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清楚自己的位置，才能捍衛它，這是基本原則。因此：是什麼讓我們走到一起來的？是麻煩。多莉小姐和她的朋友們，他們惹上了麻煩。你，萊利，我們倆都有麻煩。我們屬於這間樹屋，不然我們就不會在這裡了。」在法官信心十足的話音中，多莉漸漸平靜下來；他說：「今天，當我跟著警長那一群人出發的時候，我是這樣一個人，認定自己的生命會無聲無息度過，無人交流，去無痕跡。現在我認為我不至於這麼不幸。多莉小姐，有多久了？五十，六十年？我認識你已經這麼多年了，當初你還是個拘謹害羞愛臉紅的孩子，坐在父親的車上進城——從來不從車上下來，因為你不想讓我們城裡的孩子看見你沒有穿鞋。」
「她們有鞋穿，多莉和那個人，」凱瑟琳嘟囔著，「是我沒有鞋穿。」
「這麼多年來我認識你，卻從來不瞭解你，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瞭解你是這樣的人：你是個靈性的人，異教徒……」
「異教徒？」多莉顯得有點警覺，卻饒有興趣等他說下去。
「總之，你是個有靈性的人，單憑眼睛看不透的人。靈性的人接受生活的安排，承認差異——結果就老是惹麻煩。至於我，我從來就不該當法官；我做法官，經常會站錯立場：法律不認可差異。你們還記得老卡普爾嗎？那個打魚的，從前在河上有個船屋？他被趕出城去——因為想跟那個可憐的有色人種姑娘結婚，我想那姑娘現在是給鮑斯頓太太乾活呢。你知道她愛卡普爾，我從前去釣魚的時候常看到他們，兩人在一起很幸福；她對於卡普爾的意義，我生命中沒有哪一個人可比。世上唯一的那個人——對他毫無保留的那個人。但是，如果他成功跟那個姑娘結了婚，警長就有責任去逮捕他，我的責任就是要審判他。有時我不禁想象，所有那些被我宣判有罪的人，把真正的罪惡感傳給了我。我之所以想要在有生之年有一次可以站對立場，部分原因正是如此。」
「這次你就站對了。那個人和猶太人……」
「噓，」多莉說。
「世上唯一的那個人，」萊利重複著法官的話，帶著些疑問的語氣。
「我是說，」法官解釋道，「一個你可以無話不談的人。我想往這樣一個人，是不是很傻？但是啊，我們費盡心力，彼此隱瞞，怕暴露自己。可如今我們就在這裡袒露無餘，五個傻瓜，待在樹上。如果我們懂得利用，那這就是個天賜的好運氣：再也無須擔憂我們表面的形象——儘管去探究我們到底是誰。如果我們知道，沒人能令我們改變初衷；我們的朋友是出於對自己的不確定，才會合謀否認差異的存在。過去，我漸漸妥協，把自己交付給陌生人——萍水相逢，擦肩而過就消失不見的人們。這些人加在一起，也許就是世上唯一的那個人——只不過他有十幾張不同的面孔，走在上百條不同的街道上。這是我的好機會，讓我找到那個人——就是你，多莉小姐，萊利，你們大家。」
凱瑟琳說，「我可不是什麼十幾張面孔的人：告訴你，」多莉聽了有點惱火，對她說，如果不能好好說話，客客氣氣的，還不如去睡覺。「可是，法官啊，」多莉說，「我不知道你是希望我們彼此傾訴些什麼？秘密嗎？」她怯怯地問。
「秘密，不，不。」法官劃亮一根火柴，重新點燃了蠟燭；燭光映亮了他的臉，表情出人意外地十分悲切：我們得幫他，他在哀求。「說起這樣的夜裡，沒有月亮。說些什麼也都不要緊，只要說的人懷著信任感，聽的人懷著同情心就行。我的妻子艾琳，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們本可以無話不說，可是，唉，我們毫無結合之處，沒有可能相交。她在我懷中離世，最後我說，你幸福嗎？艾琳？我有沒有讓你幸福？幸福，幸福，幸福，這就是她最後的話，模稜兩可。我一直沒明白，她到底是表示肯定，還是僅僅在重複我的話？如果我一向真的瞭解她，我就應該知道答案。我的兒子，我享受不到他們的尊重：我一直希望，與其說是作為父親，不如說作為一個人，得到他們的尊重。不幸的是，他們認為他們掌握著我見不得人的秘密。我這就告訴你們是什麼事。」他銳利的目光映照著燭火，一個一個掃過我們，彷彿察看我們是否專注，值得信賴。「五年，近六年以前，我坐在火車上，有個孩子將一本兒童雜誌落在我的位子上，我拿起來翻看，無意中看到封底上有些孩子為了徵集筆友公佈的郵寄地址。有個阿拉斯加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叫海瑟·富爾斯。我給她寄了張明信片；看在上帝分上，這樣做看起來沒有壞作用，又很愉快。她立刻回信，那封信令我很驚訝。信裡非常聰慧地講述了阿拉斯加的生活——她對父親的牧羊農場，還有北極光的描述引人入勝。她十三歲，還附帶了一張本人照片給我——不漂亮，但一看就知道是個聰明又好心的孩子。我從舊相簿裡翻出一張自己十五歲去釣魚時拍的一張柯達快照——在戶外，曬著太陽，手裡拎著一條鱒魚：照片看起來還比較新。我給她寫信，假裝自己就是那個男孩，跟她講我聖誕節收到了一杆槍，說我家的狗生了寶寶，我們給小狗起了名字，還描述了一場來鎮上表演的帳篷歌舞秀。再一次長大成人，有個心上人在阿拉斯加——對於我這麼一個獨坐家中聽著鐘錶嘀嗒聲的老人來說，很有趣。後來，她寫信告訴我說她愛上了一個相熟的小夥子，我感到一陣強烈的嫉妒，就像年輕人一樣；但我們仍然是朋友：兩年前，我告訴她說我在準備去讀司法學校時，她給我寄來一個小金塊——會給我帶來好運，她說。」他從衣袋裡掏出來，拿給我們看：那姑娘彷彿近在眼前，海瑟·富爾斯，彷彿他手心裡捧著的這件溫柔明亮的禮物，是她心靈的一部分。
「他們認為這很丟人嗎？」多莉說，三分義憤七分惱火。「就因為你跟一個遠在阿拉斯加的孤獨小孩做朋友，陪伴她？那裡總是下雪。」
庫爾法官合上手，將金塊握在掌心裡。「他們倒也沒跟我提過。但我聽到過他們夜裡講話，我的兒子和媳婦們：討論該拿我怎麼辦。當然，他們偷看過我的信。我信不過給抽屜上鎖——一個人，在至少曾經屬於自己的家裡，沒了鑰匙都不能生活，我覺得很荒唐。他們認為這些說明……」他敲了敲自己的頭部。
「我曾經收過一封信，柯林，寶貝兒，給我來一杯，」凱瑟琳伸手指指酒瓶，說道。「沒錯，我曾經收到過一封信，現在還收著呢，儲存了二十年，一直捉摸到底是誰寫的。信上說你好凱瑟琳，快來邁阿密跟我結婚吧，愛你的比爾。」
「凱瑟琳，有人跟你求婚——你竟然從來沒跟我提過一個字？」
凱瑟琳聳聳肩。「哎，多莉心肝兒，法官怎麼說來著？對誰也不可能說出一切。再說，我認識好幾個叫比爾的——沒一個我想嫁。我一直費勁捉摸的是，到底是哪一個比爾寫的這封信？我很想知道，因為這是我唯一收到過的一封信。可能是給我家房子蓋屋頂的那個比爾；當然，等到屋頂蓋好的時候——我的老天啊，我都老了，很久不去想這些事兒啦。還有一個比爾來犁花園的土地，那是1913年春天；那傢伙地犁得可直了。還有一個搭雞窩的比爾：走了，去普爾曼工作了；可能就是他給我寫的信。也許比爾——哎，不對，他名叫弗雷德——柯林，寶貝兒，這酒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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