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時候，伊萬·艾博凱爾心裡還殘留著一些幻想，認為這場戰爭會幫他爬到將軍的位置。但此時他終於意識到，鑑於自己才能有限，今後的仕途或許會停滯不前，或許還會遭到貶斥，被派到軍隊裡跟自己曾經的下屬共事。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被派到某個偏遠地區去監管駐軍，畢竟自己不具備皇家參謀學院的教育背景。太平洋地區的危機剛剛爆發時，他心裡曾再度燃起過星星點點的希望，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上級居然派他來看管加韋爾戰俘營。

上級的命令和本能的直覺告訴他，他在這裡的職責不外乎確保戰俘待在戰俘營裡，雖然談不上給予他們多麼幸福的生活，但至少要讓這些人規規矩矩地服從安排或是懶散度日。的確，這裡需要的就是一種懶散的氛圍。上級告訴他，只管把《日內瓦公約》當作《聖經》來奉行即可。像不少信徒對待《聖經》那樣，艾博凱爾覺得將《日內瓦公約》仔細讀一遍就足夠了。對其中的條款有了大致的瞭解後，他就把這份公約丟到了書架上，與那些從未翻閱過的軍事法著作放在一起，畢竟最重要的是如何運用。

紅十字會的代表團經常造訪，來得最頻繁的莫過於鮑勒爾的那位全科醫生——一位瑞士移民，以及駐紮在悉尼的瑞士領事——他為瑞士領事館的日本事務部工作。代表們從沒發現過嚴重的缺陷——不論是他對戰俘營的管理，還是下屬薩特對c區的管控。此外，艾博凱爾還經常接見戰俘營各區選出的代表，總體上能夠滿足戰俘的要求，或是跟戰俘達成一致。因此，他的職責僅僅是維持穩定，至於進軍還是撤退等軍事問題，跟他沒有半點關係。

在c區的管理方面，艾博凱爾和薩特的主要依據是戰爭部印發的關於日本軍隊和日本文化的小冊子，以及悉尼守備部隊總部下發的指導性檔案。上級原本也發了一本關於義大利人的手冊，但艾博凱爾認為，義大利人的心思不難揣測。

他按照上級命令，巧妙地維持著戰俘營的穩定。關於自己的婚姻狀況，他的說辭也顯得巧妙無比：「我太太身體不好，受不了加韋爾的極端天氣。」艾博凱爾住在軍官宿舍區邊緣的一棟小房子裡，房子裡有客廳、臥室各一間，還有一個衛生間，總體來說並不適合居住，冬天寒冷刺骨，夏天酷熱難耐，不遠處便是總部三名官員的住所。他的辦公室位於管理區北側，從辦公室窗戶裡微微探出頭，便能看到下方c區的幾道刺網——這些刺網看起來是那樣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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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博凱爾上校和手下的軍官之所以如此自信，主要是因為他們心裡清楚，沿著主路向北直走三英里，便是步兵團的訓練營。營地裡不僅有曾在荒漠和叢林裡征戰的老兵，更有一群十八歲左右、莽撞好鬥的新兵。戰俘營和訓練營的資料櫃裡早就有準備好的檔案，根據檔案規定，一旦有戰俘外逃，要立刻向空中鳴槍兩聲，然後發射三枚紅色訊號彈，訓練營裡的新兵以及久經沙場、負責新兵訓練的老將會協助守備隊圍堵及搜捕逃跑的戰俘。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計劃和安排漸漸被淡忘了，軍官們早已記不清是該發射兩枚紅色訊號彈還是三枚，甚至連訊號槍和訊號彈放在哪裡都記不大清楚。

另外，不論是戰俘營的警衛還是訓練營的新兵老將，令他們感興趣的是電影院、酒吧、廉價酒水商店、賭馬、牧師——教徒人數正日益增加，以及牛奶吧，甚至是加韋爾的珠寶商店。若想在星期六晚上看場電影，必須預訂才行。那些大牌影星，比如曼爾·奧勃朗、埃羅爾·弗林等人的電影，必須在星期一的清晨買票才行，否則到了星期六根本沒機會看。

戰俘營的警衛都已接到命令，休假期間，不得在鎮子裡散播任何關於戰俘營的謠言，或對裡面的情況妄加揣測。之所以下達如此天真的命令，是因為艾博凱爾本能地感覺到，有兩件事情始終令人放心不下。其中之一是警衛的生活無聊至極，啤酒還沒下肚，嘴裡便滔滔不絕地談論起那些戰俘——特別是c區的戰俘——有多麼危險、多麼暴躁，以此來凸顯自己的重要性。訓練營的新兵們也是如此，每天被長官們罵得狗血淋頭，只有在愛爾蘭人那裡，在皇家酒吧、商務和聯邦酒店裡，才能找到充當英雄的機會。

關於c區可能發生暴動的傳言，漸漸地在鎮里居民的嘴裡越傳越真，經過警衛們添油加醋地調侃一番，人們竟真的相信那些戰俘總有一天會越獄。事實上，鎮里人和艾博凱爾或薩特不同，他們更喜歡這種恐懼帶來的快感，這種陰謀論能讓他們暫時忘掉枯燥無味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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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c區的指揮官，薩特少校和他的上司一樣，早就明白日本戰俘正揹負著被俘的恥辱。薩特十分確定，兒子被俘後，心裡會夾雜著各種各樣的感受，但絕不會感到恥辱。大衛之所以被俘，都是因為他的指揮官傲慢無能。每每睡到半夜，薩特少校就會滿身冷汗地突然驚醒，心裡不住為兒子的遭遇憤憤不平，為他的可憐和無助暗自神傷。如今的新兵會在鎮子邊緣的訓練營裡接受各種訓練，可當初他的兒子還沒來得及接受任何訓練，便被扔到了新加坡的碼頭上，整日躲避著敵軍的轟炸和炮火。除了一味地服從，他甚至連命令的內容都不太理解。他的被俘不是恥辱，只是一種不幸。

薩特除了從手冊中瞭解日本戰俘外，還從情報官察比恩上尉和涅夫斯基中士的建議中瞭解到了這些戰俘的恥辱心態。涅夫斯基中士是個俄國移民，目前擔任c區的日語翻譯。「他們不僅僅感到可恥，」察比恩告訴他說，「還覺得必須感到可恥，就像是彼此都虧欠著對方一份恥辱一般。這裡永遠聽不到有人說‘謝天謝地，我還活著’，這種話只能在內心深處迴響而已。」

薩特對涅夫斯基非常信賴。幾年前，這位中士曾在中國的哈爾濱教授文學課，那時他剛剛畢業。自從日本人入侵佔領中國東北地區後，他便認清了當時的教育現實。儘管涅夫斯基已經躲進了大學，卻還是被日本憲兵列入黑名單。當時正值大戰爆發前的最後一個夏季，天氣酷熱難忍，蘇俄軍隊已經穿過蒙古，進入中國東北，並贏得了幾場對日作戰的勝利。起初，涅夫斯基和父親去往中國東北時，並不打算再回到家鄉，沒想到卻被當成奸細。日本憲兵把他的公寓翻了個底朝天，希望搜到些能證明他是奸細的可疑材料。無奈之下，涅夫斯基只好偽造了證件，假裝自己是波蘭人，乘火車逃到上海。

在上海這座精緻的城市裡，他在「小維也納」找到一間公寓，暫時安頓下來。小維也納是上海的租界區，這裡的居民大多是猶太人。平日裡，涅夫斯基給有錢的中國人和美國人做日語家教，因為這些人在做生意時，很快便要用到這門語言。不久，他又登上一艘美國輪船，逃到澳大利亞。僅僅兩天後，小維也納附近的街道上便出現了大批日本憲兵。

來到澳大利亞後，涅夫斯基在墨爾本大學謀得一個暫時的教職，負責教授斯拉夫語和日語。他本以為將來會安安穩穩地做個教書先生，整日里只跟那些對語言感興趣的學生打交道，卻不料被強行召進了軍隊。

在薩特看來，涅夫斯基或許算得上是加韋爾戰俘營守備隊中最有學問的人。他的神情裡流露著屈居微賤的蕭索和飽經盤剝的悲涼。這種神情是背井離鄉的人特有的，那些在國王十字區經營咖啡館的人也是如此。在給電臺供稿期間，他結識了很多演員和作家，國王十字區的咖啡館曾一度受到這些人的青睞。就這樣，無可替代的涅夫斯基對c區的戰俘作出如下診斷：因恥辱而感到沉重。這便是c區的戰俘在外出勞動時，總是裝出一副懶洋洋的樣子的原因。這是一種挑釁。他們不同於義大利人，甚至不同於韓國人，他們不允許自己因幫敵軍幹活而落下罵名。

截至1943年底，艾博凱爾上校與總部仍然在猶豫著，不知該不該讓日軍戰俘充當勞動力。多數戰俘都被告知有機會到高牆外面去勞動。但這話顯然不是對這群日本小丑說的！之前，日本人的軍隊步步逼近，有實力帶走成千上萬的俘虜；現在，他們即將被驅逐出太平洋諸島。必須防著這些對澳大利亞東南部土地肥沃的產糧區虎視眈眈的日本人，而加韋爾正好坐落在澳大利亞的小麥帶上。不如暫時不派他們去，這樣就可以省去不少麻煩，只管讓他們在囚室裡忍受枯燥和無聊好了，這是他們應得的懲罰。

儘管《日內瓦公約》或者人道主義傳統並沒有規定要持續優待c區俘虜，但人類的智慧卻告訴薩特他們必須這樣做。為此，薩特少校親自督運了些木樁和攔網，圍起一個類似奧運會鏈球場的場地，用來給戰俘們打棒球。此外，他還運來二十多箱球棒、手套和球——都是從布里斯班或悉尼的美國供應商基地採購而來。大約一年前，薩特曾擔任過鴉巢區乙級板球聯賽的擊球手，但他從未真正見過棒球裝備——只在講述「劣等球隊奇蹟獲勝」的美國電影裡見到過。比賽的時候，上百名戰俘會為各自的球隊鼓掌歡呼。不過在薩特看來，他們的比賽規則就像梵文一般高深難懂。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c區的戰俘居然會對頭號勁敵美國人的夏季運動如此感興趣。日本曾試圖取代美國海上霸主的地位，他們不僅想要佔領廣闊的太平洋地區，更想把對手的所有運動專案都搶奪過來。

一箱箱拳擊手套沿主路被源源不斷地運進來。此外，他們還為摔跤比賽準備了跌打藥水，因為日本戰俘顯然對摔跤很感興趣。除了這些，還有排球、球網、網架，更有紙牌、圍棋和麻將。根據規定，每名戰俘每天能得到五根香菸，不抽菸的人可以拿來做賭注。

在通往c區大門的主路上，日本戰俘代表取走了上述物品，臉上絲毫看不出感激之情。對於這些人而言，不表露內心的感恩正是他們的信條。他們沒有辦法原諒自己。被俘的恥辱、敵人的可鄙、所處境遇之微賤，他們沒有理由因為幾箱拳擊手套這樣的小恩小惠便大事慶祝。

艾博凱爾和薩特時常聽到c區戰俘的各種抱怨。比如，戰俘們常常爭論說，歐式馬桶會損害胃腸（涅夫斯基曾告訴過艾博凱爾，日本的城裡人認為蹲便更時髦，但即便換成蹲便也無法減少他們的抱怨）。此外，他們認為淋浴不利於健康。涅夫斯基對薩特說，日本人的標準配置是澡堂，在那裡，男人之間可以相互搓背，對日本人而言，這種風俗習慣是極為重要的。但軍隊裡的保健專家卻表示，歐式馬桶和淋浴設施最利於保持戰俘營的衛生狀況。這種規定再次向c區的戰俘們證明，他們被一群野蠻人俘虜，因而沒有必要感恩。

很快，涅夫斯基變成薩特、艾博凱爾和「抱怨三巨頭」——滕根、青木和高達——之間的溝通渠道。這三人是c區上千名戰俘選出的代表。日本人的民主意識著實令薩特吃驚，但涅夫斯基卻見怪不怪。這些戰俘總是輪流負責廚房和菜園的工作，沒有偏私，沒人例外。他們更願意在自己的菜園裡工作，而不願意到高牆外面的菜園——澳大利亞的農場——去幹活。每間囚室和隔間（為了擋風，每間囚室都被牆分為兩個隔間）都選出了領導人，組成了類似於立法機構的組織，每個人都有投票權，由全體戰俘共同決定該向艾博凱爾和薩特提什麼條件。如果天氣好的話，沿著外牆直走，甚至能看到運動委員會和文化委員會投票表決的場景。

種種令人費解之處，涅夫斯基都為薩特進行了詳細的解讀：他們的傲氣、良好的秩序、旺盛的精力、悲觀與絕望……在薩特看來，這些特點出現在年輕人身上未免太過悲哀，那些年紀輕輕便受到本國文化束縛的人，大都如此。不過令少校欣慰的是，他至少不必去和b區的軍官戰俘打交道。那些軍官戰俘的數量不多，據說都是些貪生怕死的膽小鬼，絕對不肯獻出生命，切腹自殺。情報人員從被俘的普通士兵那裡聽說，在灘頭陣地被攻破時，英勇的軍官會跟重傷的戰友告別，鄭重其事地洗過澡後，便會結束自己的生命。有的軍官則會發起徒勞的衝鋒，在衝鋒的過程中被敵人打死。相比之下，b區的軍官並沒有選擇送死，只會不斷地解釋說，被俘時他們要麼受了傷，要麼生了病。

不過有一名軍官比較奇怪，每次在主路集合時，他都會煽動c區的戰俘起來反抗。相比之下，大多數軍官都保持著沉默，一副昏昏欲睡的樣子，所有的勁頭都放在了麻將、紙牌和圍棋上面。他們幾乎從來沒有反抗過，只是偶爾在點名的時候會故意缺席或姍姍來遲。有些軍官久疏鍛鍊、身體發福，只有在恐嚇或者凌辱弱者時，他們才表現得無比積極。

至於c區的管理工作，薩特最為在乎的是瑞士派來的彙報員造訪加韋爾戰俘營時，他們要提供幾張出彩的照片。這些照片會寄給北太平洋島嶼上的日本軍方，證明他們被俘的孩子得到了多麼優厚的待遇。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說，薩特對管理c區這份工作還算滿意。他要通過優待戰俘的方式向日本人示好。這一切，都是為了他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