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戰俘區之所以收到如此多的信件，主要是因為澳大利亞的宗座代表sup/sup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給所有義大利戰俘寫信，相比之下，c區的日本戰俘並沒有精神領袖，因而收到的信件數量很少。
c區收到的信件由涅夫斯基負責審閱。寄信人大多是日本戰俘的父母、情人或妻子，信中內容大同小異——寄信人本以為兒子、愛人或丈夫戰死疆場，但紅十字會卻說，他們的親人或許正身處某個遙遠的國家，此時還活著。信件中飽含著希望，寫信人似乎認為——儘管這種觀點會被軍方所排斥——活下來遠比奉獻生命重要。此外，信中還提到些其他資訊，比如家裡的親戚結婚、叔叔舅舅去世、莊稼的收成狀況、空襲等等，主要目的是希望活著的親人能收到這些信件。
這些信件會被送到c區的門口，由「三人組」代收，因為收信人的名字往往與官方登記的名字不符，許多戰俘用的是假名。儘管紅十字會也懷疑過名字的真實性，但仍然繼續傳遞著信件。涅夫斯基先是列出收信人的名字，然後在暗中觀察，看囚室的代表最終會把信件送到誰的手裡，從而發現收信人的真實身份，以便紅十字會與戰俘家屬取得聯絡。
回信上的名字，大多不是戰俘營裡的人的，正如涅夫斯基所料——他曾經提醒過艾博凱爾——收信人通常會把信件交給囚室代表，信件上的名字多數都是化名，這樣一來，被俘的恥辱便不會暴露。多數人會在信中告訴父母或妻子，他們的兒子或丈夫曾英勇地反抗敵軍，最終戰死沙場。紅十字會則會把這些不幸的假訊息傳遞給家屬。戰俘受到戰友的壓力，通常認為不該把自己所在的位置透露給家人。
青木的囚室裡住著幾名激進的年輕人，大多是跟滕根臭味相投的人。在青木看來，這幾個人似乎要比水兵平野更為極端。那個名叫大村的年輕人是個十足的虛無主義者。他本是偵察機上的一名無線電報務員，在飛機迫降時被俘，若論起神情之嚴肅，平野恐怕遠遠不及。在青木看來，這種外在的深沉正是大村的一種姿態，或是一種嘗試，企圖通過故作清高來填補被俘生活的空虛。還有一個名叫多茫的年輕士兵，他的歌聲裡始終瀰漫著一股撕心裂肺的哀傷。此外還有個年紀更小的孩子，名字叫町井。儘管四個極端的年輕人看著令人厭惡，青木仍然盡力跟他們保持著友好關係。他和高達都有一樣的心思，只想在大限到來前，在c區過一段平靜日子，可就連這最後的寧靜還要遭到這群毛頭小子的攪擾，又何談在臨死前保持一貫的形象呢。這些人幼稚的舉動有可能引發戰俘群體的內部衝突，甚至會導致一部分人被轉移。
儘管青木年紀較長，在眾人眼裡更是老成持重，但他不可能絲毫不受這些年輕人的影響。他們坐在那裡望著他，眼睛裡充滿了無比的敬畏，而青木則坐在牌桌跟前，回答眾人的問題。儘管他象徵性地提出建議，讓他們各自取回家人寄來的信件，仔細閱讀，並且珍藏在心裡；可他知道，這不過是一種假慈悲，如果他們仍然活著的訊息傳出去，這些家屬舉辦的葬禮，便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最終，他們活下來也沒有任何價值。看到平野望著自己，目光裡彷彿要透出火來，青木只想說：別瞪著我，大兵，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當他跟沉默寡言的高達提起這些時，對方也表示，他的囚室裡也有類似的極端分子，而他在處理這些不受歡迎的信件時，也採用了跟青木相同的手段。最終，青木在回信中謊稱他們已經陣亡，此舉雖然打破了全家人的希望，但左思右想之下，「陣亡」算是最好的結局。
對於這一切，涅夫斯基並不感到奇怪。從一開始，c區的虛無主義氛圍便十分明顯。這些戰俘剛剛來到加韋爾戰俘營時，每個人都收到了紅十字會發的明信片，根據《日內瓦公約》第36條，他們有權告知家人自己被俘的訊息，而且可以勾選各個選項，告知家人自己的健康狀況。去年冬季，涅夫斯基中士便提醒過薩特少校，說日本戰俘填寫的地名都是偽造的，比如，有的地址是「高牆裡的猴子洞」以及「糞湯巷」等。
艾博凱爾曾問過總部，是否有必要讓涅夫斯基給這些戰俘的家屬回信，並告知真相，但總部卻表示，這樣做會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戰俘家屬會以為那些信件被人做了手腳。
不過涅夫斯基和薩特注意到，有幾名戰俘的確保留了信件，並且進行了回覆，其中一名戰俘是基督教長老會的信徒，妻子早已去世。還有些戰俘會偷偷寫信，然後悄悄塞給警衛。在信中，他們向家人承認自己被俘，但種種「坦白」卻讓涅夫斯基感到十分可悲：我被敵人俘虜，現在還活著，被抓的時候我失去了意識，因為當時受了傷／得了腳氣／患了瘧疾／染上了恙蟲病……
不過c區卻很少傳出秘密訊息。青木等人偽造的信件，涅夫斯基並沒有寄出去，而是全都堆在了自己的辦公室裡。星期二這天，他要去鎮裡給流亡悉尼的一位朋友買生日禮物，順便帶上了這些信件。他來到一處農場，從拉著刺網的籬笆中間爬了進去，然後找個地方把那些信全都燒掉了。燃燒的信件冒出縷縷青煙，映著霧濛濛的天空，幾乎分不清哪裡是煙，哪裡是霧。對於那些心存希望、仍在尋覓親人的家屬而言，眼前這堆紙灰至少能稍稍表達涅夫斯基的敬意。青木等人的謊言消失了，樸素而又未得到滿足的信念得以在日本戰俘家屬的心中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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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飛行員和戰俘營裡的首位俘虜，滕根心裡充滿一種莫名的權威感，舉手投足間透露出一股威嚴和霸氣。然而不幸的是，最近一段時間，他的威信正在漸漸淡去。為此，滕根想盡各種辦法保持自己在c區戰俘心中的形象。在青木看來，滕根並不是壞人，他本可以選擇屈服，卻偏偏要展示出絕不服輸的一面。
戰俘代表會談時，滕根堅決表示應禁止戰俘繼續打棒球。他說自己並不反對這項運動本身，而是覺得c區的棒球運動背後隱藏著敵人惡毒的詭計。
「我打過羽毛球。」他對青木和高達說，似乎在證明自己也有熱情奔放的一面，「當時我被囚禁在布里斯班。但我打球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觀察敵人。他們之所以鼓勵打棒球，是為了麻痺我們，讓我們安心待在這裡。敵人一定會躲在暗處說‘看看，他們打得多開心，這下咱們可以放心了’。敵人巴不得我們乖乖配合他們呢。」
聽了滕根的話，高達的臉色仍然和藹，他的性格本來就隨和。他以青木所熟悉的姿態，冷靜而確信地指出，打棒球不僅可以鍛鍊身體，而且可以讓思維活躍起來。「總不能讓這群孩子整日愁眉苦臉地等死吧。」高達不滿地抱怨道。
滕根堅稱自己沒有這個意思，只是想讓大家培養些別的愛好，比如說摔跤，這項運動就完全不同於棒球。「摔跤可以強健體魄，堅定意志。這是男人與男人之間、兄弟與兄弟之間的切磋。棒球就不一樣，更像是一種精神鴉片。」
聽到這番話，高達忍不住大聲反駁起來。他認為滕根的看法在原則上不錯，但禁止打棒球一定會引起眾人的怨憤。讓青木大感意外的是，高達居然會在乎眾人怨憤與否——他真正在乎的，並不是能否保住戰俘代表的頭銜，而是怕禁止棒球比賽後，眾人會更加消沉。滕根的聲音突然變得刺耳起來，語氣陰沉得可怕。高達繼續指出，這件事必須由各囚室的代表投票決定，因為這樣才更加符合民主精神。
高達和青木都明白，滕根的看法定會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援，一來因為他的看法確實有著清晰的邏輯，二來因為他是飛行員，在戰友們心中具有一定的權威性。三來，那些極端的年輕人十分尊敬和崇拜他。其中的原因不難理解——滕根曾駕駛戰機在空中翱翔，為地面的步兵兄弟掃清障礙，在敵人弄清空軍和陸軍誰的地位更高之前，滕根就具備了受眾人膜拜的資本，即便不幸墜落，他依然是大地上的折翼之神。
接到通知後，各囚室的代表聚集在滕根的屋子裡，共同商議是否有必要讓所有戰俘參與投票。眾人在牌桌旁或席子上分別落座，滕根開始發言，解釋了為什麼棒球會讓人產生虛幻的滿足感。他認為，打棒球就要分組，而分組則意味著破壞團結——比如，南半區對北半區——比賽結束必然造成一隊歡呼雀躍，另一隊沮喪失落，除了分裂和衝突，他們能得到什麼？這是敵人用來麻醉他們、分散他們精力的手段，想讓他們安心接受各自的狀況。
他在提出這番看法時，口氣稍稍放緩和了些，聽起來更像是詢問，而不是嚴厲的訓斥。高達和青木並不想孤立他，而滕根也想保住自己戰俘代表的位子，不想和囚室代表鬧對立。他認為自己的出發點是好的，便對眾人說，他並不認為棒球本身是一項邪惡的運動，只是想讓大家重視這個問題。可他的話音還沒落，人群裡便傳出一陣陣抱怨聲。滕根早已習慣了這種反應，好在他的內心足夠強大，並不在乎別人的抱怨。
討論開始了。滕根陣營的精英大村表示，他理解滕根的看法：敵人之所以提供樂器，允許他們彈奏，無疑是為了麻痺大家。不過這種「優待」的背後還隱藏著另外一個原因——他們這些俘虜讓敵人感到不安。大村認為，想讓敵人繼續感到不安，不一定非要靠拒絕棒球比賽。
大村（雖然十分敬重滕根，卻不想丟掉囚室代表的位子）表面上對滕根的看法表示支援，實際上卻斷然否定了他的觀點。滕根知道，自己的威信已經開始崩坍，速度要比預計的還快。他本以為反對自己的，會是那些頭腦不靈光的陸軍士兵，根本沒料到一名空軍士兵會挑戰他的權威。
接著，一個名叫庫裡的囚室代表開口了。這人本來就不喜歡滕根，口氣比別人強硬得多。他曾經在布納指揮過敢死隊的突擊行動，因一顆手榴彈爆炸而受傷，並得了腦震盪。
「我們囚室的那群兄弟，他們沒有錯。被俘的事情怪不得他們。」庫裡說道，「他們都是些可憐的孩子，打一打棒球又怎麼了！花一兩個小時的時間放鬆放鬆，可以暫時忘掉眼前的現實。再說，」他繼續說道，「比賽的輸贏用不著當真，過一兩個小時，什麼比賽、分數，全都忘了。」
接下來的話更是一針見血。「我們步兵絕對信任自己的兄弟，」他不無尖刻地說道，「或許某人是習慣了待在駕駛艙裡獨來獨往，跟我們這群兄弟的想法不同吧。」
會議結束了。囚室代表們很快便認識到棒球比賽有鍛鍊身體、磨鍊意志的價值，除了兩人投了否決票外，其餘的人全都贊同讓這項運動繼續下去。滕根早就料到自己會失敗，卻沒有料到會敗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徹底。為了保持自己的一貫形象，他大聲宣佈：「我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我並不是個瘋子，我讓步。」
他知道，必須做些什麼才能恢復往日的權威，或許參加摔跤比賽是個好辦法，畢竟他是個摔跤冠軍。至於這個叫庫裡的傢伙，眼下根本沒時間去和他爭個高下。
羅馬教宗向與梵蒂岡無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派駐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