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嘴裡一邊嚼著牛排，一邊嘟囔著。似乎不太想說，然而似乎對此很肯定。「我跟朋友聊天的時候，我們都講法語。或者使用我們自創的一種暗語。」
突然，我們樓上的房間透過天花板傳來了響聲——腳步聲，模糊的說話聲，就像水從管道中流過的聲音。「噓！」白蘭度輕聲說，他專注地聆聽著，眼睛警覺地向上望。「聲音小點兒。他們什麼都聽得見。」「他們」看起來指的是一同拍片的演員瑞德·巴頓斯和他的妻子，二人同住樓上的套間。「這裡全是紙糊的，」他接著說，聲音小得不能再小，臉上的表情極為專注，像是個孩子沉溺於一場認真的遊戲之中——這種表情部分解釋了他的神秘莫測，他那隨時留意身後、用暗語打電話的性格特徵，這種性格使得你與他的交談時常會帶上某種密謀的色彩，猶如在危險的政治領域中談論顛覆政權的話題。白蘭度一言不發；我也一言未發。巴頓斯夫婦亦是如此——什麼都聽不見。
在沉默的包圍之下，主人找到了一封壓在餐盤下的信，一邊吃一邊念，就像一個紳士邊吃早餐邊讀著報紙。這時，他想起對面還坐著我，便講述道，「這信是我一個朋友寫的，他正在拍一部文獻紀錄片：詹姆斯·迪恩的一生。他想讓我來做旁白。我想我也許會答應吧。」他把信扔到一旁，拿出一個蘋果派，將一勺快要融化的香草冰激凌塗在上面，放到了嘴邊。「然而也未必。我對有些事情很有熱情，不過卻只有七分鐘的熱度。不多不少，七分鐘。這是我的極限。我從不知道我早上為什麼要起床。」他吃完了手中的派，若有所思地盯著我手上的那份；於是我遞給了他。「可我真的是在考慮迪恩這件事兒。會是件大事兒。」
詹姆斯·迪恩曾經是一名青年電影演員，1955年因車禍喪生，在他螢火一般的職業生涯中成為全美國的「迷茫少年」，上升為一個符號，代表那些被誤解的飆車小子，總是在生活中遇到些小問題時拔出刀來。去世後，他生前主演的電影《巨人》尚未公映，由於該片拍攝成本高昂，該電影公司的媒體代理們一直尋求解決辦法，以求將迪恩的死對該片商業價值所產生的一切不良影響減到最低，於是他們通過大肆「渲染」這場悲劇達到了目的，而且，一個頗為諷刺的結果是，他們還創造了一種具有戀屍傾向的迪恩傳奇。儘管白蘭度比迪恩大七歲，在演藝事業上地位也更穩固，這兩名演員還是在全體影迷的心中被聯絡到了一起。不少電影評論員在回顧迪恩的首部電影作品《伊甸之東》的時候，都指出他的表演風格與白蘭度過於接近，甚至可以說有剽竊之嫌。銀幕之外亦是如此。迪恩似乎一直在表達最真誠的恭維；與白蘭度一樣，他騎著摩托四處馳騁，敲著小手鼓，打扮成痞子形象，時而滔滔不絕地談論深奧的話題，塑造出一種古怪而多彩的媒體形象，嫻熟地將單純的壞孩子與多愁善感的斯芬克司融為一體。
「不，迪恩絕不算是我的什麼朋友，」白蘭度在回答一個似乎令他很驚訝的問題時說。「這並不是我有可能同意為影片擔任旁白的原因。我都不怎麼認識他。而他對我則有種迷戀。我做什麼他就做什麼。他總是想和我套近乎。他還曾經給我打過電話。」白蘭度做了一個聽電話的動作，放在耳邊，露出偷聽者一般詭秘的笑容。「我聽著他跟接聽服務處打電話，找我接聽，給我留言。我就是不說話。我也從未給他回過電話。從沒有，我——」
這時，電話真的響了，打斷了他的追憶。「您好？」他拿起電話。「請講。您是從哪裡打來的？……馬尼拉？……呃，我不認識馬尼拉的人啊。跟他們說我不在這兒。從沒有，我最後見到迪恩，」他將電話筒掛上，接著說，「是在一次聚會上。他四處遊蕩，像是個瘋子。於是我過去跟他搭訕。我把他帶到一旁，問他知不知道自己病了？需不需要幫助？」這段記憶使白蘭度的臉上浮現出那種熟悉的表情：一種睿智的憐憫，只是此刻它表現得更加強烈。「他聽從了我的建議。他知道他身體有病。我告訴了他一名精神分析師的名字，他也去了。至少他的事業後來有所進展。到了最後，我想他已經開始摸索到他自己的一種表演模式了。而對於迪恩的那種美化其實都錯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這部紀錄片會很重要。去向世人展示他並非是個英雄人物；展示他真實的一面——只是一個努力找回自己的迷途男孩。這個片子應當完成，我也想去幫著完成——或許是對我自己罪過的某種救贖。就像拍《飛車黨》一樣。」他說的是那部奇怪的電影，他在裡面飾演一個犯罪團伙的頭目，類似法西斯組織里希特勒的形象。「可誰知道呢？我就是七分鐘的熱度。」
話題從迪恩又轉到了其他演員，我問白蘭度這些演員當中，哪個是他特別敬佩的。他沉思了一陣；儘管他的嘴唇微微動了幾下，似要說出幾個名字，但還是考慮再三才真正說出來。我提了幾個人——勞倫斯·奧利弗、約翰·吉爾古德、蒙哥馬利·克利夫特、錢拉·菲利普、讓·路易·巴羅。「有了，」他終於從沉默中醒來，「菲利普是個好演員。巴羅也不錯。天啊，那部電影真的很棒——《天堂的孩子》！或許是迄今為止的最佳影片。那是我唯一一次愛上女主角，愛上一個銀幕形象。我瘋狂迷戀著阿爾萊蒂。」全球的觀眾對阿爾萊蒂這位巴黎影星久久不能忘懷，她在巴羅家喻戶曉的影片中飾演女主角，呈現了女性的風情萬種與機智詼諧。「我是說，我真的是愛上她了。我第一次去巴黎時，頭一件事就是去見阿爾萊蒂。我去見她，簡直就像去參拜聖壇。我的完美女神啊。啊！」他拍了一下桌子。「真是錯誤，真是幻滅！她很難駕馭。」
女僕過來清理桌面；她隨手像妹妹一樣拍了拍白蘭度的肩膀，這是對他的一種獎勵，我猜想，因為他的盤子吃得乾乾淨淨，還反著光呢。他再次臥倒在地板上，把一個枕頭塞在腦袋下面。「我跟你說啊，」他說，「斯班瑟·特雷西是我喜歡看的那種演員。他演戲的時候會收斂，再收斂——然後突然一步到位，再迅速收回。特雷西、穆尼、加里·格蘭特。他們知道自己在幹嗎。你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白蘭度做著手勢，似乎是希望這些手語可以描述他無法準確表達的內容。「演戲是個細活，」他說。「一種精緻靦腆的東西，一位感性的導演會設法把它從你身上誘匯出來。而拍電影的過程中，那至關重要的感性一刻會在一場戲的第三次試拍時迸發出來；這時，只需導演的幾句輕言細語，就可以幫你點石成金。加吉」——他叫著伊利亞·卡讚的暱稱——「總能夠做到。他在指導演員方面很有一套。」
另一個別的演員，我想，應該會立刻明白白蘭度的話，而我卻覺得有些聽不太懂。「那是第三次實拍時從你身體裡湧出的，」他又用心強調了一番，而我並未因此更明白一些。白蘭度最令人難忘的一個電影場景出現在卡贊導演的《碼頭風雲》中；這是一個駕車鏡頭，羅德·施泰格身為詐騙分子的兄弟，坦言他正把白蘭度往死路上引。我問他可否以此片段為例，告訴我他所謂的「感性一刻」理論是如何運用到實際中的。
「沒錯。呃，不對。嗯，我想想看。」他眼角泛起皺紋，沉思著發出低吟。「這場戲拍了七次，我不喜歡這段劇本。裡面存在許多分歧。我受夠了這整部電影。所有拍攝工作都在新澤西完成，那是在冬天最冷的時候——冷啊，天！我那時出了狀況。女人方面的問題。那場戲。我想想。拍了七遍，因為羅德·施泰格不停地喊叫。他是那種喜歡大喊大叫的演員。我們拍了一遍又一遍。但我記不起來我是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如何被點化成金的了。我第一次看《碼頭》是在加吉的放映室裡，我當時覺得真是糟糕透頂，我跟他一句話都沒說就走了。」
一個月前，白蘭度的一個朋友告訴我，「馬龍總是批評他參演的作品。批評作品的某些方面。不是對劇本，就是對導演，或是對某個演員。這並非總是出於理性因素——這僅僅是因為，表達不滿讓他感到舒服，讓他能借此發洩。這是他行事風格的一部分。以《櫻花戀》為例。我打賭，他指不定什麼時候就又要開始抱怨了。或許對洛根。或許是對日本——這個該死的國家。他現在喜歡日本。但和馬龍一起，你永遠不會知道他下一分鐘會想什麼。」
我在想是否能和白蘭度說一說他這種所謂的「行事風格」，問問他是否認為別人對他的這種評論屬實。不過對於我可能會問到的這個問題，他似乎早有預料。「我得閉上嘴啊，」他說。「在這裡，在《櫻花戀》劇組內，我已經讓幾個人知道了我的想法。但通常情況下，我不會連著兩天抱著一種同樣的想法。」
十點半，莫雷打來了電話。
「我和那些女孩兒一起出去吃飯了，」他告訴白蘭度，電話裡的聲音非常清楚，連我都能夠聽到；那聲音蓋過了舞廳樂隊的奏樂聲和酒吧間裡的叫喊聲。顯然他光顧的那家飯館不是那種安靜的傳統京都餐館，而是允許顧客穿鞋的那種地方。「我們快吃完了。你那邊情況如何，吃完了嗎？」
白蘭度若有所思地看著我，而我也準備去取大衣。可他卻說，「我們還沒聊完呢。一個小時以後再打過來吧。」
「行啊。呃……行吧。聽著。美以子在這兒呢。她想知道你收到她送你的花沒有？」
白蘭度的眼睛慵懶地轉向玻璃圍住的門廊，一個竹子做的圓桌上放著一盆紫菀。「哎呀，收到了。跟她說聲多謝。」
「你自己跟她說唄。她就在旁邊呢。」
「別！嘿，等等！天啊，不帶這麼玩的啊。」不過他抗議得太遲了。莫雷早已把電話給了美以子，而白蘭度卻還在說「不帶這麼玩的啊」，他紅著臉的樣子就像一個難為情的小男孩兒。
接下來從聽筒裡傳來的聲音是《櫻花戀》劇組的女主角，高美以子小姐。她詢問白蘭度的身體狀況如何。
「好些了，謝謝。我吃了牡蠣不該吃的那一頭，僅此而已。美以子？……美以子，你送花給我真是太好了。這些花非常好看。我正在看呢。這些紫菀，」他接著說，就像是靦腆地憋出了一行詩，「是我最喜歡的花……」
我退到陽臺，好讓白蘭度和美以子小姐有一塊更加私密的空間聊天。窗子下面是酒店內的花園，裡面的岩石和樹木佈置得極其簡約整潔，漂浮在從京都航道上緩緩升起的迷霧中——京都畢竟是座水之城，淺河與運河交錯，盤蛇形狀的池塘星羅棋佈，歡快的小瀑布發出的聲音就像是日本女孩兒咯咯的笑聲。曾經的皇城，如今的國家文化博物館——如此賞心悅目的寶庫，二戰期間美國轟炸機因此饒過了這裡。京都同樣被水包圍；越過城市四周將其包裹的山巒，綿延的小路宛如堤道，穿過稻田水面反射出的銀光。這個夜晚，儘管有薄霧飄過，環繞的青山在夜空下依舊明晰可辨，因為清空明淨；夜空，繁星，殘月。你可以看到城裡有些區域的輪廓。最近的是一片住宅區，拱形屋頂，一些有錢人家的房子正面是光滑的木頭，但卻簡約樸素，透著北方氣息，同任何一座石砌的錫耶納宮殿一樣神秘。街頭華燈閃耀，門口的燈籠投射出明豔的和服色彩——粉色與橙色，檸檬黃與紅色。更遠處是現代的平面——寬闊的大街，閃爍的霓虹，原混凝土建成的摩天大樓，比起周圍那些低矮的屋宇，看上去反而更不結實，也更易腐朽。
白蘭度結束了通話。他走到陽臺前，看著正在欣賞風景的我說，「你去過奈良沒有啊？挺有意思的。」
我去過，沒錯，「古老、舊日的奈良」——當地一個導遊不厭其煩地提到這一點——離京都一小時車程——那是一個明信片式的城鎮，坐落於一個遍地名勝的公園內。這裡是日本人天才地將大自然催眠，使其呈現出非自然形態的完美典範。這個神龕遍佈的大公園是個綠色沙龍，這裡的綿羊吃著青草，溫順的鹿群在整齊的松樹下漫步，就像威尼斯的鴿子，欣然與蜜月中的情侶擺造型合影；這裡的孩童拽著山羊的鬍子，不用擔心山羊報復；這裡的老人，披著黑色斗篷，斗篷上是粉色的衣領，蹲坐在荷塘邊，拍著手，把成群遊動的魚兒吸引過來，這些魚的身上帶著斑點，都是深紅色的大個兒鯉魚，身體像鱒魚一樣粗，魚兒們允許老人逗弄它們的魚嘴，然後大口吞下他們拋撒的麵包屑。這個沒有毒蛇的伊甸園居然對白蘭度有吸引力，真是有些奇怪。因為他的個性不拘一格、無拘無束，你或許會覺得他對這種井然有序的風景不會有什麼反應。然後，似乎是因為說到了奈良，他又開口道，「嗯，我想結婚了。我想要孩子了。」或許，這話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唐突；奈良那種和緩的安逸氛圍就會讓人產生這樣的聯想，向人暗示著婚姻和家庭。
「你一定得要擁有愛情，」他說。「為了生存，別無其他的理由。人類與老鼠沒什麼區別。他們生來就發揮同樣的功能。繁衍後代。」（「馬龍，」用他朋友伊利亞·卡讚的話說，「是我認識的最溫柔的人之一。或許沒有‘之一’。」在你細看白蘭度和孩子們在一塊兒的時候，就會發現卡讚的話有其涵義。就他而言，他總是很歡迎日本最年輕的一代——他們可愛，活潑，櫻桃紅的臉蛋，o形腿，動靜很大——來《櫻花戀》拍攝現場嬉戲玩耍。他對孩子們很友善，很隨和，喜歡和他們鬧著玩兒，能發現他們身上的優點；他似乎的確與他們在情感上是同齡人，是同夥。此外，他審視成年人時獨有的那種神情——那種憐憫的神色，那種發放同情如發放慈善物資般的微妙眼神——在他投向孩子們的目光中完全不見了蹤影。）
他用手摸著美以子小姐贈送的鮮花，又接著說，「或者還有其他什麼理由嗎？除了愛情以外？這是困擾我的主要問題。我無法去愛一個人。」他又回到那間明亮的屋裡，站在那兒，彷彿是要尋找什麼——是香菸嗎？他拿起一包。空的。他拍著四處散落的褲子和皮夾克的衣兜。白蘭度的衣櫃裡不再堆放著街頭混混的著裝；他已經畢業了，或者說迴歸了，回到了上個年代的黑幫氣，一種禁酒令時期的酷帥風格——黑色折邊帽，條紋西裝，亞光喬治·拉夫特襯衣配上輕淡柔和的彩色領帶。煙找到了；他吸了一口，然後猛地倒在鋪著草墊的矮桌上。他的嘴邊滲出一圈汗珠。電暖氣發出運轉的悶響。整個屋內簡直變成了熱帶地區；你甚至可以在裡面種蘭花了。正上方，巴頓斯夫婦又開始發出聲響了，不過白蘭度似乎對他們失去了興趣。他抽著煙，思考著問題。接著，他又找回了之前的那一縷思緒：「愛一個人。我做不到。在我全心付出之前，我無法充分相信任何人，將我自己全身心地交付給她們。但我準備好了。我希望擁有愛。我也許就在那個臨界點上了，我真的得……」他的眼睛漸漸眯成一條縫，而他的聲調卻並不熱烈，顯得十分漠然，無精打采，彷彿是在討論戲中的某個人物角色——那個他已經厭倦於塑造，卻又受合同所限不得不演的角色。「因為——呃，還有什麼來著？就這些吧。去愛一個人。」
（此時的白蘭度，不用說，還是一個單身漢，他有時也會縱容自己身陷某些準正式的婚約之中——他曾經與布羅森·普拉姆小姐訂婚，那是一位志向遠大的女作家和女演員，而後，又和一名法國漁夫的女兒若薩尼·馬里亞尼·貝朗熱小姐訂婚，這更加引起了公眾的注意。但是這兩段姻緣都未成正果。而上個月的一天，白蘭度在加利福尼亞的老鷹巖舉行了一場突然而有些神秘的婚禮，他迎娶了一位自稱安娜·喀什菲的年輕女演員，她裹著莎麗服，膚色很深，並不出名。根據一些彼此矛盾的媒體報道，她有可能是出生在大吉嶺的佛教徒，父母都有純正的印度血統，也有可能出生在加爾各答，父母是一對姓奧卡拉根的英國夫婦，現居威爾士。白蘭度尚未採取行動去消除這個謎團。）
「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有朋友的。不，不，我沒有，」他似乎是與一個假想的對手在對話。「噢，我當然有啦，」他拭去上嘴唇的汗說道。「我的朋友多著呢。有些無需藏著掖著。我告訴他們一些我的近況。你總得有人可以相信吧。嗯，也不盡然。我從不依賴任何人來告訴我該怎麼做。」
我問他這些人裡是否包括職業顧問。譬如說，據我所知，白蘭度十分依賴於傑·坎特的指導，這個年輕人在美國音樂公司供職，該公司是他的代理。「噢，傑啊，」白蘭度說。「我告訴他該幹嗎，他就幹嗎。我就這麼獨立。」
電話鈴響了。似乎又過去了一個小時，因為又是莫雷打來的。「是啊，還在聊呢，」白蘭度告訴他。「這樣吧，我給你打過去……呃，大約一個小時以後吧。那個時候你回來了吧？……好的。」
他結束通話了電話說，「這人挺不錯的。他想當一名導演——他的最終目標。我剛才聊到什麼來著。我們在聊朋友。你知道我是怎樣交友的嗎？」他身體朝我前傾，似乎是有什麼有趣的秘密要告訴我。「我總是循序漸進。我不停地兜著圈子。我兜著圈子觀望。然後，我再漸漸地走近。然後，我再伸出手去接觸他們——啊，就是這樣輕輕地……」他向前伸出手指，就像昆蟲的觸角一樣，輕輕擦過我的胳膊。「再然後，」他說著，一隻眼半睜半閉，另一隻像拉斯普欽，如同施催眠術一樣睜得炯炯有神，「我就撤退。等上一段時間。讓他們去猜。在一個合適的時機，我又靠近。觸碰他們。兜著圈子。」他用那隻寬大、五指粗實的手在空中打著旋轉的手勢，彷彿是手中拿著一根繩子去綁一個看不見的物體一樣。「他們沒弄明白髮生了什麼。等他們反應過來，已經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了。我擁有了他們。而有些時候，我一下子又成了他們所擁有的全部。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無法融入任何環境，他們不被接納，他們受過傷害，一瘸一拐，東奔西走。可我想拉他們一把，他們可以以我為中心；我就是公爵。某種程度上，是我個人領地裡的公爵。」
（公爵的領地裡曾經有一位住戶，在描述那裡的領主與臣民時曾說，「馬龍似乎是住在一座從不上鎖的房子裡。他住在紐約的那段時間，大門總是敞開的。無論馬龍在不在家，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進去，每個人也的確都進去過。你進去後發現裡面有十到十五個人在轉悠。奇怪的是，大家相互之間似乎都不認識。他們就待在那兒，正如在公共汽車站候車的乘客。有的在座椅上睡著大覺。有人讀著小報。有個女孩兒不是在裡面獨舞，就是在塗著腳指甲油。一個喜劇演員在排演著夜總會的節目。房間一角，有人在下著棋。還有打鼓的聲音——咚，咚，咚！但是從沒有什麼喝的東西——從沒有。偶爾也會有人說，‘我們去喝杯冰激凌汽水吧。’因此，馬龍就是這裡的公分母，是唯一的連線紐帶。他會在房間裡四處走動，把個別人拉到一旁，私下交談。如果你留心的話，你會發現馬龍不能，也不會與兩個人同時交談。他也從不參與多人討論。他總是愜意地兩人私聊——一次和一個人聊。我想，這很有必要，要是你在所有人身上施展同一種魅力的話。但即便你知道他就是這麼做的，也沒有關係。因為輪到你時，他還是讓你感覺到你是這個房間裡唯一的人，甚至是整個世界上唯一的人。他令你感到你在他的庇護之下，你的煩惱和心情都令他深深掛念。你不由得會相信這一點；與我認識的其他任何人相比，他渾身散發著真誠。然後你會問自己，‘這是在演戲嗎？’就算是，那又怎樣？你又有什麼能給他呢？什麼都沒有，除了——這才是關鍵問題所在——感情。正是感情讓他能夠對你施展控制力。我有時覺得馬龍就像是一個孤兒，長大後，通過成為一所大型孤兒院的好院長來補償兒時的經歷。但即便是在這孤兒院之外，他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喜歡他。」儘管也許會有不少人反對最後這句話，不過白蘭度本人據信曾經對一名採訪者說，「我可以走進一間有一百人的房間裡——如果裡面只有一個人不喜歡我，我要是知道了，就會出去。」作為腳註，還應補充一點：在白蘭度管轄的小圈子裡面，他被尊為精神之父和情感大哥。喜劇演員沃利·寇克思大概是最瞭解他的一個，他將白蘭度稱作「富有創造力的哲學家，深邃的思想家」，然後補充道，「他就是朋友們真正的救世主。」）
白蘭度打了個呵欠；已經是一點過一刻了。在隨後不到五個小時的時間裡，他可以洗個澡，刮個鬍子，吃個早餐，走進拍攝場地，然後準備讓化妝師給他蒼白的臉上塗上拍攝彩色片所需的淡褐色。
「我們再抽一支菸吧，」我正準備穿上大衣時，他對我說。
「你難道不覺得該睡了嗎？」
「那隻不過意味著要起床罷了。大多數早上，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我無法面對。」他看了看電話，似乎是記起來先前答應給莫雷打電話。「反正，我一會兒還可以幹活。你想喝點兒什麼呢？」
房間外，繁星已經黯淡了下去，天空下起了濛濛細雨，所以睡前喝上一杯真是件愜意的事情，尤其是我還要步行回到自己的酒店，那兒距離宮古酒店有一英里遠呢。我倒了一些伏特加；白蘭度不願與我同飲。不過，他隨後伸手拿起我的杯子，抿了一小口，放在我們中間，然後突然說，「我的母親。她像一件瓷器一樣碎了。」他說話的方式看似輕描淡寫，卻傳遞著感情。
此前我經常聽到朋友們這樣評價白蘭度，「馬龍很崇拜他的母親。」然而在1947年，也就是《慾望號街車》首映以前，這個年輕演員所處的圈子裡幾乎沒人見過他的父親或是母親；除了他跟他們有選擇性地講過一些事情，關於其他的情況他們一概不知。「馬龍時常拿出一些他在伊利諾斯家庭生活的照片，非常豐富多彩，」他一個熟人告訴我。「我們那時聽說他的家人準備來紐約參加《街車》的首映禮，大夥兒都很好奇。我們不知道會見到怎樣的人。在首映禮的那個夜晚，艾琳·賽爾斯尼克在‘21街’辦了一場盛大的聚會。馬龍與他的父母一同前來。嗯，你無法想象世上還有比這二位更有吸引力的人了。他們身材高大，儀表堂堂，魅力不凡。令我印象最深的——我想也是令所有人驚歎的——是馬龍對待他們的態度。在他們面前，他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小夥子。他是個模範兒子。少言寡語，彬彬有禮，細心周到，無微不至。」
白蘭度出生在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他的父親曾是那裡的一名石灰石製品推銷員，白蘭度是家中三個孩子裡唯一的兒子，不久就被帶到伊利諾斯州的利伯蒂維爾市居住。白蘭度一家在那裡定居下來，住在一個佈局凌亂的房子裡，街坊四鄰全是些粗鄙之人；但至少屋子周圍地方夠大，白蘭度能夠養些鵝啊、雞啊、兔子啊什麼的，還有一匹馬、一隻大丹狗、二十八隻貓和一頭奶牛。給奶牛擠奶成了巴德每天雷打不動的家務事——巴德是馬龍那時的暱稱。巴德一看就是個性格外向、爭強好勝的小男孩。但凡有人靠近他，馬上就會被他拉著進行一些五花八門的比賽：誰吃飯吃得最快？誰憋氣時間憋得最長？誰講的故事最長？巴德也很叛逆；無論晴雨，他每個禮拜天都會從家裡逃出去。不過他和兩個姐妹——弗朗西斯和喬瑟琳——卻同她們的母親十分親近，始終如一。多年以後，白蘭度的前戲劇指導斯特拉·阿德勒在描述1954年去世的白蘭度太太時，稱之為「一位美貌絕倫，迷茫，有著少女情懷的尤物」。通常情況下，但凡白蘭度太太生活過的地方，她都會在當地戲劇社的作品中扮演主角，她也時常期待能夠有一個比她周遭更加廣闊的舞臺呈現在她面前。這樣的夙願激勵了她的子女們。弗朗西斯投身繪畫；喬瑟琳熱衷於戲劇，目前已是一名職業演員。巴德也繼承了他母親在表演方面的才華，可就在他十七歲那年，他宣佈要學習成為一名神職人員。（那時的白蘭度與現在一樣，在找尋著一種信念。白蘭度的一個追隨者曾經總結道，「他需要找到生命中的某種東西，從他自己身上找到某種東西——那種亙古不變的真理，他需要為之獻出自己的人生。對於他這種強烈的個性而言，哪怕是打一丁點兒的折扣都不行。」）白蘭度經人勸說打消了成為牧師的理想，後來他被學校開除，1942年又因膝關節交鎖而被軍隊拒收後，白蘭度收拾行裝，去了紐約。正因為那個胖乎乎的、留著淡黃頭髮的憤怒少年巴德來到了世間，這位體格陽剛、才華橫溢的馬龍才會嶄露頭角。
白蘭度沒有忘記巴德。談及過去的自己時，當年的那個小男孩似乎還隱居在他現在的骨子裡面，彷彿時光幾乎沒有將現在的他和曾經那個受過創傷、躊躇滿志的孩子隔離開來。「我的父親對我漠不關心，」他說。「我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引起他的關注，或者讓他高興。我現在已經接受這個現實了。如今我們是朋友，相處融洽。」過去的十多年裡，老白蘭度一直監管著兒子的財政事務；除了老白蘭度供職的彭尼貝克製品公司外，他們在許多其他業務上也都有關聯，包括內布拉斯加州的穀物畜牧大農場，小白蘭度收入中很大一部分都投資在這個農場上。「可我的母親對我來說就意味著一切。整個世界。我努力學習。我從學校回家……」他遲疑了一會兒，似乎是在等著我在腦海中想象他當時的樣子：巴德，手裡夾著書本，沿著午後的街道一路前行。「家裡沒有人。冰櫃裡也什麼都沒有。」更多的幻燈片從我眼前滑過：空蕩蕩的房間，還有一間廚房。「然後電話鈴突然響起。是有人從酒吧裡打過來的。他們說，‘我們這兒有位女士。你最好過來領人。’」白蘭度突然變得沉寂起來。沉寂中，這幅畫面也漸漸變得模糊起來，或者說，變得凝固了：巴德在聽電話。最後這意象又動了起來，向前快進。巴德十八歲了：「我想要是她足夠愛我，足夠相信我，那麼我想，我們可以在一起，住在紐約；我們一起生活，我會照顧她。這些一度成為了現實。她離開了我的父親，和我生活在了一起。在紐約，我演戲十分努力。但是我得到的愛還不夠。她還不夠關心我。她又回去了。有一天」——他平淡的聲音變得更為平淡了，而那種飽含情感的聲調變得越來越高亢，明晰可辨，就像一種聲音中間還包含有另外一種聲音，一種受過創傷的迷惘——「我已經不在乎了。她就在那裡。在一間屋子裡。抓著我。我讓她倒了下去。因為我再也承受不住了——眼睜睜地望著她在我面前成了碎片，彷彿是一件瓷器。我就這麼從她身上跨了過去。我就這麼走了出去。我的心冷了。從那以後，我的心就是冷的了。」
電話鈴又響了起來。吵鬧的鈴聲似要將他從茫然中喚醒。他瞪大眼睛，彷彿是在一間未知的房間裡驚醒，接著又冷笑著低聲說，「壞了，壞了，壞了，」他的手伸向聽筒。「對不起，」他對莫雷說。「我正準備給你打過去的……沒有，他正準備走呢。不過你看，老兄，要不我們今晚就算了。都已經一點多了。都快兩點了……好的……一言為定。明天吧。」
這時，我已經穿好了大衣，等著道別。他把我送到門口，我穿上了鞋。「好啦，sayonara，」他帶著調侃的口吻向我揮手告別。「跟他們的前臺說一聲幫你叫一輛計程車。」然後，我正沿著走廊走著的時候，他大聲說，「聽著啊！我說的話你別太在意。我的感覺總在變的。」
某種意義上說，這並非那天晚上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樓下，宮古酒店的大廳已經空無一人。前臺沒有人，外面也看不到一輛計程車。即便是在正午時分，京都街巷那如鉤針編織的繁複佈局也曾讓我暈頭轉向；可眼下，我只能穿過冰冷刺骨的悽風冷雨，朝著我希望是回家的方向前行。在這座城市裡，我還從來沒有這麼晚回家的經歷。此時與白天或是傍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白天的市中心人山人海，一片盛大的狂歡景象，喧譁聲就像身處遊藝廳，而傍晚是京都最吸引人的時段，燈籠如花環一般懸掛在此時的街道兩旁，就像一朵朵夜來香；穿著華麗的藝妓，光滑的臉頰塗得如同白色的陶器，頭頂上氣球一樣的染色假髮點綴著銀鈴，身姿搖曳，碎步而行，在背光處匆匆忙忙地趕往格調高雅、無可挑剔的歡宴。但是凌晨兩點，這些精美的裝飾就不見了蹤影：夜總會關了門；只有幾隻貓留下來與我為伴，還有一些醉漢和紅燈區的小姐、門口那群躲不開的老乞丐，還有一個衣衫襤褸的街頭藝人在我身後跟了一小會兒，笛子裡吹的是中世紀的音樂。經過一英里多的跋涉，終於，一百條小巷中的一條通往了熟悉的地方——主幹街區的百貨商店和電影院。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見到了白蘭度。他就在那裡，六十英尺高，頭跟最大的佛像一樣大，漫畫紙張的顏色，在一家劇院頂上的廣告牌上，那是《秋月茶室》的巨幅宣傳海報。他的造型同樣很像一尊佛像，因為宣傳海報中的他蹲坐著，臉上掛著安詳的笑容，在雨水和街燈的映襯下閃著光。一尊神，沒錯；可除此之外，他其實只不過是個坐在一堆糖果上面的年輕人。
歌舞伎、能劇、文樂木偶戲和狂言是日本四大古典戲劇形式。
瓦爾哈拉殿堂，北歐神話主神兼死亡之神奧丁接待英靈的殿堂。從遠古起，奧丁就是戰神，在英雄文學中，他以英雄的保護神面目出現；陣亡將士都到瓦爾哈拉殿堂與他做伴。
此處原文為法語joliesjeunesfilles。
此處原文為法語bonvivant。
希臘神話中帶翼獅身女怪。傳說她常令過路行人猜謎，猜不出即殺害之，後謎底被俄狄浦斯道破，遂自殺。今常用以指「謎」樣的人物。
莎麗服是印度的傳統民族服裝，是婦女披在內衣外的一種絲綢長袍，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最早的莎麗服是舉行宗教儀式時男女都可穿的一種服裝，到後來才演變成婦女的服裝。
拉斯普欽，俄國僧侶，號稱擁有神力，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時期宮廷中最具權勢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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