池塘和一些灌木叢，有羊在園裡吃草，黑黑的腦袋，長長的垂耳。這種羊我從沒見過，它們比我的羊要溫順得多，已經習慣了人們來這裡散步或游泳。沙丘沿海岸的一邊實際上是個陡峭的懸崖，豎立在狹窄而又多岩石的海灘上。這裡不是北海，這裡沒有靠種植濱草和松樹圍結起來的光禿禿的沙丘，這裡的草幾乎一路長到海水邊，茂盛的山毛櫸樹和橡樹離海水的高水位線僅有十來碼。我嚐了嚐海水，鹹鹹的，比艾瑟爾湖的水鹹。丹麥的整張地圖，我幾乎瞭然於心，尤其是西蘭島，但羅厄萊厄我卻很陌生，而我們現在就在這個地方，即使聽到當地人說出這個村莊的名字還是不明白。丹麥語很奇怪，不講規則，我一點都聽不懂，而他卻說他能聽懂，我想知道他怎麼做得到。「我是弗里斯蘭人，」他說。石楠山莊燒烤店坐落於海岸公路上的停車場隔壁，店主人跟他講了那個英國人的故事。故事聽著像是真的，但實際上可能完全不是這回事。我們常去那吃香腸，丹麥人喜歡他們的香腸。

我們每天游泳，水很冷，但很清澈。為了方便下水游泳，我們每三天就得搬扔石塊清理路徑。路徑連線海岸公路，繞過石楠山莊，穿越岩石海灘，盡頭就是我們游泳的海域，我們總是在同一個地方游泳。海岸公路口有扇大門，進入海灘前另有一扇大門。羊得待在石楠山莊吃草和白樺苗。岩石海灘非常安靜，丹麥人還沒出來度假。如果天氣晴朗，在我們的右邊可以看到遠方瑞典的海岸。「我們什麼時候也到那裡去一趟，」他說，我點點頭。從這裡到赫爾辛格並不遠，從那裡可以坐船去赫爾辛堡。冠鴉在懸崖上空滑翔，它們伸展著翅膀，在氣流上空原地盤旋。週末，看不到冠鴉，因為人們坐著降落傘從懸崖上飛下，有時候在空中飄遊數英里之後又飄回來，再降落在石楠山莊的頂上，沙丘的高度決定了他們飛行的高度。我們裸泳，經常就我們倆，沒有旁人，即便有人出現，我們也不予理睬，「我們已經一把年紀了，不用在意這個問題，」他說，我點點頭。我們像游泳池中的兩個孩子，拿對方在冷水中泡得皺巴巴的陰囊開玩笑，他總是忍不住要教我幾招：「手指併攏」或是「兩隻腳一起動」。游泳之後，我們會在假日花園裡打一場羽毛球——我的動作有點生疏，而他還不如我——打完羽毛球我們渾身熱乎乎的。羽毛球拍和羽毛球是他在十八超市supsmallid="filepos565660"/small/sup的一個貨架上發現的，錢是我付的。

父親的屍體在房子裡擺了四天四晚，我一次都沒碰他。

一進起居室，他就在棺材旁邊的餐椅上坐下，我一直站在門邊。也許是因為看到沙發扶手上有個菸灰缸，他捲了一支菸，一邊抽，一邊看著父親，接著他的視線從父親身上移到了壁爐臺上的照片。「她是一個獨特美麗的女人，」說著，他朝母親的照片點點頭。「我想，很多人看不到她的美麗。」起居室裡飄起一層水平的煙霧。一直以來我都是坐在敞開的棺材邊抽菸，但我卻從來都做不到這樣。

「你就一個人嗎？」他問。

「是的，」我說。

「這裡變了許多。」

「這是幾個月前我弄的。」

「就不久前？」

「是的。」

他深深地吸了幾口捲菸，接著又朝壁爐的方向點點頭。「已故的弟弟，」說著，他把煙掐滅，用手指的背面輕輕地觸控父親的額頭，然後起身和我握手，就是那隻指背剛剛碰過屍體的手。「你父親去世了，赫爾默，」他說。

這一次，他沒有吻我的嘴唇，儘管有人真的死了。

似乎我自己並不知道：有個美麗的母親、已故的弟弟、剛剛去世的父親。還有二十頭牛、幾隻幼崽、兩頭沒有名字的驢、二十隻羊、三十一隻羊羔和一些拉肯韋爾德雞。

「我是不是聞到了咖啡味？」他問，接著穿過門廳來到廚房，他並沒有在第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而是繞著桌子走過去，背對著邊窗坐了下來。那是亨克的椅子。他不停地敲著桌面，好像很不耐煩地等著我去給他倒杯咖啡。看到雙筒望遠鏡、那袋開啟的杏仁蛋糕以及阿達和我用過的杯子，他有點吃驚，他說這是他第一次坐在餐桌邊。我依舊站在起居室的門口，視線從他敲打的手指轉向父親的前額，接著又從父親的前額轉移到我自己的手上。

我沒有立刻給他倒咖啡，而是走過去，站到前窗邊。那隻冠鴉正在它經常棲息的樹枝上盯著我看，還低了低頭，像是在聳肩膀。我不知道鳥是否有肩膀，是否可以將折翅的彎處稱為肩膀。它看上去像高傲的動物，貓科類的動物。進入秋天以來，它就一直棲息在那裡，有時候我會把它忘掉，有些天又會再次注意到它，感覺就像初次見到它的那一次，當時，我在四張椅子上都坐了一遍，似乎以此避免獨自一人吃飯。它收了收雙翅，身子往前一傾，差點撞到地上，這才又張開翅膀，我後退了一步。它看起來好像要直接穿過窗玻璃似的。一個急轉身，它的翅尖碰到了玻璃，而後朝艾瑟爾湖的堤壩飛去。我看著它遠飛而去，眼裡不覺噙滿了淚水。

聽他清了清嗓子，我轉過身來。對了，他想來點咖啡——加糖的清咖啡——是的，他也不會拒絕來塊杏仁蛋糕的。

死了就是死了，走了就是走了，然後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父親希望葬禮悄悄進行似乎有點太自我了，葬禮不是為死者舉行的，而是為了那些還活著的人們，所以，參加葬禮的不只是我一個人。亞普來了，阿達和孩子們來了（維姆沒來，他厭惡死亡，而且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年輕的奶罐車司機也來了。「你怎麼……」我正要開口，站在他身後的阿達用大拇指和小指做出電話聽筒的樣子，然後舉到耳邊和嘴邊，抱歉地聳聳肩，頭歪向一邊。

「共同面對，這很重要，」他對亞普說。

「小夥子，你說的對，」亞普回答。「完全正確。」

即便我有點懷疑，參加一個又一個的葬禮是否已經漸漸成為年輕的奶罐車司機的習慣，這可是不正常的行為，我對此並不在乎。我又一次看到，在墓穴底部更深處同樣是一塊白色的薄板，看上去像是纖維板。葬禮時間不長，沒人上去致辭。天氣晴朗，氣溫接近四月底的平均數。我向墳墓裡撒土，不是一把，而是一鏟子，葬禮中我喜歡這麼做。我認為，如果撒了一把泥土可還沒落到棺材上就被風吹走了，等於半途而廢。只有羅納爾也這麼做。

「你覺得新來的司機怎麼樣？」我們在廚房裡坐下來後，加爾裘問。阿達煮了些咖啡，我事先在蒙尼肯丹的麵包屋裡買了一些城堡杏仁蛋糕。都是為父親的葬禮準備的。男士們喝的是荷蘭琴酒，特尼和羅納爾喝的是帶泡泡的飲料。

「我覺得她話有點多，」我說。

「是的，」他說，依舊那麼笑著，「我聽說了。」他的笑容不再讓我感動。

「你們也是農民嗎？」亞普問特尼和羅納爾。

「我們還是孩子，」特尼糾正他。

令我吃驚的是，訃告在報紙上刊登後的幾天裡，路邊的綠色郵箱陸續寄來了不少卡片，有好幾十張。一張是牲口商寄來的，葬禮兩天後，他從紐西蘭回來了。連農夫克拉斯·範·巴倫也寄來了一張，他跟我同歲，由於沒能好好照料他的羊，羊也只好被帶走了。亞爾諾·科佩的父母寄來了卡片，老奶罐車司機的遺孀也寄來了卡片，當然，還有不少卡片來自許許多多的遠房親戚，眾多的遠房姑、表、堂兄弟姐妹，我一個都不認識，也沒有一個人姓範·沃德倫。

我給麗特和亨克寄了張卡片，他們在布拉班特肯定看不到我們的報紙。儘管我原指望能收到一張麗特寄來的也許並不友好的卡片，但她壓根就沒有回覆。即使從此以後我永遠沒有她的資訊，我也不會感到奇怪。亨克回了一張卡片，他在卡片的背面寫道：我知道了，我深感惋惜，他是個好人。我現在還騎著他的腳踏車，我把它帶回家了，因為車鎖我鎖不上，不帶回家怕被偷了。我會懷念他。再見！亨克。他選的卡片上有一組動物：一頭驢、一隻狗、一隻貓、一隻公雞。我忍不住發笑。「真可愛，」阿達說。「它們是不萊梅鎮的音樂家，格林童話中的一個故事。」我尤其喜歡那頭驢。我想，他的卡片一定是他從貨架上精心挑選的。

兩個星期前，我過了五十六歲的生日，當時在德國。他想開車通過艾瑟爾湖的堤壩，而我卻想開車直接穿過新的圩田。要是開我的那輛歐寶士官生車，在去丹麥的半路上幾乎可以肯定會發生故障，所以我們就開著他的車通過堤壩。剛開到紀念碑——也就剛開了一個小時——他把車停了下來。我們望著車外的瓦登海，各自點起一根烈度中等的凡·尼爾煙。之後，我們繼續開車前往他的家鄉——過了呂伐登就是那個小村莊。他帶我參觀了他製作鷹板的棚屋，這些鷹板他賣給來自弗里斯蘭省各地的顧客，根本無需做廣告。「你說我怎麼會喝得起荷蘭琴酒supsmallid="filepos574015"/small/sup呢？」他邊說邊倒了兩杯酒。「就憑我這點養老金？」他還帶我去了他埋狗的地方，就在花園一個比較偏僻的角落裡一棵長滿節瘤的梨樹下面，梨樹上的花早就掉光了。他將兩塊金屬焊接在一起，做了個十字架，豎立在梨樹下，被挖起來的泥土依然堆積在那裡。起居室裡有個大書架，上面的書至少是過去幫工小屋裡的書的兩倍。他又給我倒了一大杯酒，但自己沒有倒，因為他要開車。我一飲而盡：我不想待在弗里斯蘭省，我還想繼續往北走。

過了紐威斯倩，就到了與德國的交界處，我們又一次停下車，因為他餓了。「我們現在要吃點東西了，驢人，」他說。我感覺還好。

如果路上不停車，一天之內到達丹麥是很容易的事情，因為到那裡還不到五百英里。但是我們沒有一直開下去，剛過漢堡，我們就在一家路邊旅店停下來過夜。「雙人間嗎？」前臺一位態度冷漠的女服務員問道。「當然，」他說。「那樣便宜，不是嗎？」我們兩個人都仰面躺在那張大床上，我雙手緊扣擱在肚子上，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第二天醒來就是我的生日，我原本不打算告訴他的，沒想到那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因為他記得我的生日。我不明白他是怎麼記得的。

「十三年中，我沒有一次接到過你和你弟弟的生日邀請，」他說。「你覺得那樣的事我能忘記嗎？你們倆頭頂生日帽氣喘吁吁到處奔跑，而我卻照常幹活。有時候你們甚至跑到我跟前，驕傲地喊道：‘今天我們過生日！’」

這些事，我根本不記得了。他說是那麼回事，那就是那麼回事吧。

有時候我忘了，我還是個調皮搗蛋的孩子時他就認識我了；有時候我還忘了，他來幫父親幹活的時候也是個孩子，也就同亨克差不多大吧。

從普特加登supsmallid="filepos576354"/small/sup起航到勒茲比supsmallid="filepos576449"/small/sup靠岸，輪渡只用了四十五分鐘。我將車子駛離渡船，想把車直接停在路邊。

「你在幹什麼，驢人？」他問。

我告訴他，我們到丹麥了。現在，我終於可以踏上丹麥的土地了。

「丹麥還大著呢，」他說。「開車上路。」

一路行駛，我有一種故地重遊的感覺，路標上的地名幾乎都知道。我們在哥本哈根外的一家路邊飯店停下來想買點吃的東西，這才發現在丹麥不能用歐元付賬，收款機邊上的小夥子還是收下了歐元，但我覺得，他是很不情願的。開過哥本哈根之後（「這個地方太大了，太喧鬧了，我們繼續往前開。」他說。），我生平第一次將銀行卡插進自動提款機，輸入密碼，然後從狹槽裡取出丹麥克朗。他沒有銀行卡，要不然就是沒有帶在身邊，因此一切花費都由我包了。我們沒有明確目的地，所以決定一直往前開。結果，我們來到了一個連名字都無法認讀的村莊。

這裡群山綿延，沒有溝渠，幾乎也看不到牛。顯然，牛多在日德蘭半島，亞爾諾·科佩就在那裡。偶爾看到幾頭牛，通常也是棕色的。「菜牛，」他叫了一聲。我們朝另一個方向看去，一片片小麥地、大麥地和黑麥地，還有油菜地，山頂開滿了金燦燦的油菜花，油菜地的四周種了一圈西芹。幾天前，我在一個花園裡看到一株盛開的杜鵑花和一株盛開的紫丁香，旁邊還有一些紅鬱金香。這裡的花似乎都在同一時間綻放。

天色漸黑，我們聽到了一隻林鴞悲哀的叫聲。

死了就是死了，過去了就是過去了，然後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新的牲口商來得正是時候，他開的是老牲口商的卡車，說是以很便宜的價格把它接手過來了。他是個年輕人，行動魯莽，兩個月前還好好的卡車現在已有好幾個凹痕了。他還是個說話不著邊的人，一見面就叫我赫爾默，好像我們是老熟人。我問他能否隨叫隨到，把二十頭牛、幾隻幼崽、二十隻羊還有一群羊羔一起運走。

「沒有問題！」他喊了一聲。

「那你打算怎麼運呢？」

「我會有辦法的。」

「要快，最好是一下子搞定。」

「包在我身上，」返回卡車的途中，他又想起了什麼，轉身喊道，「那你的牛奶配額呢？」

「那不關你的事。」

「行，就這樣。」

兩天後，他咋咋忽忽回到農場，面無表情地報了個價。「但那樣的話，你就一下子什麼都沒有了，」接著又大聲嚷嚷開：「我這是在冒險，我必須確信能在短時間內把所有的牲口都轉手過去，我的牲口棚沒那麼大——」

「我改主意了，」我說。

「什麼？」

「我要將母羊留下，還有小羊羔。」

算賬的時候，他的眼神似乎暗淡了些許。過了一會兒，他算出一個總數，比之前的稍低。「但的確如此，」他說，「我要冒風險的，如果——」

「就這樣吧，」我說。

「真的？」他大吃一驚。

「就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