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1945年的冬天，我在布魯克林的一間公寓裡一連住了好幾個月。這裡的條件並不算簡陋，相反，還裝修得挺漂亮，這裡的主人是一對未婚姐妹，她們將這座年深日久的褐沙石房子打理得像醫院一樣整潔。
瓊斯先生就住在我的隔壁房間。我住的房間是整座房子裡最小的一間，而他的則是最大的，房間很寬敞，光線敞亮，條件相當不錯，瓊斯先生從來就沒有離開過這間房：他的所有需求——餐飲，購物，洗衣——都是由兩位中年女房東來料理。此外，他也不乏訪客；平均下來，每天到他房間去的訪客有六位，形形色色，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還有不老不少的，從早上很早的時候一直到傍晚很晚。他既非毒品販子，又非算命先生，都不是；他們到這裡來，就是想和他談一談，顯然，他們還會送他一筆小錢，以感謝同他的交談和他給出的建議。要不然，他就沒有明顯的經濟來源了。
我從未跟瓊斯先生有過交談，這件事時常令我感到遺憾。他是個相貌英俊的人，大約四十歲。他身材纖細，頭髮烏黑，面部特徵明顯；他的面色蒼白，面容消瘦，顴骨突出，左頰上有一塊胎記，是一小塊星形的深紅色斑點。他戴著一副金絲眼鏡，鏡片是全黑的：他眼睛瞎了，腿也是瘸的——根據這對房東姐妹的描述，他雙腿自從童年的一次事故以後，便再不能動彈，離開了柺杖，他寸步難行。他總是穿著一套深灰色或是藍色三件套裝，熨燙得很平整，領帶也扎得很緊——這副行頭，彷彿是馬上就要趕赴華爾街的辦公室。
不過，正如我所說，他從未離開過他的小天地，只是待在他歡樂的房間裡，坐在一把愜意的椅子上，接待著訪客。我不明白這些看上去很平常的人為什麼要過來看他，也搞不懂他們在談論什麼，我自己的事兒都操心不過來呢，哪會去關心這事兒呢。但靜下心來一想，我估計他的朋友們覺得他有頭腦，人又好，對於那些向他吐露心聲的人，總是善於傾聽，對於他們的煩惱，能夠提出些參考意見：他是牧師與治療師的結合。
瓊斯先生有一部電話。他是租戶裡唯一一個有私人線路的。電話總是在響，時常是過了半夜，還有大清早六點的時候。
我後來搬到了曼哈頓。幾個月以後，我又回到了這座房子，收拾存放在這裡的一箱子書。兩位女房東在她們掛著花邊窗簾的「起居室」裡，給我又是倒茶，又是切蛋糕，這時，我打聽了一下瓊斯先生的境況。
兩個女人的眼睛垂了下來。其中一個清了清嗓子說：「這隻有問警察了。」
另一個人則說：「我們把他作為失蹤人員報警了。」
第一個人又補充道：「上個月，二十六天前，跟往常一樣，我姐姐幫他把早餐送上樓。他不在房裡。他所有的東西都還在。但是他本人不見了。」
「真是奇怪——」
「——一個雙目完全失明的人，一個可憐的瘸子——」
十年後。
這是十二月一個寒冷至極的下午，此時的我身在莫斯科。我正坐在地鐵的一節車廂裡。除我之外，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名乘客。其中的一個就坐在我的正對面，他穿著靴子，一件厚厚的長款大衣，戴著一頂俄式皮帽。他眼睛清澈，像孔雀的眼睛一樣寶藍。
在一瞬的遲疑過後，我就這樣盯著他看，因為就算沒有了那副墨鏡，那清瘦可辨的臉，那高高的顴骨，那猩紅色的星形胎記是絕對不會弄錯的。
列車進站的時候，我正打算走過過道，跟他搭個訕，而瓊斯先生呢，他伸開那雙健壯的大腿站了起來，昂首闊步地走出了車廂。列車的車門旋即在他身後關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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