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的聖誕節，有兩名士兵爭取到了休假的機會，一位是二等兵埃蒙·卡西迪，一位是下士沃倫·海頓。兩人是室友，但關係算不上親密，因為卡西迪並不是個容易相處的人。兩人雖然職位低微，但終究還是有些夢想的。他們都是「理論機槍組」的成員。

按照當初的設計，主路大門附近本該配置一挺機槍——機槍a，但如今那裡空空蕩蕩，只有一圈鐵網圍著，根本沒有機槍的影子，薩特少校僅僅提供了一本維克斯機槍的使用手冊。海頓是個自命不凡的傢伙，內心深處常常有一種壯志未酬的感慨。他認為，自己有義務根據這本手冊的內容，指導卡西迪如何操作一挺根本不存在的機槍；畢竟卡西迪性情懦弱，應該聽他的，況且薩特少校會時不時地暗示他們，要他們熟悉手冊的內容。因此，卡西迪常常坐在宿舍裡，聽同伴講解機槍的製造工藝如何精良，零件構造多麼複雜，操作起來又是如何順手。

身為一名優秀計程車兵，海頓從二十五年前便開始研究維克斯機槍，此時已經算個機槍專家。第一次使用這種武器時，一戰已經接近尾聲，當時他正在比利時的後方戰場。後來，他又在悉尼郊外的叢林裡跟民兵組織一同訓練，每每用到維克斯機槍時，海頓都會對它的構造讚歎不已。他對武器的執著以及他身上那種軍人的儀式感，都是從家族的男性親屬那裡繼承而來的。他來自一個英國移民家庭，一百五十多年來，家族裡的每一代人都在軍隊裡擔任著不起眼的職務，從埃及到孟加拉，足跡遍佈大英帝國的各個殖民地。

在內心深處，海頓暗暗為卡西迪感到一絲悲哀：這位同伴長著一張平淡無奇的臉，一副蠢相表露得過於明顯，平日裡沉默寡言，最令人氣憤的是，在他鄭重其事地講解如何組裝機槍時，卡西迪從沒表現出絲毫的興趣。這種性格似乎註定了他的不幸——他的生活平庸到只用幾個字就能加以概括，從來談不上有什麼奇聞趣事。海頓一直沒有結婚。他以為這是自己生性害羞的緣故，但他並不知道，女孩們都是被他那張喜歡說教的、滔滔不絕的嘴巴給嚇跑的。從巴勒斯坦、法國或比利時戰場撤回來計程車兵們，時常比對著各自的傷口，談論彈片對他們的大腿、脖子或肩膀造成的傷害。在這些人面前，海頓總是一聲不吭，心裡默默地羨慕著他們的傷口。一戰結束的時候，他還是個新兵，從來沒有上過前線。眼下戰事再起，他卻被分派到戰俘營，只能在腦子裡幻想著維克斯機槍的樣子。

去年九月份，海頓回悉尼探望了家中的母親和結了婚的姐姐，隨後又坐著電車去往中央車站，搭乘火車趕回加韋爾戰俘營。開車前，他一時興起來到後窗，用電筒向家人發出一串莫爾斯電碼，算作臨行前的告別。姐姐隨後寫信說，看到他如此頑皮胡鬧，大家都笑得十分開心。事實上，他的這個舉動看似搞怪，實際上卻是在向女性親屬展示他計程車兵風采。他所期待的並不是家人的笑聲，而是她們的尊敬。他想表現的是自己知道許多別人不懂的知識，而不是像個小丑般胡鬧。

因此，對於聖誕節回家一事，海頓的反應十分冷淡。相比之下，埃蒙·卡西迪的心裡卻充滿了期待。在海頓眼裡，儘管埃蒙·卡西迪這個名字凸顯著凱爾特人奢華與虔誠的雙重氣質，但他始終只是個平凡無奇的傢伙。很久以前，卡西迪的父母從貧瘠困苦的愛爾蘭偷渡到英國，藏身在裝滿貨物的輪船甲板上，一路來到英格蘭北部，在泰恩賽德船廠找了份工作。後來，他們的兒子也在這裡工作。卡西迪的父親生在愛爾蘭的科克郡，對大英帝國談不上熱愛，不過他卻參與建造了許多大型戰船，為當時世界上最強的海軍貢獻了一份力量。

1923年，卡西迪第一次來到悉尼。當時他正四處尋找住處，最終看中了紐敦的一處聯排房。開門的是個風韻猶存的婦人，黑色的眼睛裡帶著疑問，黑色的頭髮盤成一個髮髻。她就是馬蒂·麥克格雷太太。盛夏的晚上，她穿著藍白相間、薄如蟬翼的長裙。女人帶著他看了看臥室。對於自兒時起便飽嘗困窘的卡西迪而言，這間屋子顯得十分溫馨，牆壁上還掛著一幅他認得的畫像——《永恆的聖母》。房東夫妻倆都是天主教徒。

性格向來沉穩的卡西迪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不管對方要多少錢，他都要把這間屋子租下來，即便需要打零工也在所不惜。

「嗯，你看起來不像是酗酒的人，也不像個賭徒。」女人說道，「就不用麻煩你們教區的神父寫推薦信了！過來喝點茶吧。」

女人把他領進廚房，一個男人正坐在廚房裡讀《史密斯週報》——一份無聊的花邊小報。男人抬頭看了看他。這人長著鷹鉤鼻；不過，他的鼻子之所以看起來突出，是因為臉上的其他部位都癟進去了。看到卡西迪這張陌生的面孔，男人猛烈地咳嗽起來，放下手中那根已經卷好但還沒點燃的菸捲。麥克格雷太太沒有理會男人的咳嗽，拿起茶壺接了些水，隨後向卡西迪介紹說，男人名叫彼得，是她的丈夫。

「你是愛爾蘭人？」彼得氣喘吁吁地問道。

「不是。我是泰恩賽德人。我的父母都是愛爾蘭人，但我是泰恩賽德人。」

男人瞥了一眼報紙，繼續說道：「我知道泰恩賽德。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一會兒可以帶你去桑德靈厄姆，咱們喝幾杯。」

「有人請客我自然不介意。」卡西迪說道，「當然，我不是說沒錢喝酒，畢竟我馬上就要上班賺錢了。不過如果有人請的話，我當然願意奉陪。」

彼得哈哈哈地笑了起來。剛聽到這笑聲，卡西迪便已經預料到，他又要咳嗽了。彼得咳得很厲害，出於禮貌，卡西迪不得不垂下了目光。最終，他鼓起勇氣抬起頭，發現爐邊的麥克格雷太太正衝他微笑。

「瞧你，臉都紅了。這裡的人可沒那麼容易臉紅，」她說，「在這個郊區，大家的臉皮可沒這麼薄。」

就這樣，從幾句簡單的對話中，他便與麥克格雷太太建立了某種情感。從酒吧回家的路上，彼得又咳了幾次，卡西迪不得不停下來，等著他咳完。最終，彼得站直了身子，兩眼裡咳出了淚水。

「馬蒂都快發瘋了，因為我這樣咳嗽。」他氣喘吁吁地說著，用手捶了捶胸口。等喘息平靜下來後，他繼續說道：「我平時睡在後面的外廊裡，這樣就不會吵到她了。」

此後，卡西迪一直照顧馬蒂和她的丈夫。到1943年，他已經照顧了他們整整二十年。此時的他已經變成了馬蒂的情人。事情的經過還要從二十年前的一天晚上說起。那時他剛剛住進去兩個月。當時正值夏季，晚上八點鐘左右，馬蒂剛剛洗完澡出來，恰好碰上卡西迪，而彼得卻早早去了外廊，躺在那張不太舒適的床上睡著了。「對於彼得來說，睡在那裡幾乎變成了一種嗜好。」後來兩人躺在床上時，馬蒂對卡西迪說，「你說這是為什麼呢？」馬蒂問道。卡西迪用手指輕輕地在她乳房上畫著圈，知道自己不必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不完全是因為他的肺病，」馬蒂說，「因為從前的記憶在他心裡留下陰影，他最怕待在封閉的屋子裡。」

起初，卡西迪還有些不自在，畢竟自己漸漸取代了彼得在馬蒂心中的位置。工作期間，他也曾下定決心，想咬牙離開這家人，離開美麗而飢渴的馬蒂太太和高貴但可憐的彼得先生——出於對幽閉空間的恐懼，他只能讓夜間的清風來撫慰自己的胸腔。然而每次回到家裡，彼得或馬蒂都會過來陪他聊一陣。每次談到熱點問題，如傑克·朗被免職，墨索里尼大舉入侵阿比西尼亞，帝國主義的矛頭對準了農民，佛朗哥的軍隊逼近埃布羅河，大量的鐵礦運往日本，德國吞併奧地利，等等，彼得總會不住地搖頭。

一天傍晚，兩人坐著喝茶時，彼得終於承認了他在家裡的地位。「馬蒂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孩子。」彼得說道，「她還能瞞我一輩子不成？不過她並沒有背叛我。都是我不好。一想到從前發生的事，恐懼就像烈性炸藥一般爆發出來。」

這番談話之後，卡西迪從馬蒂的情人轉變成家裡的頂樑柱。他把工資全部帶回家，交給馬蒂，讓她存起來，等需要用錢的時候，再由馬蒂來分配。自然，她的收入也一併存了起來。就在希特勒拍案怒吼，下令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卡西迪所在的機械車間倒閉了。

1943年的時候，他的理想並不是當兵。他盼著能早些離開部隊，回去照顧「兩位老朋友」——三人的關係太過複雜，只能用這個稱呼來簡化。每次休假回家時，他都會發現馬蒂的臉色變得愈發暗淡，多年的辛苦勞碌終於在臉上顯現。她的血壓很高，雙手時常顫抖，每次拿東西時總是小心翼翼。而在此之前，她的動作多麼利落啊！這一切都讓卡西迪無比難過。

聖誕節前夕，當他坐著火車離開加韋爾，遠遠地離開海頓腦子裡那些虛構的機槍時，在家裡等待他的，正是兩位日漸衰老、需要照顧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