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一天，紅十字會代表團來到戰俘營的c區。代表團裡有兩個澳大利亞人，還有瑞士領事館派來的一名副領事，專門負責日本事務。從某種意義上講，本次來訪與之前沒有什麼不同。幾個人都穿著肅穆的西裝，打著樸素的領帶。他們都不會說日語，只能靠涅夫斯基翻譯。於是，薩特和涅夫斯基陪著他們巡視了各個囚室，包括臥具、廚房、生活用品和衛生條件——就像往常的巡查一般。此後，他們又召集了幾名戰俘，通過涅夫斯基向眾人說，如果有任何不滿，儘可放心提出來，不必擔心遭到報復。戰俘們自然滿肚子苦水，最想抱怨的莫過於被俘帶來的屈辱，但誰都不好意思開口。事實上，他們沒有表示任何不滿，更沒有提出什麼請求。涅夫斯基穿著那套極不合身的軍服，對代表團的幾位成員比畫著，證明自己準確傳達了他們的意思。

隨代表團前來的，還有紅十字會的一名攝影師。這倒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攝影師在兩個義大利戰俘區拍了些照片，準備通過紅十字會寄給他們的家人。這項工作持續了幾天，這天終於輪到了薩特管理的c區。在涅夫斯基和警衛的陪同下，少校走進大門，來到了主路上。在此之前，涅夫斯基在娛樂大廳裡召集了囚室的代表，告訴他們攝影師會給c區的戰俘挨個拍照，照片會寄給他們的家人。即便有人不想寄回家，攝影師仍然要拍照，以便紅十字會存檔。

青木向前邁出一步，表示要跟其他人商量過後才能決定。薩特少校表示，這天晚些時候，他會把攝影師帶過來，希望那時能聽到他們的決定。事實上，照片是必須要拍的，而且上面要標註姓名，這樣在戰爭結束後，紅十字會就能幫助他們返回各自的家鄉。

囚室代表立刻召開會議——就像上次討論棒球事件一樣——地點在青木的囚室裡。作為c區的總代表，青木剛一開口便意識到，眾人顯然對拍照持反對態度。不僅青木、高達和滕根反對，所有的囚室代表都不贊同。代表返回囚室，把訊息傳遞給戰俘們，所有人都表示反對，包括本恩在內。作為長老會的成員，本恩向來是比較寬容的，從不像其他人那樣，瞧不起那些在行軍途中掉隊計程車兵、同性戀者，以及精神受到創傷的人。眾人一致認為，他們戰死疆場的訊息早已通知給家人，如果把照片寄回去，不僅對家人來說是一種侮辱，還會給他們增添困惑和苦惱。

當天下午兩點，薩特少校再次來到c區。鐘聲敲響，c區的戰俘被召集起來。涅夫斯基走到青木跟前說了些什麼，青木嘟囔了幾聲，一副極不情願的神情。接著，涅夫斯基又走回薩特和那排警衛身旁。「他們不想把照片寄給家人，也不想讓紅十字會保留他們的檔案。」

聽了這番話，薩特登時勃然大怒。在他看來，把這群戰俘召集到一起，純屬浪費時間。不過他必須剋制自己的憤怒，面對這群被寵壞的戰俘，既不能用懲罰來恐嚇，也不能氣急敗壞地罵個不休。自從兒子被俘以來，他還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照片。可這群戰俘呢？上趕著給他們拍照，還要等他們煞有介事地商量一番，可最終卻拒不配合。儘管涅夫斯基給他分析過日本戰俘的心理狀態，他還是覺得難以理解。

想到這裡，薩特的眼睛被淚水刺痛了。「告訴這群狗孃養的，他們必須拍照，他們的檔案要存放在日內瓦，每個人的檔案上都要貼照片。就這樣說，別廢話。」薩特說道。

涅夫斯基說，這些話他早就對戰俘們說過了。

「那就再說一遍，」薩特命令道，「就說必須要拍，沒有商量的餘地！」

涅夫斯基敬了個禮，轉身重複了這番話。一時間，所有戰俘都變得無精打采，他們蹲了下去，用手捂著臉。

「讓他們給我站起來！」薩特說道。

涅夫斯基轉述了薩特的命令，但戰俘們誰都沒有服從。

「不要拍照！」滕根捂著臉，用英語叫道。

讓青木納悶的是，這群蠢貨為什麼無法理解他們的心情——家人早已為這些戰俘舉辦了葬禮，他們怎麼可能再去面對攝影師的鏡頭？薩特對涅夫斯基說，既然他們不肯站起來，那就保持現在的姿勢，不準亂動。說完，他便帶著涅夫斯基、警衛以及攝影師走出了大門，來到主路上。薩特回頭望了一眼c區，看到那些蹲著捂著臉的戰俘沒有一個人改變姿勢，他只好邁著大步離開。

還是寫我的劇本好了，薩特心想，幹嗎理會這些屁事！

幾個小時後，涅夫斯基來到薩特的辦公室，告訴他戰俘們仍然一動不動。薩特撥通了那位瑞士副領事的電話，彙報了戰俘營裡的情況——所有戰俘都蹲下來，用手捂著臉。副領事已經回到悉尼，他異常冷靜地說：「是的，其他戰俘營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但遺憾的是，現在還拿他們沒有辦法。拒絕配合只會延緩他們回國的時間，可這些人似乎根本不在乎。」

太陽漸漸西沉，攝影師第二天就要離開加韋爾，到瓦伊戰俘營去拍照。那裡除了義大利人，還關押著一些德國戰俘，為數不多的日本戰俘也會採取類似的抵抗態度。

c區的戰俘仍然打算讓「戰死疆場」的謊言維持下去，這給薩特帶來了無盡的煩惱。他給艾博凱爾打了電話，提出要採取一些適當的懲罰措施（當時他怎麼也不會想到，這種懲罰恰好符合滕根的心意）：「我想調撥一個排的兵力到戰俘營裡，凡是能找到的球棒，一律沒收。我還會在塔樓上增加幾挺輕機槍。」

艾博凱爾沉默了一陣。薩特知道，對方正在心裡掂量這件事，但這沉默的幾秒著實令人覺得難熬。他從來沒有收到過兒子的照片，這群戰俘得到了拍照的機會卻不識好歹，薩特壓抑不住心裡的怒火，執意要給他們點顏色看看。拍照一事早已演變成一種私人恩怨，而不再是協助紅十字會開展工作。

「這件事我不能批准。」艾博凱爾最後說道，「沒有任何規定表明，戰俘必須拍照，而且瑞士方面明確表示，不能粗暴地對待戰俘，也不能餓死他們，如果按照你的方式去懲罰他們，我們就更難猜到他們的心思……這樣一來，他們就更有理由起來反抗。」

「那就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獲勝好了，」薩特說，「不管怎麼說，最終的贏家都是他們。」

「嗯，」艾博凱爾沉吟道，「不過是精神上的勝利罷了。在現實戰場上，他們已經輸了。看看前線發來的訊息就知道了，根本沒必要陪這群蠢貨玩遊戲。這群人本來就跟其他戰俘不同，不可能指望他們有同樣的反應。所以，薩特少校，我不建議你跟這些人較勁。讓他們蹲在那兒好了，一直蹲到天黑，直到他們冷得直哆嗦。我就不信他們不起來。還是派涅夫斯基過去好些。我會讓他轉告戰俘們，不用再拍照了。」

薩特的眼裡噙滿了淚水，刺得眼睛生疼。他所期待的，不只是沒收球棒，而是更嚴厲、更有震懾力的懲罰。可他連沒收球棒都辦不到。

傍晚的時候，戰俘們果然站起身來，不再用手捂著臉。第二天，耿耿於懷的薩特來到c區。令他覺得諷刺的是，這群戰俘居然正戴著手套，相互扔著棒球，生怕手裡的棒球落到沙土地上——彷彿他們和所有球手一樣，追求著人類最基本的快樂。

「既不能槍斃，也不能懲罰，哎！」薩特喃喃地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