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從前，在南方的鄉村，有這麼一些農舍，裡面的農婦會為幾乎所有的路人擺酒設宴，無論是雲遊四方的傳教士，還是磨刀工，抑或是四處奔波的工人，都會受到歡迎，並能享受一頓豐盛午餐的款待。今天像這樣的農婦大概還有很多。我嬸嬸詹寧斯·卡特太太肯定是其中之一——她的名字叫瑪麗·艾達·卡特。
我小的時候，在卡特嬸嬸的農場住了很長一段時間，那個時候農場的規模還很小，而如今已經相當可觀了。那段歲月，屋裡全靠油燈照明；水要從井裡打，然後再運回來，唯一的溫暖來自於壁爐和火爐，唯一的娛樂是我們自己做的東西。傍晚，吃過晚飯，我的詹寧斯叔叔會彈鋼琴，他英俊陽剛的樣子，彷彿那不是我的叔叔；旁邊，有他漂亮的妻子——我媽媽的妹妹陪伴。
卡特一家都是些勤勞的人。詹寧斯在幾個佃農的幫助下，依靠馬拉犁耕種田地。而他的妻子呢，她的雜務瑣事不計其數。我就幫她做過不少：餵豬啊，擠奶啊，把牛奶打成黃油啊，給玉米去皮啊，剝豌豆莢啊，去山核桃殼啊——這些都很有趣，只是有一項任務讓我唯恐避之不及，但凡非做不可時，我都會把眼睛閉著去做：我就是討厭弄斷雞脖子，不過我當然不反對隨後吃掉它們的肉。
那是大蕭條時期，但是在瑪麗·艾達的餐桌上，一天的主餐中，食物還是非常豐盛的；主餐是在中午的時候吃，開飯時她會叮叮噹噹地搖著大鈴鐺招呼汗流浹背的丈夫和幫手們回來吃飯。我喜歡搖鈴鐺；這讓我感到充滿力量，滿懷善心。
正是在這樣的午餐餐桌旁，我們的客人們會時時出現：有時是請來的，有時是不請自來。桌上滿是熱餅乾、玉米麵包、蜂蜜、雞肉、鯰魚、炸松鼠、黃油豆、豇豆。「好吧，」當瑪麗·艾達看見一個走路走得兩腳痠痛的《聖經》推銷員沿路走來時，她會嘆口氣說，「我們倒是不需要再買一本《聖經》了。不過我想我們要再擺一個桌位了。」
我們款待過的人當中，有三個人我永遠都忘不了。第一個是長老會的傳教士，他周遊鄉野，為他在那些不聖潔的土地上履行基督教的職責而募集資金。瑪麗·艾達說她拿不出現金，不過倒是樂意請他和我們一起吃飯。這個可憐的傢伙啊，他看上去真的需要好好吃一頓了。他穿著一身褪了顏色、落滿灰塵、破舊不堪的黑色套裝，踩著一雙破舊的黑鞋，就像殯葬人員穿的那種，戴著一頂墨綠色的帽子，身板瘦得好似一根甘蔗。他還穿著一件長長的紅色襯衣，襯衣都打了褶。我覺得他是個好人，我們都這麼想；他手腕上刺著一朵花，目光柔和，說話也是輕言細語。他說他名叫班克羅夫特（後來得知，這的確是他的真名）。我叔叔詹寧斯問他：「我說班克羅夫特先生，您是幹什麼的呢？」
「這個嘛，」他慢條斯理地說，「我只是在找事情做。就像大家一樣。我手藝不錯。大多數事情都能做。你就沒有什麼事兒可以給我做的嗎？」
詹寧斯說：「我這裡缺倒是缺一個人，可我付不起工錢啊。」
「我便宜得就像不要錢一樣。」
「哦，」詹寧斯說道。「可我的確是一分錢沒有。」
出乎意料的是，犯罪的話題闖入到了談話當中，因為這個主題在日常家庭幾乎不會談及。瑪麗·艾達抱怨道：「帥小夥弗洛伊德。大盜迪林格。在村裡到處射殺百姓。搶劫銀行。」
「哦，我不知道，」班克羅夫特先生說道。「我倒不同情那些銀行。而迪林格呢，他很聰明，這你可得承認。他打劫完銀行總能全身而退，想到這個我就想笑。」然後他真的笑了，露出一口被煙燻黃了的牙齒。
「呃，」瑪麗·艾達反駁道，「您這麼說，有點兒讓我覺得驚訝，班克羅夫特先生。」
兩天後，詹寧斯駕著他的車進城去，帶回來一桶釘子，一袋麵粉，一份《莫比爾記錄》。報紙頭版便是班克羅夫特先生的照片——「雙桶」班克羅夫特，當局用這樣的綽號稱呼他。他在三十英里外的埃弗格林給逮住了。瑪麗·艾達看到他照片的時候，拿了一把紙扇子拼命地對著臉扇風，彷彿是要防止自己暈倒。「老天救救我吧，」她喊道。「他差點兒殺了我們全家。」
詹寧斯乖戾地說：「他頭上可是有懸賞的。我們錯過了。這才是讓我最不高興的。」
作者「杜魯門·卡波蒂」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