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加韋爾戰俘營不過是個「大院」，倘若把如今的戰俘營比作一張大餅，那麼當初的加韋爾戰俘營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塊。隨著越來越多的義大利戰俘不斷從印度戰俘營被轉運過來，加上新幾內亞島和索羅門群島的軍事進展也造成了不少日本戰俘的流入，這裡很快被擴充套件成四個區域，就像大餅的四個等份一般，外圍建有環形防衛工事，防衛區又細分為十二個小區，以便對戰俘進行監管，或是在戰俘越獄時便於並排射擊。

整個營區被一條主路平分為兩半，關押日本戰俘的c區在主路的一側，關押義大利人的a區在另一側，道路兩端均建有堅固高大的鐵門。在接近主路中點處，一條小巷徑直穿過，這條小巷被稱作凱利巷——為了紀念19世紀澳大利亞那位著名的強盜。隔著凱利巷，日本戰俘區的對面是關押義大利人的d區。第四個區域，b區，關押的是日本戰俘中的長官、從南太平洋地區或澳大利亞港口抓來的上了年紀的日本商人，此外還有些中國臺灣人、韓國人、印度尼西亞人。這些印度尼西亞人對荷蘭人十分憎惡，因此有時會和侵佔他們國土的日本人沆瀣一氣。b區的戰俘經常打架鬥毆，要麼是韓國人內鬥，要麼是韓國人與其他國家的人發生爭執，鬧事者要面臨二十八天的禁閉，這種情況在其他三個區並不多見。相比之下，只有關押義大利人的兩個區更有戰俘營該有的樣子。對義大利戰俘而言，回家的希望已經破滅了。1943年9月，義大利向同盟國投降，並且對昔日的盟友德國宣戰。這個訊息讓戰俘營裡那些狂熱的黑衫軍，那些忠誠的義大利法西斯成員頹喪無比。兩個戰俘區的義大利法西斯本來還抱著一絲希望，盼著他們的領袖和德國盟友能在義大利半島繼續抵抗。對此，那些非法西斯戰俘卻已不再相信，甚至從來沒有相信過。他們盼望的是，只要能躲過死刑，總有一天會被釋放，被分配到新南威爾士的內陸地區務農。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義大利人才越發想討好戰俘營守備隊的長官們。若是這種風氣能夠擴散到c區，並讓那裡的戰俘們安靜下來，戰俘營的指揮官們自然求之不得。到目前為止，日本戰俘仍然是整個戰俘營裡最令人摸不透、最為暴躁乖戾的一群人，因而c區最有可能滋生大規模暴動或越獄之類的陰謀。有鑑於此，c區的外圍增設了三道密實的圍欄，上方還拉起了一圈圈殘忍的刺網，內圍則沿主路和凱利巷增設了兩道平直的鐵絲網。守備隊的警衛每次穿過主路的大門，進入氣氛別樣的c區時，心裡總會萬分警惕，絲毫不敢鬆懈，因為這裡關押的人，可謂是最嚴格意義上的敵人——雙方不僅在戰場上生死相搏，就連彼此的文化也是水火不容。

伯納德·薩特少校是戰俘營裡的指揮官，更是個電臺作家，整個守備隊裡只有他一人發表過小說，對此，那些下級軍官總是敬佩有加。然而對薩特而言，小說家的名頭根本不值一提，他更看重的是給電臺節目供稿的工作，儘管在眾人眼裡，電臺作家的身份不如小說家尊貴。不可否認的是，正是因為那本《藍山紀事》，他才有了給電臺寫稿的工作。這份工作不僅是他的興趣所在，獲得的報酬更是優厚得多。於是，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小說創作這份雖能展現才華、令人著迷，卻又令人窮困的事業，第二本小說就此擱筆，再無任何進展。與此同時，他為電臺節目創作了數百萬字的作品，這也是真正令他感到自豪的一點。

大戰初期，薩特加入了家鄉的民兵部隊，後來又參加了每年一次的徵兵選拔，然而四十四歲的他早已超齡，無法跟那些年輕士兵一起去拯救新幾內亞島。1942年，他奉命管理加韋爾戰俘營，負責監管日本戰俘。當時的戰俘營還沒建成，僅僅是個圍著一道鐵絲網的大院而已，需要管理的戰俘不多，他有足夠的時間去創作《甘達巴哈鎮的莫頓一家》sup/sup這部廣播劇。這是薩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他在劇本中虛構了一個小鎮，講述的是鎮子裡一戶人家的故事。

薩特少校始終對來自英國的伊萬·艾博凱爾上校心存敵意。從表面上看，這種敵意毫無來由，因為艾博凱爾不僅是戰俘營的指揮官，更是薩特的頂頭上司。不過據上校推測，應該是因為他當初訓斥過薩特，禁止他在執勤期間為商業電臺節目供稿。但他也想，當初勸阻薩特時，自己的語氣並不嚴厲。兩人在所謂的「通訊總部」初次見面時，艾博凱爾曾經暗示——更確切地說是命令過薩特——不論那個電臺節目多麼受歡迎，他都該放棄劇本寫作。

從那時起，薩特便將艾博凱爾視作對頭，一來因為薩特秉性如此，二來是電臺的工作給他增添了不少底氣。他的劇本雖然空洞無物，卻難保不是他內心的一種寄託，甚至是一種信仰。為了在這件事上打壓艾博凱爾，薩特爭取到了電臺的協助。電臺聯絡上了軍隊通訊部門最知名的記者——基思·默多克。這位記者公開表示，薩特少校創作的廣播劇對鼓舞國民士氣發揮了重要作用，值得各方關注。聽到這番評價，薩特忍不住暗自得意，儘管他偶爾自我反思時也曾意識到，從內心深處講，自己並不願招惹不必要的是非，但他還是忍不住要跟艾博凱爾較量一番。對方不僅輕視他的作品，還是他最不屑於成為的那種軍人：老氣橫秋，寡然無味。從那時起，他便下定決心，永遠跟艾博凱爾保持一種不失禮貌的距離。

一天晚上，官兵們正在用餐，一名年紀較大的中尉向薩特詢問起他的劇本。據這名中尉說，他是劇中莫頓一家以及那個神秘小鎮的忠實擁護者。當時薩特喝了些威士忌，便藉著酒意回答了他的問題。這名中尉像戰俘營的其他軍官一樣，雖然看好薩特的作品，卻起不到多少擁護者的作用。從前在戰場上，他只是一名不起眼的下士，現在患上了心臟病，不久便要退伍。

中尉誇讚薩特時，艾博凱爾也在場，雖然表面上只顧著吃晚飯，但顯然在聽兩人的談話。薩特坦言，因為他跟莫頓一家「很熟悉」，所以只用了四個小時便寫出了可以播放一週的劇本——全劇一共分為五集，每集十五分鐘。當對方問及那本幾乎被人遺忘且高深難懂的小說時，薩特重申了自己對文學的一貫看法：只有那些家資殷實、不需要工作的人才能成為小說家。相比之下，給電臺供稿至少可以養家餬口，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儘管偶爾聽到些蹩腳的臺詞時，自己會忍不住內疚和難堪。

接著，薩特用一種特別的腔調說道：「再說，艾博凱爾上校也不同意我在執勤期間寫小說。」

幹嗎要把我扯進來？艾博凱爾有些納悶。「如果你真想寫小說的話，少校，儘管寫好了。我的意思是，只要你受得了每天只睡六個小時的生活就行，畢竟很多人都是這樣。如果每天只花一兩個小時寫小說，沒人會阻攔你。對了，小說家每天要花多少時間在寫作上？」

「請問長官，一根頭髮有多長？」薩特問著，恭謹的言辭中流露出輕蔑與怨恨，「每個人都不一樣。如果足夠清閒的話，我一個小時大概能寫一千字。不過問題是，還要有足夠的時間去搜集素材，去打磨。」

老毛病又犯了，艾博凱爾心想。薩特的可惡之處在於，他時常擺出一副既非正規士兵，又非勇敢市民的可憎相，可以說，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計程車兵會如此不倫不類。在英國，正規軍的軍官是世人尊敬的楷模，可在這野蠻叢林版的英國，士兵的習氣、姿態，包括彼此間打招呼的方式，都像對英國軍人的嘲諷。正規軍人必須為自己的身份正名，向居民們，向其餘的人——職員、廣播劇作家。

在悉尼總部時，艾博凱爾曾聽守備部隊的參謀長以及該區的情報人員說，薩特的兒子大衛在新加坡陷落時被俘（這件事薩特從沒跟他提起過），總部認為，這樣一所專門關押「日本各級軍官」的戰俘營，交給薩特管理更為合適。日本人的戰俘營裡關押著兩萬五千多名澳大利亞戰俘，包括他的兒子，所以薩特在管理這些日本戰俘時不會表現得過於偏激。

據艾博凱爾估計，薩特之所以毫無來由地怨恨自己，或許還有一個原因：根據檔案資料顯示，薩特的妻子是個演員，他曾當著薩特的面，對這樁新鮮事發表了幾句評論，不料對方卻惱羞成怒，反應極其強烈。他不得不向總部詢問具體緣由。總部的回答是，薩特的妻子伊娃住進了傑維斯灣附近的療養院。艾博凱爾本想借著這個機會，表達自己的憐憫之情——作為薩特的戰友，他不可能因為對方的妻子入院而感到幸災樂禍——但他知道，不論說什麼，薩特都會誤解。

除了滿心怨憤之外，薩特還算是一名辦事利落且感情內斂的人。對加韋爾戰俘營裡的幾十名俘虜——乃至後來增加到上百名——他並沒有表示出過於強烈的厭惡，反倒是對頂頭上司的怨恨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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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次用餐時，艾博凱爾曾試著消除他與薩特間的隔閡。

「前幾天，我從加韋爾的地方圖書館借了本你寫的書。」他對薩特說。艾博凱爾並沒有撒謊，只是他對這本書不太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