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諾茲·普萊斯

美國從來就不是個喜愛閱讀的國家，更遑論所謂的文學性小說了。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唯有兩位傑出的小說家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名字——歐內斯特·海明威和杜魯門·卡波蒂。而這兩位作家之所以獲得此等可疑的榮耀靠的又都不是他們真正傑出的作品。海明威——身材魁偉、蓄著大鬍子、咧開嘴微笑——是通過《生活》、《觀看》和《君子》雜誌抵達大部分家庭的，手裡要麼拿著釣竿要麼握著獵槍，再要麼就是在一頭即將被殺死的倒霉的西班牙公牛身旁。卡波蒂則是在出版了那部如實描述堪薩斯鄉村一起滅門謀殺後，即刻成為眾多電視脫口秀節目的明星的（以他那矮小身材和尖銳的嗓音）——一直到他因為沉溺於酒精和藥物，變得只是他過去的一個浮腫的影子以後他仍舊能維持這樣的令名。即便時至今日——在海明威於一九六一年開槍自殺、卡波蒂於一九八四年死於持續不斷的自我糟蹋以後——他們最好的作品仍舊繼續被一幫有理由對他們憤憤不平的批評家和讀者嚴重地詆譭。然而，海明威為數眾多簡潔明瞭的短篇小說和至少三部長篇都近乎有史以來最完美的散文作品，而卡波蒂留下來的不但是一部引人入勝的罪案記錄，還有為數不少早期的虛構小說（三部小長篇和幾個短篇）等待著贏得他早已獲得的熱切關注和恰如其分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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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波蒂的短篇小說盡數收集於此；創作的時間涵蓋了他大半的創作生涯，直到《冷血》那毀滅性的大獲成功，當時是一九六五年，他才剛滿四十歲。通過對那個引人入勝的犯罪故事出色的自我宣傳攻略，卡波蒂不但登上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咖啡桌，而且登上了每一塊電視螢幕，而後又進一步成功贏得社交界時髦人士以及永遠吃不飽飯的時尚女王們的青睞，由此正式步入他早年徒然渴望卻一直未得其門而入的上層社交圈子。

不久他就宣佈，他打算寫一部就像馬塞爾·普魯斯特描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法國上層社會那樣無情地檢討美國富人階層的長篇鉅著。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將他的計劃付諸實施。然而，有一個因素卡波蒂似乎從未加以討論，甚或從未公開提出來過，對於他最終喪失他的洞察力（如果他原本曾擁有此洞察力的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普魯斯特所描繪的是一個基於血緣的社會，是基於長達幾個世紀的金錢、財產以及對他人的生命擁有生殺予奪的真實權力，從而在法國社會當中確立起無可撼動的顯赫地位的那個階層。而卡波蒂的那個社會卻只是搖搖欲墜地建立在金融財富這個脆弱而且歸根結底無關緊要的基礎之上的；可以炫耀的唯有時髦的衣著、房屋和遊艇，以及偶爾的肉體之美（女性通常都是美的，而男性卻極少如此）。對於這樣一個世界所進行的任何長篇的虛構式研究，都極有可能會因其主題根本性的瑣碎無聊而終於導致內部的崩塌。

當他終於從幾輪令人筋疲力盡的狂熱社交和性愛活動中浮出水面，開始發表他這部長篇小說——連兩百頁都不到——的幾個片段時，卡波蒂發現他自己一夜之間就幾乎被他所有的富人朋友給拋棄了；他於是逃避到最傷身體的藥物、濫飲和性交所構成的夢魘隧道當中。其間雖有過幾次復原的努力，他的沉迷卻唯有更為加深；當他在極端痛苦的精神狀態下英年早逝之際，他留下來的只有他號稱已經寫了厚厚一沓手稿的偉大小說當中寥寥無幾的數頁。即便他當真寫出了這厚厚的一沓，他也在死前親手毀掉了（他最親密的幾位朋友都傾向於否認這部作品已經寫出大部的可能性）。

卡波蒂的人生竟然畫出這樣一條悲劇性的弧線，任何人都會忍不住去猜測其悲劇的成因，而我們對於卡波蒂早年生活的瞭解又向我們提供了幾近完美的圖表，因為任何弗洛伊德的學徒都確信災難性的成年生活必然是悲慘的童年不可避免的產物。傑拉爾德·克拉克那部細緻精心的卡波蒂傳記所描繪出來的恰恰就是這樣一幅錯位、孤獨以及情感匱乏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早期的圖景。幼年的杜魯門實際上是被一個過於年輕又喜歡性愛冒險的母親和一個粗魯的父親給完全拋棄了，他們把他扔到亞拉巴馬的一個小鎮，讓他跟一屋子的未婚表親們生活在一起（這些表親和鄰居至少為他提供了不少優秀短篇的題材）。

當他母親終於再嫁，想到要把他召喚到她在康涅狄格和紐約的家中同住時，他已經進入了青春期。他母親要他隨繼父姓，將他原來的姓氏由珀森斯改成了卡波蒂，他繼父喬·卡波蒂是個頗有魅力卻喜歡拈花惹草的古巴人。杜魯門是個體質孱弱的男孩子，他那明顯帶有女氣的嗓音和舉止讓他母親憂心忡忡，他在幾所條件優良的北方學校就讀，可是除了閱讀和寫作之外所有的課目都一塌糊塗。然後他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名作家，決定不去讀大學，而是在《紐約客》的藝術部找了份小工作，從此投身於大城市所特有的幾個彼此之間相互排斥的寫作和夜夜狂歡的社交圈子，開始認真寫起了小說，並由此少年成名。

本書所收的幾個最早的短篇反映出他對幾位同時代作家的閱讀和借鑑，尤其是他的幾位南部同鄉：來自佐治亞的卡森·麥卡勒斯和來自密西西比的尤多拉·韋爾蒂新近發表的短篇小說。卡波蒂的《米麗亞姆》中或許顯得過於明顯的怪誕和《銀瓶》中對於小鎮智慧的偏愛，都令人想起麥卡勒斯本人的早期短篇小說。而他的《物形》、《我對這一事件的立場》以及《過生日的小孩》或許完全可以被認作韋爾蒂尚未完全寫完的短篇小說，尤其是《我對這一事件的立場》，跟韋爾蒂著名的《為什麼我住在郵局》幾乎如出一轍。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既然卡波蒂的童年就是在跟韋爾蒂和麥卡勒斯幾乎一模一樣的中產階級白人世界中度過的——就連具體的家庭環境都不可思議地酷似韋爾蒂在多篇喜劇性獨白中所描繪的情景，像他這樣一個極富天才的年輕作家寫出這樣的短篇小說也就理所當然了，即便是他從來都沒有讀過韋爾蒂或者麥卡勒斯的小說（韋爾蒂曾親口告訴我，她一九七二年接受《巴黎評論》的採訪時，喬治·普林頓曾建議採訪者向她提出她對卡波蒂早期作品的影響問題；而她拒絕討論此類問題，她無意於迎合任何有關別的作家曾師法於她的說法）。

不過大體說來，至遲到四十年代晚期，卡波蒂小說創作的聲音已經明顯是他自己的了。他那第一部既怪異又強勁有力的長篇——創作於一九四八年的《別的聲音，別的房間》——事實上是在現代美國南方哥特式風格漸趨窮途末路那已經因襲呆板的地基上，異峰突起了一幢具有不容置疑的原創性的華廈，直到現在，也仍舊是對他自身早年的孤獨以及他在面對性愛和家族秘密時所感到的困惑而苦痛的強有力的斷言，這種苦痛在當時就已經開始侵害他的信心，而他後來即便是在藝術、社交和金錢上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功，卻終不免在極度痛苦的羞辱中徹底崩潰，究其實這仍舊是罪魁禍首。這同樣的困境和苦痛也部分地表現在像《無頭鷹》、《關上最後一道門》和《夜樹》這樣的短篇小說當中。

不過，鑑於當時同性戀對於卡波蒂已經是一種令他痛苦難安的日常現實，鑑於當時美國的各大雜誌仍舊竭力避免對於這一問題進行坦率的描寫，我們現在也許就能夠理解為什麼這些早期的短篇都普遍缺少一個明確的情感中心。假如他寫這些短篇的時候就已經像他這第一部長篇這樣力圖坦率地處理同性戀的主題，那這些短篇也就幾乎肯定是無法公開發表的，更不用說是在被廣泛閱讀的各大女性雜誌上發表了，而這些女性雜誌正是當時大部分最優秀的短篇小說的中心陣地。直到他的第二部長篇——一九五一年的《草豎琴》——他才終於找到了一種成熟的方式，將屬於他自身過去的那些重要的經驗成功地融匯於虛構的小說，使小說在虛構當中又迴響著令人信服的個人真實。那些過去的經驗避開了性意識，而是集中於他在童年時期所獲得的能夠深深激勵人心的愛心，這種愛心來自他的一位特別的表親以及他和那位朋友在他們的遊戲和祈禱中經常出入的那些地方。他的這位表親就是蘇克·福爾克小姐，她一心關懷他人，幾乎從不考慮自我，以至於很多人都覺得她頭腦簡單，其實她只是（令人欽佩地）心地單純；在年幼的卡波蒂跟她同住的那些歲月當中，她給了他高貴的愛心這一無價的禮物——這是他的父母和所有更近的親人都未能給予他的。

在這些短篇小說當中，以情感的深度和精湛表達而論（乾淨和明晰是卡波蒂最有代表性、最值得注意的文體特徵），最值得稱道的當屬他著名的短篇《聖誕憶舊》以及相對不太著名的《感恩節來客》和《某年聖誕》。《某年聖誕》這個短篇對於當今的口味而言或許稍嫌有點過於甜膩，不過它卻幾乎同樣感人地揭示了卡波蒂另一個童年的創傷——由不負責任又疏遠冷漠的父親所造成的創傷。更多的美國人可能通過一部出色的電視電影，更加熟悉《聖誕憶舊》，其中傑拉爾丁·佩奇的表演可圈可點；不過任何展讀這篇小說的讀者，都會真正見識到一種遠比任何熒屏上的表演更加罕見的傑出技藝。就這麼有限的幾個人物、這麼簡單的情節和情感，稍不留意、稍欠火候，都有可能處理得惡俗和甜膩，而卡波蒂通過他那極端純粹、清晰的文體以及對於極端簡潔的敘述節奏的超群把握，完全杜絕了陷入感傷主義的絲毫可能。我們能想到的恐怕就唯有契訶夫這一位作家，在面對類似的題材時可以說具備了同樣充分的天賦才能。

不過，一旦擁有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傳達情感廣度的才能，卡波蒂就不再限於講述他大體真實抑或純屬虛構的童年記憶了。就跟很多小說家一樣，隨著他的日漸成長，他的短篇小說也越寫越少了——短小的篇幅已經難以輕易地容納越來越錯綜複雜的生活了。不過仍有一個短篇，寫於一九七五年的《莫哈維》，既出色又可怕地展現出他在混跡於富人階層這些年裡所獲得的洞察力。這是從某個角度對可憎的富人世界的迅速一瞥，這樣的作品假如他能多寫出幾篇來，我們也就不必為紛紜傳說中那部終未能成形的長篇鉅著而深感缺憾了。

或者，假如他在離開他最優秀的長、短篇小說所賴以產生的南方源泉幾十年後，他並沒有因此而失去繼續描寫那個最初世界的興趣或者能力，我們也就同樣有更多的理由對他的創作心懷感激了。儘管如此，即便以卡波蒂實際上已經取得的豐富多彩的創作形式和成就而言——包括《冷血》在內的小說創作以及數篇毫不含糊的隨筆作品——整個二十世紀後五十年中，也唯有極少數幾位美國同代作家能夠真正跟他媲美。

這個瘦弱的男人雖然在其創作生涯的孤獨的早年曾經裝扮成一個新奇的小丑，又因為飽受過去經歷的重壓而最終變成一個癲狂的公眾的小丑，但他仍舊給我們留下了足夠多的一流作品，使他在去世整整幾十年後的今天依然佔據著一個崇高的位置，一個他那瘦小並備受鄙視的身軀從來都未敢預料的地位。一九六六年，在他已經宣佈要創作一部長篇鉅著，而且已經為此而拿到了出版社的高額預付金後，他說他已經將這部作品命名為《應許的祈禱》。他還說「應許的祈禱」是他從阿維拉的聖特雷薩的格言——應許的祈禱跟未曾應許的祈禱相比，需要傾灑更多的淚水——中擷取的一個成語。雖說杜魯門·卡波蒂的一生中，極少有跡象表明他確曾向上帝或者某位替代性的聖人——不管是某位極度虔誠的西班牙神秘主義者還是他天真淳樸的表親蘇克——認真祈禱過，不過他終其一生對於贏得名聲和財富的追求可以說獲得了驚人的成功。他還未滿四十歲，這兩個目標就都已經實現了，伴隨著心血來潮的奢侈揮霍與徹底的傷心絕望。

在他最後的劫難中，這薄薄的一本短篇小說在卡波蒂看來或許只是他壯志未酬邁出的第一步；但是在表達人類感情的競技場中，它們卻代表了他最為輝煌的勝利。他的一生命運多舛，充滿了苦痛，苦痛的根源首先是來自惡意翫忽職守的父親和壓根就不該生兒育女的母親，其次也源自他對自己的縱容，不願克服他的各種私慾，儘管如此，他仍舊在英語散文的戰場上贏得了這些優秀的短篇小說，這些處於巔峰狀態的作品足可以一直充當撫慰人心的不朽禱詞和至福的神恩——任由每位讀者免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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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雷諾茲·普萊斯/b一九三三年生於北卡羅來納州的梅肯市。在杜克大學接受大學教育，旋即獲得羅茲獎學金赴牛津大學莫頓學院深造，自一九五八年起一直任教於杜克大學，是英語系的詹姆斯·b教授。他第一部長篇小說《漫長幸福的一生》出版於一九六二年，榮獲威廉·福克納獎。他第六部長篇小說《凱特·韋丹》獲全美書評人協會獎。《諾布林·諾弗裡特》，他的第十二部長篇小說，出版於二〇〇二年。他總共已經出版了三十五卷小說、詩歌、戲劇、隨筆和翻譯作品。普萊斯是美國藝術文學院院士，他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十七種語言。

阿維拉的聖特雷薩（resaofavila，1515—1582），又譯聖德肋撒、大德蘭，西班牙天主教修女，神秘主義者，倡導加爾默羅會改革運動，在阿維拉建立聖約瑟女隱修院，著有《到達完美之路》、靈脩自傳《生活》等。

「詹姆斯·b教授」是美國杜克大學特別授予少數傑出教授的榮譽頭銜。

作者「杜魯門·卡波蒂」的其他小說

《草豎琴》《應許的祈禱》《肖像與觀察：卡波蒂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