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5日，杜魯門·卡波蒂與蘭登書屋簽署一部新書合約，擬名《應許的祈禱》，預付版稅25000美元，交稿日期：1968年1月1日。杜魯門聲言，該小說將是普魯斯特的傑作《追憶逝水年華》之今日再現，並將一覽歐洲及美國東海岸豪富——部分是貴族，部分是咖啡館社交界名流——的小世界。

1966年的杜魯門可謂是志得意滿。在他簽約《應許的祈禱》兩個星期後，《冷血》即以書籍形式出版，併為他贏得巨大的聲譽和普遍的讚許。隨後一週裡，作者照片登上幾家國家級雜誌封面，且在每期的週日書評欄目中，他的新作都風騷獨領。那一年時間裡，《冷血》銷量超過300000冊，三十七個星期位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最終，除兩部自助類書籍外，該書1966年銷售量超過了所有其他非虛構類書籍；時至目前，該作已有外語版本二十多個，並且單在美國，銷量就已達約5000000冊。）

這一年裡，杜魯門驟然之間變得無處不在——大量的訪談，無數次現身電視脫口秀節目，在遊艇上與豪華鄉間別墅中度假——盡享名望與財富之樂。這段令人陶醉的好時光的巔峰是1966年11月末，他在紐約廣場酒店為《華盛頓郵報》出版人凱瑟琳·葛蘭姆舉辦的那場至今仍記憶猶新的「假面舞會」。這家全國性大報對於該舞會報道的篇幅，不亞於報道一次東西方首腦峰會。

杜魯門覺得自己有理由享受一下這樣的放鬆，他大多數朋友也這樣認為；為了創作《冷血》，他花了幾近六年時間用於調研與寫作，這也成了一段在他心中留下創傷的記憶。不過，儘管心猿意馬，他仍時不時在此期間談起《應許的祈禱》。然而，在隨後幾年時間裡，除了一些短篇和雜誌文章，他並未著手這部小說的寫作；結果，1969年5月，最初的合同為另一份三本書的協議取代，交稿日期也延至1973年1月，預付版稅也大幅度提高。1973年年中，交稿期限延至1974年1月；六個月之後，再次延至1977年9月。（後來，1980年春，稿約最後一次修訂，明定1981年3月1日交稿，並進一步追加預付版稅至1000000美元——交稿後即刻付酬。）

這幾年裡，杜魯門仍出版了幾部作品，儘管其大多數內容都寫作於1940和1950年代。1966年，蘭登書屋出版了《聖誕回憶》——最初寫於1958年；1968年，《感恩節來客》——1967年發表於某雜誌的一個短篇小說；1969年，《別的聲音，別的房間》二十週年紀念版，新寫言辭優美的前言一篇——此為他的第一部小說，1948年的成名之作；1973年，一個集子：《犬吠》——一共就三篇文章，且是多年前舊作。唯獨《致變色龍的音樂》裡面有新的內容，包括小說和非虛構作品。該書定於1980年出版，一些人——包括他的朋友和評論家——覺得趕不上他前期的作品。

且聽聽杜魯門自己談一談他這一時期的情況吧。在《致變色龍的音樂》前言裡，他寫道：

四年中，大致從1968年到1972年，我大部分時間都在閱讀、挑選、改寫和編目1943年至1965年期間我自己的書信、日記和日誌，以及他人的書信（其中有數以百計的有關場景與談話的詳細記述）。我原有意將其中相當部分的材料用在一部計劃已久的書中：一種非虛構小說的變體。我將這部書命名為《應許的祈禱》——書名來自聖特雷莎的一句話：「讓人流淚更多的是得到應許的祈禱，而非未應許的祈禱。」1972年，我開始該書的寫作，首先從最末一章著手（知曉故事的走向往往讓人心裡踏實）。然後，我寫了第一章「原姿原態的怪物」。然後第五章「嚴重有辱智商」。然後第七章「巴斯克海岸餐廳」。我繼續以這樣的方式隨機寫作不同的章節。之所以我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整個故事情節——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一段段的情節——都是真實的，所有的人物也都屬實：記住所有這一切並不難，因為我不曾有任何的編造。

最後，1974年末和1975年初的幾個月裡，杜魯門給我看了《應許的祈禱》的四章——「莫哈韋沙漠」、「巴斯克海岸餐廳」、「原姿原態的怪物」和「凱特·麥克勞德」——並宣佈打算將它們發表在《時尚先生》上。我對這計劃表示反對，因為我擔心他會過早透露這部作品太多的內容。但自以為是宣傳專家的杜魯門卻不予理會。（要是同為作者的朋友和知己的本內特·瑟夫還在世——他已於1971年去世——或許我們合力表示反對還能勸說住杜魯門，雖然我仍對此表示懷疑；他覺得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結果證明，他並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莫哈韋沙漠」一章首先面世，並引來了一些議論；然後第二篇，《巴斯克海岸餐廳》卻引爆了一顆炸彈，在杜魯門打算刻畫的那個小圈子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幾乎他在這世界上所有的朋友都因為他幾乎毫無掩飾的披露隱私而與之絕交，其中很多人再沒跟他說過一句話。

杜魯門公開聲稱，自己不會為這樣的憤怒嚇倒（「他們指望如何？」有人曾聽他說，「我是一名作家，什麼我都拿來作為素材。難道所有那幫人都以為，我與他們為伍僅僅就是為了取悅他們？」），不過顯然，他被這樣的反應給鎮住了。我確信，1976年在《時尚先生》發表「原姿原態的怪物」和「凱特·麥克勞德」之後，顯然他至少是暫時停止了《應許的祈禱》的寫作，這即是其中原因之一。

自1960年我們初次晤面到1977年，杜魯門和我經常見面，無論是在辦公室還是工作之餘。他寫作《冷血》的時候，我們一同兩度去堪薩斯州旅行，並曾去新墨西哥州首府聖達菲待過一個星期。冬天的時候，我還去加州棕櫚泉拜訪過他三四次——有幾年時間，他在那地方擁有一套別墅；此外，他在長島東岸近海一個叫薩加波納克的小型農業區擁有一套別墅，我碰巧也在那裡租過一套房。

從專業的角度講，這期間我為杜魯門做的工作並不算難。（比如，《冷血》的編輯工作基本上全由肖恩先生和《紐約客》其他同仁經手——《冷血》最初分四期於1965年10月至11月刊載於該雜誌。）不過，我們的合作仍大有裨益。回想起1975年的一個下午，杜魯門給我讀「原姿原態的怪物」一章的情形時，我仍是由衷的高興。我用一個晚上看完了該章，發現除一處小注釋有誤外，它幾乎是完美無瑕。第二天早上他打電話來問我的意見，我振奮無比，不過同時也提出了自己吹毛求疵的一點意見——讀者初見維多利亞·塞爾夫小姐僅半頁之處，她在對話中使用的一個詞。「她不可能用那個詞，」我告訴杜魯門說；「她可能說的是……」（我忘了自己建議的替代詞語）杜魯門開心地大笑。「我昨晚重讀了一遍這章，」他說，「唯有一處我想改一改。我這會兒給你電話，正是要告訴你把那地方改為你剛才建議的那個詞。」鑑於作者與編輯這一特殊關係，如此的互相讚許實屬罕見。這並非自我陶醉；而是我們為彼此所取悅。

我在這裡再次引用杜魯門《致變色龍的音樂》前言裡的接後幾行文字吧：

……1977年9月，我的確停止了《應許的祈禱》的寫作。不過，這與該作已發表選篇所引發的公眾反應並無關係。我中止寫作，是因為自己陷入了一大堆的麻煩之中：同一時間裡遭遇到創作危機和個人危機。鑑於後者跟前者並無關係，或關係甚微，所以在此僅需談談創作方面的紊亂。

此時此刻，雖然這是場折磨，我卻很高興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畢竟，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我對於寫作的領悟，我對於生活與藝術及其二者平衡關係的態度，以及我對於何為真實與何為真正的真實之間異同的理解。

首先，我覺得大多數的作家，甚至是最優秀的作家，都存在寫得太多的問題。我傾向於少寫。簡明，清澈，如一條鄉間小溪。但我感覺自己過去的寫作越來越過於厚重，我常常花三頁紙的篇幅才取得僅需一段文字就能達到的效果。我一次又一次地閱讀已寫就的《應許的祈禱》的所有篇章，我開始疑惑叢生——並非是懷疑寫作的材料或我的寫作方法，而是文字本身的質感。我重讀《冷血》，也是這同樣的反應：其中太多的地方，我都未盡自己所能，沒能將其潛勢完全傳遞出來。慢慢地，但帶著越來越急迫的警覺，我讀完了自己曾發表過的每一個文字，這時我確定，在我寫作生涯中，我從不曾——一次也沒有過——將材料所蘊含的能量及其令人震顫的美淋漓盡致地釋放出來。甚至就算是不錯的文章，我發現自己寫作才能的發揮也從不曾超過一半，有時僅只三分之一。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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