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麗絲·赫爾曼太太的丈夫已經離家兩年有餘，轉眼間又到了十月份，這天的天氣異常溫暖，二十三歲的愛麗絲坐在門廊裡，正在給公公的襯衫縫釦子。赫爾曼一家住在加韋爾以西三英里sup/sup處，門外是一條滿布車轍的沙土路。這時，愛麗絲突然發現，一輛軍用卡車沿著沙土路開了過來，緩緩停在了路中央。起初，她本以為是卡車拋錨，卻沒料到那輛車是專門停在那裡的。四名持槍的警衛下了車，整齊地排成一行，接著又從車裡喊下來六名身穿紫褐色囚衣的戰俘。雖然只能模模糊糊看到幾個身影，但戰俘們異於常人的跳車動作、走路姿勢和站立的姿態卻瞬間吸引住了愛麗絲。這些人來自另外一個世界，一個不為外人所知的國度，任何人在安全距離內看到他們，都會忍不住驚訝。

相比之下，加韋爾戰俘營裡的那些義大利人——那些狂熱的墨索里尼的追隨者——則不會這樣引人注目。那裡關押的義大利人不僅數量多，還被派到附近的農場幹活，愛麗絲的公公鄧肯·赫爾曼就曾向管控中心提出申請，讓他們給自己的農場也派一名義大利戰俘。因此，義大利人並沒有什麼稀罕之處。此外，跟日本戰俘比起來，他們缺少那種獨特的精神氣質。

這一帶，東方人實屬罕見，大概只有一千多人，平時被關押在三英里外的加韋爾戰俘營裡，很少有人見到。作為一名家庭主婦，愛麗絲的生活幾乎稱得上是一種苦差，終日忙著做飯，醃鹹菜，做水果罐頭，餵雞，擠牛奶，攪拌黃油。下小羊羔的季節還要忙於為羊接生等活。看到這些戰俘，她彷彿看見一道道鬼影般驚訝。原本住在羊毛工宿舍裡的那些勤雜工全都加入了民兵部隊，家裡所有雜務都落到愛麗絲肩上。她並不想回孃家，一來回孃家也是做雜務，二來母親牢騷不斷，很難侍候。就這樣，她一直住在赫爾曼農場。她的丈夫既是農場主的兒子，也是農場的繼承人。

愛麗絲之所以如此關注這些戰俘，還有一個原因：她的丈夫尼維爾·赫爾曼同樣處於被俘的境地。她心裡有種近乎荒唐的想法，認為從這些戰俘身上，能或多或少地瞭解到尼維爾的狀況。

部隊撤離時，尼維爾與數千名戰友滯留在克里特島的海灘上，錯過了最後一艘友軍的救援船——或許根本沒有資格登船。隨後，他跟幾名同伴登上了一艘向東行駛的希臘帆船，朝距離土耳其不遠的希俄斯島趕去。到了深夜，他們又分別乘上了幾艘更小的船，朝亞歷山大港行駛。這些都是尼維爾的一個朋友在信中說的，他便是通過這種方式逃回來的。此外，他還在信中提到，尼維爾把登船的機會讓給了一個身患肺炎的人。儘管鄧肯對此深信不疑，但愛麗絲卻有些懷疑，不知他的話究竟是事實還是為了安慰自己。至於為什麼會懷疑，她也說不清楚，總之不是因為她覺得尼維爾不夠好。不管怎樣，在德國人佔領希俄斯島時，尼維爾還待在那裡。

「至少他曾放手一搏。」每逢提起兒子逃往希俄斯島一事，鄧肯總會這樣說，「至少沒有坐在那裡，乾等著那群混蛋的卡車開過去。」

後來，尼維爾給家裡寫了封信，信中提到在希臘九死一生後，他又幾經長途跋涉，輾轉於輪渡和列車之間，最終淪落到奧地利東部一個名叫艾希貝格的地方，被關在一個戰俘營裡。愛麗絲隨後蒐羅了一些食物，打成包裹後，通過悉尼紅十字會寄給了尼維爾。在七月份的最近一次來信中，他對愛麗絲寄去的食物讚不絕口，而且還提到冬季過後，他們被派到農場幹活，雖然只出去了一天，但心情十分愉快。由於信中很少提到被俘生活的細節，她根本想象不出丈夫過著怎樣一種生活。因此，她只有眼睜睜地望著這些戰俘，彷彿能從他們身上得到些啟示。

據說，眼前這些穿著囚服站在路上的苦力來自一支曾「放手一搏」的部隊，就像鄧肯評論自己兒子時所說的那樣，所以這支部隊中只有一千多人到了加韋爾戰俘營，還有一些散兵遊勇躲到了鄉野地帶。他們本想做最後一次瘋狂的抵抗，無奈礙於形勢所迫，最後不得不投降。這樣說來，尼維爾在克里特島和希俄斯島的做法還算明智。所幸的是，他沒有落在日本人手裡，而是被歐洲軍隊俘虜。

愛麗絲仔細觀察後發現，從車上下來的六名戰俘裡，有兩個歲數比較大，跟幾名看守的年齡不相上下，其餘四人則比較年輕，還只是半大小子，根據淪陷區傳來的訊息，他們都是些童顏獸心的魔鬼。很快，路上又駛來一輛軍用卡車，這輛卡車朝著鄧肯家的籬笆倒退了一段距離，隨後貨箱漸漸升起，裝在裡面的鵝卵石哐啷啷地倒了一地。貨箱再次落下，卡車疾馳而去，彷彿正急著趕往別處運送石子。對於眼前發生的一切，幾名戰俘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興趣。

眼下，只剩下運送警衛和戰俘的那輛卡車。警衛們只有四支步槍——似乎是另外一場戰爭中剩下的武器，跟鄧肯那支十分相似。卡車司機沒有攜帶武器，他從車上拿出六把鐵鍬，扔在了地上。警衛一邊比畫，一邊用英語大聲吆喝，命令戰俘撿起鐵鍬。戰俘的反應算不上迅速，態度介乎唯命是從和消極怠工之間。一名警衛來回踱著步子，指著土路上的溝壑和車轍，示意戰俘把石子填進去。這條土路恰好經過赫爾曼農場，但若說僅憑這堆石子就能將這條路修補得像模像樣，任誰都不會相信。六名戰俘一動沒動，絲毫沒有朝那堆石子移動的意思，更看不出有任何鋪路的渴望。幾名警衛不停吆喝著，手裡的步槍像啞鈴般時起時落，不停地催促著。戰俘們只好陰沉著臉，極不情願地鋪起石子來。鐵鍬緩緩地插進石子堆，刺耳的摩擦聲中彷彿帶了些輕蔑。他們把石子填在坑窪處，似乎巴不得每鍬下去填補得越少越好。

司機的臉上帶著軍人特有的冷漠——這種冷酷而厭倦的神情愛麗絲並不陌生，在一些下等兵的臉上經常能夠見到。司機坐回到駕駛室裡，把卡車開到一株高大的桉樹下，然後熄了火，坐在車門下方的踏板上抽起煙來。天氣令人覺得無比煩悶，四下裡亂蟬嘶鳴，望著這些中年警衛和穿著紫褐色囚服的、懶洋洋的戰俘，愛麗絲覺得此時恰好需要一個性格開朗的人去打破這陣煩躁。這個人會是她嗎？

按理說，她應該站起身，拿著手裡的衣服和釦子走進屋去，裝作要去廚房的樣子，這樣做才更恰當。看到這些戰俘時，除了驚訝外，最自然的反應便是躲起來，因為這些人——或是他們的同胞——曾在中國的南京大肆殘害婦女，戕害兒童。她見過報紙上的照片，那些令人不忍直視卻又不能不看的照片。從那時起人們便開始不停地追問，若是遇到白人婦女和孩子，這些兇徒又會做出怎樣喪盡天良的事情來？

此時，她發現幾名警衛已經走到土路的遠處，在幾棵赤桉的樹蔭下避起暑來。眼前的態勢看似平穩，實則暗藏危機，幾名戰俘隨時可能衝向警衛，他們手裡的鐵鍬鋒利無比，攻擊能力不下於幾支步槍，只要一名戰俘發起襲擊，搶下一支步槍，幾名警衛要麼被鐵鍬拍扁，要麼便會被砍傷。接下來會輪到誰？赫爾曼一家，特別是她自己。此刻公公鄧肯不在附近，而是開著拖拉機到那塊五十英畝sup/sup的小圍場耕地去了。事實上，幾名警衛看似有些怠惰，但並沒有放鬆警惕。幾名戰俘即便逃跑也無處可去、無處可藏，因為這一帶常見的只有白人和原住民，亞洲面孔太過顯眼。

對愛麗絲來說，每天的家務安排令人無比煩悶，按照平日的習慣，她已經在爐子上煮了湯。很遺憾，她此時必須進屋去看看煮得怎麼樣了。即便是在最炎熱的天氣裡，鄧肯中午的胃口也著實不小，只有在接羔季和堆穀草的時候才會出現例外。於是，她最終還是轉身進了門，穿過走廊，把手裡的針線活丟在客廳裡的一把椅子上，隨後便開始剝土豆、煮土豆。不過她對那些戰俘的好奇心卻變得越發強烈起來。趁著土豆還沒煮熟——愛麗絲對火候的把握已經到了十分精準的地步——她再次走出了屋子，想看看那些戰俘還在不在，看看他們究竟有哪些異於常人之處。愛麗絲知道，只要走出門廊，熾熱的陽光便會無情地紮在自己身上。一陣西風拂過臉龐，愛麗絲的心裡再次冒出了那個固執的想法：這些戰俘與尼維爾一樣，被人逼著做苦役，如果對這些人好些，或許尼維爾的境況也會有所改善。至於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她自己也無法解釋。

她匆匆忙忙地跑回廚房，從櫥櫃旁的一個盒子裡摸出兩個剩下的檸檬——後門外就有一片不太像樣的果園，這兩個檸檬便是從果園裡的兩棵檸檬樹上摘下來的。她把檸檬切成片、擠出汁，倒進一個罐子裡，然後開啟冰盒，鑿下幾塊冰放在裡面，接著又撒了不少白糖——遠比她平時放得多——最後在水龍頭下接了些水，攪拌均勻。她不想讓公公看到這些，因此動作必須要快。

檸檬水沖泡完畢，她找出一個錫盤，把罐子放在上面，然後又準備了六個杯子——其中五個分別給警衛和司機用，另外一個給幾名戰俘共用。準備就緒後，她託著錫盤穿過走廊，走出了門廊。窒悶的空氣似乎已經凝固起來，熾熱的陽光打在額頭上，讓她清醒了些，讓她更加確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富於人性關懷的。十月份便已如此炎熱，等到夏天一定會更加難熬。她把盤子放在地上，開了大門。她知道，幾名警衛雖然被陽光曬得眯起了眼，卻密切關注自己的一舉一動。

接著，她托起盤子，走到剛剛卸下的鵝卵石堆附近，放下盤子後，轉身回去關了大門，然後又端起這盤微不足道的善意，朝在樹蔭下歇息的兩名警衛走去。

「好心的美人兒啊！」一名警衛看到了裝著檸檬水的罐子，忙不迭地站了起來。

兩名警衛看起來飽經風霜，全然不像尼維爾被派往中東時那般英氣勃發，倒像是在孃家農場裡幹活的那些打工仔。孃家的農場在庫南布林附近，在年輕人趕赴戰場前，許多人迫於生計不得不四處尋找差事，這給農場帶來了些許希望。

「天氣真是夠熱的。」她對兩名警衛說著，分別給兩人倒了一杯檸檬水，並且表示希望這水足夠甜。接著，她又到遠處的兩棵樹下，給另外兩名警衛送水，最後又給四處閒逛的司機倒了一杯。

「我想給那些戰俘也倒一些，你們不會介意吧？」她問警衛。

年長的兩名警衛彼此對視了一眼。

「用不著太好心了，太太。」其中一個人說道，「過一會兒，我們會分給他們一點的。」

「可是天太熱了，換作誰都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