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田納西·威廉斯逝世，享年71歲。
這就是《紐約時報》的頭版標題。後來才得知，他在用塑膠瓶蓋服用巴比妥酸鹽時，瓶蓋一不小心滑進了他的喉嚨裡，他被瓶蓋噎住呼吸道窒息而死，真是不可思議。這一切都發生在愛麗舍，這是個不尋常的小旅館，位於東五十大街。實際上，田納西在紐約有一間公寓。但是他在城裡的時候，總是住在愛麗舍旅館。田納西的公寓房間狹小，雜亂不堪，幾乎沒怎麼裝修；它位於「便利的」西四十二街，專為招待友好的陌生人而預留。
對於一個痴迷於死亡之詩意的人來說，這真是一個奇怪的結局。哪怕是在年輕的時候，他也相信明天也許會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天。我們之間唯一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爭吵，就是有關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疑病症似的過敏。那時，他寫的一齣劇——《夏與煙》——正在排演。我們當時在一起吃飯，為了逗他開心（我以為這會讓他開心），我開始給他講一些關於本劇導演——一個得克薩斯女人的故事，這些是我從幾個劇組成員那裡聽來的。據說每次排練，她都會召集劇組，對他們說，大家一定要加倍努力，一定要好好工作，「因為這朵天才之花是田納西的最後綻放。他已經快不行了。沒錯，他已經只有幾個月的活頭，就快要不行了。他親口對我這麼說的。當然咯，他總在說他快不行了。但這次恐怕是真的。連他的經紀人都相信這次是真的。」
這下子不但沒把我的老朋友逗樂，反倒是令他火冒三丈。他先是砸了杯子和盤子，繼而將整張桌子都掀了個底朝天，最後揚長而去，留下目瞪口呆的我——還有一份需要賠付的賬單。
···
我見到他的時候是十六歲。他比我大十三歲，那時的他還在格林威治村的酒館當服務生，後來才成為一名劇作家。我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真的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友誼，儘管人們會不可避免地往別的方面去想。在最初的那段日子裡，他經常把他所有的獨幕短劇劇本拿來給我讀，我們還會把這些劇演出來。久而久之，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完成了《玻璃動物園》。我在裡面扮演女兒。
漸漸地，田納西開始醉生夢死，荒淫無度，他天生就本不是個命大的人，要不是弗蘭克·梅洛，他興許都活不過四十歲。梅洛是個水手，我是在戰爭時期偶然發現的這個人。我遇見他大概五年之後，他已經不在海軍服役了，田納西看見我們正在一家義大利飯館愜意地吃著午餐。我從未見他如此興奮，之前沒有，之後也沒有。他把他自己的午宴同伴撇在一邊——那是他的經紀人，奧黛麗·伍德——在沒有人邀請他的情況下，迅速坐到我們這一桌來。我把他介紹給了我的朋友，才過了不到兩分鐘，田納西就說，「你今晚能和我共進晚餐嗎？」
這邀請顯然不包括我。而弗蘭克有些難為情；他不知道如何說是好。我替他回答道：「行啊，」我說，「他當然願意跟你共進晚餐。」
他就這麼做了。他們在一起有十四年的時間，那是田納西生命中最快樂的十四年。對他來說，弗蘭克就像是一個丈夫，一個情人，一個經紀人。他對舉辦聚會也很有天賦，這一點真的很稱田納西的心。1952年日本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此人組建了軍隊對抗日本軍隊指揮官，最後切腹自盡——到訪紐約，田納西告訴弗蘭克，他想舉辦一個聚會歡迎三島由紀夫。於是弗蘭克召集了紐約和聖弗朗西斯科所有的藝妓，但還不止於此。他隨後又把一百個人男扮女裝打扮成藝妓。這是我生平見過的最了不起的派對。田納西自己也打扮成一個派頭十足的老藝妓，他們喝著香檳，穿過公園，開了一整夜的車，直到天亮。這是三島由紀夫初嘗西方世界生活的味道，他說，「我再也不想回日本了。」
弗蘭克於1962年死於癌症，田納西的一部分也死了。我十分清晰地記得弗蘭克生命中最後幾個小時的情景。他住在紐約一家醫院的病房裡，朋友們進進出出，人來人往。最後，一位嚴厲的醫生責令所有訪客均不得入內，包括田納西在內。但他拒絕離開。他跪在狹窄的病床旁邊，緊緊握住弗蘭克的手，用力撫摩自己的臉頰。
即便如此，醫生還是要求他必須離開。可是突然，弗蘭克低聲說了句，「請別這樣，就讓他留在這兒吧。他不會傷害我的。再說，我已經習慣他了。」
醫生嘆了一口氣，於是讓他倆獨處。
從此以後，田納西就變得跟以前不一樣了。他總是喝得酩酊大醉，除了酗酒，他還染上了毒癮。他會去見一些非常奇怪的人。我覺得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是一個人過的——跟弗蘭克的靈魂一起。
不過如今我緬懷起田納西的時候，我追憶的都是些快樂的時光，有趣的時光。他這個人，儘管內心有悲傷，卻總是笑個不停。他笑得實在是不同凡響。既不粗鄙，也不下流，哪怕是聲音都不算大。那笑聲就像是密西西比河上喉嚨沙啞的船伕一般不可思議。他走進房間的時候你總是能夠知道，不管裡面已經有了多少人。
說到他的幽默感，通常他都很鬧騰。但是他一旦發火，似乎就在兩種狀態中搖擺：要麼是病態的幽默——午餐時，五杯馬提尼酒下肚之後，他會不間歇地笑個沒完——要麼是深深的痛苦，關於他自己，關於他父親，關於他的家庭。他的父親從未理解過他，他的家人似乎是把他妹妹瘋了的事兒怪到他頭上，而田納西自己呢——嗯，我想他也覺得自己心智不是很健全吧。你可以從他的眼中讀出這一切，裡面總有變幻，就像是快樂與憂傷的摩天輪。
這並不是說跟他在一起不開心。我們總是一起看電影，我猜我這一生，跟他去看電影的次數要比跟其他任何人都多。每次他總要朗誦臺詞，插科打諢，模仿瓊·克勞馥。很快，影院經理便會下來趕我們走人。
不過，我記憶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發生在四五年前，我那時跟田納西一起在基韋斯特逗留。我們在一個人滿為患的酒吧裡——裡面估計足有三百人，既有同性戀，又有異性戀。一對夫婦坐在角落的一張桌前，二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個女的穿著一條寬鬆褲，上面是一件三角背心，她走到我們桌子跟前，拿出一支眉筆，想讓我在她的肚臍上籤個名。
我笑了笑說，「噢，這可不行。拜託別這樣好嗎。」
「你怎麼能夠這樣無情呢？」田納西衝著我說，這裡所有的人都看了過來，他拿起眉筆，在那個女的肚臍周圍寫上了我的名字。那個女的回到桌子前，她的丈夫暴跳如雷。我們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兒，他就一把從她手裡奪過眉筆，走到我們跟前，解開褲子，掏出他的陽具——對我——說道：「你今兒個不是什麼上面都能籤嗎，你不介意在我這個上面籤個名吧？」
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哪個有三百人的地方會變得如此安靜。我不知該說什麼好——只是望著他。
於是田納西從這個陌生人手裡接過那支眉筆。「我不知道籤杜魯門這幾個字位置夠不夠，」他衝我眨了一下眼說。「但我可以簽上首字母。」
整間屋子裡鬨堂大笑。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他去世前的幾周。我們在一個叫做俱樂部的私密小會所裡一起吃飯，田納西身體狀況倒是還不錯，不過心情很悲傷。他說他再也沒有朋友了，還說我是他一生中少有的幾個真正瞭解他的人之一。他希望我們能像往日那樣親密無間。
聽著他的話，看著壁爐裡的熊熊火光，我想：沒錯，我的確瞭解他。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夜晚，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
那是在1947年，《慾望號街車》首映之夜的輝煌久久不能散去。隨著最後一幕的燈光漸漸黯淡下來，布蘭奇·杜布瓦在黑暗中伸出手去尋求護士和醫生的引導，她輕聲說，「無論你是誰——我總是仰賴陌生人的慈悲，」這時觀眾們在一種扣人心絃的沉寂中一動不動。恐懼與美麗讓他們停止了心跳。即便是在大幕落下後許久，沉寂還在延續。然後彷彿是一堆氣球爆炸了一樣——觀眾紛紛起立致敬，雷鳴般的掌聲像龍捲風一樣突如其來，令人屏息。
影星傑西卡·坦迪與馬龍·白蘭度做了十六次謝幕，直到這時「編劇！編劇！」的呼聲才得到了滿足。這位年輕的威廉斯先生，他不太情願被人引上臺。他的臉漲得通紅，就像是他第一次被人親吻一樣，而且是被陌生人親吻。顯然，他並沒有為了這個夜晚揮金如土（他對金錢有一種難以抗拒的敬畏，這敬畏是那般強烈，即便是這樣的場合，都沒有讓他放縱自己做一套新西服），於是他穿著一套日復一日在地鐵座位上磨得發亮的深藍色衣服；他的領帶已經鬆鬆垮垮；襯衣上的一顆紐扣快要掉下來了。但是他卻很迷人：個子不高，卻很精神，膚色健康。他舉起一雙農夫似的小手，讓臺下的狂熱情緒安靜片刻後說道，「感謝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感謝。」那聲音有氣無力，帶著南部口音，就像是密西西比河中倒進了杜松子酒一樣。他這時的感覺——你覺得——是歡欣，而不是幸福；歡欣是短暫的可卡因，而幸福的悠然至少要稍許持久一些。
田納西不是個快樂的人，即便是笑容最燦爛的時候，即便是笑聲最響亮的時候。實際上，至少對我來說，布蘭奇和塑造她的人是可以互換的；他們有著同樣的敏感，同樣的不安全感，同樣惆悵的慾望。而突然之間，就在你的腦中飄過這些思緒，你的眼中看到他面對震耳欲聾的歡呼聲鞠躬時，他似乎是從舞臺上退去了，漸漸消失在了幕後——引導他的正是那個把不情願的布蘭奇·杜布瓦引向陰影中的醫生。
作者「杜魯門·卡波蒂」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