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第一個學年的第三個學期大概剛好過半，我那時正在攻讀荷蘭語言與文學的學士學位。我想，我是我那一年級中學習最刻苦的學生，這倒不是因為我本身有什麼遠大的抱負或者學習的動力，而是為了向父親證明自己。我沒有資格享受助學金，因為他擁有太多的資產。教育與科學部屬下的助學金裁定委員會寄來了一封信，信中陳述拒絕為我提供助學金的理由時，起碼就是這麼說的。我和父親都清楚他們所謂的資產實際上指的是什麼：土地、房屋、奶牛和農機。「難道為了送你上大學，我還要把奶牛給賣掉嗎？」我把信拿給父親看的時候，他就這麼說的。不等別人搭腔，也不再說一句話，他當即就把信揉成一團。由於手邊沒有垃圾桶，他把信隨手扔進了廚房的水槽。要是當時身上有打火機或者火柴，他一定會把信燒了。那一刻，亨克也站在廚房裡，他的眼睛躲在濃黑的眉毛下面，不敢抬眼看我。母親把信從水槽裡撿回來，試圖把它撫平整，不過最終還是將信放進了垃圾桶。

於是，我就住在家裡，每天騎腳踏車去阿姆斯特丹supsmallid="filepos137646"/small/sup聽課。為了掙學費，我還得去打零工，什麼活都幹。如果放學後得去一家大型百貨商店打工，負責把卡車上的貨物卸下來，那一天我就會很晚才到家，於是，第二天早上，坐在餐桌旁，我就會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樣。有時候，母親會問我，我在阿姆斯特丹那裡忙些什麼——阿姆斯特丹，那座城市還是不提為好。事實上，母親並不知道想要問我什麼，但起碼，她在試圖跟我溝通。到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父親也許曾問過我三次，問我學會了多少高深的詞語，但每次他都不等我回答便又跟亨克聊了起來。他們聊的是：哪幾只奶牛不再產奶，哪幾只幼崽需要挪窩，或者是附近其他農場主的一些瑣事。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事情。對於父親和亨克來說。

亨克天生就是當農場主的料，亨克才是父親的兒子。至於我，究竟他希望我將來幹什麼或者我希望自己將來幹什麼，這不是他需要考慮的問題。

而後，亨克有了麗特。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在蒙尼肯丹的一家酒吧遇見了她。在這之前，亨克一直屬於我，我也屬於亨克。當時，我也在同一家酒吧裡，這給麗特帶來了某些困惑。那是聖誕節的前夜，那天夜裡，不參加午夜彌撒的人都會去外邊消磨時光。亨克跟她聊了起來，一開始大夥兒還都湊在一塊兒，可是，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不知不覺間，他們倆逐漸與大家疏離，丟下了我依然和大家、和那群農場的男孩子們在一起。亨克把腦袋背轉過去，不想讓我看到他的臉，然而，從他的後腦勺，我判斷得出他在不停地說話。在他說話的當兒，麗特的目光時不時越過他的肩膀落在我的身上，她的眼神中帶著一絲困惑。她是我見過的最漂亮的女孩。亨克說個不停，而我一聲不吭；只要是亨克與赫爾默在一起，哪個夜晚都是這樣的格局，絕對不會顛倒過來。當時，我倆十八歲，看上去依然像兩隻小公羊一般分不出彼此，當然那是在不同的母羊眼裡。可是，自那個聖誕前夜之後，我就被拋在了一邊，從此成了孤單單的一個。

四月初，麗特拿到了駕駛執照。四月十九日，她決心用行動向亨克證明自己：不管亨克心裡是怎麼想的，不管那麼多的男人心裡是怎麼想的，她可不是憑著漂亮的臉蛋、甜美的微笑才得以通過駕照考試的。那天下午，我上完了一節語言學的課，然後騎車回家。當時刮的是西南風，我是順風，上衣的拉鏈沒有拉上。

母親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廚房裡。「亨克走了，」她對我說。

麗特把車開到伊頓村和沃德之間的「吃人之潭」的時候，車子從公路上翻了下去，那是因為恰巧迎面開過來一輛汽車，而對方又沒有把車開到路邊給她讓道。車子從堤壩上滑落下去，翻了個跟斗，車頭朝上，重重地跌入了艾瑟爾湖。亨克被當場摔昏過去，副駕駛一邊的車門撞得變了形，那一側的車頂也撞出了一個凹坑。剛巧，那個地方的湖水又比其他許多地方都更深，也許是因為以前的一場大水曾經將那一段堤壩沖毀，靠內陸一邊的湖水由此被人們稱作「吃人之潭」。那個沒有給麗特讓路的駕駛員也過來幫忙，即便如此，麗特還是沒能把亨克從車子里弄出來。一直到第二天，呼叫了絞車才終於把車子從湖水裡吊了上來；而車子，則是父親的那輛深藍色西姆卡轎車supsmallid="filepos141638"/small/sup。

亨克的遺體停放在起居室，那一段日子，麗特天天都待在我們家。每天一大早，她就過來，直到深夜才回自己的家。亨克是溺水身亡的，因此，棺材的蓋板不能長時間地開啟。十九日的夜裡，氣溫驟然下降，我們把那兩扇框格窗開啟了。母親和麗特什麼都不幹，就那麼整天整天地坐在廚房裡。偶爾會有人到家裡來，但多數情況下，來的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一九六七年，他們中有三個還依然健在。父親和我儘量避免照面，儘可能多地待在屋外。家裡的氣氛讓人難以忍受。兩個女人悄無聲息地坐在廚房裡，亨克的屍體擺放在空無一人的起居室裡。到了夜裡，我無法入睡，我擔心會聞到亨克身上的味道。事故發生兩天之後，我騎腳踏車去阿姆斯特丹上了幾節課。在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我停下來，長時間地站在謝林沃德大橋supsmallid="filepos142729"/small/sup的最高處，望著奧蘭治水閘supsmallid="filepos142842"/small/sup。我非常確定，十九日那天，我上的是語言學課，因為一到家，母親就對我說：亨克走了。十九日之前及之後上的什麼課，已經徹底地從我的記憶中淡出。回家的路上，我會再一次停下來，再一次長時間地站在謝林沃德大橋的上面，而這一回，我看的是外艾瑟爾湖的湖面，我不想馬上踩動腳踏車的踏板。那一年正好是大橋建成十週年。我覺得不會有人關注我的存在：父母親是長輩，麗特是未婚妻，而我只不過是兄弟。

從那一天開始，每次出門，我幾乎都是往北走，我再也沒有去過村莊的南邊。

葬禮過後，麗特還會時常渾身顫抖，因為她深感內疚，也因為艾瑟爾湖的湖水寒冷徹骨。其他的人都離開了，只剩下我們四個人默默坐在廚房裡。麗特坐在亨克的位置上，光線從她背後的那扇邊窗照射進來。父親拿起空了的咖啡杯，輕輕地來回晃動杯子裡的勺子，眼睛則始終盯著他面前的桌面。母親站起來，默默地給他續上一杯咖啡。亨克也會那樣做，也會讓咖啡杯裡的勺子跳動起來，但他那樣做的時候會衝著我微笑，而且，母親給他的杯子續上咖啡後他還會對母親說一聲「謝謝」。我注意到，麗特看著父親，父親正攪拌著奶皮讓它與咖啡融合。接著，她又看看我。在她的眼睛裡，我又看到了她與亨克初次見面的那天晚上她看著我時的那種困惑。我不記得是否跟她說過話。她跟母親說話。那一個星期，大家都不怎麼說話。

當時，她應該是有一份工作，我記不得了。三天過後，她還在我們家裡，她似乎不知道接下來應該去做什麼。她的情緒感染了母親。她們常常在一起散步，常常到博士曼風車那裡去，她們似乎也知道那個地方對亨克很重要。她跟我們同桌吃飯，那顯得極其自然；至少母親和我覺得非常自然，對於父親來說可不見得。那天傍晚，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四月二十六日的傍晚，父親一言不發，緩慢而費力地吃著晚飯。他叉起一大塊土豆塞進了嘴巴，隨即開口對著麗特說了一句話。事實上，那是整整一個星期的沉默之後父親對麗特說的唯一的一句話：「我請你離開這裡，永遠不要回來。」

她放下手裡的刀叉——用刀叉吃飯的，家裡就她一個——把它們整整齊齊地放在她吃了一半的盤子邊，推開椅子站了起來。「好吧，」她說，她語氣平靜，似乎她一直在等待著這一時刻的到來。她向門廳走去，穿上外套，推開前門走了出去。母親開始哭泣。我站起身，走到正面的那扇窗戶旁邊。我看到她正騎著腳踏車拐彎上公路。那就是麗特留給我的最後的形象：弓著背（她是逆風），金色的長髮隨風飄動，沿著窄窄的、空蕩蕩的公路漸漸遠去。愈是靠近堤壩的方向，公路變得愈加的空無一人。她消失了，就像十一月份那個紅色的腳踏車尾燈，消失在窗框的背後。

父親的話還沒有說完：「至於你，阿姆斯特丹的一切到此結束。」

我成了父親的兒子。母親一直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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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荷蘭首都、最大城市和第二大港口，位於荷蘭西北部北荷蘭省艾瑟爾湖的西南岸，地勢低於海平面一至五米，有「北方威尼斯」之稱。

西姆卡汽車（simca），義大利人h．t．皮戈澤在法國建立菲亞特分部即西姆卡汽車公司，六十年代初，美國克萊斯勒歐洲分部接管西姆卡公司。一九八六年，西姆卡汽車停產並退出汽車市場。

謝林沃德大橋（schellingwoude），阿姆斯特丹最長的橋，長五百公尺，位於澤布格雷蘭德與謝林沃德之間，橫跨外艾瑟爾湖。

奧蘭治水閘（orangelocks），荷蘭重要水利航運工程，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二年間設計建成，位於阿姆斯特丹東部。工程使北海運河和艾瑟爾灣與須得海隔開，水位得到控制，並確保阿姆斯特丹與須得海之間的航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