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至1998年間，五架飛機消失在安哥拉上空，總計23名機組成員，分別來自白俄羅斯、俄羅斯、摩爾多瓦和烏克蘭。2003年5月25日，一架屬於美國航空的波音727離開了羅安達機場，從此消失。那架飛機之前已經有14個月沒有飛行過了。

丹尼爾·本希莫爾收集安哥拉的失蹤故事。任何種類的失蹤都行，儘管他更偏愛飛行器的失蹤。比起被大地吞噬，永遠是被天空拖走更有意思，就像基督耶穌和他母親一樣。當然，這裡單指「吞噬」是比喻義而非字面描述的情況。畢竟，人或者物品真的被大地吞噬，就像似乎發生在法國作家西蒙–皮埃爾·穆蘭巴身上的例子，算起來還是極為少見的。

這位記者用從零到十的等級劃分失蹤事件。比方說，那五架在安哥拉上空消失的飛機，就被丹尼爾劃為了八級。波音727是九級失蹤；西蒙–皮埃爾·穆蘭巴也是。

2003年4月20日，穆蘭巴到達羅安達，他受法盟的邀請來參加一個關於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生平和著作的會議。他個子很高，個性鮮明，總是戴著一頂非常漂亮的氈帽，帽子總是略微往右邊傾斜，裝作很冷漠。西蒙–皮埃爾很喜歡羅安達。那是他第一次來到非洲。他父親是拉丁舞教師，來自安哥拉的黑角，曾給他講述過那裡的炎熱和潮溼，警告過女人的威脅，但卻沒有讓他準備好迎接那種什麼都過量的生活、旋轉木馬般的感情還有混亂但令人陶醉的聲音與味道。第二天晚上，講座剛結束，作家就接受了愛麗莎貝拉·蒙特斯的邀請，去島區最高檔的酒吧喝一杯。愛麗莎貝拉是一名年輕的建築學專業的學生。第三晚他一直在奇卡拉的維德角人的後院跳莫爾納和克拉德拉，還有愛麗莎貝拉的兩個女性朋友陪著。第四晚他就消失了。法國文化參贊本來約好要和他共進午餐，就去安置他的旅館找他，那是個十分美麗的地方，靠近寬扎沙洲。沒有人看到他。電話沒人接聽。房間裡，床整整齊齊，床單繃得直直的，坐墊上放著一塊巧克力。

丹尼爾·本希莫爾比警方先知曉作家的失蹤。只是打了兩通電話，他就已經事無鉅細地瞭解到了各種細節，前幾夜西蒙–皮埃爾是在哪裡、和誰一起過的。又打了兩個電話，他發現有人看到那個法國人凌晨五點從一家迪斯科舞廳離開，舞廳位於基納西謝，光顧那裡的都是歐洲的流亡者、放蕩的妙齡少女以及慾望比靈感更多的詩人。當天晚上，他去了這家舞廳。胖男人們大汗淋漓，無聲地喝著酒。其他人在昏暗的桌邊撫摸著年幼少女裸露的膝蓋。其中一個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因為她戴著一頂氈帽，帽子是黑色的，還有一縷紅色的飾帶。他正要走向她，這時候一個長髮紮成馬尾的金髮男子抓住了他的胳膊：

「昆妮是我的人。」

丹尼爾讓他冷靜：

「放心，我只想問她個問題。」

「我們不喜歡記者。你是記者嗎？」

「有時候是的，朋友。不過我自我感覺猶太人的成分更多。」

那人放開了他，很是疑惑。丹尼爾向昆妮問好：

「晚上好。我只想知道你的帽子是哪裡來的。」

女孩笑了：

「一個昨天在這裡的法國混血兒輸的。」

「他把帽子輸掉了？」

「或者相反，那個混血把自己輸掉了。帽子自己找到了我。」

她解釋說，前一天晚上，一群流浪街頭的少年看到法國人離開舞廳。他走出去幾米，來到一棟房子背後小便，這時候大地吞噬了他。只有帽子留了下來。

「大地吞噬了他？」

「他們是這麼說的，老先生。也許是流沙，也許是法術，我不清楚。那些少年用一根木棍把帽子拽了出來。我從他們手裡買了下來。現在它是我的了。」

丹尼爾離開了舞廳。兩個少年坐在人行道上，正對著一家商店的櫥窗看電視。電視裡的聲音傳不到外面，所以兩個人在編造依次出現的演員的對話。記者看過那部電影。不過，這些新的對話完全改變了劇情。他待了幾分鐘，津津有味地看著這場表演。他利用廣告間隙走向他們：

「有人對我說，有個傢伙，一個法國人，昨天晚上在這附近消失了。聽說他是被大地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