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冷血》拍攝記
（1967）
去年3月一個炎熱的午後，堪薩斯西部種滿小麥的高地平原上，一間法庭裡，理查德·布魯克斯在他所執導的這部電影的拍攝間歇時問我，「你在笑什麼？」他的語氣中帶著些許責備。
「哦，沒笑什麼呀，」我說道，可真實情況是，我想起了佩裡·史密斯很久以前問到的一個問題。佩裡就是此刻在此處再現的那場審判中受審的兩名兇手之一。他於審判開始前的數日被捕，他的問題是，「這兒有誰是電影界的人嗎？」我在想他對於此時正在拍攝的這一幕會怎麼看：法庭裡碩大的弧光燈架設於四周，他與理查德·希科克正是在此接受的審訊，陪審團席上坐著的正是當年給他們定罪的人，隆隆的發電機，咔嚓的照相機，喃喃低語的技術人員在密密麻麻的線圈中跳進跳出。
我與佩裡·史密斯的第一次交談是在1960年1月初。那天很冷，像冰柱一樣晶瑩剔透；我與史密斯在縣治安官辦公室的一間房裡談話，來自大草原的風拍打著窗戶，吮吸著玻璃，不斷髮出響聲。我自己也是相當緊張，因為一個月以來，我一直著手在寫一本關於赫伯特·克拉特一家被謀殺的書——《冷血》，除非我能夠與這個半愛爾蘭、半印度血統的年輕人建立起緊密聯絡，否則，我就只好放棄這本書的寫作了。他的法庭指定律師說服他與我對話；可是顯然，沒過多久，史密斯就後悔接受了這次訪談。他有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覺，疑心重重，一副鬱鬱寡歡、睡眼惺忪的樣子。我用了許多年，寫了數百封信，交談過無數次，才漸漸穿越了這層假象。眼下，我說的任何話都提不起他的興趣。反倒是他有些傲慢地開始質疑我的資質。我是何種型別的作家，我寫過哪些東西？嗯，在我呈給他我的檔案後，他說，他此前從未聽說過我的名字，也沒有聽說過我寫的任何一本書；不過——我寫過什麼電影劇本沒有？寫過，一部：《戰勝惡魔》。這時他惺忪的睡眼微微睜開了一點。「嗯。我有印象。只不過因為亨弗萊·鮑嘉在裡面才看了一下。那你，呃，呃，認識鮑嘉嗎？認識他本人嗎？」我告訴他鮑嘉曾是我的密友，他緊張地露出淺淺的笑容，對於這種笑，我已漸漸熟知。「鮑嘉，」他說道，嗓音非常輕柔，在一片風聲中你幾乎聽不見他的話。「我經常跟他聯絡，他是我最鍾愛的演員。我看過《馬德雷山脈的寶藏》——哦，反反覆覆地看。我喜歡這部電影，其中有個原因就是——裡面的那個老頭兒，瓦爾特·休斯頓？就是演那個瘋子淘金者的傢伙？——他跟我爸很像，特克斯·史密斯。的確是跟他很像。這讓我怎麼都看不厭。確實太能抓住我了。」然後他說，「昨天晚上你在嗎？就是他們把我們關進來的那晚。」
他說的是前一天晚上，兩個戴手銬的兇殺犯在一小隊州警的押解下，由警車從拉斯維加斯押送而來，他們正是在那兒被捕的，二人將於堪薩斯州花園市芬尼郡法庭受審，數以百計的人已經冒著零度的嚴寒，在黑暗中等待了幾個小時，就是為了看上他們一眼；人群井然有序，幾乎是安安靜靜地填滿了廣場。還有新聞媒體人員，大都是來自西部和中西部的記者；此外還有幾個電視臺的工作人員。
我告訴他，沒錯，我也在場——我因此患上了輕微的肺炎，便是明證。嗯，他說，他聽到這點很難過：「肺炎可不是鬧著玩兒的。但是跟我說說——我當時怕得要命，沒看到發生了什麼。我當時看見那麼多的人，就在想，天啊，這些人會把我們給撕碎的。讓劊子手見鬼去吧。他們會當場把我們絞死的。或許這也不是個壞主意。我是說，經歷一番這樣的煎熬又有什麼呢？審訊也好，其他什麼也罷，不過是鬧劇罷了。這些西部牛仔遲早會把我們絞死的。」他咬了咬嘴唇；有些難為情的樣子，一種侷促不安寫在他的臉上——那表情就像一個做錯事的孩子低頭用腳趾在地上挖著坑。「我想知道的是——這兒有誰是電影界的人嗎？」
這就是佩裡的典型特徵——他那蹩腳的、裝腔作勢的用語方式（小心翼翼地加入諸如「電影界」這樣的詞），還有那種令他樂於接受任何一種「承認」的虛榮，而無關這種承認的本質。對於這一點他竭力掩蓋，表現得不屑一顧，雖是如此，當我告訴他現場確實有電影拍攝工作人員在錄影時，他表現得十分高興的樣子，這一點毫無疑問。
如今，七年之後，追憶這番往事時，我忍俊不禁，但我避開了布魯克斯的問題，因為飾演佩裡與迪克的兩名演員就站在附近，在他們面前，我感到分外地不自在。那是一種心理暗示。在他們被選中飾演這兩個角色前，我就見過羅伯特·布雷克（飾演佩裡）與斯科特·威爾遜（飾演迪克）的照片。但直到我去往堪薩斯跟隨電影拍攝程式的時候，我才見到他們本人。與他們見面，待在他們身邊——這不是一段我樂意重複的經歷。這與我對於這兩位演員個人的反應無關：二人都很敏感且才華出眾。問題只不過是，儘管從照片上看他們與人物原型在外形特徵上就異常接近，然而他們的照片卻依然沒有讓我準備好面對這段催眠般的現實經歷。
尤其是羅伯特·布雷克。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我以為是一個幽靈遊蕩在光天化日之下，頭髮油光可鑑，睡眼惺忪。我無法接受面前的這個人將要扮演佩裡，他分明就是佩裡——我當時的感覺彷彿是在電梯井中作自由落體。這一雙熟悉的眼睛，安在一張熟悉的臉上，漠然打量著我，像是在看一個陌生人。這就像是佩裡從一場大病中康復過來，卻伴隨著失憶症，全然不記得我是誰。震驚，沮喪，無助——這些情感，與即將到來的流感交織在一起，把我送回到花園市這家汽車旅館的房間裡。小麥田旅館，我那些年創作《冷血》時一直住的地方。那些年匯聚在一起的回憶、無盡冬日裡漫漫長夜的孤寂，還有隔壁悽楚的推銷員不停的咳嗽聲，這些就像是堪薩斯突如其來的龍旋風將我席捲，把我重重地砸在床上。
引用一段我個人日誌裡的話吧：「我半個小時內喝了一品脫的蘇格蘭威士忌，這時已經爛醉如泥。早晨一覺醒來，已經在發燒，電視還開著，不明白我身處何處，或是為何而來。一切虛幻皆因太過真實，現實的映像向來如此。打電話叫來了馬科斯菲爾德醫生，他給我打了一針，還開了幾副藥方。但病根卻在我的腦子裡（？）。」
「現實的映像」這個表達不言而喻，可或許我應當澄清我自己對它的闡釋。映像中的現實是現實的精髓，是比真相更真實的東西。我小的時候玩過一個畫圖遊戲。譬如說，我會觀察一幅風景畫：綠樹，白雲，在草叢裡遊蕩的駿馬，然後從整個畫面中選擇一處細節——比如說被微風吹得彎腰的青草——再用雙手為它搭出一個相框。此時這個細節就成了這處風景的精華，以稜鏡的微縮視角捕捉到了全景的真實氛圍——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將過於龐大的全景悉數收羅在內。或是當我置身一間奇怪的屋子裡面，想去了解這間屋子和裡面那些住戶的秉性時，我就會讓我的目光有選擇性地移動，直到發現某個似乎隱藏著秘密的物件——一束燈光，一架破舊的鋼琴，地毯上的圖案花紋。所有的藝術品均是由經過篩選的細節構成的，或存在於想象，或是對現實的提煉，正如《冷血》。書是如此，電影亦然——唯一的區別是，我是從生活中篩選出來的細節，而布魯克斯則是從我的書中進行提煉：現實兩次移位，因而愈發真實。
這本書剛一齣版，許多製片人和導演就表達出想根據本書拍攝一部電影的願望。事實上，我之前已經作出決定：若是要拍電影，我希望身為作家兼導演的理查德·布魯克斯來充當書與電影中間人的角色。除了因為我對他極具想象力的職業素養一直以來的欽佩，還有另一個原因：對於該書應如何改編成電影，他是唯一一個贊成我的理念的導演——而且也願意為之冒險。他是唯一一個完全接受兩點要素的人：我想把電影拍成黑白片，同時也想請一些不知名的演員來擔綱——也就是說，演員不能是「大眾」所熟悉的面孔。儘管布魯克斯和我在鑑賞力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我們都希望電影能複製現實，讓演員儘可能與人物原型一樣，並且每一幕的拍攝都在實際事發地點完成：克拉特一家遭遇謀殺的屋子；佩裡和迪克買繩子和膠布去捆綁四個被害者的那家堪薩斯雜貨鋪；還有那幾處法庭、監獄、加油站、酒店房間、高速公路，以及城市的街道——他們在犯罪過程中所見到的所有地點以及後續故事發生的地點。過程的確很繁瑣，但也唯有這樣，才能儘可能摒棄所有臆造的成分，從而讓現實找到它的倒影。
我與布魯克斯走進克拉特家的房子，布魯克斯準備拍攝謀殺過程，這時，我尤為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再度引用一段我日誌裡的話：「整個下午都在克拉特農場度過。真是一段奇特的經歷——我發現自己再次進入了這座房子，這裡我此前曾如此頻繁地造訪，迄今為之始終沉浸在如此死寂的氛圍中：死寂的房屋，平常的房間，硬木地板，每走一步都會發出回聲，透過窗外，可以看到一片陰沉的草場，田地裡一片黃褐色，那是小麥的麥茬。自從兇殺案發生以後，就再也沒人在此居住。後來，一個得克薩斯人買走了這裡的地產，他在田裡種地，他的兒子偶爾也會在這裡住上一陣。這裡當然沒有成為廢墟；儘管如此，它看上去還是處於廢棄狀態——一個沒有鳥雀可嚇的稻草人。現在的主人允許布魯克斯在此拍攝；早先的傢俱有許多依舊還在那裡；布魯克斯的首席助手湯姆·肖費了很大的工夫搜尋並且追回了其餘那些流散的傢俱。這些房間看上去跟我1959年12月審視這裡的時候別無二致——當時距離案發沒過不久。克拉特先生的牛仔帽還掛在牆壁的帽鉤上。南希的樂譜還開啟著，擱在鋼琴上。她兄弟的眼鏡還在書桌上，鏡片在日光下微微地閃著光。
「可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那扇威尼斯百葉窗——或者也可以說，我為它‘裝上了畫框’。百葉窗遮住了克拉特先生辦公室的窗戶，兇手就是通過這扇窗戶潛入房間的。在跳窗的時候，迪克將百葉窗的板條分開，窺視了一番，好知道會不會有目擊者潛在月色之下；在離開的時候，在刺耳的槍擊聲響過之後，迪克的眼睛透過百葉窗的板條搜尋這片土地，他的心怦怦直跳，擔心那四聲槍響會驚擾了村民。這個飾演迪克的演員與迪克真是出奇地像，如今他正準備重複這些動作。八年過去了，克拉特一家早已不在人世，迪克也死了，但是那扇威尼斯百葉窗依然在此，依然懸掛在那扇窗戶之上。就這樣，現實通過某個物件將自我延伸到了藝術中；這正是這部電影具有原創性且令人不安的原因：現實與藝術的相互交織達到了使兩個區域再無清晰界限的程度。
「整個兇殺過程中，幾乎全部的場景都在黑暗中拍攝完成——只不過用到了手電筒。此前從未有人這麼嘗試過，因為通常情況下，手電筒能夠釋放的光亮強度不夠，在沒有外部照明的幫助下，完成不了一個場景的拍攝。而這一次，劇組的技術人員發明了一種裝有專用電池的手電筒，能夠發出強烈耀眼的白色光柱——當光柱在黑暗中晃動交織的時候，這一點尤為有用。
「布魯克斯對於細節的注意有時會帶來喜劇效果。今天他注意到在兩場拍攝的間歇，劇組的幾名人員正在克拉特的房子裡抽菸。他突然間拍了拍手，大喊了一聲，‘聽著！給我滅了！克拉特先生從不允許任何人在這座房子裡抽菸，所以我也不允許你們這麼做。’」
眼下，經受著流感的折磨，承受著重新經歷這些痛苦事件的精神重負，我疲憊不堪地離開了布魯克斯和他的攝製組，讓他們在沒有我批評監督的情況下繼續他們的工作。沒有導演能夠容忍作者一直站在身後窺視；儘管我與他的關係相處融洽，但我還是有種感覺：布魯克斯覺得我在這裡令大家都感到情緒緊張，也包括他自己。見我要走，他並不難過。
回到紐約，我十分吃驚地發現幾乎沒有人問我電影拍攝進展如何。相反，他們迫切地想知道鎮上的人們對於電影在他們那裡拍攝是什麼樣的反應：是一種敵對的氛圍嗎？還是相當地配合？到底怎麼樣？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得回憶一下那些年我在芬尼縣四處漂泊、找尋素材的親身經歷了。
1959年我到那裡的時候，除了當地的圖書管理員和幾個中學教師以外，其他人我一個也不認識，也從沒人聽說過我。碰巧，我採訪的第一個人就成了我在那裡的唯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敵人——至少是唯一一個公開地、私下地表現出敵意的人（這描述有點矛盾，不過卻很到位）。這個傢伙是當地一家日報——花園市《電報》的編輯，當時是，現在也是，因此他可以不斷地宣揚他對我以及我所從事的工作的挑釁態度。他的專欄簽著比爾·布朗的名字，他和他的名字一樣平淡無奇：他身形瘦削，衣冠不整，眼睛是黃泥色，皮膚是淺褐色。我當然理解他在怨恨什麼，起初還報以同情之心：瞧這個紐約作家啊，他經常拖著長腔這麼說我，跑來侵犯他的地盤，還想要寫一本書，寫一個「齷齪」的主題，一件最好是被掃去、被遺忘的事情。他的調門永遠是：「我們想要忘卻我們的悲劇，但是這個紐約作家不讓我們這麼做。」因此，當布朗發起了一場行動，抵制布魯克斯在花園市和霍爾科姆拍攝堪薩斯的外景時，我一點兒也不驚訝。如今，他的調子是：那些「好萊塢的人」到這裡來，會吸引「不受歡迎的人群」，芬尼縣的一切都會墜入地獄。布朗先生怒氣衝衝，而他的努力卻以失敗告終。原因很簡單，我在堪薩斯西部碰到的大多數人都很通情達理，樂於助人；若是沒有他們一直以來的好心相助，我恐怕都活不到今天了，我跟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也成了一生的摯友。
那是發生在去年三月的事兒了。九月，我到加利福尼亞去觀看這部電影的初剪版。到了以後，我和布魯克斯見了一面，他第二天為我放映了這部電影。布魯克斯這人行事詭秘；他把劇本藏了起來，從不讓任何人讀到完整版。《冷血》的拍攝工作於六月殺青，從那以後，布魯克斯就只與一名剪輯師和一名放映員一道工作，再不允許其他任何人觀看電影的哪怕一點點膠片。我們在交談過程中，他看起來承受著很大的壓力，面色蒼白，你很難將眼前所見與這位剛毅自信、精力充沛的人聯絡起來。「我當然緊張了，」他說。「我怎麼能不緊張？這可是你寫的書啊——想想看，要是你不喜歡怎麼辦？」
想想要是你不喜歡怎麼辦？問得真好；而奇怪的是，這個問題我卻從未問過自己，主要是因為我已經選定了其中的要素，而我通常對我的判斷有信心。
第二天正午時分，我到了哥倫比亞工作室，布魯克斯顯得愈發緊張了。我的天啊，看他那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他說，「拍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我有過艱難的時刻，而今天是最艱難的。」在這樣的基調中，我們走進了放映室，那種感覺不亞於進死囚牢房。
布魯克斯給工作室的放映員打了個電話。「行，咱們開始吧。」
燈光黯淡了下來。銀幕上出現了暮色中的高速公路：50號公路在漸漸失去了顏色的天空下蜿蜒穿過一個村莊，村裡空無一人，那淒涼的感覺像是被大雨澆溼的樹葉。遠處駛來一輛銀色的灰獵犬長途車，隆隆地開近，車身漸漸變大，又飛馳而過。音樂：一把吉他。接下來，隨著畫面的變換，開始播放的是演職人員表，字幕消失在汽車的車廂內。沉睡籠罩著畫面。只有一個疲倦的小女孩在過道上游蕩，慢慢地朝著汽車昏暗的尾部走去，被一聲聲清脆而孤寂的吉他聲所吸引。她找到了彈奏吉他的人，但我們卻沒有見到他；她對他說了幾句。但我們卻無法聽清說的是什麼。那位彈奏吉他的人劃了一根火柴，點著了一支菸，一部分火光照亮了他的臉孔——佩裡的臉，佩裡的眼，睏倦而冷漠。漸變的鏡頭又給了迪克，然後切換為迪克與佩裡來到堪薩斯城，後來又到了霍爾科姆，赫伯特·克拉特正在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天享用早餐，然後又切換回他未來的行刑者們：那是我在寫這本書時用到的對位技巧。
場景推進得很流暢，扣人心絃，但我卻愈來愈被一種失落感所籠罩。內心周圍套上了一個圓環，就像收穫季節裡蒙上一層霜露的月。倒不是因為螢幕上放映的內容——說實話，拍得挺不錯的——而是因為螢幕上沒有放出來的內容。為什麼這樣或是那樣的部分都被砍去了呢？鮑比·魯普到哪兒去了？蘇珊·基德韋爾呢？還有那個女郵政局長和她的母親呢？在我糾結於電影未展現的內容因而無法全神貫注欣賞其展現的內容時，電影火了——真的著火了。你可以看到小火苗燒到了銀幕，一簇火焰將影像燒成兩半，漸漸燒焦了。放映被突然打斷了，在隨之而來的沉默中，布魯克斯說，「問題不大。意外而已。此前也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我們一會兒就可以修好了。」
由於這場意外，我所幸能在放映員修理損壞的銀幕時，試著解決我與自己的爭吵。我內心發出一個聲音：你看啊，你太過理想化了，這不公平。這部電影時長兩個小時，按理說，一部電影就該是這麼長。要是布魯克斯把你想展現出來的內容全都涵蓋在內，把令你感傷的每個細節都包含進去的話，那就要放九個小時了！所以呢，沒什麼可擔心的了。就按它本來的樣子去看，從中去評判吧。
於是我就這樣做了。這就像是在一片熟悉的大海里游泳，結果卻意外地遇到一個又高又急、兇險異常的大浪，一股湍流裹挾著我，將我捲入海底、直逼海床，再將被浪打得渾身生疼、頭昏眼花的我解上一片異常荒涼的海灘——不幸的是，我並非是一場噩夢或「不過是場電影」的受害者，而是現實的受害者。
銀幕恢復了嶄新的樣貌；頭頂上的放映燈光重新開啟。但是我再一次地——如同在花園市汽車旅館的房間中一樣——一覺醒來，不知身處何處。我旁邊坐著個人。他是誰，為什麼他那樣專注地盯著我看，似乎是期待著我能說些什麼？啊，布魯克斯。最後我終於說了句，「順便說一句，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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