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尼奧·莫雷拉·蒙特醒了，這是一個沒有陽光的早上，他感覺自己就像失去入海口的河流。外面的雨慢慢停了。妻子穿著內褲和涼鞋，坐在床上梳頭。

「結束了，」蒙特說，「我忍不了了。」

瑪利亞·克拉拉帶著母親般的平靜看著他：

「挺好，親愛的。現在我們能幸福了。」

現在是2003年。黨的新方向讓他感到憤怒。他不同意放棄原先的理想，向市場經濟投降，向資本主義強國靠近。他放棄了新聞工作，重新開始了當私人偵探的生活。顧客被熟人推薦來找他，為的是尋求有關競爭企業、鉅額偷竊和失蹤人員的資訊。來找他的還有絕望的妻子，她們要的是丈夫出軌的證據；也有妒忌的丈夫，會開出可觀的價錢請他監視妻子。蒙特不會接後兩種業務，他鄙視地稱之為床上業務。他會介紹別的同行。

一天下午，一位著名企業家的夫人來到他的辦公室。她坐了下來，就像電影《本能》中莎朗·斯通一樣，蹺起然後放下那一雙美腿，朱唇輕啟：

「我要你把我丈夫殺了。」

「什麼？！」

「一點點殺。很慢很慢地殺。」

蒙特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傾。他沉默地望著她，時間很久，指望能擊破她的意志。然而那個女人並沒有躲開視線：

「我給你十萬美元。」

偵探知道那個企業家，一個毫無底線的機會主義者，早在馬克思主義階段就已經到處靠公共建築中飽私囊。

「對這麼一樁小事來說，你給的錢很多。」

「這麼說你接受了？」

「你為什麼要殺他？」

「我厭倦他的出軌了。我要他死。你接受嗎？」

「不。」

「你不接受？」

「不。我不接受。我殺他一點不會後悔，甚至還會挺開心的，尤其是慢慢地殺，不過女士您給我的理由不對。」

女人憤怒地離開了。幾個星期後報紙報道了企業家的死。他當時正在車裡，試圖反抗搶劫，之後就遭槍殺身亡。

直到今天，偶爾聽到有關西蒙–皮埃爾·穆蘭巴失蹤的評論時，蒙特還是無法掩飾嘴角的微笑。那些看到他微笑的人誤解了他。那些人覺得他——一個鐵桿馬克思主義者——天性多疑，所從事的職業也需要疑心，他們覺得他笑的是民眾的迷信。當時，對於行動的失敗他很是惱火。他從不容忍失誤，不管是他自己的還是別人的，不過這一團混亂的最終結果還是讓他感到滿意。最後，他提出辭職。「這是讓我無盡耐心之杯溢位的最後一滴水。」他對一個朋友解釋說。戰爭已經結束了。在羅安達的旅館擠滿了從葡萄牙、巴西、南非、以色列和中國來的企業家，他們都試圖在這個瘋狂重建的國家搞快錢。從上頭——從某個豪華恆溫的辦公室——來了條指令，要讓一個記者閉嘴，那名記者名叫丹尼爾·本希莫爾，專門研究失蹤事件。丹尼爾已經連著幾周在採訪各式各樣的人，飛行員、機械師、企業家、妓女、流動小販、反對黨和執政黨的政客，談的都是一架消失了的波音727。這架45噸堅固的金屬構成的飛機在黎明時分消失，沒人知道這件怪事是怎麼發生的。

「所有堅固的東西都消失在空中。」蒙特低聲說，他想起了馬克思，而且和馬克思一樣，他想到的不是飛機，而是資本主義系統，在那裡，在安哥拉，資本主義像廢墟里的黴菌一樣蓬勃，正在讓一切腐化變質，但在這一過程中，也在造成它自身的終結。

蒙特認識這個記者。他覺得那是個實誠人，甚至有些理想主義，而周圍很多人都選擇把靈魂賣給了魔鬼。他署名發表的報道總是帶有一絲幽默，會激怒和困擾新的資產階級。他的祖先是摩洛哥猶太人，從十九世紀中葉就定居在本格拉，之後經歷了跨人種婚姻並改信基督。他的爺爺叫阿爾貝託·本希莫爾，是一位廣受愛戴和尊敬的醫生，曾加入過「庫裡貝卡」，這是共濟會在安哥拉的叫法。「庫裡貝卡」這個詞來自奧文本杜族的說法，意思是主動承擔，自告奮勇。庫裡貝卡大約在1860年建立，在本格拉、卡通貝拉和木薩米迪什都有分會，似乎和多次民族主義傾向的起義有關。孫子從爺爺那裡繼承了衝動和坦率的性格，這些特質是蒙特所欣賞的。接到讓記者閉嘴的命令時，偵探沒有掩飾他的不滿：

「這個國家已經是非不分了。正直的人得為有罪的人買單。」

他堅定地高聲在兩位將軍面前做出這樣的評論，並未得到什麼好結果。一位將軍趾高氣揚地說：

「世界在發展。我們懂得與時俱進，懂得現代化，正因為此，我們還在這裡。同志你該反思一下歷史程式，學習學習。你跟我們幹了多少年了？從小到大吧，我想。你想要回過頭去反對我們，我覺得已經太遲了。」

第二位將軍聳了聳肩：

「蒙特同志喜歡挑釁。他總是這樣，就是個惹事精。這就是他的風格。」

蒙特順從了。執行命令。下達命令。說到底，這就是他的整個人生。他派人去盯著記者。他發現每週六記者會在寬扎沙洲的一家小酒店訂一間房，和一名著名政客的妻子會面。他會在四點左右到達。情人再過一個小時才來，而且從不停留很久。與之相反，男人會在那裡待到早上，吃過早餐，然後才會回家。

獵物被捕獲是因為他們的行動有規律。

蒙特有個好朋友收藏蟒蛇和棕櫚樹。安哥拉獨立後沒過幾個月，烏利·波拉克來到了羅安達，他是民主德國國安局「史塔西」借調來幫助安哥拉革命的。他娶了一個比他小十五歲的本格拉女人，兩人生了兩個兒子，兩德統一後，他請求並獲准入籍安哥拉。他守口如瓶，話很少，靠生產經銷瓷花為生。他在鹿山旁邊建了座房子，圓形的陽臺像院子一樣大，陽臺大部分都在水面上方。正是在那裡，當大海吞沒夜晚的時候，他接待了好友蒙特。他倆坐在舒適的藤椅上，喝起了啤酒。他們談起安哥拉的時局，對伊拉克的入侵，以及混亂的城市。烏利等到黑暗將萬物籠罩時才開口：

「你來這兒可不是為了談交通狀況。」

「你說得對。我需要一條你的蟒蛇。」

「我就知道有一天，你會來這兒問我要這種東西。我很喜歡我的蛇。它們不是武器。」

「我知道得很清楚。這是我最後一次請你幫忙了。你決定當花商開始新的人生，當時很多人嘲笑你。但是你的決定是對的。」

「你也可以像我一樣。」

「賣花？我對花可是一竅不通。」

「花店。麵包房。幼兒園。喪葬公司。這個國家百業待興。無論做什麼生意都會成功。」

「做生意？」蒙特笑了。他的笑容很苦澀，「我可沒有讓錢生錢的本事。再好的生意我也會搞砸。我只會一直過足夠溫飽的生活，我已經認命了。別的不說了，把蛇給我，然後忘了這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