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會溜冰。我會滑雪。我會倒著讀書。我會滑滑板。我可以用一支38左輪手槍擊中一個扔在半空中的廢罐頭瓶。我曾經以每小時170英里的速度駕駛過一輛瑪莎拉蒂（黎明無人的時候，在寬闊的得克薩斯公路上）。我會做弗斯滕伯格奶蛋酥（這可是絕活：要把乳酪和菠菜調和在一起，還要把六個荷包蛋放到麵粉牛奶和成的麵糊裡；這道菜的絕妙之處就在於上菜的時候，奶蛋酥裡的蛋黃很軟，而且還是稀的）。我會跳踢踏舞。我可以每分鐘打六十個單詞。
問：那你有什麼做不了的呢？
答：我不會背字母表，至少是背得不準確，或者不能從頭到尾背下來（更不用說是在昏昏欲睡的情況下；這個障礙令好幾個精神治療醫生都感興趣）。我在數學方面也是個低能兒——我會加法，多少會一點兒，可是我不會減法，我第一年學代數考了三次都沒通過，哪怕我有私人家教可以幫我。我可以不戴眼鏡閱讀，但是不能不戴眼鏡開車。我不會說義大利語，儘管我前前後後在義大利居住了有九年的時間。我不會有準備的演講——非得是即興的才行，「即興發揮。」
問：你有「座右銘」嗎？
答：算有吧。我上學的時候把它寫在日記本上：我渴望。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選這幾個詞；很奇怪，我喜歡這種歧義——我是渴望上天堂呢，還是下地獄呢？管他呢，不可否認，這句話聽上去有一種高貴的音調。
去年冬天，我在門多西諾附近的一座海邊公墓裡閒逛——門多西諾是新英格蘭的一個村莊，在加利福尼亞北部的偏遠地區，那裡環境艱苦，水溫太涼，不能游泳，連鯨魚都繞道而行。公墓不大，但很可愛，海水般灰綠色的墓碑上鐫刻的日期大都十九世紀的；幾乎所有的墓碑都有某種形式的碑文，透露著墓中之人的哲學。有個寫的是：b無可奉告/b。
於是我開始思索，我的墓碑上會鐫刻什麼碑文呢——不過我很可能根本就沒有墓碑，因為兩個很有才華的算命人——一個是海地人，另一個是義大利革命分子，現住莫斯科——告訴我說，我會葬身大海，但是我不知道是因為突發事件還是因為心甘情願（就像那個哈特·克雷恩）。反正，我想到的第一個碑文是：b明知不可為而為之/b。而後，我又想出了一句遠比這更有個性的。那是一句藉口，用來解釋我做出的幾乎每一個承諾：b我想要脫身的，可是我做不到/b。
問：前一陣子，你完成了作為電影演員的處子秀（在《怪宴》裡），然後呢？
答：我不是什麼演員；我也不想成為演員。我去拍電影純屬好玩兒；我覺得這件事會挺有意思，事實上樂趣確實是有的，多少有一些，但這工作也很辛苦：早上六點起床，從來沒有在晚上七八點之前離開過攝影棚。大多數情況下，評論家給我的是些令人作嘔的評價。但是我早有預料；所有人都預料到了——你可以說這是一種下意識的反應。實際上，我已經盡力了。
問：你如何應對「名人的煩惱」？
答：這沒有太讓我煩心，作為名人，你在一些陌生的場所想要兌換支票的話，這一點還是挺有用的。還有，偶爾還會有些有趣的效果。譬如說，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們坐在喧鬧的基韋斯特酒吧桌前。在附近的一張桌子旁邊坐著個微醺的女人和她爛醉的丈夫。這時，那個女的走到我跟前，讓我在紙巾上給她簽名。這下子似乎是惹惱了她的丈夫；他踉踉蹌蹌地走到桌前，解開褲子，掏出他的那玩意兒，說道：「你不是要簽名嗎，你怎麼不在這上面籤呢？」坐在我們周圍餐桌上的人都變得沉寂了，而後很多人聽到了我的回應，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它上面簽名，不過或許我可以簽上我名字的首字母。」
通常，我都不介意給人簽名。但有一件事會讓我為難：每個成年人只要是在餐館裡或是在飛機上問我要簽名，都會小心翼翼地說，他要這個簽名，是送給他的妻子或是女兒或是女朋友的，但從來，從來都不是自己索要的。
我有個朋友，我經常和他在城市的街頭散步，一直走到很遠。經常，有些行人會從我們身邊經過，遲疑一陣，又皺起眉頭，擠出一絲「是還是不是」的疑惑，然後停下來問我，「您是杜魯門·卡波蒂嗎？」我就回答說，「是啊，我就是杜魯門·卡波蒂。」而我的朋友會沉下臉來，推搡著我，大聲說道，「天啊，喬治——你什麼時候才能不這麼做啊？有一天你會惹上大麻煩的！」
問：你認為談話是一門藝術嗎？
答：是的，一門瀕臨滅絕的藝術。大多數善於談話的著名人物——塞繆爾·約翰遜、奧斯卡·王爾德、惠斯勒、讓·科克多、阿斯特夫人、丘娜德夫人、愛麗絲·羅斯福·朗沃思——都是善於獨白，而非善於談話。談話是對話，不是獨白。這就是為何精彩的談話這麼少：由於缺少這樣的人，兩名富有智慧的談話家幾乎很難會面。剛才列的名單當中，我本人認識的是科克多和朗沃思夫人。（關於她呢，我收回剛才說的話——她並非一個獨白演員；她能夠與你共同呼吸。）
跟我交談過的人當中，最善於談話的人要屬戈爾·維達爾了（如果他不是在溫文爾雅地拿你打趣的話，當然有時也不那麼溫文爾雅），塞西爾·比頓（毫不奇怪的是，此人幾乎完全以視覺影像表達自我——有些非常漂亮而有些則邪惡得離譜）。故去的丹麥天才布里克森男爵夫人以伊薩克·迪內森為筆名寫作，儘管她容顏老去，卻享譽盛名，在勾引男人方面，她善於言談，名副其實。啊，她真是夠吸引人的，她坐在她那座位於一個丹麥海濱村莊的漂亮房子裡，坐在爐火旁，一根接一根地抽著銀色菸蒂的黑香菸，一口接一口地喝著香檳，冷卻她那活躍的舌頭，引誘著你從這個主題跳到那個主題——她在非洲務農多年（她的自傳文學《走出非洲》是本世紀最好的書籍之一，你要是還沒有機會去讀一讀，那一定要拜讀一番），納粹勢力佔領下的丹麥人的生活（「他們喜歡我。我們爭論了起來，但他們並不在意我的話；他們不在意任何女人的話——這是個徹頭徹尾的男權社會。除此以外，他們也不知道我把猶太人藏在我的地窖裡，跟冬季的蘋果和裝香檳酒的箱子藏一起。」）
就說說此刻從我腦海中跳出的頭幾個名字吧，我可以打高分的其他幾位交談大師還包括克里斯托弗·伊舍爾伍德（說句客觀公道的話，總體上還沒人能勝過他），還有像貓一樣的科萊特。瑪麗蓮·夢露呢，但凡她完全放鬆下來，酒喝得很到位的時候，也挺好玩兒的。帶有悲劇色彩的電影編劇哈利·庫尼茨也是這樣，他是個外表極為平凡樸素的紳士，以駕馭語言的能力征服了各個階層的人——男人、女人、還有兒童。戴安娜·弗裡蘭，一個古怪的高階時裝界的女掌門人，一度長時間擔任《時尚》雜誌的編輯，她的談話就是魅惑，有著美女蛇一般的無限魅力。
我十八歲時碰到了一個人，他的談話留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或許是因為這個人本身給我的印象難以磨滅吧。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紐約東七十九街上，有個非常愜意的去處，叫做紐約社會圖書館，1942年，我常常整下午整下午地泡在那裡，研讀一本我打算去寫卻終究沒有寫成的書。偶然之間，我看見那裡有個女人，像施了法術一樣一下子就把我給迷住了——尤其是她的眼睛：藍色，像北美大草原萬里無雲的天空那樣蔚藍。但就算她沒有這雙眼睛，她的容顏也很有意思——下顎很結實，俊朗，略帶中性，胡椒粉顏色的頭髮從中間分開，六十五歲上下。莫非她是個女同性戀？嗯，沒錯。
一月的一天下午，我從圖書館裡出來時，已是黃昏，外面正下著大雪。這個長著藍眼睛的女人穿著一件剪裁十分得體、配著紫貂皮毛領的黑色大衣，正等在人行道邊上。她伸出一隻戴著手套的手來，擺出要攔車的姿勢，但是沒有計程車要來。她望著我，微笑著說：「你覺得喝一杯熱巧克力是不是會好點兒？街角有一家朗香。」
她點了杯熱巧克力；我叫了一杯「超」幹馬提尼酒。她帶著幾分嚴肅說：「你到了可以喝酒的年齡了麼？」
「我十四歲就開始喝酒了。還有抽菸。」
「你現在看起來也不像是過了十四歲的人啊。」
「我今年九月就滿十九歲了。」隨後我告訴她一些事情：我是新奧爾良人，我發表了好幾篇短篇小說，我想當一名作家，寫小說。她想知道我喜歡什麼樣的美國作家。「霍桑、亨利·詹姆斯、艾米莉·狄金森……」「不，在世的。」啊，這個嘛，呃，讓我想想：對於一個當代作家——或者是未來的作家來說，要坦言對其他作家的崇拜之情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兒，因為存在競爭的因素。最後我說道，「反正不會是海明威——他真是個不老實的傢伙，把什麼東西都藏著掖著。也不會是托馬斯·沃爾夫——他讓人作嘔；當然，他也不在世了。要說的話，福克納算一個吧：《八月之光》。還有，呃，菲茨傑拉德也算得上是：《一顆像裡茨飯店那麼大的鑽石》、《夜色溫柔》。不過我真正喜歡的是薇拉·凱瑟。你讀過《我的死敵》沒有？」
她並沒有顯露出特別的表情，只說了句，「實際上呢，那書是我寫的。」
我見過薇拉·凱瑟的一些照片——都是很久以前拍的了，大概是在二十年代吧。她比和我一起喝酒的這個人看上去要柔和一些，相貌也更加平庸一些，沒有她這般優雅。然而我立刻知道了她就是薇拉·凱瑟，這是我一生中的幾次戰慄時刻之一。我就像個學生一樣一一列舉她的作品——我的最愛有：《迷途的女人》、《教授的住宅》、《我的安東妮亞》。倒不是因為作為作家而言，我和她有何相似之處。我也許永遠都不會為自己選擇她那類題材，或者是去仿效她的風格。這僅僅是因為我覺得她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跟福樓拜不相上下。
我們成了朋友；她讀我的書，並且總是給出公正而有幫助的評判。她充滿驚喜。一方面，她與她一生的摯友劉易斯小姐同住在公園大道上一間寬敞的房子裡，房間裝修得很迷人——但不知怎的，當你想到凱瑟小姐住在公園大道上的公寓裡時，你會覺得這事兒似乎與她從小在內布拉斯加州所受的薰陶不協調，也與她的小說質樸哀婉的特質不協調。其次，她主要的興趣點並非文學，而是音樂。她經常去聽音樂會，她幾乎所有的密友都是音樂界的名流，尤其是耶胡迪·梅紐因，還有她的妹妹海普奇巴。
與所有真正健談的人一樣，她十分善於傾聽，而輪到她說的時候，她絕不會喋喋不休，而是言簡意賅，一語中的。有一次她對我說，我對於批評太過敏感。而實際情況是，面對帶有蔑視的批評意見，她比我更加敏感；旁人對她的作品所作的任何貶低性評論都會令她情緒低落。我把這點跟她指出的時候，她說：「沒錯，可是難道我們不正是總從別人身上找出我們自己的缺陷，然後因此對他們加以苛責嗎？我是個活生生的人，我也有致命的弱點，這一點毫無疑問。」
問：你有沒有什麼喜歡觀看的運動？
答：焰火。五彩斑斕的圖案在夜空閃耀，轉瞬即逝。我所見過最精彩的焰火表演是在日本——這些日本的高手可以在空中變出火一般的生靈：蜿蜒的巨龍，炸開的小貓，異教聖人的容貌。而義大利人，尤其是威尼斯人，也能夠在大運河上空創造傑作。
問：你有沒有許多性幻想？
答：我一旦有性幻想，通常都會努力將其轉化為現實——有些會成功。不過，我的確經常發現我自己會飄移到意淫的白日夢當中，並且保持這個狀態：白日夢。
我記得有一次和已故的e·m·福斯特聊到過這個話題，他是我心目中本世紀最好的英國小說家。他說他在上學的時候，滿腦子都是性的念頭。他說：「我以為等我長大一點了，這種狂熱就會降溫，甚至是離我而去。可是情況並非如此；在我二十到三十歲的時候，它繼續熊熊燃燒著，然後我又想：那好，等我四十歲的時候，我就可以從這種折磨、這種不斷追求完美愛情物件的痛苦中解脫了吧，可是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樣；我過了四十歲後的整整十年，肉慾依然總是潛伏在我的心頭。然後我又到了五十歲，到了六十歲，沒有任何改觀：有關性的畫面持續在我腦海中迴旋，就像是坐在旋轉木馬上的人影。如今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我依然是我性幻想的囚徒。我就黏上它了，可到了這把年紀，我已經不能在這事兒上面整出什麼動靜了。」
問：你有沒有想過自殺呢？
答：當然咯。也許除鄉巴佬沒想過外，每個人都想過吧。就在備受尊敬的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自殺後不久——這個人我很瞭解——他的一本傳記就出版了，讓我感到沮喪的是，作者引用他的話說：「哦，沒錯，我總是想著自殺。我知道許多人確定會自殺。譬如說杜魯門·卡波蒂就算是一個。」我無法想象究竟是什麼讓他得出這番結論。我拜訪三島的時候，氛圍總是歡樂與友好的。但三島是個很敏感，也很相信直覺的人，不是可以隨隨便便打交道的那種人。但是在這件事兒上，我覺得他的直覺可不準確；我絕對沒有那番勇氣去做他做過的事情（他讓一個朋友拿刀砍去他的頭顱）。總而言之，就像我此前說過的，大多數人選擇了結自己的性命，其實是因為他們想去結果他人的性命——拈花惹草的丈夫，紅杏出牆的愛人，背信棄義的朋友——但是他們沒有那份膽量去這麼做，於是就反過來選擇自殺了。我可不是這種人；如果有人把我逼到上面所說的份上，那他會發現，步槍的槍口正對著的是他自己。
問：你相信上帝嗎，或者說，某種高高在上的力量？
答：我相信有來世。換句話說，我贊同靈魂轉世的說法。
問：那你自己如果有來世的話，你想怎麼個轉世法？
答：重新投胎做一隻鳥吧——最好是一隻禿鷲。禿鷲不必受困於自己的長相如何，或是欺瞞與取悅他人的本事多大；他不必去裝腔作勢。話說回來，沒人會喜歡他；他外表醜陋，遭人厭煩，到處不受待見。但由此帶來的種種自由簡直無法盡數。而另一方面呢，我也不介意變成一隻海龜。他們既可以漫步於陸地，又能夠知悉海洋深處的奧秘。還有，他們很長壽，而且他們耷拉著眼皮，在半睜半閉之間積聚著大智慧。
問：如果允許你許個願的話，你會許什麼願呢？
答：某天早上醒來，發現自己終於長大了，不再有忿恨與復仇的心理，也不再有肆意揮霍的幼稚情緒。換句話說，發現自己是個大人了。
我：你還是醒著嗎？
我：有些厭倦，但還是醒著。你不睡，我又怎麼睡得成？
我：你覺得我寫的這些東西怎麼樣？到目前為止？
我：呃……既然你都問了。我只好說比利·格拉漢姆這個瘋子不是唯一一個肚子裡裝著馬糞的人。
我：呸呸呸。你個狗日的賤人！你就只好這一口，沒一句好話。
我：嗨，我倒不是說你的話有什麼大錯特錯的。都只是些東扯西拉罷了。雞毛蒜皮。我的意思是，你並非像對我裝出來的那樣誠實。
我：我可不是裝出來的誠實。我本來就誠實。
我：對不住哈，我不是有意要放屁的。這不是評論，純屬偶然。
我：這是個轉移注意力的伎倆。你說我不誠實，把我拿來跟比利·格拉漢姆比，看在上帝的份上，如今你又想推諉逃避。你倒是說說，我到現在為止寫的內容哪些不誠實？
我：沒什麼。小事罷了。就說拍電影那事，純屬好玩兒，對吧？可你是為了票子才拍的——還有就是為了取悅你小丑的一面，他可真讓人惱火。擺脫那個傢伙吧。他是個怪人。
我：哦，我不知道。他有點不可捉摸，但是我抓住了他的軟肋。他是我的一部分——跟你一樣。那麼還有一些什麼小事？
我：下一件嘛——嗯，可不是小事。是你回答那個問題：你相信上帝嗎？你卻閃爍其詞，避而不答了。說什麼關於來世，靈魂轉世，投胎做禿鷲之類的東西。我給你說說新鮮事兒吧，夥計，你不必等到轉世以後別人像對禿鷲一樣對你了；許多人已經在這麼做了。一大群呢。但這還不是你回答中虛偽的部分。事實上，你不想明擺著說你確實是相信上帝的。我聽到過你的聲音，異常冷靜地懺悔那些令狒狒都臉紅的事情，可你竟然不肯承認你相信上帝。怎麼著，你是怕被人叫做再生派基督徒，耶穌狂？
我：事情沒那麼簡單。我先前是相信上帝。而之後就不信了。你還記得嗎？我們很小的時候，常常和我們的小狗奎尼和老表姐蘇克跑到樹林去。我們採野花，挖野蘆筍。我們捉到蝴蝶，又把它們放生。我們逮到鱸魚，又把它們扔回小溪。有時候我們發現巨大的毒蘑菇，蘇克告訴我們這是小精靈居住的地方，就在這些美麗的毒蘑菇下面。她對我們說，上帝已經安排好了它們住在這裡，就像他已經安排好了我們所見到的一切一樣。好的和壞的。螞蟻、蚊子、響尾蛇、每一片樹葉、天上的太陽、滿月和新月、下雨天。我們都相信她說的。
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一些事摧毀了這種信仰。首先是教堂，聽某個無知的鄉巴佬神父信口雌黃，我渾身上下都不自在；接下來就是那些寄宿學校了，他們規定每個可惡的早上都要去做禮拜。還有《聖經》本身——沒人會相信它讓人們去相信的東西。那些毒蘑菇在哪裡？那些月亮在哪裡？最終生活——平凡的生活——將任何殘留的信仰都帶走了。我自己並非是我在生命路途中見到過的最壞的一個人，我差遠了，但我也犯下了一些嚴重的罪孽，其中有些是有意而為的殘暴；祈禱這事兒從沒有讓我有過一絲困擾，我甚至想都沒去想。除非是我不得不去想的時候。雨滴開始落下，一場黑壓壓的暴雨，就這麼下個不停。而這時我也開始重新考慮上帝的問題了。
我想起了聖徒於連。想起了福樓拜的作品《聖徒於連的傳說》。這部作品是我很久以前，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讀的（那時的我在一家離圖書館很遠的療養院），所以此刻我的手頭沒有這本書。但是我記得（至少我認為情節或多或少就是這麼進展的）於連在小的時候，喜歡在樹林裡遊蕩，喜歡所有的動物和生靈。他住在一座很大的房子裡，他的父母都很寵著他；他們希望他能擁有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他的父親給他買了最好的馬，最好的弓箭，教他打獵，去獵殺那些他原本無比喜愛的動物。這可不是件什麼好事兒，因為於連發現他喜歡殺戮。只有在經過一天血淋淋的殺戮之後，他才會感到快樂。屠殺鳥獸成了一種瘋狂的病態，起初羨慕他捕獵射術的鄰居們，後來變得討厭他，畏懼他，因為他嗜血成性。
現在，這個故事的某個部分在我腦海裡已經相當模糊了。反正，於連殺了他的父母雙親。是打獵中出的意外？好像是類似的情況吧，真是可怕。他變成了一個社會的棄兒，也變成了一個懺悔者。他光著腳，穿得破破爛爛地浪跡天涯，尋求寬恕。他老了，也病了。一個寒冷的夜晚，他在河邊等著一個船伕渡他過河。大概是冥河吧？因為於連已經奄奄一息了。他等船的時候，一個長相極為可怕的老人出現了。他是個麻風病人，眼中充滿怒火，嘴巴已經潰爛，發出惡臭。於連並不知道，這個模樣令人憎惡的老人竟然是上帝。上帝是要考驗於連，看看他所經歷的這些痛楚是否真的改變了他暴戾的性格。他對於連說他很冷，請求與他共用一條毛毯，於連答應了；然後這個麻風病人讓於連抱抱他，於連也答應了；接下來，他提出了一個最後的請求——他請求於連親吻他染病的、潰爛的嘴唇。於連就這麼做了。於是，這個年老的麻風病人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副容光煥發，光彩照人的模樣，於連和他一起上了天堂。就這樣，於連成了聖徒於連。
而我也在這裡淋著雨，雨下得越大，我就越想起於連。我祈禱我也有幸能夠將一個麻風病人擁入懷中。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又開始相信上帝了，而且明白了蘇克的話沒錯：舊月和新月，傾瀉的大雨，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只要我能夠請求上帝幫助我，他一定會答應的。
我：他幫了嗎？
我：嗯。而且越幫越大。但是我還不是一個聖人。我酗酒。我吸毒。我是個同性戀。我是個天才。當然，雖說上面這四件不光彩的事兒我全佔了，但我依然可以成為一個聖人。但我肯定還不是聖人，肯定還不是。
我：羅馬非一日建成嘛。咱們就此打住，閤眼睡覺吧。
我：不過我們先祈禱吧。我們先念一段舊日的禱文。就是我們很小的時候經常說的那段，那時我們和蘇克還有奎尼擠在一張床上同眠，把一條條被褥堆在身上，因為那屋子又大又冷。
我：我們舊日的禱文？行啊。
我和我：現在我讓我自己躺下入睡，我祈求上帝讓我保住靈魂。若是醒來之前我已不在人世，我祈求上帝帶走我的靈魂。阿門。
我：晚安。
我：晚安。
我：我愛你。
我：我也愛你。
我：你最好愛我。因為歸根究底，我們唯一擁有的就是彼此了。一個人。直到入土。真是個悲劇啊，對吧？
我：你忘了。我們還有上帝呢。
我：嗯，我們還有上帝。
我：哼……
我：哼……呼……
我和我：哼……呼……哼……
《阿莫斯和安迪》是1951—1953在美國cbs電視臺播放的系列劇集，由兩名白人演員模仿黑人方言出演。
利多，義大利威尼斯附近一個小島，為著名的遊樂地。
阿斯伯裡帕克，美國新澤西州蒙茅斯縣的一座城市。
此處原文為法語c’estt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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