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更堅強的梅·韋斯特只顯形了一次。當時的情形是，一個熱情的姑娘走到這位女演員跟前，大聲說道：「我上個禮拜看過《小鑽石》了；演得真棒。」
「是嗎，親愛的？你在哪兒看的呀？」
「在博物館。現代博物館。」
此時的梅·韋斯特顯得十分沮喪，她躲進了她那著名的舞臺形象背後，拖著酷酷的長音問，「親愛的，你說什麼？在博物館？」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薩奇自己肯定已經忘記了，但他依然是筆者最初的幾個好友之一，我見到他的時候才四歲，大概是1928年前後吧，他身材結實胖大，膚色黝黑，看上去像是尊好鬥的樂佛，那時他正在一艘於新奧爾良與聖路易斯之間往返航行的遊船甲板上休閒。不管為什麼，反正我當時經常有機會搭這條船，於我而言，阿姆斯特朗那大喇叭般快意的怒氣和他那滿嘴「寶貝兒來我這兒」的聒噪熱情是一塊普魯斯特的瑪德琳蛋糕：它們令密西西比的月亮再度升起，點亮河畔小鎮昏黃的燈光還有河水中汽笛的聲音——那就像是短吻鱷在打著呵欠——我聽到渾濁的黃褐色河水奔流的聲音，也總是聽到這尊笑佛跺著腳打出「砰！砰！」的節拍，一路高喊著來到「街道的向陽面」，還有度蜜月的人兒喝多了私酒販子的私釀，汗水浸透了身上的滑石粉，一對對地在船上沙龍式的舞池中跳著舞，伴著私人唱片的音樂，像兔子一樣摟抱在一起，看著令人眼花繚亂。薩奇對我挺好，他對我說我是個有才之人，應當可以去演演歌舞劇；他給我一支竹棍，還有一頂草帽，上面還有一條薄荷葉的頭帶；每天晚上，他都會站在舞臺上宣佈：「女士們先生們，現在為大家介紹美國最棒的小夥兒之一，他要跳一段踢踏舞。」而後，我從人群中穿行而過，伸出帽子去接別人投來的硬幣。這番狀況持續了整個夏天，我變得有錢虛榮了；然而到了十月，河水乾涸了，月色漂白了，客人變少了，輪渡之旅曲終人散，我的賣藝之旅也告一段落。六年後，我住在一所寄宿學校裡，時常希望能夠從那裡逃出來，於是我給我昔時的恩主、今日的名人寫信，問他要是我去紐約的話，能否給我在「棉花俱樂部」或是別的什麼地方謀個營生？然而我沒有收到回信，或許他從未收到過那封信，這並不重要，我還是愛他，而今亦是如此。
亨弗萊·鮑嘉
如果你仔細聆聽一個人的詞彙，你會發現某些透露此人性格的關鍵詞會反覆出現。對鮑嘉而言——他的個人詞庫十分辛辣，總體而言，其不宜刊印可謂到了無以名狀的程度——「無賴」和「專業」就是兩個這樣的標誌性詞彙。他是一個極有道德——略帶誇張地說，你可以稱之為「一本正經」——的人，他將「專業」當作鉑金獎章，專門頒發給那些行為受其認可的人；「無賴」作為嘉獎的反義詞，經他嘴裡說出來，就是表達一種近乎嚴厲的不悅之情。「我的老頭子，」他有一次這樣評論他的父親，老人曾是紐約的一名享有盛譽的醫生，「死的時候欠了一萬美元的債，現在每個子兒都得由我來還。這傢伙都沒能給妻兒造點福，真是個廢物啊。」「廢物」也指另外一些人：欺騙妻子的人、偷稅漏稅的人、所有的怨天尤人者、專欄作者、大多數政客、大多數作家、喝酒的女人以及鄙視男人喝酒的女人；不過真正意義上的「廢物」指的是逃避工作的傢伙，這樣的人不是一個能夠在工作中一絲不苟的「專業」人士。蒼天在上，他可絕對是個專業人士。他可以玩撲克牌一直玩到天亮，然後喝下一瓶白蘭地當做早餐，可這沒關係；他總是準時出現在拍攝現場，上好了妝，一字不差地說出臺詞（當然，永遠都是演那個同樣的角色，可是再沒有什麼事比重複更加難以保持興致地堅持下去了）。的確，鮑嘉身上沒有一丁點廢物式的廢話；他是一個不注重理論的演員（嗯，除了一條：他理應得到豐厚的片酬），沒有脾氣但不是沒有性情；而正因為他懂得自律是維繫藝術生命的首要條件，所以他堅持了下來，並留下了屬於他的印記。
埃茲拉·龐德
龐德於1885年出生在愛達荷州，曾在學校教書；不過因「太過拉丁區風格」而被掃地出門。不久後他便去了國外，在氣味相投的圈子裡尋找慰藉。二十三歲那年，在威尼斯，他一邊餓得每日以土豆為食，變得體態臃腫，一邊出版了《燈火熄滅之時》一書，這是他的第一本詩集，這部作品點燃了他與葉芝之間一段轟轟烈烈的友誼，葉芝曾這樣寫道：「他個性堅毅，意志堅定，總是傷及他人感情，但我認為，他有種才華，有種偉大的善意。」善意，何止是善意！——在1909年到1920年間，先是在倫敦，而後是巴黎，他一直堅定地支援他人的事業（艾略特的作品《荒原》正是獻給龐德的；正是龐德籌集資金使得喬伊斯完成了《尤利西斯》）。他在這些方面慷慨大方，這是個不爭的事實，即便是對他人的仁慈少有溢美之詞的海明威，也對龐德的慷慨加以佐證：「就目前情況而言，」他在1925年的時候寫道，「大詩人龐德在自己的詩歌上只花五分之一的時間。其他時間他用來提升朋友們的境遇，既在物質層面上，也在藝術層面上。在朋友受抨擊時，他挺身而出，幫他們登上雜誌，走出監獄；他借錢給朋友們，幫他們賣畫，安排音樂會，寫關於他們的文章，把他們介紹給有錢的女人，聯絡出版商承印他們的書；當他們說自己已經奄奄一息或是活不下去時，他整夜不眠，陪著他們立下遺囑，幫助他們支付住院費用，勸他們放棄輕生念頭。最後他們當中一些人才得以放下刀具。」
即便如此，他還是能夠定期發行詩冊，疾呼他的詩章（「文學思想之火的史詩，」瑪麗安·穆爾用她慣有的精確言語對其加以定義），並且在雕塑與繪畫領域做了認真但徒勞的嘗試。然而對於經濟學的研究逐漸佔據了他最濃厚的興趣（「沒有經濟的歷史是空洞的歷史」）；他在這個課題上形成了許多奇異的想法，其中的一些最終毀了他：1939年，此時的他已經是個墨索里尼化的鐵桿親義大利分子了，他開始通過羅馬電臺廣播一系列帶有法西斯思想的言論，這些言論最終使他被指控為一名美國的叛國者。美國軍隊的幾個小分隊於1945年進軍義大利將其抓獲。一連幾周，他被囚禁在比薩的露天牢籠裡，就像關在動物園裡的一頭骯髒狂躁的野獸。幾個月過後，在他因叛國罪受審的前夕，他被宣告患有精神病，任何藝術思維正常的詩人可能都有精神病；於是他在接下來的十二年裡，一直被軟禁在哥倫比亞特區的聖伊麗莎白醫院裡。正是在那裡，他發表了《比薩詩章》，贏得了波林獎，這一獎項因而備受一群笨蛋的非議。
不過，1958年4月的一個雨天，在華盛頓，此時的龐德已是一位七十二歲高齡的老者，他曾經火焰般的鬍鬚已經灰白，他那一半色鬼、一半聖徒的面龐已經寫滿皺紋，訴說著一個悲愴的故事；此時他站在波利塔·j·勞斯法官的面前，聽到自己被宣告為「無可挽回地精神失常」。無可挽回，卻「不構成危害」，他因此能夠獲得自由。此後龐德宣稱，「能夠在美國生活下去的任何人都是精神病人，」繼而打算遠赴義大利。
照片拍攝於他出海前的幾天。桀驁不馴、面露嘲諷，他的眼睛緊閉，嘴裡突然迸發出幾段不知所云的歌，他大步來回走動，彷彿還在比薩的牢籠中踱步；抑或是，那牢籠已然變成了他的生命本身。
薩默塞特·毛姆
年紀輕輕而又剛愎自用的霍爾頓·考菲爾德是公園大道的哈克貝利·費恩，作為塞林格所著的《麥田裡的守望者》一書中的敘述者，他曾說過，「真正讓你愛不釋手的一本書，當你讀完的時候，你巴不得這本書的作者成為你的好朋友，你可以隨時給他打個電話。可讀起那本薩默塞特·毛姆所著的《人生的枷鎖》——我卻不想給他打電話。我也說不出緣由。他就是那種我不想給他打電話的人，僅此而已。我倒不如給托馬斯·哈代那個老傢伙打個電話的好。我喜歡那本《還鄉》。」霍頓這個傢伙的話，雖有可取之處，但卻漏了一點：毛姆先生不指望有人給他打電話，他希望別人去讀他的作品；儘管他的散文太過冷靜客觀，讓人有些敬而遠之，而且太過清晰與明理，因而無法令讀者在情感上泛起波瀾，然而他還是完成了他的意願：就在不久以前，一幫審計員估測，在每個小時的每一分鐘內，他賺取的著作版稅為三十二美元。這本身說明不了他有多麼出色；但他的確很出色。假若霍頓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作家，給這個老傢伙打電話倒是一件頗有價值的事情，他或許能從中學到不少東西，因為很少有人能像他這樣緊緊圍繞主題運用精妙的敘事法則，如果你意欲打破這些法則的話——大多數新手都有這樣的想法——那我建議你先了解這些法則。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毛姆先生做過多次的告別，比哈里·勞德爵士還要多：每次釋出新作，他都宣告這是他的天鵝之歌；而今天，他已八十五歲高齡，仍不斷放出豪言，要開啟最後也是最值得稱道的一次寫作之旅。倘若他當真要開啟這次旅程，那我們能做的就是聚集在碼頭，對他曾經給我們帶來的歡愉心存感激，並衷心祝他一路順風。
伊薩克·迪內森
龍斯泰茲是一座海港小鎮，坐落於哥本哈根與埃爾西諾海岸之間。十八世紀時，這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以其漂亮的酒館吸引了紛至沓來的遊客。這家酒館儘管已不再有馬車伕和乘坐馬車的人光顧，卻聞名依舊：因為這裡是龍斯泰茲第一公民——男爵夫人布里克森的家，她曾化名伊薩克·迪內森，另一個化名是皮埃爾·安德烈澤爾。
這位男爵夫人只有一把羽毛加在一起的重量，弱不禁風，如同貝殼中的軟肉，正在一間寬敞而明亮的客廳裡招待訪客，幾隻酣睡的小狗趴在客廳裡，在壁爐和瓷爐邊取暖：房間裡，這個令人過目難忘的造物從自己的某個哥特式傳說中躍然人間。她挺身端坐，身上裹著狼皮和英式粗花呢，腳上穿著毛皮靴，她的腿細得就像嵩雀的大腿，捅進一雙羊毛長筒襪裡，她的脖子瘦得幾乎可以套進一枚戒指，圍著薄薄的丁香色圍巾。時光打磨了她，這個曾經過著鐵骨男兒般冒險生活的傳奇人物：射殺飛奔的獅子和憤怒的水牛，在非洲的農場勞作，冒著危險乘坐第一代飛機飛越乞力馬扎羅山，醫治馬塞族人；時光提煉出她的精華，正如葡萄成了葡萄乾，玫瑰成了玫瑰油。一瞬間，即便是你無法知曉她的個人生平，然而她依然能顯露出那種真切的本色，一個真實的偉大人物。她的臉龐稜角分明，每個稜面都反射出驕傲的聰慧之光以及熟諳世事的同情之心——這便是智慧；這樣的面龐絕不可能是意外的產物；而那雙眼睛，即便是被眼影粉弄黑了眼皮，即便是深陷了下去，就像毛茸茸的動物躲在洞穴裡，但也絕不會落得與尋常女子為伍。
若是男爵夫人邀請訪客參加茶會，她會拿出上等茶點：最先是雪利酒，隨後是吐司和各色果醬、冷肉醬、烤肝還有橙味法式薄餅的狂歡。然而女主人卻無法一同分享，她身體不適，一口未進，的確是一口未進，哦，也許吃了一隻生蠔吧，還有一顆草莓，喝了一杯香檳。相反，她一直在講話；同大多數的藝術家，以及所有的資深美女一樣，她全然一副以我為主的架勢，對於自己成為談話的主題樂此不疲。
她的嘴唇不過是用唇膏淡抹了幾下，斜著嘴角的微笑中，顯出一副僵硬的輪廓，說英語時帶著英式的語音語調，她或許會說，「啊，沒錯，這家古老的酒館要講的故事可多著哩。這裡原來屬於我的兄長，我是從他那兒買過來的；我靠《最後的故事》付了最後一筆分期款。如今這裡已經歸我所有，完全歸我所有。我對自己身後的房屋處置已經有了計劃。我會把這裡變成一座大型鳥舍，變成庭院，變成公園，變成鳥兒的庇護所。在非洲的那些年，我有我自己的高原農場，從未想過要重歸丹麥故里。而當我明白，當我確信我的農場正離我而去，看到我即將失去它時，這也就是我開始寫故事的時候：好忘掉那些無法令人忍受的事情。此外呢，戰爭期間，這座房子也是猶太人在逃亡瑞典必經之路上的棲身之地。猶太人在廚房裡，而納粹分子就在花園裡。我只有依靠寫作來救贖靈魂，我寫了《天使的復仇》，這並非是一篇帶有政治色彩的寓言故事，然而許多人都認為這就是一本政治寓言，這令我忍俊不禁。那些納粹分子，他們是不尋常的男人。我經常跟他們爭論，言辭激烈地反唇相譏。噢，不要以為我是有意要表現得很勇敢，我其實沒有什麼險要去冒；他們是個如此男性化的群體，根本不會去在乎一個女人怎麼想。再來一塊鬆餅？請隨意吧。我喜歡通過別人間接享受用餐。我今天在等郵遞員；我希望他可以送來一包新書。我讀書速度很快，書在數量上總是供不應求。我向藝術索取的是一種氛圍，一種情調。這類書現如今的選擇面極為狹小。對於我喜歡的書，我讀多少次也不會生厭，我可以讀上二十遍——我會的，也的確這麼做過。譬如說《李爾王》。我如何評價一個人，就看這個人是如何評價李爾王的，我向來如此。當然，你肯定希望能翻開新頁；看到一張不同的面孔。對於友情，我有著天賦，我最欣賞的就是友情：萌動，相知，遇見新的人，和他們產生紐帶。」
男爵夫人的確會有周期性的萌動。她會倚靠在開朗的克拉拉·斯文森小姐充滿深情的手臂上——斯文森小姐是她長期的秘書和夥伴（「親愛的克拉拉。我最先僱用她做廚師。在吃過三頓糟糕的飯菜之後，我對她加以責難，‘我說親愛的，你是個冒名頂替的傢伙吧。說實話！’她泣不成聲，告訴我說她在丹麥北部的一所學校教書，很喜歡讀我的書。有一天她看到我要招聘廚子的廣告，於是她就來了；她想留在這兒。因為她不會做飯，我們就安排她做了秘書。對於這個決定，我十分後悔。克拉拉是個可怖的暴君」）——啟程去羅馬或者倫敦，通常是坐船去（「不要坐飛機；那就像是個包裹給寄過去的一樣」）。去年一月，1959年的那個冬天，她首次前往美國，那是個令她心存感激的國度，正是在那裡，她的作品迎來了第一家出版商和第一批讀者。她的歡迎會堪比珍妮·林德；至少令自狄更斯和蕭伯納之後文學界的顯要人物們望塵莫及。她上了電視，上了《生活》雜誌，按計劃她要為後者做一次面向公眾的讀書會，這一活動後來演變成了一場大事件，為此黃牛黨們跑起了馬拉松，聽眾們最後起立鼓掌；蒼天在上，沒有人在數量如此眾多，以至令人麻木的宴會上成為貴客（「美好的回憶。紐約：啊！那裡是有故事的地方！午餐，晚餐，香檳，美酒；大家都很友善。我到那兒的時候體重六十五磅，回來的時候五十三磅；連醫生都弄不懂我怎麼還能活下來，他們堅持認為我應當死了，不過呢，我多年前就已經知道了，死神是我的舊情人。我們沒死，我們活了下來，而克拉拉——克拉拉長了個結石」）。
她並沒有恬淡地接受自己的高壽及其所帶來的影響；樂觀希望的音符闖了進來：「我想寫完一本書，我想見到明年夏天的果實，想再度見到羅馬，在斯特拉特福德見到吉爾古德，也許會在美國吧。但願如此。我為何這般虛弱呢？」她問道，用她那棕色的皮包骨頭的手整理了一下丁香色的圍巾；而這個問題，伴著壁爐臺上的鐘聲和斯文森小姐的低吟聲，示意著客人們離開，好讓男爵夫人在爐火旁的長沙發上小憩片刻。
訪客離開的時刻，可以獲贈一本她最喜愛的自己的著作（「因為這本書裡的東西是真的」），那本美麗的《走出非洲》。紀念品上寫著：「我會回答——凱倫·布里克森。」
「我會回答，」她站在門口解釋道，一邊伸出臉頰以示吻別之禮，「我會回答——這是個可愛的箴言。我是從芬奇-哈頓家族借鑑過來的。我之所以喜歡這句話，是因為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都會有一句回答。」
她對自己的回答已然是對生命的肯定，也證實了她的藝術與將會得到回應的回應相呼應。
拉赫曼尼諾夫（1873—1943），全名謝爾蓋·瓦西里耶維奇·拉赫曼尼諾夫，生於俄羅斯，20世紀世界重要的古典音樂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
奧博利·比亞茲萊（1872—1898），英國享譽盛名的黑白畫的藝術家，可惜英年早逝，年僅26歲。
西薩爾·薩瓦提尼（1902—1989），生於義大利的盧查拉，曾任新聞記者，1936年進入電影界，擔任編劇，被譽為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倡導者和理論家，參加了該流派幾乎所有重要作品的創作。
此處影射的事件是1952年9月，為參加歐洲各國舉行的《舞臺生涯》首映典禮，卓別林準備到歐洲旅行半年。他帶著家眷，當輪船橫渡大西洋時，收音機廣播了美國政府司法部的宣告，宣告說政府將拒絕卓別林再入境。
此處指的是卓別林的妻子烏娜·奧尼爾（著名劇作家尤金·奧尼爾之女）與他們的七個子女。
《吉賽爾》與《天鵝湖》同為浪漫主義芭蕾舞劇的代表作。作者此處可能用該劇女主角吉賽爾借指天鵝。
普魯斯特，20世紀法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也是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代表作為長篇鉅著《追憶似水年華》。其他作品還有長篇小說《讓·桑德伊》、短篇小說集《歡樂與時日》、文學評論集《駁聖伯夫》等。
此處原文為西班牙語numerouno。
此處原文為法語chéri。
這裡暗指讓·科克多在1929年創作的小說l’enfantterrible（熊孩子）。
此處原文為義大利語ragazzi。
拉丁區是巴黎城內文人匯聚的地方，被視為巴黎文藝的中心。
此處原文為法語lavraiechose。
此處原文為法語jerepondrai。
作者「杜魯門·卡波蒂」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