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問：假如只允許您在一個地方居住——永遠也不能離開——您會住哪兒？
答：噢，天啊。這個假設可真讓人傷腦筋。只能住在一個地方啊。話說回來，三十年來，我四處漂泊，四海為家。不過奇怪的是，無論我住在哪兒——西班牙、義大利或是瑞士、香港或是加利福尼亞、堪薩斯或是倫敦，我總是在紐約留有一間房。這肯定是意味著什麼。所以呢，如果非選不可，我就選紐約吧。
問：可理由是什麼呢？紐約又骯髒，又危險。方方面面都不適宜居住。
答：這個嘛。沒錯，不過儘管我可以在山區或者海邊隱居一陣，但我基本上還是個城裡人。我喜歡人行道。我喜歡我的鞋踩在人行道上的聲音；喜歡櫥窗裡的商品；喜歡通宵營業的酒館；喜歡夜裡的警笛聲——兇險卻很鮮活；喜歡書店，還有音像店，你要是心血來潮，半夜都可以去。
在這個意義上，紐約是世界上唯一算得上城市的城市。羅馬過於喧鬧，過於地方化。巴黎呢，說來奇怪，有點缺少歡樂，思想狹隘，過於講求道德約束了。而倫敦呢？我所有在那兒住過的美國朋友都住到厭煩了，他們說，「這裡太文明瞭。」我明白。整個一片死寂，完全是死氣沉沉——這就是文明？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倫敦也過於地方化了。同樣的人見到同樣的人。每個人都知道你在幹嘛。你最多隻有可能在那裡過兩種不同的生活。
這便是紐約最大的優勢，是它之所以是城市的原因。在紐約，你可以是個多面人：同時成為十個不同的人，擁有十個不同的朋友圈子，絕無重複。
問：相比於人，您更喜歡動物吧？
答：我喜歡的程度應該差不多吧。不過，我總是發現人身上有一種深藏不露的兇殘，相比於對人類自身，他們對小貓小狗還有馬匹更為熱情。
問：那您兇殘嗎？
答：偶爾也會吧。在言談中。這麼說吧：我情願做自己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問：那您的朋友多嗎？
答：大概有七八個我可以完全仰賴的朋友。大約有二十來個我多少可以信任的朋友。
問：您看重朋友身上的什麼品質呢？
答：首先，他們一定不能太愚蠢。我曾有過一兩次愛上愚蠢的人，真的，非常蠢的人；但這是另一碼事兒了——你可以在感覺不到與某人有一丁點交流的情況下愛上這個人。天啊，這就是多數人如何結的婚，而且為什麼大多數婚姻都不幸福。
通常情況下，我可以很快就告訴自己，這個人和我有沒有可能成為朋友。因為你沒有必要把整句話都說完。我是說，你開始表達某種意思的時候，說到一半就會意識到他（她）已經聽懂了你的意思。這是在思想情感層面對話的一種快捷方式。
撇開智力因素不談，關注也很重要：我關注我的朋友，關心他們，也同樣期望他們這樣對我。
問：朋友們是否經常讓您失望呢？
答：也談不上吧。我有時會產生一些靠不住的情感寄託（難道大家不也都是這樣的嗎？）；但在此過程中我總是睜大著眼睛。唯一能夠傷及你的是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對你造成的那種傷害。我很少有意想不到的情況。不過有幾次我是勃然大怒了。
問：您是一個誠實的人嗎？
答：作為一名作家——沒錯，我覺得我是個誠實的人。就個人而言——呃，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我的有些朋友覺得我在講述一個事件或者一條新聞時，總是傾向於做出更改，而且渲染過度。而我自己呢，我只是把這個叫做讓某件事「活過來」。換句話說，這是一種藝術形式。藝術與真理不見得是合得來的床上伴侶。
問：您是怎麼打發閒暇時光的，最愛做些什麼事情呢？
答：跟性無關的事兒吧，不過我也有過激情燃燒的時候。但是，除非只把它作為一種隨意的消遣，否則這件事太過令人心潮澎湃，而且成本也太高了，後面一個詞，看你自己怎麼理解吧。
其實呢，我喜歡讀書。一貫如此。我沒有特別喜歡的當代作家。不過有的人我還是挺敬佩的，在我們自己的美國作家當中就有故去的弗蘭納裡·奧康納、諾曼·梅勒、威廉·史泰龍、尤多拉·韋爾蒂、凱瑟琳·安妮·波特，還有早年的塞林格。哦，還有其他一些，的確不勝列舉。我從未喜歡過戈爾·維達爾的小說，但我認為他除了小說之外的文學作品都是一流水準。詹姆斯·鮑德溫同樣如此。但是在最近的十年左右，我喜歡讀我已經讀過的作家，那些都是經過時間檢驗的陳釀。普魯斯特、福樓拜、簡·奧斯丁、雷蒙德·錢德勒（美國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狄更斯（我在十六歲之前就已經拜讀了狄更斯的所有作品，而且剛剛把這些作品整個兒又重讀了一遍）。
我對電影也是同樣鍾愛——儘管我老是在中途就離場。但是我只喜歡獨自一人去看電影，而且只在白天劇院裡基本上空無一人的時候去。這樣，我就可以全神貫注於我看的片子了，離開的時候，也不會覺得有必要和其他人對電影的亮點討論一番：對於我來說，這樣的討論時常會導致爭論與翻臉。
我喜歡在早上工作，通常是一連四、五個小時，之後，如果我是單身一人待在一座城市裡，不管哪個城市，我都會去最愛的飯館（在紐約有：拉法葉、巴斯克海岸、奧爾西尼、廣場的橡樹餐廳，還有聚居地，直到最後無情地被轉讓出去）跟朋友見面，吃午餐。許多人說他們討厭吃午餐；因為這樣會讓他們發胖，讓他們感到疲倦，這樣一來，一天就沒了。可午餐卻讓我感到一天都很充實。有幾個人我特別喜歡和他們一起吃飯，但是總體而言，我喜歡長得漂亮，或者至少是特別吸引人、機敏、知識面廣的女人。有幾位非常年輕的女士位列其中（拉里·韋茅斯、阿曼達·波頓、佩內洛普·特莉、露易絲·梅爾哈多——最後一個人，唉，嫁給了一個非常老派的股票經紀人）。但是我認為任何一位女子都無法得到滿分，除非她能夠在風度、外表以及幽默感上達到並且保持一定的標準，這種標準應當能夠超越帶有欺騙性的年輕美貌：我的這份帶有偏見的不完整名單恰好包括芭芭拉·佩莉、葛洛莉婭·基妮斯、李·拉茨維爾、烏娜·卓別林、葛洛莉婭·庫珀、斯里姆·基斯、菲利斯·瑟馥、凱·米罕、維奧拉·洛伊、d·d·萊恩、伊芙琳·艾夫登、帕梅拉·哈里曼、凱伊·格拉漢姆——好吧，你可以繼續往下列上一陣子，然而這份名單肯定不會超過五十位。注意，我提到的這些人都是些普通公民，而非公眾人物；畢竟，對於某些公眾人物來說——嘉寶（基本上算是個自私討厭的女人）或是伊麗莎白·泰勒（一位敏感、自學成才的女士，以一種堅強但本質上十分幼稚的姿態示人——如果你和一個男人上了床，天啊，那你就得嫁給他！）——施展魅力是她們的拿手好戲。
雖然我知道我按說應當極其善於社交，雖然上述某些言論看似也證實了這點，但是我喜歡獨處。我喜歡開得飛快、製作精良的轎車，我喜歡孤寂的汽車旅館，還有它們的製冰機和詭異的平凡無奇；因此有時候我坐在車上，沒有任何先兆，沒有特定的目的地，獨自一人，驅車上千英里。我只看過一次心理醫生；但我本該去開車兜風的，把汽車頂棚降下來，微風拂面，豔陽高照。
問：您最害怕的是什麼？
答：應該不是死亡吧。嗯，我不想遭罪。但若是某天晚上我睡去之後，一覺不醒——這種想法就不怎麼令我擔憂。至少，那會是有所不同吧。1966年，我險些在一場車禍中喪生——迎面狠狠砸在擋風玻璃上，儘管受傷嚴重，而且十分肯定亨利·詹姆斯所說的那件大事兒（死亡）已經近在咫尺，但當我躺在一攤血泊中時，我依然神志清醒地大聲對自己細數朋友們的電話號碼。自那以後，我還動了一次癌症手術，唯一令我感到沮喪的事情是我不得不在診斷日之後和在手術日上午之前的那一週裡無所事事地四處閒逛。
對了，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十分荒唐而且極其可憎：那就是基於人們對於青春的渴望、對衰老的擔憂以及對死亡的恐懼而誕生的一整條美容醫療產業。到底有誰想長生不老？顯然我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是這樣；但這是種愚蠢的想法。畢竟，有一種叫作生命飽和的東西：到了那個臨界點，一切都是純粹的苦活兒，完全的重複。
貧窮？範尼·布萊斯曾說，「我經歷過富有，也經歷過貧困。相信我，富有好過貧困。」嗯，我不贊同這種說法；至少我認為金錢並不能對任何人的自我調整或是（這是個低能的詞）「幸福」產生任何本質的推動。我認識相當多的有錢人（那些不能短時間內拿出五千萬美元硬通貨的人，我都不把他們算在有錢人的行列）；有些人心情糟糕的時候會說，我認識的人怎麼個個有錢呢（對這些人，你最好可以這樣回答，至少他們有時會幫你買單，而且從不問你借錢）。但關鍵是：我找不出來哪怕一個有錢人，能比我們其他人更容易地得到快樂或是更輕鬆地緩解那人類共有的焦慮。至於我呢，我兩種情況都能接受：底特律某個小巷一間裝修過的房間，或是沃爾多夫塔樓里科爾·波特的老房子都行，如今後者已經被裝潢設計師比利·鮑德溫翻修為一座豪奢的小島，既宏偉又不露聲色。我無法生存的地方是中間地帶：斯卡斯代爾或是夏克海茨的一座錯層式牧場大屋，帶雙車車庫，屋外，割草機和灑水車吵鬧不休。好吧，我從未說過我不是個勢利眼。我只說過我並不懼怕貧困。
失敗？失敗是給成功調味的佐料。其實並非如此，我就喝過這種特殊的毒藥，硬著頭皮（尤其是在劇院工作時）挺了許久，才有今天的對此不屑一顧。說句實話，我對於別人怎麼評價，是一點也不在乎，無論是私下裡，還是在出版物上。當然，我年輕時那會兒剛開始出版作品的時候並非如此。而如今，只有一件事讓我不能完全不在乎——情感的背叛依然能夠擾亂我的心，令我受到傷害。要不然，挫敗與批評都是些無關緊要的事情，如同月球上的山巒一般遙遠。
問：那令您感到害怕的到底是什麼呢？
答：一種擔憂：我或許會失去幽默感。思想變得沒有靈魂，開始走上一條瘋狂的道路，然後，就像那個禪機說的那樣，聽著孤掌之聲了卻殘生。
問：如果有東西讓您感到震撼，那會是什麼呢？
答：蓄意的殘暴行為。為了殘暴而殘暴，言語上的或者肢體上的。謀殺。死刑。毆打孩子。獵捕動物。
很久以前，我一度發現我最好的那個朋友在十八歲那年與他的繼母產生了一段開花結果的戀情。當時我很是驚訝；無須贅述，我當時沒有現在這樣淡定，事後回想起來，我發現這事兒很可能對雙方都有好處。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對這些性與道德層面的事情感到驚訝，更不用說錯愕了。不然的話，我就該領銜我們國家數以百萬的偽君子隊伍了。
問：自從您出版了《冷血》之後，迄今已有六年時間了，《冷血》之後，您寫作上一直在忙些什麼呢？
答：我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說——《感恩節的訪客》。合作參與了一部電影——《三部曲》，根據我的三篇故事改編（《聖誕憶舊》，《米麗亞姆》，《通往伊甸園的小徑》）；製作了一部關於死刑的紀錄片，《美國死囚室》，這部紀錄片由美國廣播公司出資，但出於一些神秘的、無法解釋的原因，始終沒有在國內上映（在其他一些國家上映過，譬如說加拿大）。最近剛剛完成了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劇本改編——這是部近乎完美的中篇小說（或者說，實際上是部長短篇小說），但卻不好改成戲劇，因為這篇小說幾乎通篇都是對往事的解析還有可以說是舞臺之外的場景。我個人喜歡我改編的那個版本，而製片人——派拉蒙影業公司——卻持不同觀點；不管是誰要試著對它進行改寫，我都會對他表示同情。
我花了五年的時間寫《冷血》，又花了一年的時間去恢復——如果用「恢復」這個詞還算恰當的話；那段經歷的各個側面沒有一天不在我的思緒中投下陰影。
然而，在我開始創作《冷血》之前——實際上是在1957年我剛剛完成《蒂凡尼的早餐》不久——我雄心勃勃地開始準備一部小說的筆記與框架，當時定的名字和現在一樣，叫做《應許的祈禱》，是從聖·特麗莎的評論中派生過來的：「相較於未得應許的祈禱，人們為那些得到應許的祈禱流下了更多的眼淚。」我想這是真的：無論何種慾望得到應許，總會有另一個慾望取而代之。這就像賽跑的灰狗和那隻機械兔——你永遠也抓不到。這一點構成了生命中最好與最壞的部分。我記得一個朋友——她與羅伯特·肯尼迪關係很親密——在後者的葬禮上說：「天真熱啊。熱的要命。而墳墓就在草叢中，在這棵蔭涼蔥綠的大樹下。我想：博比，上帝保佑，你不用再戰鬥了。你安全了。」
《應許的祈禱》在技巧上比較複雜，它是我所創作的最長的作品——的確，比我其他作品字數相加的三倍還要長。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裡，為了完成這部作品，我一直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但是文學有其自身的生命，堅持按照它自身的尺度起舞。《應許的祈禱》就像是一隻有十二根輻條的輪子；驅動車輪轉動的燃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年輕女子，她和五十個人有過瓜葛，實際上本可以嫁給其中任何一個，但是十二年來，她一直愛著一個「年紀較大的」男子，卻不能與他結合，因為他是有婦之夫，而且也不會離婚，因為他希望成為美國的下一任總統，而且這種期望不是空穴來風。
問：如果您當初不打算當一名作家、過這種有創造力的生活，那您會去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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