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別的聲音，別的房間》（我自己的書名：並非引用）於1948年元月出版。我花了兩年的時間寫這本書，這不是我的第一本小說，而是第二本。第一本呢，書稿從未交付，如今已經遺失，書名叫做《夏日裡的穿越》——故事發生在紐約，未加修飾，描寫客觀。在我的記憶中，這本書寫得還不錯：技巧上很嫻熟，故事也挺有意思，但是沒有緊張或是痛苦，沒有個人內心的視角——那種曾經控制我的情緒和想象力的不安。《別的聲音，別的房間》是一次驅魔的嘗試，一次無意識的嘗試，算得上全憑直覺，因為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嚴格意義上的自傳，除了其中的幾個事件和相關描述。如今重讀，我發現這種自欺欺人的想法實在是不能原諒。
這種頑固的無知當然是有其原因的，它們無疑是出於一種自我保護：那是一道作家與其真實素材之間的防火幕。而我已經跟撰寫本書的那個問題青年失去了聯絡，因為在我身上，只能找到一點點他漸漸模糊的影子，因此要重新構建他的想法是件難事。不過，我會盡力。
《別的聲音，別的房間》這本書甫一面世，各方評論紛至沓來，有的熱情洋溢，有的充滿敵意，他們認為我受幾位南部文豪的影響顯然很深，譬如說福克納、韋爾蒂，還有麥卡勒斯，對於這三位作家的作品，我均已熟知，並十分欣賞。儘管如此，這些人還是錯了，儘管他們的錯誤可以理解。對我來說，最令我受益的美國作家有如下這些，排名不分先後：詹姆斯、馬克·吐溫、愛倫·坡、凱瑟、霍桑、薩拉·奧恩·朱厄特；還有海外的作家：福樓拜、簡·奧斯丁、狄更斯、普魯斯特、契訶夫、凱瑟琳·曼斯菲爾德、e·m·福斯特、屠格涅夫、德·莫泊桑以及艾米莉·勃朗特。這一長串名字多少與《別的聲音，別的房間》無關，因為顯然，這些作家當中，沒有一個人算得上是這本書必不可少的前驅。當然，除了愛倫·坡是個可以想見的例外（那時，愛倫·坡已經是一個面目模糊的童年最愛了，狄更斯和馬克·吐溫亦是如此）。話說回來，他們每個人都對我的文學創作靈感有過貢獻，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其實又全都算得上是先驅。但是真正的鼻祖是一個不易相處、隱藏在內部的自我。這樣的結果既是一種揭示，也是一種逃脫：這本書將我釋放出來，而正如書中好似預言的最後一句話所說，我站在原地，回望著那個被我留在身後的男孩。
我出生在新奧爾良，是家中獨子；父母在我四歲那年離異。那次離異過程曲折，給雙方都帶來了痛苦，這也是為什麼我童年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亞拉巴馬農村的親戚家度過（我曾斷斷續續地在紐約市和康涅狄格州上學）的主要原因。我自己所讀的書，其重要性比我在學校所受的教育要大得多，在學校讀書簡直就是一種浪費，我在十七歲那年離開了學校，那一年，我向《紐約客》雜誌社求職，並獲得了那份工作。這算不上是份像樣的工作，因為我所要做的就是把卡通畫分類，還有裝訂報紙。不過，我依然覺得能有這份工作是件幸事，特別是因為我已下定決心不再用我那勤勉的雙腳涉足高校課堂一步。我覺得一個人要麼是作家，要麼就不是，不管是多少教授的合力都不能影響這一結果。我現在還是覺得我是正確的，至少對我自己而言；然而，我如今意識到，大多數青年作家上大學比不上能得到更多的東西，哪怕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老師和同窗不得不為他們的作品充當觀眾；一個壯志滿懷的藝術家，要是沒有人對他傳遞的資訊作出回應，那他就是世界上最孤獨的人了。
我在《紐約客》工作了兩年時間，在此期間，我在一些小文學雜誌上發表了不少的短篇故事。（當中的好幾篇呈遞給我的老闆，卻一篇都沒有錄用，不過有一次，在一篇被打回的稿件上寫著這樣的評論：「非常不錯。但是這本雜誌並不推崇這樣的浪漫。」）另外，我還寫了《夏日十字路口》。實際上，正是為了完成這本書，我才鼓足勇氣，辭掉工作，離開紐約，投奔親戚，他們家是種棉花的，住在亞拉巴馬州一個很偏僻的地區：棉花地、牧場、松木、土路、小溪、遠處傳來的火車汽笛——還有，五英里之外的一個鄉村小鎮：本卷提到的努恩市。
我到那裡的時候是初冬，寬敞的農舍完全由火爐和壁爐供暖，那種融融的氛圍是一個剛剛出道的小說家理想中與世隔絕的僻靜之處，一家人四點半起床，在電燈下吃早餐，太陽差不多升起的時候出去幹活——把我一個人留在家中，留在一種愈來愈強的恐慌感中。這是因為，《夏日十字路口》在我看來似乎顯得越來越淺薄、耍小聰明、缺乏觸動。而另一種語言——一種神秘的精神面貌——正在我的體內迅速崛起，牢牢掌控著我黑夜裡的睡夢，也牢牢掌控著我清醒狀態下的白日夢。
十二月的一個下午，天氣寒冷，我遠離住所，在一片樹林中沿著一條溪流的河岸步行；溪水神秘幽深，非常清澈。這條路一直通往一個叫做哈特磨坊的地方。這個磨坊橫跨小溪，已經荒置多年；過去，農夫在這裡把穀物磨成粉。我小的時候，時常和表兄弟們一塊兒上那兒捕魚、游泳；正是在磨坊下面探險的時候，我被一條水腹蛇咬傷了膝蓋——這番情形，與喬爾·諾克斯一模一樣。如今，我又到了這處荒置的磨坊，它那銀灰色的木樑已經凹陷，此時那種被蛇咬過的震顫又湧上心頭；我還想起了其他的人和事——想起了伊達貝爾，或者說是伊達貝爾的原型，還有我們過去常常在清澈的溪水裡蹚水、游泳，還有池塘裡肥碩的、懶洋洋的斑鱗魚；伊達貝爾總是想伸手去抓一隻上來。
一種亢奮——一種帶有創造力的昏迷——令我欲罷不能。回家的時候，我迷路了，在樹林裡兜著圈子，因為滿腦子裡想的全是那本書。通常情況下，只要我想到一個故事，它就會整個地從頭到尾闖入我的腦海，或者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的：一道長長的不間斷的閃電令那有形的所謂現實世界一片漆黑，唯獨照亮了這片突然間闖入視線的半虛構的景緻——一片有生命的土地，裡面有人、有聲音、有房間、有氛圍、有天氣。一切的一切，出生時，就像一隻憤怒的小老虎；你得去安撫、去馴化。這當然是藝術家的首要任務：去馴化、去塑造原始的創作想象。
我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天氣很冷，可我卻並不覺得冷，因為我的身體裡面有一團火。我的姑媽盧西爾說她一直很為我擔心，我說我吃不下晚飯，這讓她很失望。她問我有沒有生病；我說沒有。她說，「好吧，你看著像是生病的樣子。你的氣色慘白，像個幽靈啊。」我對她道了聲晚安，便把自己鎖在房間裡，把《夏日十字路口》手稿扔進了辦公桌最下面的一個抽屜裡，拿起幾支削得尖尖的鉛筆，還有一摞嶄新的黃線紙，衣服一件未脫，就上了床，然後帶著一種軟綿無力的樂觀情緒，寫下了：「《別的聲音，別的房間》——杜魯門·卡波蒂著。」然後寫道：「旅行者必須用他能想到的最好方式踏上去往努恩市的路……」
雖說這並不常見，不過幾乎每個作家都偶爾會有這樣的經歷：某個特定故事的創作似乎是某個外來意識的產物，得來全不費工夫；彷彿你是一個秘書，正在將來自雲端的聲音轉換成文字。難就難在你要與這個幽靈般發號施令的傢伙不斷保持聯絡。最終演變的結果是，這種交流在夜間最為酣暢淋漓，正如熱病在黃昏之後升得最高一樣。於是我索性夜間寫作，白天睡覺，這個習慣給主人惹了不少麻煩，也使得他們總有些微詞：「你整個作息都顛倒了啊。這樣下去會把身子給拖垮的。」這就是為何那年的春天，我謝過了我那些惱火的親戚們，對他們的慷慨以及他們快要到頭的耐心表示感激，然後買了車票，搭乘灰獵犬長途汽車去了新奧爾良。
到了那裡，我在一幢嘈雜的樓裡租了一間臥室，這房子是克里奧爾一家的，位於皇家大街法國區。臥室很小，也很熱，差不多隻能放進一張銅架床，而且還很吵，像間煉鋼廠。窗外車水馬龍，街區裡的觀光客們狂飲作樂，軍人和海員們喧鬧地喝著威士忌，吵鬧聲一刻也不曾消停。不過，我還是堅持我的晚間寫作計劃，按部就班；到了深秋，這本書差不多已完成了一半。
我本可不必這般孤寂。新奧爾良是我的家鄉，這裡有我許多的朋友，但是因為我不喜歡那個熟悉的世界，而是寧願將自己封閉在自我建構的空間裡——那裡只有動物園，「耶穌熱」以及雲端酒店——所以我一個老友也沒有叫。唯一與我為伴的是克里奧爾一家，他們都是些善良的勞動階層人民（丈夫是碼頭工人，妻子是裁縫），要麼就是跟藥店的銷售員和酒館的那些人打打交道。奇怪的是，儘管新奧爾良並非一個很大的城鎮，但我幾乎就沒見過一個認識的人。除了有一次，我偶然遇到了我的父親。這真是諷刺，因為雖然我那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別的聲音，別的房間》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在現實中追尋這個本質上只存在於想象中的人物。
我吃飯很少一天超過一頓，通常是在完成每天的寫作之後。每當日出時分，我都會穿過潮氣很重、佈滿陽臺的街道，途經聖路易大教堂，轉到法國集市，在這個昏暗的早晨，廣場上橫七豎八停滿了卡車，有菜農的，有墨西哥灣岸區漁夫的，有肉販子的，還有種花的。空氣中帶著泥土、草藥，還有奇特的生薑的氣味，買賣過程中叮叮噹噹的鈴聲不絕於耳，我挺喜歡的。
集市裡最主要的聚會之處是酒館，那裡只賣黑色的菊苣苦咖啡，還有最酥脆可口，最美味的現炸面圈。我十五歲那年就發現了這個地方，從此就上癮了。酒館的老闆給常客們都取了綽號；管我叫「騎師」，說我個高體壯。每天早上，我沉溺於咖啡和麵包圈的時候，他就會一臉壞笑地提醒我說，「注意點兒，騎師。你永遠沒法減肥成功了。」
五年前，正是在這家酒館，我遇到了倫道夫表兄的原型。實際上，倫道夫表兄是我在兩個人身上找到的靈感。當時我還是個小孩子，有一年夏天，我好幾周時間都是在密西西比河基督關的一間老房子裡度過的。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唯一記得的是那裡住著個老人，是個哮喘病人，抽著藥用香菸，用零碎布料縫成漂亮的被子。他原來是一艘拖網漁船的船長，但是因為患病，不得不退休，住在這間黑暗的小屋子裡。他的姐姐教會他縫衣服；結果呢，他發現自己居然擁有設計布料圖案的卓越天賦。我過去常常去他屋裡看他，他總是把像掛毯一樣的被子鋪在地上，讓我欣賞：玫瑰花、揚帆遠航的輪船、一碗蘋果。
另一個倫道夫是這個角色的精神原型，我是在酒館裡碰到的他，他滿頭金髮，體態肥胖，據說是患了白血病，快要死了。酒館老闆管他叫「素描家」，因為他總是獨自一人坐在角落裡畫畫，在一個很大的活頁筆記本上面畫著這兒的顧客——卡車司機和牧牛工人。有天晚上，顯然我成了他作畫的物件；在進行一番素描之後，他溜達到吧檯前，對坐在那裡的我說，「你是個神童，對吧？我可以根據你的手判斷出來。」我不知道他說的所謂神童是什麼意思；我覺得他要麼是在開玩笑，要麼是在不懷好意地搭話。不過緊接著，他給出了這個詞的定義，讓我很是高興：這與我暗自猜測的恰好吻合。我們成了朋友；後來，我不光在酒館見到他，我們還沿著堤岸一同散步。我們聊得不多，因為他總是自言自語，老是說些關於死亡、背叛、激情與懷才不遇的話題。
一切都發生在那個夏天。到了秋天，我去了東部上學，等我六月再回來的時候，我向酒館老闆打聽素描家的情況，他說，「哦，他死了。在《花絮》上看到的。你知道他很有錢嗎？沒錯。報紙上這麼說的。說是他家坐擁蓬夏特蘭湖周圍一半的土地。想想吧，你根本就想不到。」
書完成的時候，我的寫作環境離我開始創作這本書的地方已經相去甚遠。我先後在北卡羅來納、薩拉託加、斯普林斯，還有紐約漂泊、工作，最終，回到了楠塔基特一個小村莊租來的房子裡。書的最後幾頁正是在窗前的書桌上完成的，窗外可以看到天空與沙灘，海浪拍岸，成書的時候，我有些不相信；那一時刻已經到來，這是個奇蹟，既讓我遺憾又令我興奮。
我並不是很熱衷於重讀自己的書：過去的事情都已經過去了。而且，我總是擔心會發現那些對我言辭激烈的批評者是對的，我的作品其實不如我想象中那般出色。直到此書再版的問題浮出水面的時候，我都從未仔細讀過一遍《別的聲音，別的房間》。上週我才一口氣把它通讀了一遍。
然後呢？然後，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我被那些象徵手法的遁詞驚呆了。而且，儘管有些段落在我讀來算得上是成就，另外一些則會讓我感到不安。不過總體而論，我彷彿是在讀一個徹頭徹尾的陌生人的青澀手稿。我為之震撼，因為他的作品有著神秘的光芒，彷彿是將一隻色彩奇異的稜鏡對準光束——那光芒，還有某種極度痛苦，帶著懇求的強烈感情，就像一個遭遇海難的水手將紙條塞進瓶裡，然後扔進大海。
此處原文為德語wunderkind。
作者「杜魯門·卡波蒂」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