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少校寫劇本，大多是在傍晚時分，在臥室旁邊那個小客廳裡。他住在軍官宿舍裡，每逢夜深人靜，或是有風吹過的夜晚，就能聽到日本戰俘區和義大利戰俘區裡傳來音樂聲。因為距離日本戰俘區不遠，他已經習慣了c區的悲涼曲調。為了排解被俘的抑鬱，他們時常彈奏樂器。大戰爆發前，悉尼便出現了日本文化團，這些樂器正是他們運進來的——外形和吉他有些相似，長方形的木板上並排拉著幾根琴絃。除此之外，還有那攝人心魄的長笛、聲音聽起來頗為不祥的大鼓、某種琉特琴式的樂器、竹管和軍號。當然，並非所有音樂聲都是悲慼的。有時候，c區傳來的樂曲裡明顯帶著些爵士風情——用日本戰俘的話說，叫作「jazu」——但本質上更像是藍調音樂。有些歌曲一聽便知道是古代的產物，對於薩特而言，這悽切悲涼的曲調彷彿是在懺悔，為戰爭之荒唐而懺悔。

當然，這裡的氣氛並非永遠那樣哀怨。偶爾在夜裡，c區的娛樂大廳也會爆發出陣陣笑聲。那一定是戰俘們在諷刺某人——麥克阿瑟將軍、艾博凱爾上校、薩特本人，或是涅夫斯基。有時，c區在入夜後便靜悄悄的，只能偶爾聽到些叫喊聲、短暫的鬨笑聲或怒罵聲。只有這時，才能遠遠聽到義大利人的歌聲——偶爾還有「樂團」伴奏——輕快的曲調裡流露著對生活的熱愛，對愛情的渴望。義大利人每晚都會唱歌，而薩特正是伴著他們的歌聲，熱情滿滿地創作《莫頓一家》。

在某些人看來，特別是在莫頓一家人眼裡——如果他們存在的話——他在加韋爾的生活是無比孤獨的。他與艾博凱爾上校一樣，除了休假外，一直都生活在戰俘營裡。據說上校正打算在鎮裡租個房子，想盡快把妻子接來同住，但薩特知道，這一點，自己是做不到的。伊娃·薩特是個演員，曾出演過雷蒙德·朗福德早期導演的無聲電影，並且紅過一陣子。兒子出生後，她依然沒有放棄演藝事業，在影迷眼裡，她仍然是那個慾望如火的少女。澳大利亞人都評論說，她那燃燒著渴望的眸子，甚至比麗蓮·吉許還動人。因此，舉國上下都沉浸在這樣一種美夢之中：不論是賽馬、拳擊還是影視表演，澳大利亞都有超越美國的可能。然而隨著大戰的爆發，這種夢想漸漸被人遺忘。

伊娃和薩特1923年結婚，婚後的日子一直不太平靜。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後，她開始指責丈夫性情冷漠。日子一天天過去，就連薩特也開始覺得，她的指責並非沒有道理。在內心深處，他的確是個冷漠的人。但與此同時，薩特也在妻子身上發現了一些缺點，他甚至無法相信，當初相識那陣為什麼沒有發現這些缺點。伊娃的父親酗酒，母親情緒抑鬱，這些都遺傳給了伊娃。她經常喝得醉醺醺的，拿著刀子威脅薩特，而他們的兒子——日後成為戰俘的大衛——就站在廚房的門口，眼睜睜地望著這一切。現在回頭想想，那流浪動物一般漂泊的眼神，似乎恰好預示了大衛被俘的命運。從孩提時代起，大衛便生活在監牢般的家庭裡，無處可逃。

伊娃是不適合做母親的，心情不好時便用酒精麻醉自己，長期抑鬱不振。偶爾來了興致，便像瘋了一般寵愛孩子。這種愛是不穩定的。有趣的是，她對朗姆酒——農夫、羊毛工以及碼頭工人的專屬——有著特別的嗜好。每次喝酒時還要在裡面兌些牛奶，彷彿這樣做，便能在酒精中混入一絲純真。她並非不愛孩子，但她的愛時而表現為盡情嬌縱，時而表現為近乎殘忍的懲罰。

幾年前，她住進了悉尼一家醫院，在那裡接受休克療法。每逢薩特前去探望，她都會苦苦哀求，讓他救自己出去。然而薩特卻學著醫生的口氣說，她必須待在醫院裡，這都是為她的健康著想。不久之後，她又被轉移到沿海地區的一家療養院。現在回想起來，當初的堅持未嘗不是一種報復行為。

妻子住院後，他又實施了第二步「報復」計劃——到美國去工作了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伊娃的病情一直沒有好轉，兒子被俘後自然更加嚴重了。儘管兩人的婚姻已經有名無實，他依然每隔一段時間就去探望，有時一週去一次，有時一個月去一次，總之絕不能讓自己揹負涼薄和冷漠的罵名。漸漸地，似乎連醫院的護士都對他表現出鄙夷的神色。不過現在，這種不友好的態度稍稍有所緩和，畢竟他有軍務在身，況且有些人已經知道，令全體國民都為之傾心的《莫頓一家》正是出自他的手筆。

兩年以來，他一直跟瑪西亞——尼莉·莫頓的配音演員——保持著情人關係。在熱戀初期，他時常突然造訪，站在製片人的錄音棚裡，只為聽一聽瑪西亞鵝絨般輕柔的嗓音。她是個熱情而現實的女孩，每當想起她，想起在夏日的傍晚來到她的公寓，想起海港閃爍著耀眼的燈光，他的心裡便充滿燦爛的陽光。兩人的濃情蜜意持續了兩年半，然後便不可避免地生疏起來。薩特不知女孩是否還想繼續下去，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她怕丟掉工作，所以不敢主動提出分手。

慕尼黑爆發危機那年，一個朋友邀請他到紐約工作，編寫後來風靡全國的系列廣播劇《白人在剛果》。對於兩人的戀情而言，這是最為自然的結局。他在紐約賺了很多錢，然而大衛剛剛從寄宿學校畢業，當時還不能自食其力。大衛想跟不甚稱職的媽媽離得近些，然而不久，他就自相矛盾地給在紐約的「中立方」寫信，說自己這是惹了大麻煩；薩特擔心兒子會被另一場「世界大戰」毀掉。

1941年初，薩特跨過尚未遭到威脅的太平洋，回到澳大利亞，加入了軍隊——一方面出於愛國情懷，一方面為了尋求新生活。他被分配到一個守備營，開始了無聊至極的軍隊生活。當時敵人尚未入侵，但許多人，包括薩特自己，都暗暗盼著敵人的到來。不久後，他又被派到加韋爾戰俘營。

起初，薩特見到c區那些古怪的日本戰俘時，心裡還有些新鮮感，但沒過多久，這種感覺便被文案工作和日常事務消磨殆盡。此時此刻，唯一能令他產生興趣的，便是觀察戰俘們的古怪癖性，解讀他們的心理動機。在他的面前，戰俘們故意閉口不言，擺出一副粗魯而敵視的神情。對此，薩特早已見怪不怪，只把觀察戰俘和揣摩戰俘心理視作管理工作之外的消遣。多數時間裡，他要為艾博凱爾和悉尼總部撰寫報告，申請裝置物資，針對謀反叛亂、侮辱或襲擊長官等粗魯的行為作出禁閉處罰決定。按規定，他必須每天與上校和各區的指揮官開會，要接見c區的戰俘代表，對這些人的行為、表情以及姿勢，薩特已經瞭如指掌。此外，他還要處理澳大利亞守備隊士兵的問題——酗酒、不服從指令、翫忽職守等等。薩特不願意像小學教師那樣，凡事都要吼上幾句，因而對那些規規矩矩的軍士和靠譜的老部下給予了相當的信任，凡事都要徵求他們和涅夫斯基的意見。每天巡視過戰俘營的外圍後，他都要在下午四點鐘清點人數。所有這些工作，都讓他過得異常繁忙，多數時間裡他都在重複同樣的工作，或是為各種瑣事奔走。

他曾經吹噓說，真正的生活就該像《莫頓一家》裡描繪的那樣，而不是像沃爾特·迪士尼一樣，躲在米老鼠那純真的世界裡消極避世。然而可悲的是，這種大話也只能說給自己聽聽。《莫頓一家》不僅給薩特提供了展示文采和專長的機會，還能讓他活在一個更加美好的幻想世界裡。他把自己變成了劇本中那個盡職盡責、心地善良的丈夫，從故事裡的人物身上尋求著種種慰藉。他從1933年開始創造這些人物，在紐約時這一創作曾擱置了一段時間。

當時的局勢無比混亂，處處充滿著危機，心懷怨憤的無產人士與富有的紳士階層矛盾漸深，後者甚至調動了一些不那麼秘密的「秘密軍隊」，準備打內戰。在《莫頓一家》裡，根本不存在類似的危機。某一集中提到「大蕭條」時期，莫頓先生的生計受到威脅，然而出於對老闆的同情，他仍然堅守著自己會計師的崗位，沒有放棄。劇集的世界裡沒有階級鬥爭，老闆和員工都是同一條船上的乘客，朝著同一個堅定的目標前進。最終，悉尼一家百貨商場伸出援助之手，保住了老闆的生意。資本家的援手！在劇外的世界裡，這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在國王十字區的一次聚會上，廣播界的一位朋友表示，他應該通過那些廣受歡迎的角色，揭露資本主義才是罪魁禍首這一事實。然而薩特卻爭論說，偏遠的小鎮與工業化的大城市不同，那裡的老闆和員工之間，的確存在著親密的友誼，就像劇中描寫的一樣。但事實上，這不過是他一廂情願罷了。在莫頓的世界裡，對民眾——比如，虛構出來的甘達巴哈小鎮裡的民眾——漠不關心的自由放任主義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他創造的世界裡，男人參軍是為了挽救大英帝國，為了挽救澳大利亞的種種美好——枝條編築、板球、地地道道的女人。當然，這個世界裡的男人早早便去參軍，並沒有像某些憤世嫉俗的人一般，眼睜睜看著希特勒入侵他國。莫頓家的兒子特雷弗辭去了鎮裡黃油廠的工作，成為一名英勇的飛行員，在北非和英國執行任務。

在甘達巴哈小鎮裡，人們的婚姻並不總是幸福的，但他們總能夠及時擺脫束縛，找到適合自己的伴侶。牲畜價格下跌後，會在隨後幾集裡出人意料地上漲。出現旱災時，不到一週，劇本里就會出現普降甘霖的情節。在《莫頓一家》裡，從未發生過通姦之類的醜聞，也從沒有人召妓。甘達巴哈小鎮里根本不存在這種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莫頓家的女孩熱尼莉自然是個處女，自1933年後始終保持著清白之軀。在不斷流逝的歲月裡，只有現實世界變得越發蒼老、越發邪惡，而甘達巴哈小鎮卻始終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所有的廣播劇裡都存在著道德說教，《莫頓一家》也不例外。例如，莫頓家的女人們——母親和女兒——時常談論著要設計些外觀樸素的裙子，因為一來她們對時尚不感興趣，二來她們意識到，每節省一份絲織品，就能給特雷弗，或是其他高尚的年輕人貢獻一份製造降落傘的材料。因此，她們強烈反對女人在黑市上購買絲襪的行為。此外，在使用家裡的汽油時，莫頓先生總是十分節儉，從來不敢浪費。

然而在腐朽的現實世界裡，薩特卻變成了一個痴迷於露水情緣、沒有任何負罪感的好色之徒。在悉尼休假期間，他每晚都會喝得不省人事，與「澳大利亞作家聯誼會」中的舊情人們混在一起。這些人時常在好事就要成了的時候譴責薩特缺乏政治眼光。在悉尼時，薩特不再去錄音棚，他對錄音的過程失去了新鮮感。每當製作團隊對劇本進行編輯時，他都會心生惱怒。其中一個年紀不大、目光短淺、為人低調的傢伙，居然信手篡改他的臺詞。每當薩特與他理論時，他都會讓演員把臺詞改回來，小心翼翼地賠著不是。「對不起，薩特先生，我不是存心冒犯您的。」

最終，薩特認識到，不論劇本如何修改，觀眾還是像往常一般痴迷，只要沒有完全篡改就好。儘管最近一段時間他經常到悉尼，卻根本沒有機會監督錄製工作。他從來沒有聽過他寫的那些劇，只是單純地享受創作的過程。如果這項事業叫作宣傳，他希望自己能當全職作家；畢竟，這不是戈培爾式的宣傳。身患皮疹的孩子的母親是以薩特妻子為原型創作的，只不過劇中的那個伊娃更加完美，那個孩子正是根據大衛的形象改編而成的，他被爐甘石粉治癒，等待他的，將是無比強健的人生。至於其他人，包括父親、警察、鎮議員等，則是薩特希望自己可以變成的那種人。

c區的絃樂聲漸漸消失，義大利人拙劣的愛情歌曲也隨著曼陀林的琴絃戛然而止。隨後便是一陣沉重的腳步聲以及哨兵換崗時的呼喊聲。想著《莫頓一家》，薩特睡著了。

❇

寫給義大利戰俘的信件成袋成袋地被運進來，再由守備隊計程車兵抬進審查室。這種場景，薩特並不陌生。負責信件審查的官員是達涅利中尉，他的父親是卡拉布里亞人，生活在濱海沿岸，以種葡萄為生。達涅利讀了不少義大利小說，還讀過報紙《義大利人在澳大利亞》，因此對義大利方言十分了解。

達涅利會按照命令，取下信件上的郵票（難道總部要賣郵票不成？），然後讀一讀信中內容是否帶有瘋狂的法西斯主義色彩。最初寄到加韋爾戰俘營的信件的確如此，但最近卻幾乎看不到關於法西斯的任何痕跡。信中的政治色彩已經極大淡化，更多的是左翼或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調。寫信人往往在信中大肆詛咒——詛咒義大利目前的悲慘生活，詛咒戰爭造成的破壞與饑荒。

義大利戰俘雖然不歸薩特少校直接管理，但他還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向達涅利中尉問起過關於這些信件的事情。

「這些寫信的人，要麼抱怨饑荒，要麼抱怨女孩們穿的裙子太短，逢人便調情，更糟的是，跟盟軍戰士調情。」達涅利對薩特說。

「他們不再提起新羅馬帝國了？」

「不得不承認，」達涅利說道，「南方的羅馬人早就忘記了這些屁話。」

「我倒是希望c區的那群傢伙也會忘掉他們的屁話呢。」薩特說著，臉上出現一副迷惑而又期待的神情。

當然，在義大利戰俘區，有些傢伙仍然活在幻想中，堅信他們的領袖和法西斯的理念最終會取得勝利，堅信義大利法西斯會與德國兄弟聯手，繼續在義大利北部堅持抵抗。然而這些人的勢力已經大不如前。c區的義大利神父弗魯梅里終於可以根據自己的信仰，禁止戰俘在做完彌撒時唱黑衫軍的《青年贊》。戰俘營剛剛成立時，戰俘中的法西斯派和質疑派之間曾經爆發過群毆事件，甚至還動起了刀子。法西斯派最終取得了思想領域的統治權。而如今質疑派的人數已經遠遠超過了法西斯派。自義大利加入同盟國後，有些戰俘甚至還給艾博凱爾寫信，主動要求替盟軍效力。不可否認的是，這些信件言辭懇切，而且頗具文采，然而當時的戰備物資匱乏，海上運輸又缺少交通工具，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將這些人從地球的一端迅速運送到另一端。另外一些人則更為直白，要求在參戰前回義大利休假，這樣便可以趁機對家人講述被俘經過以及戰俘營中的生活，講述他們如何在澳大利亞的農場勞作，那些農夫的家人如何與眾不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