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世界的某個角落，有一位很特別的哲學家，名叫弗洛麗·羅湯多。
前幾天，我偶然讀到她發表在某學童雜誌上的其中一則沉思錄。它這樣寫道：如果有機會，我要去到我們星球——地球的中心，去尋覓鈾、紅寶石和黃金。我要去尋找原姿原態的怪物。然後，我會搬到鄉下去。弗洛麗·羅湯多，八歲。
弗洛麗，寶貝，我知道你真正想說什麼——儘管你自己並不明白：你才八歲，又如何可能明白呢？
因為我就曾涉身我們星球的中心；至少，我也曾遭遇這樣一番旅程中在所難免的磨難艱辛。我曾尋找過鈾、紅寶石、黃金。一路上，也見著其他的人在追尋這些東西。跟你說吧，弗洛麗——我見到過原姿原態的怪物！也見過被作踐了的怪物。不過，原生態的品種卻屬稀珍中的上品：猶如白色松露較之黑色松露；苦味野生蘆筍之於人工種植。就差我沒搬鄉下去了。
實話實說，我正把這些話寫在曼哈頓一家基督教青年會有官方抬頭的信箋紙上。上個月，我一直寄身在這家青年會二樓一個看不見風景的小單間裡。我更喜歡六樓——這樣，如果我決定爬出窗外，就會產生一個重大的影響。也許我會換個房間。樓上的。也可能不換。我是個懦夫。但也不至於怯懦到會縱身一跳。
我叫p·b·瓊斯。我有些猶豫——是現在就把我的一些情況告訴你，還是等一等，待將這些資訊編織成一篇故事再說。我也大可什麼都不告訴你，或只告訴你一些隻言片語，因為我自認在這事件裡面，我只是一個記錄員，而非參與者，至少不是裡面重要的角色。不過，或許從我自己談起，會來得容易一些。
我說過，我名叫p·b·瓊斯；三十五或是三十六歲：具體不清楚，因為沒人知道我出生於何時，父母是誰。我們唯一知道的是，我嬰兒時被人遺棄在聖路易斯歌舞劇院的樓座裡。這是1936年1月20日的事。天主教會的修女們將我在一家孤兒院裡養大。孤兒院由紅色的石頭砌成，顯得簡樸而峻嚴，高踞一道堤壩上方，堤壩的下方是密西西比河。
我深得修女們的寵愛，因為我不僅聰明，而且帥氣；她們從沒意識到我心機是如何的深，如何的善於偽裝，或是我何其鄙視她們的枯燥乏味，她們身上那氣味：薰香與洗碗水味，蠟燭與雜酚油味，還有白色汗漬的味道。其中一位修女，瑪莎修女，是我特別喜歡的一位，她教英語的，對我的寫作天賦深信不疑，這使得我也深信自己具有這方面才華。然而儘管如此，我離開孤兒院時是逃走的，一張紙條也沒給她留下，並且再沒跟她聯絡過：我麻木、機會主義天性的典型表現。
我遇車搭車，漫無目的，一個開白色凱迪拉克敞篷車的男人捎我上了車。這是個身形魁梧的夥計，破鼻子，紅通通一張滿是雀斑的愛爾蘭臉。你決不會把他當成同性戀。但他就是。他問我去什麼地方，我只是聳聳肩；他想知道我多大了——我說十八，雖然事實上我還年少三歲。他咧嘴一笑，說：「唔，我可沒想敗壞了一個小孩子的道德。」
好像我真有道德似的。
接著他語氣嚴肅地說：「你長相蠻好看的。」一點不假：我偏矮了一點，五英尺七（最終高度五英尺八），不過很結實，身材勻稱，褐金色捲髮，一雙棕眼睛泛著綠瑩瑩的光，臉龐輪廓尤其分明；在鏡子裡端詳自己常常給我安慰。因此，當內德俯衝出擊時，他以為逮著了一個處子。嗬嗬！我老早年紀就開始啦，差不多七八歲吧，我已閱遍各色人等，包括好些年齡稍長的男生，幾名牧師，還有一個帥氣的黑人園丁。事實上，我差不多就是一個巧克力糖妓男——為一塊五美分的巧克力，我也會來者不拒。
雖然跟內德生活了幾個月時間，我仍記不得他姓什麼。埃姆斯？他是邁阿密海灘市一家大型賓館——就是那種冰激凌色的猶太人場所，取了個法語名字——裡的首席按摩師。內德教給了我這項手藝。離開他之後，我在邁阿密海灘市各家賓館做按摩師，謀得一條生路。同時，我也有許多的私人客戶，男女都有，我給他們做按摩，教他們做形體與面部訓練——雖然面部訓練純粹就是扯淡；唯一有效的一項訓練就是口交。不是開玩笑，沒有比這更鍛鍊下頜肌肉的了。
在我的協助下，艾格尼絲·比爾鮑姆卓有成效地改觀了她的面部輪廓。比爾鮑姆太太是一位底特律牙醫的遺孀，牙醫退休後剛遷居到洛德代爾堡，就遇上致命的冠狀動脈性心臟病。她不算富有，不過錢還是有的——附帶還有背痛病。正是為緩解這些脊柱痙攣，我首次走進她的生活，並一直逗留其中，直到我的正常收費加上賞錢累計超過一萬美元為止。
想想那時候我就應該搬鄉下去了。
但我登上一輛灰狗大巴，一張車票帶我來到紐約。我帶了一個箱子，裡面裝的東西很少——只有內衣，幾件襯衫，一個盥洗包和無數的筆記本，筆記本里是我胡亂記下的詩和幾篇小故事。我當時十八歲，時間是十月。我乘坐的汽車穿越腐臭的新澤西州溼地，向曼哈頓駛去，我至今還記得十月的曼哈頓那熠熠的輝光。我曾經崇拜的偶像、如今已矣淡忘的托馬斯·沃爾斯可能會這樣寫道：「呵，那一道道窗戶都承載著怎樣的期許啊！——秋日西沉的落霞，漣漪盪漾，燃燒著冰涼的火光。」
在那之後，我曾愛上過好些城市，但卻只有持續一個小時的高潮時刻方能超過我在紐約第一年的無上快樂。不幸的是，我決定結婚了。
也許，我想娶老婆的目的，實則是意在這座城市本身、我在那裡的幸福，還有我註定會取得名望與財富的預感。老天呀，我娶的卻是個女孩。這冷血的女鬥士，魚肚白的一張臉，黃頭髮用一根繩子綁著，雞蛋樣的一對丁香眼。她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同學，我曾報名參加該校的一個寫作班，老師瑪莎·福利是《故事》雜誌的創始人和編輯之一。我之所以喜歡赫爾嘉（不錯，我知道弗蘭納麗·奧康納給她一位女主人公取名赫爾嘉，但我沒有剽竊；純粹只是巧合），是因為她聽我大聲朗讀我的作品，從來不會有厭倦。大多時候，我故事的內容都與我的性格相反——也即是說，這些故事都很溫柔憂鬱；但赫爾嘉卻覺得很美，而且每次一篇故事聽完，她那雙碩大的丁香眼常常淚水盈盈，涓涓滿面，讓人好不滿足。
我們結婚沒多久，我便清楚地發覺為什麼她眼神那般嫻靜，一副傻乎乎的樣子了。她本來就是傻子一個。或者說跟傻子簡直沒區別。她腦子裡確實是少根弦。一面是一本正經，笨拙，老好人的赫爾嘉，一面又挑剔無比，潔癖到矯揉造作——一個婆婆媽媽的家庭主婦。一直到聖誕節，她都壓根兒沒意識到我對於她的真正感覺。當時她父母來看我們：一對瑞典的野蠻人，從明尼蘇達州過來，體形龐大，幾乎是他們女兒的兩倍。赫爾嘉買了一棵類似洛克菲勒中心的那種聖誕樹：從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從左面牆伸到右面牆——這該死的東西把空氣裡的氧氣都吸光了。瞧瞧她為了這棵樹的這通瞎忙活，瞧瞧她在這伍爾沃斯超市狗屎上浪費的錢！我正好又討厭聖誕節，因為——如果你不介意這傷懷的一點說明——當我在密蘇里州的孤兒院時，它常常意味著一年中最讓人傷心絕望的時刻。因此，平安夜的晚上，就在前來共度聖誕佳節的赫爾嘉父母預計到達前的數分鐘，我突然失控：我將聖誕樹搗毀，伴著短路的火光和燈泡的碎裂聲，將它一塊塊扔出窗外——整個過程中，赫爾嘉嚎叫如一頭喉嚨快被切斷的豬。（注意了，學文學的同學！頭韻——赫……嚎……喉……注意到沒？——是我最不值一提的惡癖。）同時告訴了她我對她的看法——平生第一次，那雙眼睛失去了它白痴般的純淨。
正當此時，兩個明尼蘇達巨人——媽媽和爸爸抵達：怒嚎如嗜殺成性的曲棍球隊員——這就是他們的反應。赫爾嘉一家子將我夾在中間，踢過來踢過去——在我昏過去之前，他們已打斷了我的五根肋骨，打碎了一根脛骨，眼睛雙雙被打青。然後，很顯然，兩個巨人收拾收拾，領著他們的孩子回家去了。我再沒得到赫爾嘉任何只言片語的音信，儘管這麼多年過去了；不過，就我所知，時至現在，我們仍有著法定關係。
你知曉「殺人果」這個詞嗎？指的是某類用氟利昂來冷卻血液的謬種。迪亞吉列夫，比如說。約翰·埃德加·胡佛。哈德里安。我不是要拿下面的這個人跟那些聲名顯赫的人比較，不過我所想到的此人名叫特納·博特賴特——他的侍臣們都叫他博帝。
博特賴特先生是一本發表「高品質」作家作品的婦女時尚雜誌的小說編輯。他引起我的注意，或更準確地說我引起他的注意，是有一天他給我們寫作班講課的時候。我坐在前排。他一雙眼睛冷颼颼盡往人家襠部看。從他萬有引力似的老在我身上打轉的眼神判斷，我就知道他那灰白卷毛的漂亮腦袋裡盤旋著怎樣的念頭。愛看看去吧，不過我決不會讓他有任何可乘之機的。下課後，學生們都圍在他周圍。不包括我；我沒等引薦就走了。一個月過去了。這期間我將自認為最好的兩篇小說打磨出來：《日光浴》——關於邁阿密海灘市海濱妓男的故事，和《按摩》——有關一位牙醫遺孀搖尾乞憐般地愛上一個少年按摩師的屈辱故事。
稿件在手，我前去叩見博特賴特先生——沒有預約；我直接來到雜誌社，請前臺告訴博特賴特先生，福利小姐的一位學生前來拜見他。我肯定他會知道是誰。但當我最終被引進他辦公室裡時，他卻裝著記不得我。我並不傻。
辦公室沒有一點辦公場所的樣子；房間陳設像一個維多利亞風格的起居室。博特賴特先生坐在一把藤編搖椅裡，旁邊是一張用作辦公桌的小桌子，桌上蓋著一條披肩一樣的流蘇檯布；桌子的對面也擺放著一把搖椅。編輯睏乏地揚揚手——以掩飾他眼鏡蛇般的機警——示意我對面就座（他自己那張椅子上，我後來發現，有一個小靠枕，上面繡著兩個字：媽媽）。雖然此時已是熱噝噝的春日，但厚重的天鵝絨窗簾——我想那色調應該是暗紅色——仍然拉著；唯一的光源來自一對書桌檯燈，其中一隻燈罩深紅色，另一隻綠色。真有趣，這位博特賴特先生的巢穴；明顯管理方對於他相當放任。
「嗯，瓊斯先生？」
我向他解釋此行的目的，說在哥大他的講座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他樂意提攜年輕作者的真誠所感動，並宣稱自己帶來了兩個短篇故事，想請他過目。
他語氣尖刻至極，讓人膽寒：「可為什麼你決定要親自送來呢？通常的方式都是郵件寄送嘛。」
我微微一笑，一種迷人的暗示的微笑；事實上，我的微笑通常都被理解為這樣一種暗示。「我怕您永遠也不會看它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又沒經紀人？我想這樣的文章到您手上的該不會太多。」
「會的，如果它們出色的話。我的助手——肖小姐——是一位非常出色、非常有鑑賞力的讀者。你多大了？」
「到8月份就20歲了。」
「你認為自己是天才麼？」
「我不知道。」這是假話；我確信自己是個天才。「所以才來到這裡。想聽聽您的意見。」
「我得說：你很雄心勃勃。或者純粹就是急於求成？你什麼人呀，猶太佬？」
我的回答沒有為自己增添什麼光彩；雖然相對來說我算是不自哀自憐的了（噢，我心存懷疑），但我從來不覺得利用自己身世背景博取同情加分有何不可。「有可能。我在孤兒院長大。我從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誰。」
儘管這樣，這位紳士的確精準地踢中了我的痛處。他抓住了我的軟肋；我卻不再那麼有把握能製得了他。那時候，我已對機械性的惡習有了免疫力——極少抽菸，從不喝酒。可此時，未經允許，我卻從旁邊一個龜甲煙盒裡挑出來一支香菸；點菸時，火柴盒裡的火柴轟地全炸開了。我手裡噴出一小團篝火一樣的火焰。我跳了起來，緊捏著自己的手，嘴裡直哼哼。
接待我的這位主人卻只是冷冷地指了指掉落在地，仍在燃燒的火柴。他說：「小心啦。把火踩滅。你會毀了地毯的。」接著又說：「過來。給我看看你的手。」
他嘴唇張開。慢慢的，他的嘴將我的食指——也就是灼燒最厲害的那個指頭——含了進去。他將那根指頭猛地直插入他口腔深處，然後就在它快要拔出的時候，又猛地被插了進去——猶似獵手吮吸傷口裡的蛇毒。他停住後問道：「怎麼樣，好些了嗎？」
蹺蹺板已一邊翹；掌控權已移交，或者我愚蠢地如此認為。
「好多了；謝謝。」
「很好，」他說，一面起身去閂辦公室的門。「現在，我們應該繼續進行治療。」
不，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博帝這人很難對付；如果必要，他寧願是為自己的快感支付金錢，但他從不發表我的任何文章。關於我最初給他那兩篇文章，他說：「文章寫得不好。通常來說，任何像你這樣才智有限的人，我都從不會鼓勵的。那將會是一個人所能犯下的最殘忍的行為——鼓勵別人相信他擁有實際並不存在的才能。不過呢，你的確有某種語感。人物刻畫方面的感覺。在這方面或許能有所突破。如果你願意冒這個險，這個可能毀了你一生的險，我會幫你的。不過我並不建議你這樣做。」
我真希望自己聽從了他的建議。我真希望那時我當即就搬到鄉下去了。然而太遲了，我已經踏上了通往地心的旅程。
紙寫完啦。我想先去衝個澡。完了之後，我就搬到六樓去。
我已經搬到六樓了。
然而，我的窗戶緊貼著隔壁大樓，即便是真一腳跨出窗臺，也不過是腦袋撞個包。我們這地方正值九月熱浪襲人，我房間小，天氣又那麼熱，我不得不白天夜裡都敞開房門。這可不是件好事，因為在大多數基督教男青年會里，過道里都是些情慾熾盛的基督教徒，穿著拖鞋的腳踩出低低的腳步聲；如果你開著門，往往就會被看作是一種邀請。但我不是這意思，不是的先生。
那天，我開始寫這個時，我拿不定主意是否繼續。可是，我剛剛從雜貨店回來，買了一盒黑翼牌鉛筆、一個削筆刀，還有半打厚實的筆記簿。再說我別的也沒啥好乾的。除非是找份工作。只是，我不知道要找什麼樣的工作——除非是重回按摩業。其他我也沒啥太合適的。而且，老實說吧，如果將大多數人改名換姓，我還可以作為小說拿去發表。更何況，我也沒啥好損失的；當然，有幾個人可能想宰了我，不過我倒覺得那是一種恩惠了。
在我投過二十餘份稿件後，博帝到底是收下了一篇。他將小說剔得只剩下骨頭，半是自己重寫了一遍。不過無論如何，我終於是見印了。《莫頓記懷》，p·b·瓊斯著。小說講的是一個修女跟一位名叫莫頓的黑人園丁間的愛情故事（同是這位園丁，曾和我有過一段戀情）。小說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並在那一年的《美國最佳短篇小說》上重印；更重要的是，它被博帝的朋友愛麗絲·李·朗曼小姐注意到了。
博帝在市內擁有一處寬敞的褐砂石洋房，在80號大街上街的東頭。房屋內部裝飾是對他辦公室的一種誇張複製，一鍋深紅色的維多利亞風大雜燴：綴珠簾和玻璃罩下愁眉苦臉的貓頭鷹標本。如此格調的宿營地——如今已過時——在當時真是有趣得很，而且極其的不多見。博帝的客廳是曼哈頓最門庭若市的社交中心之一。
在那裡，我遇著了讓·科克託——一束行走的雷射，紐扣孔裡插一枝鈴蘭花；他問我是否有文身，我說沒有，他聰慧過度的雙眼頓時黯然失色，目光滑向別處。瑪蓮娜·迪特里茜與葛麗泰·嘉寶偶爾也會來博帝家，後者通常有塞西爾·比頓伴陪。塞西爾·比頓為博帝的雜誌拍我的肖像照時，我曾見過他（無意曾聽見兩人的對話：比頓，「人年紀大了最沮喪的一個事實是，我發現自己私處越來越縮小了。」嘉寶悲慼地頓了一下，「唉，我要是能這樣說就好啦。」）。
說真的，在博帝家中，你能遇著數不勝數的各路名流，有從瑪莎·葛蘭姆到吉普賽·羅斯·李的各色演員，這些珠光寶氣的明星周圍還散綴著一大群的畫家（帕維爾·切利喬夫、保羅·卡德姆斯、拉里·裡弗斯、安迪·沃霍爾、羅伯特·勞森伯格），作曲家（倫納德·伯恩斯坦、亞倫·柯普蘭、本傑明·布瑞頓、塞繆爾·巴伯、馬克·布利茨坦、大衛·戴蒙德、吉安·卡洛·梅諾蒂），當然最多的還是作家（威斯坦·休·奧登、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格倫韋·韋斯科特、諾曼·梅勒、田納西·威廉斯、威廉·斯泰倫、凱瑟琳·安·波特，並且有幾次，他在紐約的時候，家裡還有迷戀洛麗塔的威廉·福克納——此人常常是神情凝重，舉止莊嚴，心頭壓著兩重的重負：一廂要惴惴不安地擺出上流社會的舉止，一廂又在傑克丹尼威士忌帶來的宿醉中掙扎）。此外，還有博帝認為是美國頭號女作家的愛麗絲·李·朗曼。
對於所有這些人——對於其中還活著的人來說，到現在，肯定沒人還對我有多少記憶了。若是還有一丁點記得的話。當然，博帝本應該是還會記得我的，雖然並非是愉快的記憶（我完全能想象他會說什麼：「p·b·瓊斯啊？那賤人。肯定正在摩洛哥馬拉喀什的露天劇場，向阿拉伯同志老頭兜售他的屁眼。」）；然而博帝不在了，在他那赤褐色的家中，被一個因吸食海洛因而發狂的波多黎各妓女毆打致死。他兩隻眼珠被挖了出來，懸蕩在臉上。
愛麗絲·李·朗曼則是去年去世的。
《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了她的訃告，並配以1927年阿諾德·根特在柏林為之拍攝的那張聞名遐邇的照片。具有創造天才的女性往往都上不得檯面。瞧瞧瑪麗·麥卡錫吧！——這個頻頻被宣傳成一個大美人的女人。不過，愛麗絲·李·朗曼卻是我們這個世紀裡天鵝中的天鵝，與下面一干人等都是旗鼓相當：克萊奧·德·梅羅德，卡薩莫里侯爵太太，葛麗泰·嘉寶，芭芭拉·庫欣·佩利，溫德姆三姊妹，戴安娜·達夫·庫珀，麗娜·霍恩，理查德·芬諾奇奧（一個異裝癖男人，自稱是哈露），格洛麗亞·吉尼斯，瑪雅·普麗賽茨卡婭，瑪麗蓮·夢露，以及最後一位——無與倫比的凱特·麥克勞德。還有幾個外形俏麗的女同才女：科萊特，格特魯德·斯泰因，薇拉·凱瑟，艾薇·康普頓-伯內特，卡森·麥卡勒斯，婕恩·鮑爾斯；此外，還有截然不同的另一類別：十二分漂亮的可人兒，埃莉諾·克拉克與凱瑟琳·安·波特都堪當其名。
愛麗絲·李·朗曼是一個完美化了的存在，一位經過彩釉繪飾的女士，有著明顯的雌雄同體特徵，這種模稜兩可的性特質在某些魅力跨越一切界限的人身上，乃是一個共同點——一種不僅限於女性的神秘特質：努裡耶夫有這特質，尼赫魯曾經也有，同樣還曾有年輕的馬龍·白蘭度與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還有蒙哥馬利·克利夫特與詹姆斯·迪恩。
自我見著朗曼小姐起，我從沒改稱過她別的，她雖然已是五旬掃尾，卻看上去跟許久以前根特給她照的那張肖像沒什麼差別，實在讓人覺得詭異。《野生蘆筍》與《五把黑吉他》作者的雙眼有著安納托利亞海水般的顏色。她藍色的秀髮絲滑亮澤，垂直後梳，配上她那高昂的頭，猶如一頂高聳入雲的帽子。她那鼻子讓人不覺想起巴甫洛娃：高挺，稍稍有點不規則。她面色灰白，是那種健康的蒼白，蘋果白。她說話很難聽明白，因為她的聲音不像大多的美國南部女性，雖說高低適度，徐疾適中（只有南方的男性說話才拖腔），但卻如大提琴伴奏的女低音那樣低迷，如哀鴿咕鳴。
在博帝那裡的頭一個晚上，她說：「你來我家看我好嗎？我聽見打雷，好害怕的。」
她不怕打雷，啥也不怕——除了沒有回報的愛和商業上的成功。朗曼小姐那雅緻的聲望——雖說是名至實歸——建立於一部小說和三個短篇小說集。在學術圈和鑑賞家的綠草甸之外，她的作品都鮮有人買也少有人讀。就如鑽石的價值，她的聲望亦靠的是限量產出；如此看來，她是個巨大的成功：在居家寫作的騙子、訛獎專業戶、詐取高額酬金的滑頭、笑納困難藝術家資助的狗屎中間，她就是女王。所有人——福特基金會，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國家藝術委員會，國會圖書館，如此等等——都爭先恐後地塞給她免稅的綠鈔票。而朗曼小姐就像那些只消長高一兩寸就會失去生計的雜技團小矮人，她極其清楚：一旦普通大眾開始閱讀她的作品，為她授獎，她崇高的威望就會轟然倒地。與此同時，她還一直大撈慈善款項，如一個賭場管理員耙進籌碼——這足以讓她在派克大道供一套寓所，雖然不大，卻也氣派。
在田納西州度過一個寧靜的童年後——這很適合一位循道宗牧師的女兒，正好她就是——她又在柏林、上海、巴黎和哈瓦那經歷了一段放蕩不羈的舞會人生，並歷經四任丈夫——其中一任是一位二十歲的滑板衝浪美男子，她在伯克利講課時認識的——如今，朗曼小姐至少在物質層面上重拾起她祖輩遺留下來的價值觀了，她可能曾經將它忘在某處，卻從不曾失去。
回想起來，結合我後來瞭解到的那些事兒，我現在終於欣賞得來朗曼小姐寓所的那種獨特了。在那時，我覺得房屋顯得太冷，裝飾不夠。「柔軟」的傢俱上覆蓋著挺括的亞麻布，白得如缺了裝飾畫的牆壁；地板光亮可鑑，沒鋪地毯。只有幾隻白色的花瓶，裡面簇擁著新鮮的綠葉，聊以打破白雪一片的室內裝飾；除了這些，還有幾件署名傢俱，其中有一張奢華又端莊的雙人座大辦公桌和一套精美的紅木書櫃。「我寧願，」朗曼小姐告訴我說，「擁有上好餐叉兩把，而不要勉強過得去的一打。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房間裝飾如此簡單的原因。我只想要最好的，卻沒這財力方方面面如此。但無論如何，雜堆亂放不是我的天性。在風平浪靜的冬日，請予我一片空曠的海灘。在博帝那樣的房屋裡，我會發瘋。」
在訪談中，朗曼小姐常常被描繪為一位詼諧健談的人；她沒有幽默感，又何來詼諧？——她一點沒幽默感，這是她作為人和作為藝術家的根本缺陷。不過，她的確很健談：臥室裡她一刻不停地指手畫腳：「別，比利。穿著襯衣，別脫襪子，我有生以來見著的第一個男人就是穿著襯衣和襪子。比利·朗曼先生。比利牧師。男人穿著襪子肉棒高挺真讓人來勁就這裡比利拿這枕頭墊我下面就這樣真爽啊比利真爽爽得跟那次在華沙俄羅斯大使館和一個俄羅斯女同娜塔莎做一樣她總是那樣飢渴身邊隨時藏著一枚櫻桃好拿來吃啊比利我沒法我沒法領受那個如果不如果要不是往上滑寶貝吮吸我的就這樣就這樣讓我抓住你的肉棒可比利你幹嗎不繼續！嗯！繼續！」
幹嗎？因為我屬於這樣一種人：陶醉於性愛之中時，我要求絕對的沉靜，要求沒有絲毫干擾的投入與靜謐。也許這是緣於我發育期間作為巧克力妓男所受的訓練所致，或者因為我一直以來都用意志力說服自己適應技藝不夠純熟的夥伴——無論是何原因，對於我，要達到高潮，並從巔峰躍下，這需要我對所有的機械動作輔之以最深沉的幻象，一種令人陶醉的精神圖景。這樣的過程不歡迎一邊做愛一邊嘮叨。
事實上，我極少心在眼前的人身上；我敢肯定好多人，甚至大多數人，都是如此，都依賴於一種內心的圖景，一種想象和記憶中的情色碎片，依賴於與我們身上或胯下的肉體無關的影子——這些畫面，我們的大腦在性愛高潮中樂於接受，可一旦野獸被征服，它們就會被驅逐，因為，無論我們自己如何寬容，這樣的浮影對於我們內心那個心胸狹隘的崗哨都是無法容忍的。「這樣子好多啦好多啦好多啦比利讓我握住肉棒嗯就噢噢噢這樣就這樣只是慢一點慢一點快用力用力用力插啊啊雞巴讓我聽聽它們的合奏好慢點慢點抽~抽~~~抽出來嗯用力插用力啊啊耶穌老爹求求你耶穌耶穌上帝他娘老爹你用力來操我比利來呀！來呀！」我怎麼來啊，遇上這樣一個女士，讓人心煩意亂地一個勁地嚎叫，沒一點規矩，不讓我集中注意力於更能引起快感的區域？「讓我聽聽，讓我聽聽它們合奏」：這就是那位主持一家文化刊物的了不起的小姐，此刻她正振奮精神，在六十秒內從一個勝利奔向另一個勝利。我起身走進浴室，伸展四肢躺在冰冷的幹浴缸裡，一面在心裡想著一些於我必要的念頭（正如朗曼小姐，在擾攘的公共生活之餘，在寧靜的私生活中，也曾沉浸於她自己的思緒：她在回想著……少女時代？對比利牧師過於深刻的視覺記憶？全身赤裸，除了襯衣和襪子？或是在某個冬日的下午，一條甜如蜜的女人舌頭如吮吸棒棒糖般遊走？或者無限久遠前在炎熱的西西島上的巴勒莫勾搭上某位滿肚子麵食，重得像頭鯨魚的義大利佬，然後把他像頭豬一樣捆起來操？），一面手淫。
我有一位並非同志，卻不喜歡女性的朋友，他曾說過：「唯一於我有點用處的女人，是拳頭太太和她五個女兒。」關於拳頭太太，可是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地方——她衛生，從來不吵鬧，不耗錢費財，絕對忠誠，總是隨叫隨到。
「謝謝，」我回來時，朗曼小姐說。「真了不起，你這年紀就什麼都懂了。如此的信心十足。我原以為面對的是一個小學生，卻不料似乎他沒什麼要學的。」
最後一句話是她典型的風格——直接，真誠，但卻有點兒字正腔圓，文氣。儘管如此，我還是十二分清楚地意識到，對於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作者而言，能做愛麗絲·李·朗曼的門生是多麼珍貴而榮幸的一件事。因此，我當即就搬入這所派克大道寓所住了下來。博帝聽說了這訊息，他不敢跟朗曼小姐對抗，卻仍想攪局，於是打電話給她說：「愛麗絲，我想跟你說說這件事，只是因為你是在我家裡遇著的那東西。我覺得自己有這責任。留心著！他跟什麼都能勾搭上——騾子，男人，狗，消防栓。就在昨天，我收到讓（科克託）在極度憤怒中寫下的一封信。信是從巴黎寄來的。他跟我們的這位朋友在廣場賓館共度了一個晚上。因此他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上帝知道那東西都跟些什麼玩意兒滾過床單。最好去看看你的醫生。還有一件事：那孩子是一個賊。他以我的名義偽造支票，竊取了五百多美元。我本可以明天就讓他蹲監獄的。」這幾件事當中有的本可能成真的，雖然成真的一件也沒有；不過明白我說的殺人果什麼意思了吧？
這根本無所謂；即便博帝真能證明我是個騙子，騙去了一對蘇聯駝背連體嬰身上最後一個盧比，那也不會對朗曼小姐有絲毫的影響。她愛上我了，她自己說的，我也相信；一天晚上，她喝了太多的紅酒和黃酒，說話聲音結結巴巴，這時她問道——唉，這聲音哽咽卻強裝笑顏，傻傻的樣子直讓人心碎，你真想給她一拳，崩掉她的牙齒，卻又想親吻她——我是否愛她；我要撒謊都不會就別混了，因此我告訴她當然了。慶幸的是，我只徹底領受過一次愛情之恐怖——合適的時候我會告訴你的；說好啦。不過，且回到朗曼的悲劇。這——我也不確定——可能麼，你的第一要務是要利用他，竟還能跟他相愛？難道這種謀利動機，這種隨之俱增的罪惡感，不會阻止了其他感情的發展？要說起來，即使是最體面光鮮的一對，初始走到一起，也是基於相互利用的原則——性，住房，虛榮心的自我滿足；不過那卻無關大體，是人性使然：這與打定主意要利用一個人的差別，猶如可食用蘑菇之與致命品種：原姿原態的怪物。
我從朗曼小姐身上想要得到的是：她的經紀人，她的出版人，她的名字附於某篇評論我作品的不知所云的文章前面，且文章發表在某本儘管發黴，卻在學術界有影響的季刊上。這些目標不多久就得以實現，隨之而來的還有炫目的額外收穫。得益於她的聲望和干預，p·b·瓊斯不久就獲得了古根海姆基金會研究學者獎（3000美元），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資助（1000美元），還有一家出版社給出的一部短篇小說集預付版稅（2000美元）。不僅如此，朗曼小姐還準備好這些短篇——共九篇——對它們精心打理，直把它們打磨得足以參加冠軍總決賽，然後再對這些小說——《應許的祈禱及其他》——進行評論，評論文章先發表在《黨派評論》上，然後又發表在《紐約時報書評》上。這書名是她定的；雖然裡面沒有哪篇叫「應許的祈禱」的，但她說：「這名字很適合。阿維拉的聖特雷莎曾說，‘讓人流淚更多的是得到應許的祈禱，而非未應許的祈禱。’也許引用得並不準確，但我們可以查一下。其要旨——這一主題貫穿於你的整部作品，我感覺幾乎是觸手可及——是說，人們拼死拼活實現一個目標，卻到頭來反遭其害——它最終加重和加速了他們的絕望。」
一語成讖，《應許的祈禱》沒有應許我任何的祈禱。到這本書面世時，文學圈裡許多大佬都認為朗曼小姐襄助她的小白臉過了頭（博帝給取的這名字；他還告訴所有人說：「可憐的愛麗絲。這是科萊特筆下描寫老妓女養小白臉的《謝利》與《謝利之死》之合二為一！」），甚至覺得對於她這樣一位以嚴謹著稱的藝術家而言，她表現出來的缺乏誠實實在令人愕然。
我不敢聲言自己的小說可以跟屠格涅夫和福樓拜媲美，但肯定也有那麼幾分分量，不可全然視而不見。沒人攻擊這些小說；要是有人攻擊倒也還好，不致如這灰色漠然的排斥那般令人麻木、令人憎惡、令人痛苦，讓人不到中午便生起一種對馬丁尼酒的強烈慾望。朗曼小姐跟我一樣的痛苦——與我一樣的失望，如她所說，不過內心裡，這卻是因為她疑心自己水晶般晶瑩剔透的名望已甘泉變汙水了。
我無法忘記她的那副模樣：坐在品味無可挑剔的客廳裡，杜松子酒與淚水催紅了她漂亮的雙眼，她點頭，點頭，照單全收我撒著酒瘋攻擊她的每一個刻薄的字：我將這書的慘敗、我的挫敗、我被打入冷宮全推咎到她頭上；點頭，點頭，咬著嘴唇，壓抑著任何反擊的企圖，照單全收因為她對於自己才華堅若磐石的自信，恰如我對自己的才華缺乏信心，滿腹狐疑，同時因為她明白自己只要回擊半句實話，都將會導致致命的後果——因為她害怕萬一我離開她，那她的最後一個謝利就沒了。
得克薩斯有句古話：女人就像響尾蛇——身軀死了，尾巴都還要抖幾下。
有些女人，終其一生，為得一夜快活，啥也可以不管不顧；朗曼小姐，如我所聽聞，就是如此一個熱狂分子，直至中風而死。然而，凱特·麥克勞德說過：「遇上一個真正好的性夥伴勝似周遊世界——這不僅僅是在一個方面。」因此凱特·麥克勞德，就我所知，贏得了這樣一個評價：耶穌啊，要是凱特將插過她的雞巴全加在身上，就要變成一隻豪豬啦。
但朗曼小姐，願她安息，在「p·b·瓊斯的故事——偏執狂影片公司與陽具神普里阿普斯製片廠聯合出品」裡已演完她的一章；因為p·b已然邂逅了他的未來。他的名字叫鄧納姆·福茨——鄧尼，朋友們都這樣叫他，這其中就有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戈爾·維達爾。在他死後，這兩人都將他作為一個主要角色，釘在了他們的作品之中。維達爾的那個短篇叫做《破刊殘頁》，伊舍伍德則將他寫進一部小說裡——《來此一遊》。
早在他從我的港灣裡浮出水面之前，鄧尼就如一個傳說，已為我所熟知；一個神話，賦名曰：世間保養最好的男孩。
十六歲時，鄧尼生活在佛羅里達州位於一個交叉路口的鎮子上。鎮上都是些白人窮鬼。鄧尼在他父親的麵包房做工。一天上午，救贖（有人可能會說是毀滅）以一個略顯肥胖的身軀出現——駕駛一輛全新定製的1936年款杜森堡敞篷轎車的百萬富翁。這人是一位化妝品大亨，財富主要來自一種大名鼎鼎的防曬霜；他結過兩次婚，可他更喜歡的是十四到十七歲的翩翩美少年。當他看見鄧尼時，肯定有如是瓷器古董收藏家迷路撇進一家廢品店，卻發現一套邁森「白天鵝」陶瓷餐具：震驚啊！貪婪得心顫啊！他買了一些多福餅，邀請鄧尼乘坐杜森堡兜風，甚至讓他把方向盤；那天晚上，甚至沒有回家換內衣，鄧尼就直接去了一百英里外的邁阿密。一個月後，他悲痛欲絕的父母——兩人已無數次遣人將當地的沼澤地搜了個遍，最後徹底絕望了——收到一封蓋著法國巴黎郵戳的信。這封信成了一套多卷冊剪貼簿裡收錄的第一份材料：《我們的兒子鄧納姆·福茨的全球遊》。
巴黎，突尼西亞，柏林，卡普里島，聖莫里茨，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聖讓卡普費拉，比亞里茨，威尼斯，雅典，伊斯坦布林，莫斯科，摩洛哥，埃什托里爾，倫敦，孟買，加爾各答，倫敦，倫敦，巴黎，巴黎，巴黎——而他最初的那位東家已被遠遠拋在後面，哦，老早在卡普里島就被拋在了身後，寶貝；因為在卡普里島，鄧尼吸引了一位七十歲的太祖父——他也是荷蘭石油公司的一名董事，並與之潛逃。這位先生後來又把鄧尼輸給了一位王室——保羅王子，即後來的希臘保羅國王。王子跟鄧尼年齡相近得多，他們之間的感情也相當平衡，直至在維也納他們有一次去拜訪一個文身師，並在身上文了一模一樣的一個符號——文在心臟上方的一個藍色小標記，雖然我記不得到底是個什麼符號，或代表什麼意義。
我也不記得那段戀情是怎樣結束的了，只知道最終分手是因為鄧尼在洛桑美岸酒店的酒吧吸食可卡因，兩人吵了一架。不過到現在的鄧尼，就像歐洲大陸電路上的另一口口相傳的神話——波菲羅·盧比羅薩，已培養起成功的冒險家所必需的素質：神秘，以及喚起人們探索其神秘之根源的普遍慾望。事實上，比如多麗絲·杜克和芭芭拉·哈頓，就曾花了一百萬美元，想搞清楚其他女士是否在撒謊：她們讚美那一頭捲髮的行家——多明尼加大使波菲羅·盧比羅薩閣下，在他那碩大的四分之一混血的雞巴之威力下哼哼直喘，傳言那牛奶咖啡色的衝擊鑽有十一英寸長，有人手腕那麼粗壯（據編織出這兩種類比的那個女人講，在雞巴行列中，唯一能與大使匹敵的只有伊朗國王）。至於說可親可敬的已故阿里汗王子——很率直的一個人，凱特·麥克勞德的一位好朋友——至於阿里，那支如喬治·費多鬧劇似的從他被褥下摩挲穿過的大軍唯一真正想知道的是：這種馬真的能一次一個小時一天五次並且金槍不倒麼？我猜你知道答案的；不過如果你不知道，答案是的確如此——一種東方訣竅，實際上是一種巫師絕技，叫做不完全性交術，其根本要素不在精巢的耐力，而在於一種意象控制：一面吮吸猛操，一面意志堅定地想象一隻普通的棕色盒子或一條小跑的狗。當然，你還應該塞滿一肚子的牡蠣和魚子醬，而且不能讓任何事情干擾自己吃飯睡覺，或者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隻普通的棕色盒子上。
跟鄧尼做過實驗的女性有：美國勝家縫紉機公司繼承人黛西·法羅閣下，她駕著自己漂亮的遊艇「安妮妹妹」，載他在愛琴海里到處遊玩；但鄧尼的日內瓦銀行賬戶的主要出資人依然是那些最富有的男女通吃的闊乾爹——全巴黎最富有的一位智利人阿圖羅·洛佩斯-威爾肖，全球海鳥糞肥——石化了的鳥屎——的主要供應商，以及奎瓦斯侯爵——美國巡演劇團裡的迪亞吉列夫。但在1938年的倫敦之行中，鄧尼找到了他最後和永遠的贊助人：彼得·沃森，一位人造黃油大亨的繼承人。他不僅僅是又一位富有的娘娘男，而且是——以一種睿智、毒舌、屈尊俯就的風格——英國最有風度的人之一。西里爾·康諾利的雜誌《視界》的創辦和運作都是靠了他的資助。沃森周圍的人都感到非常失望，因為他們看到這位對自己要求相當嚴格、一直都只對單純的水手感興趣的朋友竟然對臭名昭著的鄧尼·福茨——一個「風頭主義的花花公子」，一個癮君子，一個說話嘴裡似乎老是包著一磅阿拉巴馬玉米糊的美國人——如此的迷戀。
不過，要能欣賞鄧尼的誘惑力，你必須是體會過他那讓人透不過氣來的牢牢掌控力，體會過那種使得受害者在撩撥難抑之同時，幾近陷入永久沉睡的壓力。鄧尼只適合一種角色——愛人，因為這是他一直以來唯一的身份。而這沃森，除了間或與海上水手們的交易行為，也一直是一位「愛人」，不斷遭受著追求者們的圍攻，而他對待仰慕者的作法更甚於薩德侯爵筆下的性虐描寫（一次，沃森故意帶著一個為戀愛燒昏頭腦的貴族少年航海旅行半個地球，並施之以不讓他有任何親吻和愛撫行為的懲罰，儘管夜復一夜他們都睡在同一張狹窄的床上——也即是說，一邊是沃森先生酣然入睡，一邊是他那信守規矩卻精神崩潰的朋友夜夜失眠，睪丸生痛）。
當然，一如大多數有虐待狂傾向的人，沃森也有一種並行的受虐狂衝動；不過對於一個羞於開口的客人這無言的需求，鄧尼只須憑藉他狗孃養的直覺就能揣摩出來，並投其所好。一旦角色轉換，只有侮辱的施行者才能領受變本加厲的侮辱之快感：沃森喜歡鄧尼的殘忍手法，因為沃森是一個藝術家，懂得欣賞更優秀藝術家的傑作。鄧尼的手段每每讓優雅講究的沃森先生匍匐在意識絕對清醒的昏迷之中，心中交織著嫉妒與甜蜜的絕望。這愛人甚至將自己對麻醉品的依賴展現至淋漓盡致，更勝似茶道式的浪漫；而沃森，一方面不得不拿錢供養這自己所痛恨的習慣，一方面又確信只有自己的愛與關心，才能救贖愛人於海洛因之墳墓。而當愛人真心渴望把棺材蓋上的螺絲擰緊一圈時，他只需開啟藥櫃。
據說是為鄧尼考慮，沃森堅持在1940年，德國轟炸之初，要鄧尼離開倫敦，回美國去——鄧尼此行由西里爾·康諾利的妻子、美國人吉蒽監護陪伴。而這對夫婦自此再不曾相見——吉蒽·康諾利，一個出手大方、生物性很強的女人，在經歷了一段充斥著士兵-水手-陸戰隊-大麻的鄧尼-吉蒽橫跨美國狂歡大冒險後，興奮得死去活來。
戰爭的年代，鄧尼是在加利福尼亞度過的，其中有幾年，因為拒絕服兵役蹲過監獄；不過在加利福尼亞的早些時候，他就認識了當時在好萊塢做電影編劇的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這裡，且引用先前提到過的伊舍伍德的小說——我上午在公共圖書館查來的——看看他對鄧尼（或者他所稱的保羅）的描述：「當我第一眼看見保羅時，當時他正走進飯店，我記得自己注意到他走路的身姿出奇的挺直；他似乎緊張得幾乎要癱瘓了。他身材從來都很修長，而那時看上去更像是一個瘦削的小男生。他穿得像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一臉誇張的天真無邪的神情，似乎在向我們挑戰，諒我們也不敢對此表示質疑。他一身乏味的黑色套裝，腰身收緊，沒有墊肩，純淨的白色襯衣，平素的黑色領帶，給人的印象是他剛從一所管理嚴格的宗教寄宿學校進城來。他的著裝，儘管如此幼稚，卻並不讓我覺得古怪，因為這跟他的神情很相稱。不過，因為我知道他已年近三十，這種嫩氣本身便有些兒邪惡效果，好似一樣用某種詭異的方法儲存下來的東西。」
幾年後，我搬到了巴克大街33號——彼得·沃森在巴黎左岸寓所的地址——在那地方我所見著的鄧納姆·福茨雖然比他最心儀的象牙鴉片煙槍還蒼白，卻與伊舍伍德先生的那位加利福尼亞朋友沒多大變化：他模樣仍是那麼脆弱年輕，似乎青春就像一種化學溶液，將福茨永遠浸泡在了裡面。
可是，p·b·瓊斯又是如何在巴黎的黃昏裡，跨進那些高屋闊頂、迴轉曲折、百葉窗緊閉的房間，成為裡面的坐客的呢？
請稍等片刻：我去樓下衝個涼。已是第七天了，曼哈頓的氣溫高達九十華氏度，甚至超過了九十度。
我們這地方的一些基督教色情狂沖澡十分頻繁，而且每次磨蹭好長時間，結果個個都像浸透了水的丘位元娃娃；但他們年紀輕，總的來說，身材還算不錯。不過，所有愛清潔講衛生的色友中，最沉迷於此的，卻是一個綽號叫牙肉的老傢伙，他有事沒事地在宿舍走廊裡拖著腳步，陰魂不散似的到處瞅。他是個瘸子，左眼瞎，嘴角上一個流膿的潰瘍從來沒好過，臉上坑坑窪窪的麻子鬼似的，像瘟疫留下的文身。剛才，他摸了一把我大腿，我假裝沒注意到；但這一把卻激起了一陣疼痛，似乎他的手指是燃燒的蕁麻枝條。
《應許的祈禱》面世好幾個月後，我收到從巴黎寄來的一封短箋：「親愛的瓊斯先生，你的故事非常精彩。塞西爾·比頓拍的那張肖像亦是如此。請來我這裡做客。隨信附上4月24日紐約至勒阿弗爾的伊麗莎白女王號頭等艙船票一張。如果你需要引薦人，請問問比頓：他是一位老相識。誠摯的，鄧納姆·福茨。」
我說過，我之前聽聞過福茨先生的許多事情——因此足以明白激發他冒失地寫下這信函的並非我的文筆，而是比頓替博帝的雜誌拍的那張我的照片，我把它用在了我那本書的護封上。後來，認識鄧尼後，我才明白那張臉上究竟有什麼令他如此意亂神迷，以至於他要貿然寫那封邀請函，並開出他無力承受的饋禮——無力承受，是因為他已被徹底厭倦他的彼得·沃森所拋棄，如今寄居在沃森在巴黎的寓所，隨時都有被掃地出門之憂，並靠忠誠的朋友和舊日慕求者半受脅迫的東一點西一點的施捨度日。那張照片所傳遞的訊息，與我本人完全兩樣——水晶般剔透的少年，單純無邪，純潔無瑕，青翠欲滴，晶瑩如四月的一滴雨珠兒。呵呵呵。
我從未想過說不去；也從沒想過要告訴愛麗絲·李·朗曼我就要離去——她看完牙醫回來，發現我已打包離去。我沒跟任何人道別，就這樣走了；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而這樣的人也絕不罕見，可能就是你最要好的朋友，你每天通話的夥伴，然而如果某一天你忘了聯絡，如果你忘記給我打電話，其結果便會如此，我們將再不會說話，因為我絕不會給你電話。我見過這樣蜥蜴般冷血的人，怎麼也無法明白他們，儘管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就此離去，是的：夜半起航，我的心跳鬧鬨鬨如哐哐的鑼鳴，粗啞如煙囪的嗚咽。我還記得望著曼哈頓那午夜搖曳的亮光，在顫抖搖落的五彩紙屑中漸漸暗去——那亮光，十二年之後我才又看到。我也記得，當我搖搖晃晃向經濟艙走去時（我換掉了頭等艙船票，將差價揣進了口袋），我踩著一大攤香檳嘔穢，摔了一跤，脖子給扭了。真可惜我沒把脖子給摔斷。
每當想起巴黎，我感覺它就像氾濫的小便池那般充滿浪漫情懷，跟漂浮在塞納河上被扼死的裸屍那般充滿誘惑。對它的記憶明澈而蔚藍，就如透過擋風玻璃雨水刷無精打采的擦痕看到的一幕幕場景；我看到自己經常在水坑上跳躍，因為那裡總是冬天，也總是下雨，或者是坐在雙叟咖啡館無人的露臺上翻看《時報》，因為那總是八月的一個週日下午。醒來時，佩諾茴香酒的宿醉未消，我發現自己睡在沒有暖氣的賓館房間裡，房間的四壁在醉眼中扭曲起伏。踏遍整座城市，跨過一道道橋樑，走過連線麗思酒店兩個入口、兩側全是玻璃櫥窗的走廊，在麗思酒店的酒吧等候某張有錢的美國人的面孔，在那地方討要酒喝，然後晚些時候去屋頂公牛飯店和利普酒吧，再然後去某個妓女妓男雲集、藍盒高盧牌紙菸的藍色煙霧繚繞、性遊戲與大麻樂翻天之地，揮汗通宵達旦，將它蒸發掉；然後又從某個傾斜的房間中醒來，步履蹣跚，目光呆滯如死屍，生命力又變得勃勃起來。無可否認，我的生活跟枯燥乏味的當地人並不一樣；但即使是法國人也受不了法國。或更準確地說，他們崇拜自己的國家，卻瞧不起自己的國人——他們無法寬恕相互間共有的罪惡：多疑，小氣，妒忌，普遍的卑劣。如果一個人憎恨某個地方，他的回憶裡往往很難再有其他的東西。不過有那麼一小會兒，我曾有過不同的觀感。我眼中的巴黎，是鄧尼希望我看到的模樣，而且正如他所願的那樣，他本人眼中的巴黎依然是那樣的。
（愛麗絲·李·朗曼有幾個侄女，其中年齡最長的名叫黛西，一個很有禮貌的鄉下姑娘，自小從沒出過田納西州。一次，她來紐約玩。她的出現讓我唉聲又嘆氣；這意味著我得暫時搬離朗曼小姐的寓所；更糟糕的是，我得開車載著她滿城跑，帶她去看火箭女郎舞蹈團表演，登上帝國大廈樓頂，乘坐斯泰滕島輪渡，喂她吃內森牌科尼島熱狗，去自助快餐店吃烤豆，如此等等亂七八糟的事情。此時回想起來，卻真有種說不出的懷念；她玩得非常開心，黛西非常開心，而我則更開心，因為我似乎攀爬進她腦子裡，從那個天真無邪的瞭望臺裡觀看和品味這一切。「哇，」在朗佩邁爾連鎖店，黛西舀起一匙淡黃綠色冰激凌，叫道，「好棒耶」；「哇，」當我們加入百老匯擁擠的人群，聽見人們在催促一個自尋死路的傢伙快從老羅克西的一個窗臺上跳下來時，黛西說，「哇，真的好棒耶。」）
而我，我是巴黎的黛西。我不會說法語，而且要不是鄧尼，一輩子也不會講。他除了法語，拒絕講任何語言，迫使我不得不學習法語。除非是我們在床上；不過，聽我解釋，雖然他想和我同床共枕，但他對我的興趣只在於一種浪漫情懷，而不是性愛；對於別的人他也同樣沒興趣；他說自己兩年都沒幹過那事兒了，鴉片和可卡因已經將他閹割了。我們下午經常去香榭麗舍的電影院，到了某個時刻，當他開始微微出汗時，他總是急匆匆地去洗手間嗑藥；晚上，他吸食鴉片或飲鴉片茶——那是用積聚在煙槍裡的鴉片屑加水熬製成的調變物。但他不會因吸食鴉片而昏沉；我從沒見過他用藥後發呆或虛脫。
也許，在夜之將盡，晨曦開始從緊閉的窗簾邊角擠入臥室時，鄧尼可能會稍失把持，一不留神爆發出一陣隱晦肉感的表達。「告訴我，夥計，聽說過神父弗拉納根之黑鬼娘娘潔食咖啡館嗎？聽著有點耳熟吧？那還雞巴用說。就算是你從沒聽說過，以為那是黑鬼區某個下班之後的好去處，即便如此，從它的名字你也聽得出來——不過當然你知道那是啥地方，在什麼位置。有一次，我在加利福尼亞一個修道院冥想靜修了一年時間。在傑拉爾德·赫德主教聖座的超級指導下。尋找這……叫意義的東西。這……叫上帝的東西。我真的盡力了。從沒人這樣坦率過。早睡早起，除了禱告，還是禱告，不喝酒，不抽菸，甚至一次手淫都沒有過。這樣極盡的折磨唯一換來的是……神父弗拉納根之黑鬼娘娘潔食咖啡館。就這地方：到頭來他們把你就扔這裡。就在垃圾堆不遠的地方。小心腳下：別踩著切下來的頭。接著敲門，篤。篤篤。神父弗拉納根的聲音：‘誰叫你來的？’上帝，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這蠢蛋。進來……裡面……非常……放鬆。因為人群裡沒有成功者。都是無家可歸的人，尤其是那些瑞士銀行信用卡上賬戶金額龐大的大腹便便的夥計。因此，你可以完全把頭髮放下來，灰姑娘。老實說，我們這裡所能有的就是放下。何等的放鬆啊！只需投身其中，要一份可卡因，跟某位老朋友舞一圈，就像那位粉臉的十二歲好萊塢小子，抽出來一把童子軍軍刀，搶去了我非常漂亮的橢圓形卡地亞手錶。黑鬼娘娘潔食咖啡館！清涼的綠色，安詳如墳墓，最低點！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用藥：只憑枯想，並不能帶我抵達那境界，保持那境界，保持那境界，躲藏起來，跟隨神父弗拉納根和他成千上萬的被拋棄者，他以及其他所有那些猶太佬、黑鬼、美籍西班牙佬、男同志、女同志、癮君子、共產分子，一起玩樂吧。為下到你所屬於的地方而高興吧：舞起來吧，跳起來吧！除了是——代價太高，我這是在自殺。」接著，一改散發著腐臭的單口相聲似的語氣：「我的確是，你知道的。但遇見你讓我改變了看法。我不會反對生活。只要你跟我生活在一起，瓊斯。這意味著冒險嘗試一種治療法；這本身就是一種冒險。過去我也曾試過一次。在沃韋的一家診所；每天夜裡群山都坍塌下來壓在我身上，每天早上我都想跳進日內瓦湖把自己淹死。不過如果我這樣做，你會這樣嗎？我們可以回美國去，買一個加油站。不，不是騙你。我一直都想開一家加油站。在亞利桑那州什麼地方。或者內華達州。‘加油的最後一次機會’。會非常的寧靜，你可以寫你的小說。大體來講，我相當健康。我做飯也蠻不錯的。」
鄧尼給我毒品，但我拒絕了，他也從不強求，雖然有一次他說：「害怕嗎？」是害怕，但不是怕毒品；是鄧尼無家可歸的生活讓我害怕，我可絕不想仿效他。想起來也奇怪，但我就保持著這樣的信念：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嚴肅的年輕人，有著相當嚴肅的天賦，而非一個機會主義的遊手好閒之徒，一個情感騙子，一個曾鑽得朗曼小姐古根海姆獎金噴湧的混蛋。我清楚自己是個混蛋，卻又寬恕我自己，因為，說到底，我天生就是個混蛋——一個天才的混蛋，唯一的義務就是施展自己的才華。儘管夜夜翻騰，白蘭地燒心，葡萄酒酸胃，我仍堅持每天寫五六頁小說；沒有什麼可以阻撓這件事。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尼則是一種不祥的存在，一個沉重的負擔了——我感覺如果自己不擺脫出來，恰如試圖遠航冒險的辛巴達與那拖累他的老人，我將不得不把他的餘生扛在自己背上。但我喜歡他，至少在他仍沉溺於麻醉之中無法自拔之際，不想離他而去。
因此，我讓他去接受治療。不過我又補充道：「我們都不要許諾。以後，你可能想匍匐在十字架的腳下，或者是最後跑去替施韋策醫生擦便盆。也或許那會是我自己的命運。」在那些受庇護的日子裡，我是何其的樂觀——與非洲采采蠅戰鬥，用舌頭擦便盆於我而言都將是蜜一樣的極樂天堂，如果較之以此後我所遭受的困厄的話。
最後的決定是，鄧尼獨自前往沃韋的診所。我們在里昂火車站告別；他不知因為什麼而顯得有些亢奮，他生氣勃勃的面色——如神情峻嚴的復仇天使——看上去似乎老了二十歲。他一路喋喋不休，從加油站一直說到他曾去過西藏。末了，鄧尼說：「如果有什麼意外，請幫個忙：把我一切的東西都毀掉。燒掉我所有的衣服。我的信件。我不會便宜了彼得的。」
我們說好直到鄧尼出院，我們都不要聯絡；然後，或許，我們可以一起去那不勒斯附近的某個濱海村莊度假——波西塔諾，或者拉韋洛。
因為我並沒打算要這樣做，而且如果可能，也不想再見到鄧尼，於是我搬出了巴克大街寓所，住進皇家龐特酒店屋簷下的一個小房間。那時，皇家龐特地下層有一個皮革小酒吧，是上流肥佬藝術家豪飲的最愛去處。外斜眼、面容白如餡餅，嘴裡常叼著個菸斗的薩特跟他老處女似的姘婦波伏娃常常靠在一個角落裡，像一對口技藝人扔棄的玩偶。我經常在那裡看見阿瑟·庫斯勒，從來沒有清醒過——一個氣勢洶洶的矮子，非常喜歡放任自己的拳頭。還有加繆——身形瘦長，一頭捲曲的棕發，眼睛溢彩流光，充滿生氣，永遠一副正在聆聽的焦慮神情：他是個易於接近的人。我知道他是伽利瑪出版社的一位編輯，於是一天下午，我自報家門說是一位美國作者，曾出版一部短篇小說集——問他是否願意看看這本書，並考慮一下是否能通過伽利瑪出翻譯本？後來，加繆將我寄給他的書退還回來，隨附的一張便條上說他英語不夠好，不便予以評判，不過他覺得我很擅長人物刻畫和情節安排。「可是，我覺得這些故事太過倉促，沒能展現出來。不過如果你有其他文稿，請給我看看。」之後，每次我在皇家龐特，還有一次在伽利瑪出版社花園遇見加繆，他都會鼓勵地對我點頭微笑。
在這酒吧我遇著的另一位甚為友善的客人是瑪麗·洛爾·德·諾阿依斯子爵夫人，一位受人敬重的詩人，一個沙龍客，主持一個社交聚會廳——在這裡，普魯斯特與雷納爾多·哈恩的幽靈隨時都可能突然現身——她還是一位熱衷體育運動的富有馬賽貴族的怪異配偶，是當代於連·索黑爾們的一位深情款款、來者不拒的同志：這完全就是和我對口的角子機。可最後——另一位年輕的美國冒險家，內德·羅勒姆，卻中了角子機的頭獎。儘管她有種種的缺陷——波紋起伏的面頰，給蜜蜂叮了似的雙唇，中分的髮型好似是對羅特列克的奧斯卡·王爾德肖像畫的詭譎複製——旁人還是能明白羅勒姆從瑪麗·洛爾身上所看到的東西（罩在他頭上的一層優雅的屋頂，將他的歌曲一舉推入法國音樂界兩萬米高空的貴人），但這話反過來說就不成立了。羅勒姆來自美國中西部地區，是一個貴格會的怪胎——或者說，怪胎的貴格會教徒——火爆的舉止與自以為是的虔誠，讓人難以忍受的二者結合體。他以為自己是亞西比德再世，古銅的太陽色，金光燦燦，而且好多人還附和他的意見，儘管我不屬這些人中的一員。首先，他的頭顱形狀就像個罪犯：方稜頂，像約翰·狄林傑；其次，他的臉，光滑，甜美如蛋糕麵糊，是脆弱與任性的糟糕混合。但我很可能說話有失公允，因為我嫉妒羅勒姆，嫉妒他的教育，嫉妒他作為一個年輕的新人，聲望卻遠比我的有保障，而且他跟老樹皮——我們這些小白臉對我們的女支票簿的稱呼——玩活體性玩具遠比我在行。如果這話題你感興趣，你不妨去讀內德自己的自白《巴黎日記》：寫得相當不錯，毫不留情，只有一個下定決心坦誠的亡命貴格會教徒才寫得出來。我在想要是瑪麗·洛爾讀到該書，該會怎麼想。當然，她曾經受過的風雨痛楚不是內德那些哭哭啼啼的披露文字所能相提並論的。她的上一位朋友，或者說我所知道的上一位，是一個毛髮茂盛的保加利亞畫家。他割腕自殺，然後手持畫筆，以自己割斷的動脈為調色盤，大手筆地畫滿整整兩面牆純殷紅色的抽象壁畫。
事實上，我結交的許多相識，都應歸功於皇家龐特酒吧，包括為首的美國僑民娜塔莉·巴尼小姐，她定居巴黎已超過六十年，是獨立思想與道德原則的女繼承人。
幾十年來，巴尼小姐一直都住在那同一套寓所裡。寓所位於學院路上一座庭院建築的不遠處，裡面房間多得驚人。彩繪玻璃的窗戶，彩繪玻璃的天窗——新藝術運動的一份賀禮，足以讓老好人博帝興奮得跟瘋狗似的：雕刻成乳白色玫瑰花束的萊儷水晶燈，中世紀樣式的桌子上擺滿用黃金和玳瑁殼鑲框的朋友照片：阿波里耐、普魯斯特、紀德、畢加索、科克託、拉迪蓋、科萊特、莎拉·伯恩哈特、斯泰因與托克拉斯、史特拉汶斯基、西班牙和比利時皇后、娜迪亞·布朗熱、輕鬆自然的嘉寶與老友梅塞德斯·德·阿考斯塔，以及朱娜·巴恩斯——最後一位烈焰紅唇，一頭紅髮，非常性感，很難想象得出來卻是《夜林》怒氣衝衝的作者（晚年成為帕特辛街的一位英豪女隱士）。無論她實際年齡是多少——肯定八十有餘——巴尼小姐總是一身充滿活力的灰色法蘭絨裝，看上去永遠都是五十歲的珍珠色。她喜歡駕駛，親自開一輛帆布頂的翡翠綠布加迪到處逛——天氣好的下午，開車到布洛涅森林公園附近或更遠的凡爾賽宮去玩。偶爾，我會被一起叫上，因為巴尼小姐好為人師，並且覺得我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曾經那地方還有另一位客人——格特魯德·斯泰因小姐的遺孀。這位遺孀想去一家義大利雜貨店，說那裡可能買到採自都靈附近山上的一種罕見白色松露。這家店在比較遠的一個區。當我們駕車穿過該區時，遺孀突然說：「我們離羅曼的畫室不是很近嗎？」巴尼小姐令人心煩地向我投來詢問的一瞥，一面答道：「我們停那裡好嗎？我有鑰匙。」
遺孀揉搓著戴了黑手套的雙手，就像一隻長滿髭鬚的蜘蛛摩挲自己的觸鬚：「哇，該是有三十年啦！」
爬上六段石梯，走進一棟瀰漫著貓尿、波斯古龍水（同時還有羅馬香水）味道的陰鬱建築，我們來到羅曼的畫室——管這羅曼到底是何許人；我的同伴也沒向我解釋她們的這位朋友，不過我感覺得出她已經加入了這裡的多數派，而這畫室則類似一座雜亂的神殿兼博物館，由巴尼小姐儲存了下來。一縷潮溼的午後陽光，從積滿灰色汙垢的天窗緩緩滲透下來，與偌大一間屋子裡的物件混為一體：套著罩子的椅子，一架蓋著西班牙披巾的鋼琴，西班牙枝狀大燭臺上未燃盡的蠟燭。巴尼小姐輕輕按了一下一個電燈開關，但一切依然如故。
「狗日的，」她突然一口十足的北美大草原風格，然後點亮一支蠟燭，舉著燭臺領我們環屋參觀羅曼·布魯克斯的繪畫。這裡總共大約有七十張畫作，全是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肖像畫；畫中人物為女性，全部穿著得一模一樣，每個人都穿戴整齊，燕尾服，配以白色的領結。你可明白你是如何知道自己不會忘記某樣東西的？我不會忘記這一刻，這間屋子，這一整列的女同男角兒。所有這些人，從她們精緻的髮型和化妝品判斷，都創作於1917年至1930年間。
「瓦奧萊特，」遺孀拿一個單片眼鏡放大一隻破冰錐一樣的眼睛，仔細打量一個波波頭金髮女郎，一面說道。「格特魯德很喜歡她。但我覺得她是個非常殘忍的女孩子。我記得她有一隻貓頭鷹。她把貓頭鷹關在一個很小的籠子裡面，動都沒法動。就只能是坐在裡面。羽毛都爆到籠網外面來了。瓦奧萊特還在世嗎？」
巴尼小姐點了點頭。「她在菲耶索萊有一棟房屋。儲存非常完好。我聽說她一直在做妮安詩抗衰老治療。」
最後，我們來到一張畫像跟前。我認出這是遺孀已故的伴侶——畫中的她，左手端一隻白蘭地窄口酒杯，右手一支方頭雪茄，全然不是畢加索糊弄人的那種大地母親式的褐色巨石柱模樣，而更像是鑽石吉姆·布雷迪似的人物，大腹便便——不過，你會覺得這張畫可能更接近於實際。「羅曼，」遺孀撫了一下她脆弱的髭鬚說，「羅曼懂一些技巧。但她不算藝術家。」
巴尼小姐表示恕不苟同。「羅曼，」她以寒徹如阿爾卑斯山坡的語調宣稱，「是稍有侷限的地方。但是。羅曼是一位非常偉大的藝術家！」
安排我去拜見柯萊特的是巴尼小姐。我想見她，不是出於我通常的機會主義的緣由，而是因為博帝曾經給我介紹過她的作品（敬請記住，智力發展方面，我是一個搭順路車的人，是在公路沿途和橋洞下獲取教育的），我尊重她：《母親的房子》是一件大師之作，在感官描寫——味覺，嗅覺，觸覺，視覺——方面，其藝術性無與倫比。
同時，我也對這個女人很好奇；我感覺如她這樣閱歷之廣泛，如她這樣睿智，肯定會給我幾個答案吧。因此，經巴尼小姐安排，我得以有機緣與柯萊特在她位於皇家花園的寓所與她品茶，我對此非常感激。「不過，」巴尼小姐在電話中警告說，「別待太久，免得她疲倦；她整個冬天都在生病。」
果然，柯萊特是在她臥室接待的我——她端坐在一張金色的床上，有如路易十四早朝；但除此以外，她的精神似乎並不比一位臉上濃墨重彩引領部落舞蹈的瓦圖西人要差。她的妝容也與這項任務相吻合：斜眼睛，透明似魏瑪獵犬，周圍一圈眼影；一張瘦削聰穎的臉上，白粉抹得如同小丑；她的雙唇，儘管早已不再年輕，卻紅得光滑，亮澤，令人激動如歌舞女郎；她一頭紅髮，或者說是淡紅，玫紅，捲曲如波浪。房間裡瀰漫著她香水的味道（談話過程中，我曾問是什麼香水，柯萊特說：「嬌蘭掌上明珠。過去優金妮皇后常用這種香水。我喜歡這種香水，是因為它香味古典，有著一段優雅的歷史，還因為它俏皮而不低俗——就像擅長言談的人。普魯斯特也用這種香水。或者說科克託這樣告訴我的。不過他並不是太可信。」），瀰漫著香水與果盤還有六月裡微風輕拂紗簾的味道。
一女僕送上茶來，將托盤放在一張床上，上面擠滿了幾隻打瞌睡的貓和信函、書籍與雜誌，以及各式各樣的小擺設，尤其是許多的法國古董水晶鎮紙——實際上，還有很多這樣的珍貴物件，都擺放在幾張桌子和一個壁爐臺上。我從沒見一件這樣的東西；見我感興趣，柯萊特挑出其中一件，捧著它，讓它在一盞黃色的燈光下閃爍：「這個名叫白玫瑰。你瞧，一單枝白玫瑰嵌在最純潔的水晶中央。這是1850年克利希工廠製造的。所有上等的鎮紙都是在1840年至1900年間由三家工廠生產的——克利希，巴卡拉，聖路易斯。我最初開始買這些東西是在跳蚤市場和其他類似的非專業場所，價格也不過於貴，但最近幾十年，收藏這些東西成了時尚，甚至是迷狂，價格也就非同一般啦。對於我」——她晃了一下一個裡面裝著一隻綠色蜥蜴的水晶球，和另一個裡面有一籃櫻桃的水晶球——「它們比珠寶還賞心悅目。也勝過雕刻品。一首無聲的樂曲，這些水晶世界。好啦，」她突然轉入正題，讓我吃了一驚，「告訴我你希望從生活中得到什麼。名望和財富不說——那些東西我們都認為是理所當然。」我說：「我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我知道自己喜歡什麼。那就是變成一個成熟的人。」
柯萊特描過眼影的眼皮抬起，又落下，如一隻巨大的藍鷹那緩慢振動的羽翼。「可是，」她說，「那東西我們誰也無法達到：成為一個成熟的人。你指的是徹底悔卻罪孽，全身心地沐浴在智慧之中？遠離一切的惡念——嫉妒、怨恨、貪婪與惡行？那不可能。伏爾泰，甚至伏爾泰，內心裡也生活著一個孩子，他嫉妒又憤怒，是一個猥褻的小男孩，時常聞自己的手指頭。伏爾泰帶著那個小孩，直到走進了墳墓，我們也將如此走進我們的墳墓。教皇在他的陽臺上……夢見瑞士衛隊中一張俊俏的臉蛋。還有那戴著精緻假髮的英國法官，在將一個人送上絞刑架時，在想著什麼呢？在想正義、永恆、成熟的事情麼？或是在尋思如何能當選進入賽馬俱樂部？當然，人也有成熟的時刻，極其稀少地散現於各個階段，在這些時刻當中，死亡顯然是最重要的。死亡當然會打發那個猥褻的小男孩匆匆離去，餘留下的我們僅僅是一件物體，沒有生命，卻很純淨，如這白玫瑰。這」——她輕輕朝我推了一下那隻嵌有玫瑰花的水晶——「放進你口袋裡。留著它提醒自己：持久與完美，真正的成熟，就是變成一個物體，一個祭壇，一幅彩繪窗玻璃上的畫像：成為值得珍惜的東西。可是說真的，打打噴嚏，感覺自己是個人，這感覺要美好得多。」
一次，我把這件禮物給凱特·麥克勞德看。這凱特可能曾在蘇富比拍賣行做過鑑定師，她說：「她肯定當時在狂吠吧。我意思是說，到底為何她要把這送給你呢？如此質量和重量的一件克利希，要值……噢，隨便都是五千美金。」
我寧願不曾知曉這東西的價值，也不想把它當成是為將來救急的金條。雖然我永遠不會賣它，尤其是現在，在我生活一團糟，窮愁潦倒之際——因為，噢，我珍視它，把它視作一個得到類似聖人加持的護身符，而一個人不會捨棄護身符的情況至少有二：當你一無所有和當你擁有一切時——任何一種情況都是一道深淵。歷經千山萬水，經歷了多少次的飢餓與自殺的絕望，甚至在加爾各答一家熱浪炙烤、蒼蠅成群的醫院裡因患肝炎住院一年時，我都緊守著白玫瑰。此刻置身基督教青年會，我將它藏在我床下；它被塞在凱特·麥克勞德的一隻黃色的舊羊毛滑雪襪裡，然後再藏匿在我唯一的行李——一個法國航空旅行包裡（逃離南安普敦時，我動作非常快，我懷疑再也見不著那些lv箱包、芭迪斯頓尼襯衫、朗萬外套、皮爾鞋了；不是說我想看，是因為看到這些東西我就要嘔吐至死）。
剛才，我把它取了出來，這白玫瑰。在它閃爍的多稜面裡，我看見聖莫里茨鎮上方那藍天籠罩的滑雪場，看見凱特·麥克勞德，像一個赤褐色的幽靈，分開兩腳跨在她淡黃色的克耐思滑雪板上，側身飛快滑過，她後座的角度構成的姿勢，恰似這清涼的克利希水晶那般優雅而精確。
前天夜裡下過雨；到早晨，一股從加拿大過來的乾爽秋風阻遏了又一波的熱浪，於是我出去散散步，卻不料遇到了伍德羅·漢密爾頓！——那個至少應間接為我最近的一次災難性經歷負責的人。當時我在中央公園動物園，正專心觀看一匹斑馬，突然聽見一個聲音用難以置信的語氣說：「p·b？」正是他，我們第二十八任總統的後嗣。「我的上帝，p·b你看上去……」
我清楚自己看上去什麼樣子，灰頭土臉，一套油膩的泡泡紗外套。「我還能怎麼樣？」
「哦，我明白。我曾想你是否捲入了那件事。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在報紙上看來的東西。事情肯定鬧得不小。瞧，」他見我沒應聲，說道，「我們去那邊皮埃爾酒店喝一杯。」
到了皮埃爾，他們不願招待我，因為我沒打領帶；我們又溜達到第三大道上的一家酒吧。路上，我決心不談論凱特·麥克勞德或者任何相關的事情，不是出於謹言慎行，而是因為傷口依然生疼：我散落出來的心肝肚腸還拖在地上。
伍德羅並不追問；外表看他可能像一把規則漂亮的賽璐珞直角尺，但實際上，那只是一種偽裝，以保護他性格里更起伏曲折的那些側面。最近一次我見到他，是在戛納的三隻鈴鐺酒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他說他在布魯克林高地有一套寓所，並在曼哈頓一家男生預科學校教希臘語和拉丁語。「不過，」他詭譎地悄聲說，「我還有一份兼職。可能你會有興趣：如果外貌會說話，我想你倒是可以掙點外快錢。」
他跟自己的錢夾一番商量後，先遞給我一張百元美鈔：「今天下午才掙的，跟瓦薩爾學院09班一個畢業生玩活塞運動。」然後是一張卡片：「這就是我找到那女子的方式。找到他們所有人的方式。男人。女人。鱷魚。上床好玩又有錢掙。至少說，有錢掙。」
卡片上寫道：b塞爾夫服務中心。開辦人：維多利亞·塞爾夫小姐/b。還有一排位於西四十二大街的地址和一個電話號碼，括號裡有一個交換臺區號。
「所以，」伍德羅說，「打理一下，去見塞爾夫小姐。她會給你一份工作的。」
「我想自己承接不了工作。我太忙了。我正嘗試重新開始寫作。」
伍德羅咬了一下他吉布森雞尾酒裡的洋蔥。「我不會覺得那是一份工作。一週就幾個小時。實際上，你以為塞爾夫服務中心都提供什麼樣的服務啊？」
「種馬任務，顯然。應招郎。」
「哈，你算是聽進去了——你表面上雲山霧海啥都不知道似的。種馬任務，的確沒錯。但不是全部。是男女通吃。塞爾夫隨時恭候，任何人任何地點任何方式任何時間。」
「奇怪。我從來想象不出你是個出租種馬。」
「我也想象不出。但我是其中一種型別：彬彬有禮，灰色套裝，角質鏡框。相信我，需求量很大。塞爾夫精於各種各樣的服務。她花名冊上什麼都有，從波多黎各惡棍到初出道的警察到股票經紀人。」
「她什麼地方找到你的？」
「那，」伍德羅說，「說來可就話長啦。」他又叫了一杯酒；我謝絕了，因為自從我和凱特·麥克勞德經歷了上一輪難以置信的杜松子酒狂歡之後，我再沒沾過烈性酒，現在喝一杯就已經讓我輕微有些耳聾了（酒精首先影響的是我的聽覺）。「我只能說是通過我在耶魯認識的一個夥計。迪克·安德森。他在華爾街上班。一個真夠奇怪的夥計，但他幹得並不太出色，或者說不足以居住在格林威治鎮，養三個孩子，其中兩個就讀於埃克塞特大學。去年夏天，一次我跟安德森全家人共度週末——太太真是個不錯的女孩；迪克和我很晚還在喝冷鴨，也就是用香檳和勃艮第泡沫酒調變而成的混合酒；乖乖，想起來都讓我翻騰。迪克說：‘大多時候我都覺得噁心。真夠噁心。他媽的，要供兩個孩子上埃克塞特大學，一個人還有什麼不願做的！’」伍德羅咯咯直笑。「太過於約翰·奇弗裡什啦，不是麼？體面是體面，卻為繳納鄉村俱樂部會費和供養子女讀一所像樣的預科學校，只好他媽的住遠郊，抽劣質煙。」
「不對。」
「不對什麼？」
「奇弗是個非常精明的作家，他才不會冒險去寫一個叫賣自己雞巴的股票經理人呢。很簡單，因為沒人會相信。他的作品永遠都很現實主義，即便它們有時顯得荒謬——比如《巨型收音機》和《游泳者》。」
伍德羅很不高興，出於謹慎考慮，我把他那張百元美鈔揣進一隻內衣口袋，這樣他要索回去也不會那麼容易。「如果這是真的，而且它的確是真的，為什麼沒人相信呢？」
「因為真的東西未必就有說服力，無論生活或藝術都是如此。相信普魯斯特吧。如果他採用歷史紀實的寫作手法，而不是性別換位、事件變形以及身份更替，他的《追憶》能有現在那樣的特質嗎？如果他絕對實打實地寫，反而會不那麼可信，不過」——我經常都有這樣的想法——「那樣可能會更好。接受性差一些，但更好。」終於，我決定再來杯酒。「那是個問題：真相即是假相，抑或假相即是真相，或者二者本質是一致的東西？我本人，我不會在乎任何人說我什麼，只要說的並非事實。」
「或許你應該放棄那第二杯酒。」
「你認為我醉了？」
「唔，你說話不著邊際了。」
「我放鬆了，僅此而已。」
伍德羅友善地說道：「這麼說你已經開始寫作了。小說嗎？」
「報道。紀實。是的，我會叫它小說。如果最後寫完。當然啦，我從來沒完完整整做完過一件事情。」
「有標題了嗎？」噢，伍德羅的花園聚會式問題可真不少。
「《應許的祈禱》。」
伍德羅皺了皺眉。「這我曾經聽說過。」
「除非你是那三百位買了我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出版作品的瘋子之一。那本書也叫做《應許的祈禱》。沒什麼特別的理由。這一次我卻有了理由。」
「《應許的祈禱》。引用的吧，我猜。」
「聖特雷莎。我自己從沒查過，因此不知道她具體怎麼說的，但大體是‘讓人流淚更多的是得到應許的祈禱，而非未應許的祈禱’。」
伍德羅說：「我看見忽明忽暗一絲光影。這書——這書是寫凱特·麥克勞德，還有那幫人的。」
「我不會說是寫他們的——儘管裡面有他們。」
「那是寫什麼的呢？」
「作為幻相的真相。」
「以及作為真相的幻相？」
「第一種。第二種是另一個命題。」
伍德羅問我作何解，但威士忌開始起作用，我感覺耳朵太背，沒法再給他講；不過如果說的話，那就是：因為真相根本不存在，它永遠都只可能是幻相——但幻相，作為一種無意間透露實情的騙術之副產品，卻能攀上那些距離不可企及的絕對真理之巔更近的山峰。比如，男扮女裝的表演者。當表演者通過再創造將自己演繹成一個女人（假相），這反而展現出他是個男人（真相）——這二者，假相更為真實。
那天下午大約五點鐘，辦公室的人都在往外擁，我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沿著四十二大街搜尋，尋找塞爾夫小姐名片上所寫的地址。那家公司是在樓上，底樓是一家色情書籍商店。這樣的垃圾地方往往都張貼著一層又一層的招貼畫，畫面上的人晃盪著雞巴，或是陰唇大開。我正走上前，從裡面出來一位顧客，從面相看，是一個頗為體面的小人物，一包東西掉落地上，包裹散開，幾打黑白的高光紙雜誌散落在人行道上——沒什麼特別的，就一般的六十九式技巧之類的，還有一些玩三管齊下的肥姑娘圖片；不過，仍有不少路人停下來駐足觀看物主跪在地上收撿他的財物。色情作品，在我看來，很大程度上是被人誤解了，因為它並不會造就色鬼，使他們在小街窄巷遊蕩——它對於那些性壓抑，欲求得不到滿足的人來說，乃是一種鎮痛劑，因為如果色情作品不能刺激人手淫，它還能有什麼用呢？而且，手淫對於那些「膘肥體壯」——如養馬圈裡的那句話——的男人，無疑是一種更愉快的替代方法。
一個波多黎各皮條客在一旁嘲笑躬身撿東西的男子（「我這裡就有活生生的婊子，你卻弄這玩意兒來幹嗎？」），但我很同情他：在我眼裡，他就像某位年紀尚輕的孤身牧師，盜取了上週日募捐盤裡所有的錢來買了那些手淫圖片；於是我決定幫他撿拾圖片——但我剛要伸手撿，他一掌給我打在臉上：一個空手道劈打動作，感覺一塊顴骨肯定給擊碎了。
「滾開，」他咆哮道。我說：「老天，我只是想幫你。」但他說：「滾開。不然我揍扁你。」他的臉紅得發亮，映紅了我的雙眼，但我接著意識到，那並非全是憤怒之色，同時也有羞赧之色——我想他先是以為我想偷他的圖片，但真正激怒他的，是我試圖提供的幫助裡暗含的可憐意味。
雖然塞爾夫小姐是一位相當成功的商人，但她肯定沒將錢花在顯擺上。她的辦公室在四段樓梯之上，大樓沒有電梯。塞爾夫服務中心：一扇霜花玻璃門上面印著這幾個字。但我有些猶豫（真的，我真想做這個嗎？唔，這不是什麼我樂意做的事，但至少可以掙錢）。我梳了一下頭髮，揉了揉剛買的五十元兩條的特價羅伯特·霍爾人字呢褲子，按了門鈴，跨步進去。
外間辦公室沒有裝修，只有一條凳子、一張辦公桌和兩位年輕男士。其中一位是接待秘書，坐在辦公桌後面，另一位是個漂亮的黑白混血兒，穿一套緊跟時代的深藍色絲質西裝；兩人都對我視而不見。
「……所以那之後，」混血兒正在說，「我跟斯賓塞在聖地亞哥待了一個星期。斯賓塞！他可真是枚火箭，哇。一天晚上，我們在聖地亞哥高速公路上賓士，斯賓塞捎上了這黑鬼水兵，一個真正的鄉下男孩，像一塊亞拉巴馬煙燻牛肉，於是斯賓塞就在後排座幹上了，之後那小子說：‘我能明白我自己的感受。感覺很不錯。但我不明白的是你們什麼感覺。’斯賓塞告訴他說：‘哈，小子。味道好極了。就像串烤嫩逼。’」
那位秘書懶洋洋轉過頭來看看我，一雙冬青色的眼裡滿是不高興。他是一個金髮碧眼的白人，可是！——他的膚色有人造奶油的金色光澤，應是經常到櫻桃林去度週末的。然而，總的來看，他卻似乎透著一股無法掩飾的黴味——狄更斯筆下的賴亞·赫普式人物，只是被太陽曬成了古銅色。「有事嗎？」他問道，那聲音從空氣中冷冷地爬過來，好似撥出的一口薄荷味煙霧。
我告訴他我想見塞爾夫小姐。他問我的目的，我說我有伍德羅·漢密爾頓的推薦。他說：「你得填一份我們這個表。你是申請做客人？還是打算做員工？」
「員工。」
「嗯……」黑美人自言自語道，「這可太糟了。我原本很樂意炒你的蛋的，老爹。」秘書裝模作樣嗔怒道，「行了，萊斯特。把你的爛屁股從姐姐桌子上滾下去，趕緊滾去美洲賓館。你五點半有個約會。507房間。」
我填完問卷——無非就是通常的年齡？住址？職業？婚姻狀況？——吸血鬼德拉庫拉的女兒拿著它消失在了裡邊一間辦公室。他剛一走，這邊就款步走進來一個姑娘。很胖，但特別吸引人的一位女孩，一個年輕的「羊脂球」，粉嫩光潔的一張圓臉，一對豐乳在夏季粉紅衣裙的胸衣裡扭來扭去。
她緊挨我坐下來，唇間叼著一支香菸。「怎麼了？」我解釋說如果她是要火柴，那我幫不上忙，因為我已戒菸了，結果她說：「我也戒菸了。只是個道具。我是想問怎麼回事，布奇去哪了？布奇！」她叫道，一面站起身一個熊抱，將出來的秘書一把抱住。
「麥琪！」
「布奇！」
「麥琪！」突然，他醒悟了過來，「你個婊子。五天了！你去什麼地方啦？」
「你丫想麥琪啦？」
「媽的。我算什麼？但西雅圖來的那個老傢伙。唉，你週四晚上放他鴿子，他差點沒鬧翻天。」
「對不起，布奇。天哪。」
「可你到哪去了，麥琪？我去過你賓館兩次。我打過一百個電話。你應該回過賓館的。」
「我知道。可你瞧……我結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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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豎琴》《肖像與觀察：卡波蒂隨筆》《卡波蒂短篇小說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