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大多數日本女孩都喜歡咯咯地笑。京都宮古酒店四樓的女僕也不例外。歡笑以及強壓笑意的舉動令她桃腮泛紅（和中國人不同，日本人往往膚色變化較大），身姿搖曳，牡丹與紫羅蘭相間的和服掩映著她豐腴的身段。這種歡笑似乎來得沒有特別的緣由；日本人的笑動機不明。我應邀來到一間屋子裡。「你是來找馬容的嗎？」她喘著氣說道，和眾多同胞一樣，露出一排金牙。接著，她像溜冰一樣走著內八字小碎步，身著和服時必須得這麼走路。她帶著我穿過一條迷宮般的走道，允諾我說，「我幫你敲馬容的門。」日語裡沒有「l」這個音，這個女僕所說的「馬容」其實指的就是馬龍——美國演員馬龍·白蘭度，眼下他正在京都進行一部電影的外景拍攝工作，該影片由華納兄弟公司和威廉·戈茨影業出品，根據詹姆斯·米切納的小說《櫻花戀》所改編。
我的嚮導輕敲白蘭度的門，尖尖的嗓子喚了一聲「馬容」，然後就沿著走道一路小跑地逃開了，身上的和服衣袖飄動的樣子活像長尾小鸚鵡撲騰著翅膀。門開了，開門的是宮古酒店的另外一個女僕，長得像玩具娃娃般可愛，她立刻也像抽了筋一樣，奇怪地笑個不停。從裡屋傳來白蘭度的聲音，「什麼事兒啊，親愛的？」而那個女僕呢，眼睛笑得眯成一條線，將肥碩的小手塞進嘴裡，像個啼哭的嬰兒，根本說不出話來。「嘿，親愛的，什麼事兒啊？」白蘭度又問了一遍，然後走到了門口。「噢，你好啊，」他見到我說。「七點了，對吧？」我們約好七點整見面用餐來著；我差不多晚了二十分鐘。「好啦，脫鞋進屋吧。我這兒也忙得差不多了。嘿，親愛的，」他對那個女僕說，「給我們拿些冰塊來吧。」然後，望著那個女僕匆匆忙忙離開的背影，他把手搭在臀部，笑著說，「她們要我的命啊。她們真的會要我的命。還有那些孩子。難道你不覺得他們挺美的嗎，難道你不愛他們嗎——這些個日本小鬼？」
《櫻花戀》劇組約有一半人員下榻在宮古酒店，這裡是京都所謂的西式酒店裡西式風格最典型的一家；大多數房間都配有堅固的歐式座椅與餐桌，床鋪與沙發，儘管有些老舊和笨重。但是有些日本客人既喜愛本國的裝飾風格，又對宮古酒店的盛名情有獨鍾，還有些外國遊客渴望感受本地的真切氛圍，卻又不願忍受真正日本酒館的那種一本正經，為了他們方便起見，宮古酒店保留了一些以傳統風格裝飾的套間，而白蘭度住的這間恰是其中之一。他的住所有兩間房、一個洗澡間和一個由玻璃圍住的陽臺。若是不考慮白蘭度在房間裡堆得到處都是的個人物品，那麼這些房間對於日本人所嗜好的簡約風格而言，完全可以看作是教科書般的詮釋。地板上全都鋪有黃褐色的榻榻米草墊，上面放著一些真絲枕頭，極為考究；壁龕上掛著一幅畫卷，畫的是金魚在水中暢遊，壁龕下面的臺子上擱著一個花瓶，裡面插著高高的百合花和紅葉，擺放得井井有條。兩間房中較大的一間——裡面的那間——被這位房客闢作辦公室，同時他也在此用餐和就寢，房間內有一張長長的漆面矮桌，還有一席草荐。在這些房間裡，日式與西式截然不同的裝飾理念——一個力圖以簡約的陳設與極少的物品展示給人留下印象，另一個則是徹頭徹尾反其道而行之——都隨處可見，因為白蘭度似乎不願使用這裡藏匿在紙滑門背後的儲物間。他所擁有的所有物品似乎一眼都能看到。準備拿去清洗的襯衣、襪子、鞋子、毛衣、外套、帽子還有領帶到處亂放，彷彿是被撕碎了的稻草人；還有照相機、打字機、錄音機，以及功效大得讓人窒息的電暖氣。到處都是咬了幾口的水果；還有一箱著名品牌的日本草莓，每個草莓都有雞蛋那麼大。再就是書籍，它們匯成一股深邃思想的瀑布，你可以從中找到一本科林·威爾遜所著的《局外人》，還有關於佛教禱文、禪宗冥想、瑜伽呼吸法和印度神秘主義的書，不過就是沒有小說，因為白蘭度一本也不會去讀。他承認，他自1924年4月3日起就沒有翻開過一本小說，就在那天他出生在了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儘管他不想去閱讀什麼小說，不過他確是有心寫上一本，那張漆面長桌上面放滿了菸灰缸，裡面全是菸頭，還有一堆又一堆的手稿，那是他最新的創作成果，居然碰巧成了《迸發的硃砂》的電影劇本。
實際上，在我來這兒之前，白蘭度就一直在潛心創作他的作品，這一點顯而易見。我走進他房間裡的時候，見到了一個男子，表情悶悶不樂，看上去還算年輕，我就管他叫莫雷吧，此前有人把他指給我看，說他是「那個幫馬龍寫作的傢伙」；此刻他正蹲坐在草墊上笨拙地翻閱《迸發的硃砂》手稿。他手裡拿著其中的幾頁說，「我說，老馬，我到我房間裡把這個過一遍，我們等會兒再碰頭——嗯，大概十點半行吧？」
白蘭度滿臉嗔色，似乎是對晚些時候還要再碰頭反應有些冷淡。我事後得知，他身體有些不適，已經在房裡待了一整天，此時看上去有些焦躁不安。「這是什麼？」他指著桌上剩下的手稿中擺放的幾個長方形禮盒問道。
莫雷聳了聳肩。女僕送過來的；他也只知道這麼多了。「大家總是給馬龍送些禮物，」他告訴我說。「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禮物是誰送的。對吧，老馬？」
「沒錯，」白蘭度說著，將這些小禮物拆開，這些禮盒跟大多數日式禮盒一樣，即便禮物本身是從很普通的商店買來的，卻包裝得格外精緻。其中一個裡面裝著糖果，另一個裝著白米糕，吃過才知道，儘管那些米糕看上去像一朵朵白雲，吃起來卻如同水泥一般堅硬。兩個禮盒都沒有附帶的卡片寫明是誰送的。「每次你一回頭，一些日本人就給你送件禮物。他們簡直對送禮到了瘋狂的程度，」白蘭度說道。他咯吱咯吱地用力嚼著一塊米糕，然後把盒子遞給了我和莫雷。
莫雷搖了搖頭，他一心想著白蘭度能夠答應十點半再見他。「等快到的時候再給我打個電話吧，」白蘭度最後說了一句。「到時我們再看。」
據我所知，莫雷只是《櫻花戀》劇組所稱的「白蘭度幫」裡面的一員。除了這個幫助整理文稿的人外，這幫人裡還有老馬龍·白蘭度，他是兒子的業務經理；嬌美的秘書萊文小姐，長著一頭黑髮；還有白蘭度的私人化妝師。這次隨行人員的路途開銷以及在當地所有的生活費在與華納兄弟公司簽訂的演員合同中都已考慮在內。與傳說相反，電影工作室並非總是在開銷方面出手闊綽。我事後跟華納公司的一個工作人員聊天，聊到了白蘭度享有特殊照顧的緣由，他解釋說，「通常情況下，我們是不會接受這種要求的。他提的所有要求按說都不會接受。不過嘛——這個，這部電影理應有一個大牌明星壓陣。大眾歡迎的明星——這對票房來說才是真正的關鍵。」
劇組內部，有人覺得白蘭度的小圈子在社交上對他保護過度，使他們無法按自己的心願更好地「深入瞭解這個人」。白蘭度來日本已經一個月有餘，在此期間，他在拍攝現場總是以一副親和力很強的年輕人的形象出現，慵懶卻並不輕浮，通常樂於與同事們合作，甚至還給他們鼓勵——尤其是演員們——但總體而言他並不容易結交，在等待場景變換的百無聊賴之中他更喜歡獨自坐下讀哲學書，或是在中學生用的那種筆記本上飛快地記些東西。一天工作下來，他並沒有接受同事的邀請去喝上幾杯，上餐館吃一盤生魚，然後信步在京都藝妓所在的老街區，而是獨自回到酒店，閉門不出——他沒有加入到在外景拍攝中通常會產生的那種大家庭式的溫馨祥和之中。由於大多數最狂熱的影迷本身就是電影界的業內人士，因而在《櫻花戀》劇組內部，白蘭度總是一個讓人興致盎然的話題；面對眾人的那種好奇，以及因好奇心未能滿足而產生的懊惱情緒，白蘭度總是以朋友般的姿態待人，卻始終保持著一種距離感，這反倒使得眾人對他的興趣變得愈發強烈。即便是電影導演約書亞·洛根，他在跟白蘭度共事兩週以後也不得不承認，「馬龍是我自嘉寶以後遇見的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人了。他是個天才。但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我對他一無所知。」
女僕再次來到這位明星的房裡，而莫雷也正準備出來，險些被她和服的拖尾絆倒。她放下一碗冰塊，一陣臉紅，輕聲笑著，她的小腳穿著腳趾分開的白襪，像是馬蹄一般，欣悅之中一會兒抬起一會兒放下，就像一隻撲騰的小馬，她大聲說道，「平鍋派！今晚供應平鍋派。」
白蘭度應了一聲。「蘋果派。我要的就是這個。」他在地板上伸了個懶腰，鬆開皮帶，皮帶系得很緊，深深地勒進了突出的肚腩。「我在節食呢。但我唯一想吃的東西就是蘋果派，或者類似的東西。」六週以前，在加利福尼亞，洛根對他說，要飾演《櫻花戀》裡的這個角色，他必須減掉十磅的重量，而來京都之前，他已經成功減掉了七磅。可自從到了日本以後，他不但沒能抵擋住美式蘋果派的誘惑，還迷上了日本美食，其美味就在於多糖、多澱粉，還有那些個油炸食品，於是他的體重又反彈了，只好加倍減肥。此時，雖說皮帶已經一鬆再松，但還是很妥帖地勒住了他的腹部，他瀏覽了一下選單，上面用英文寫著種類繁多的西式餐點，他提醒自己「我得減肥啊」，於是便點了一碗湯，牛排配薯條，還點了三盤蔬菜，配菜是義大利麵，黃油麵包卷，一壺日本米酒，沙拉，乳酪和餅乾。
「還有平鍋派吧，馬容？」
他嘆了一口氣。「那種帶冰激凌口味的，親愛的。」
儘管白蘭度並不是一個禁酒主義者，但他對酒的胃口要小得多了。我們點的那些菜等會兒才會端到我們房間裡來，於是在我們等待上餐的過程中，他給我倒了一大杯伏特加，滿得幾乎要從杯中溢位來，而只是禮節性地給自己倒了區區的一小口。他臥在地板上，保持著剛才的姿勢，頭懶洋洋地倚靠在枕頭上，眼皮耷拉著，然後閉上了，彷彿是被打了一針麻藥，進入到了不太甜美的夢鄉；他的眼皮在跳，講話的時候，他的聲音——這聲音十分冷靜，說話的方式頗有涵養、彬彬有禮，聽上去卻出人意料地像個少年，帶著孩子般探索與發問的精神——似乎是從遙遠的夢境中傳來的。
「過去的八、九年，我的生活是一團亂麻，」他說。「最近的兩年或許稍稍好點兒。那種在波濤中翻滾起伏不定的體驗要少一些了。你有沒有找人作過精神分析？起初我非常擔心。擔心這會摧毀給我帶來藝術創造力的衝動。一個敏感的人會在別人只產生了五種感受的情況下得到五十種感受。敏感的人更加脆弱；他們很容易變得粗暴，也很容易受到傷害，因為他們敏感。你越是敏感，就越會變得粗暴，心頭結痂。永遠不會進化。永遠不會讓自己去感知任何東西，因為你總是感知得太多。精神分析能起到幫助作用。它幫助過我，過去的八、九年，我簡直就是一團糟，一團亂麻……」
···
這聲音還在繼續，彷彿是自言自語自聽，白蘭度的演講時常能達到這種效果，因為跟許多熱衷於自己想法的人一樣，他帶著幾分獨白者的氣質——他承認這是事實，對此他作出了自己的解釋。「我身邊的人總是一言不發，」他說。「他們似乎就想聽聽我要說什麼。這就是為何總是我在講。」
他雙眼緊閉，臉在頭頂上一盞燈的照射下看不到皺紋，看著他現在的這副樣子，我初次見他的那一刻又恍若重新浮現在我眼前。我們初次見面是在1947年；那是紐約的一個冬日午後，我有幸參加田納西·威廉斯的《慾望號街車》排演，白蘭度在劇中飾演斯坦利·科瓦爾斯基一角。正是通過飾演科瓦爾斯基這一角色才令他廣為人知，儘管當時在紐約戲劇界的行家圈子裡，他已經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他與戲劇指導斯特拉·阿德勒合作演出自己學生時代的作品，還在百老匯露過幾次臉——一次是在麥斯威爾·安德森的作品《卡車酒館》裡，還有一次是飾演馬奇·班克斯，與凱瑟琳·康乃爾飾演的坎迪達出演對手戲，在這部作品中，他展現出的才華為人津津樂道、飽受讚譽。《慾望號街車》的導演伊利亞·卡贊當時就說過，最近又再次重申，「馬龍就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男演員。」但是十年前，在那個記憶猶新的下午，他依然是不太為人所知的；至少我沒有聽說過有關他的任何訊息。我那天去排演現場去得太早，發現觀眾席上空無一人，只有一個體格健壯的年輕人正躺在舞臺的桌子上，在工作燈昏暗的光線下睡得正酣。他當時穿著一件白色t恤衫和一條牛仔褲，身材敦實健壯——胳膊粗得就像是舉重運動員，胸肌發達得像查爾斯·阿特拉斯（儘管上面還壓著一本翻開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主要作品集》），出於這些原因——我以為他就是個劇務。我一直就是這麼認為的，直到我湊近後，看到了他的臉。那彷彿是一個陌生人的頭被安在了這個肌肉發達的身體上，就像是偽造照片中的人物一樣。因為這張臉一點也不夠剛毅，像是將一種天使般的精緻與溫柔疊加在了下頜堅毅的英俊五官之上：他皮膚緊繃，額頭寬闊，髮際線高，眼距很開，鼻樑高挺，飽滿的嘴唇帶著一種性感的慵懶表情。這一點也不像是威廉斯筆下的那個缺乏詩意的科瓦爾斯基。正因為如此，那天下午晚些時候的經歷真是令我歎為觀止：我看著白蘭度用一種變色龍般的從容塑造出這個人物殘忍多變的一面，看著他如何像一隻詭計多端的火蜥蜴，遊走自如地進入角色，看著他自己的人格表象如何消失——就像九年之後，在這家京都大酒店裡，我對白蘭度1947年時的記憶漸漸地褪去，消逝在他1956年的自我中。如今的白蘭度——這個悠閒地躺在榻榻米上的人，這個怠惰地拿著過濾嘴香菸吞雲吐霧、滔滔不絕的人——絕對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這是必然的。他的身子骨變得更瘦了；髮際線變得更高了，那是因為他的頭髮稀疏了；他變得有錢了（從《櫻花戀》的製片人那裡，他有望得到三十萬美元的片酬，外加電影票房盈利提成）；正如一位記者所說，他還變成了「博普一代的大眾情人」——變成了一個全球家喻戶曉的名人，當他出現在日本公眾面前的時候，他相信，想要讓這張臉不被人認出來，不僅要戴上一副墨鏡，而且還要戴上一副外科手術用的口罩才行。（在日本，剛剛提到的第二種偽裝手段倒不如聽上去那樣離譜，因為許多亞洲人也戴這樣的口罩，認為這樣可以防止病菌的傳播。）這些都是十年歲月帶來的改變。除此以外還有其他變化。他的眼睛也變了。儘管雙眼的濃咖啡色依舊，但此前的那種青澀、那種分明的不自信的痕跡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如今的他，看人的時候帶著一種十足的自信，也帶著一種只能稱之為憐憫的眼神，彷彿他居住在文明的地方，而令他感到遺憾的是，他眼前的這些人並非如此。（那些一直領教他這種憐憫眼神的人不一而足，有年輕女演員公開表示「馬龍確實是一個精神力量強大的人物，他睿智而且十分真誠；你可以從他的眼睛裡發現這些」，還有一位瞭解白蘭度的人說，「他看你的那種方式，就像是他真的非常為你感到難過的樣子——這真的讓你有種想抹脖子的衝動。」）儘管如此，他臉上那種不可名狀的溫柔依然還在。或者說基本還在。因為中間的這些年裡，他出過一次意外，這讓他的面容看起來更具傳統意義上的陽剛之美。在那次意外中，他的鼻子斷了。我想方設法插進了一句話，「那您的鼻子是怎麼斷的呢？」
「……這話的意思並不是說我總是不開心。我記得，那是在四月的時候，我當時正在西西里。那天天氣很熱，四處開滿了花。我喜歡鮮花，那些能夠嗅到氣味的花。梔子花。長話短說，那是在四月的時候，我當時正在西西里。我一個人出去了。躺在一片鮮花盛開的土地上。然後睡著了。這讓我很開心。那一刻我很開心。啊？你說什麼來著？」
「我想知道您的鼻子是怎麼斷的？」
他揉了揉鼻子，笑了起來，就像是記起了某段與西西里的午睡一樣愜意的經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兒了。在我打拳的時候弄斷的。那時我正在拍《街車》。我們——後臺一些工作人員，還有我自己——我們時常到劇院的鍋爐房裡胡鬧一番。一天夜裡，我和一個傢伙鬧著玩兒，只聽見咔嚓一聲！於是我穿上大衣，去了最近的一家醫院——就在百老匯的外面。我的鼻子真的是被打斷了。他們只好給我打了麻藥，把鼻子接上去，然後送我上床躺下。我遺憾的倒不是這個。《街車》拍了一年左右的時間，拍到我簡直想吐。但是我的鼻子很快就痊癒了，要是我沒有捉弄艾琳·賽爾斯尼克的話，我想我肯定馬上就會回去拍戲的。」他提到賽爾斯尼克夫人的時候，笑得更開心了。賽爾斯尼克是威廉斯這部作品的製片人。「劇組裡有一個很精明的女士，她就是艾琳·賽爾斯尼克。她想要辦到的事，就非去辦到不可。她想要我回去拍戲。可我聽說她要到醫院來看我，我就纏著繃帶，塗著碘酒和紅藥水——老天！——她推門走進來的時候，我看上去就像頭被砍下來了一樣。一點兒都不誇張。我的聲音聽上去就像是快要死了。‘噢，馬龍，’她說，‘真可憐，可憐的孩子！’我說，‘沒什麼可擔心的，艾琳。我今晚就回去拍戲！’她又說，‘那可不成！你不在的情況下，我們還可以撐個——撐個——呃，幾天吧。’‘沒事兒，沒事兒，’我說。‘我沒問題的。我想工作呀。跟大家說我今晚就會回來。’然後她說，‘你身體狀況不佳，可憐喲。我是絕對不允許你回去的。’於是我就留在了醫院，享著清福。」（賽爾斯尼克夫人最近回憶此事時說，「他們完全沒把他的鼻子弄對地方。他的臉一下子變得跟以前不一樣了。線條變硬了。隨後的幾個月裡，我一直跟他說，‘他們簡直是毀容啊。你得讓他們把你的鼻子再弄斷一次，這樣才好恢復原樣。’算他走運，沒聽我的。因為說實話，我覺得鼻子斷了，就這部電影而言，反倒讓他因禍得福。鼻子斷了令他看起來更性感。此前的樣子太過於奶油小生了。」）
白蘭度的第一次東部沿海之旅是在1949年，那時他在《男兒本色》裡出演男一號，這部影片是有關一個截癱老兵的故事。他一度受到社交舉止粗魯的指責，還有人批評他在著裝上偏好黑色皮夾克、選擇摩托車而非美洲虎、喜歡選擇名不見經傳的人做搭檔而非已嶄露頭角的年輕女影星；此外，好萊塢專欄評論員的文章裡也充斥著不友善的論調，都是有關他對於電影行業的態度，他本人在從業不久後曾對此總結如下，「我待在這個圈子裡的唯一理由就是我缺乏拒絕金錢的道德勇氣。」在許多采訪當中，他一再強調，成為「一名單純的電影演員」是他最不會去考慮的想法。「我也許偶爾會拍拍電影，」他在某個場合表示，「但大多數時候我都是想在舞臺上表演。」然而，他在接了《男兒本色》後——這是一部叫好甚於叫座的影片——又在銀幕版的《慾望號街車》中重新塑造了科瓦爾斯基的形象，而正是這一角色一舉奠定了他影星的地位，就像它此前確立了他在百老匯的成功一樣。（從一個務實的角度來定義，影星就是那些不管他們所加盟的影片質量如何，都能夠帶來票房利潤的演員；這類人物極度稀缺，當今能夠配得上這一名號的屈指可數。白蘭度正是其中之一；作為票房吸金器，在男演員中，恐怕只有威廉·霍爾登能出其右。）過去的五年裡，他先後飾演墨西哥革命分子（《薩巴達萬歲》）、馬克·安東尼（《愷撒大帝》），以及為摩托車痴狂的小混混（《飛車黨》）；飾演船塢惡棍（《碼頭風雲》）贏得奧斯卡大獎；飾演拿破崙（《拿破崙情史》）；扮演一名老混混在影片中從頭至尾載歌載舞（《紅男綠女》）；在《秋月茶室》裡出演沖繩譯員，這部影片是他出演的第十部影片，和《櫻花戀》一樣，有些鏡頭也是在日本拍攝的。但他除了在夏令劇目中有過短暫出演外，再也沒有重返舞臺。「為什麼要重返舞臺呢？」當我對此發表觀點時，他有些漠然地反問道。「電影市場潛力更大。電影可以令人追求好的一面。追求道德上的進步。至少有些電影能做到——那些就是我想演的電影。」他停頓了一會，彷彿是他的話被錄了下來，他正倒帶準備再聽一遍。或許是這聲音令他不悅；不管怎樣，他的下頜動了起來，似乎是含著一滿口味道不好的東西，強忍著下嚥。他忽然望了望天，接著問道，「紐約有什麼可讓人興奮的？為謝莉爾·克勞福德和羅伯特·懷特海德做事有什麼可讓人興奮的？」克勞福德女士和懷特海德是紐約最頂尖的兩個戲劇製作人，兩人都沒有機會邀請到白蘭度加盟。「話說回來，我去了能演什麼呢？」他接著說道。「根本沒有適合我的角色。」
在任何一個演出季裡如果把有心於他的百老匯經理們請他出演的劇本都堆成一堆，那麼這些劇本的高度很可能會超過這位演員的身高。田納西·威廉斯在最近的五部作品中，都希望他能夠擔綱男主角，這些作品中最新的一部是《落入人間的俄耳甫斯》，在我們談話期間，戲劇正等待排演，劇本正是為了讓白蘭度和義大利女演員安娜·馬格納尼聯袂出演而特意寫就的。「為何沒有接《俄耳甫斯》這部作品，原因很簡單，」白蘭度說。「這裡面有美好的東西，算得上是田納西最好的作品，而馬格納尼在裡面戲份很重；她象徵著某種力量，你可以理解——她會令我在舞臺上變得無足輕重。而我飾演的那個角色是個叫瓦爾的小子，沒有什麼立場。我還沒怎麼弄清楚他支援誰反對誰呢。哎，你總不能演空氣吧。我把這個情況跟田納西說了。他又做了一番嘗試。還為我重新寫了劇本，估計寫了好幾次吧。不過——」他聳了聳肩。「我無意與馬格納尼同臺演出。也不會出演那個角色。他們只好把我剔除出去了。」白蘭度沉思了一會兒，又補充道，「我覺得——實際上，我確信——田納西已經把我和科瓦爾斯基根深蒂固地聯絡在了一起。我是說，我們是朋友，他知道，生活中，我是與科瓦爾斯基截然相反的一個人，他身上的稟賦都是與我格格不入的——麻木不仁，脾氣粗暴，殘酷無情。可田納西對我的印象還是與我飾演的這個角色混為一談了。所以我不知道他能否為我譜寫一個色譜截然不同的人物。我接《紅男綠女》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出演一個淺色調的人物——黃色。此前，我飾演的最明豔的顏色是紅色。然後從紅色降了下來。棕色，灰色，黑色。」他把一個空煙盒揉成一團，在手上彈弄著，像是一個球。「舞臺上已經沒有我的角色了。沒人會去寫這樣的角色。說說看吧，告訴我有什麼適合我的角色。」
在有價值的當代作品匱乏的情況之下，他是否會青睞那些老手的作品呢？與他一起出演電影的幾個人負責任地說道，他們欽佩他在《愷撒大帝》裡對馬克·安東尼的角色表現，認為他有能力——如果他同樣有意願的話——嘗試攀登許多戲劇舞臺上的巔峰角色——甚至是俄狄浦斯。
對於這些溢美之詞，白蘭度顯得有些無所謂——或者說，他似乎是沉湎於不愛聆聽的個性之中。但他再度感覺到了冷場，於是打破了沉默：「電影確實有很強的時限性。我那天看了《街車》，這電影都已經變成一部老片了。不過，電影也有最大的潛力。你可以對許多人講述一些重要的內容。講述歧視，講述仇恨，講述偏見。我想拍的電影是能夠探究當今世界時事話題的那種。寓教於樂。這也是為何我創辦了自己的製片公司。」他滿腔熱情地投拍《迸發的硃砂》，這是由潘尼貝克公司——也就是他創辦的這家獨立公司——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劇本。
作為向他設定的這種崇高目標邁進的基石，《迸發的硃砂》是否令他感到滿意呢？
他嘴裡嘀咕了幾句，又嘟噥了幾句別的。我請他說得明白些，他說，「這是西部片。」
他再也壓不住臉上的笑容了，微笑隨即變成了捧腹大笑。他在地上打著滾兒，大吼一聲。「天啊，我只關心一件事，我還有沒有臉面見我的朋友們呢？」冷靜一些之後，他又說，「不過說真的，第一部電影總得賺錢啊。不然的話，就不會有下一部了。我都快破產了。這可不是說著玩兒的。我花了一年的時間，還有二十萬美元，全是自掏腰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要找個編劇寫出像樣的劇本。劇本里得有我的理念。上一個版本真是糟糕透頂，我說我自己寫都比這個要寫得好。我還要親自導演。」
自創，自導，自編，自演。查理·卓別林此前做到了，甚至更進一步，連作曲都是由自己完成的。但是擁有豐富經驗的專職人員——譬如說奧爾森·韋爾斯——在面對這些苦活兒時都繳械投降了，而白蘭度計劃承擔的任務比他當時面對的還要多。不過，當我提醒他也許會貪心不足蛇吞象的時候，他已經想好了現成的回答。「就製片而言，」他說。「除了負責召集劇組外，製片人還需要幹嘛？對於選角我知道的不比任何人少，製片要乾的就是這個。選角。」在這個行當裡面，你很難找到一個對此觀點表示贊同的人。一個好的製片人，除了負責召集劇組外——包括召集編劇、導演、演員、技術團隊，還有劇組裡其他人員——他還必須是情感方面的外交家，為人處世圓通，善於安撫人心，最關鍵的一點，在財務方面必須懂得精打細算。「不過說真的，」白蘭度此時已經非常清醒，「《迸發》可不光是講牛仔與印第安人的故事。它講的是這個墨西哥男孩兒的故事——仇恨與歧視。當一個社群裡存在這兩樣東西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櫻花戀》亦是如此，也有一些場景表現的是對種族偏見的抨擊；故事講述的正是一名美國噴氣機飛行員愛上了一個日本音樂廳的舞蹈演員，這件事惹惱了美國空軍高層，也惹惱了女演員的上司，不過後者反對的理由並非是其情郎的種族與之不合，而僅僅是因為她有了情郎，因為她是女子歌劇團的一名成員——該劇團取材於現實社會中的寶冢劇團——劇團奉行的管理理念是幾百名女子的臺下生活要像修女一樣，不容任何宗派、任何膚色的男子玷汙。米切納的小說以這對有情人痛苦地以sayonara話別而結尾。這個詞的意思是再見。不過在電影版裡，這個詞連同以之命名的片名都失去了其涵義；在結尾的淡出鏡頭中，這對東西方的戀人親暱地相會，兩人已經踏上了前往婚姻登記所的道路。在白蘭度抵達日本的新聞釋出會上，他向在場約六十名記者透露，他之所以簽約本片，是因為「本片對於阻礙世界和平程式的偏見抨擊得非常到位。在愛情故事之下，本片抨擊的是日本和美國現存的偏見」。他出演這部電影，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本片給他提供了與約書亞·洛根合作的「寶貴機會」，他可以從洛根那裡學到「何為而何不為」。
時過境遷。如今白蘭度有些不以為然地說，「哦，《櫻花戀》，我很喜歡啊！這部漂漂亮亮、卿卿我我的胡謅劇據說是一部關於日本的嚴肅電影。可它又起了什麼作用呢？我拍這部電影不過是為了賺錢罷了。給我自己的公司賺足夠的錢。」他沉思著努了努嘴，又變得有些輕蔑。「在加州的時候，我耐著性子聽完二十二小時的劇本會議。洛根對我說，‘我們歡迎你提出任何意見，馬龍。你想改哪裡，只管改就行。如果有哪些是你不喜歡的地方——沒關係，就重寫劇本，馬龍，按你自己的想法來寫。’」白蘭度的朋友們誇過海口，他只需觀察某個人物十五分鐘的時間，就能夠模仿這個人物；洛根那含混不清的南方口音、哀傷的眼神，還有那容光煥發、興奮到顫動的說話方式，他都能夠模仿得惟妙惟肖，給人靈異之感。「重寫？老兄，我重寫了整個該死的劇本。可如今他們大概只會選用個八行字。」又是一陣不屑。「我放棄了。我只打算從頭到尾把這個角色走完，就這樣了。有時我想反正也沒人看得出區別。開拍的頭幾天，我努力地表演。然後我做了個實驗。在這幕戲裡，我想盡一切法子搗亂。做鬼臉啊，眼睛打轉啊，加入與我飾演的這一角色無關的各種手勢和表情啊。可洛根說什麼來著？他就說了一句，‘太精彩了！做複製吧！’」
白蘭度在交談中經常用到一句話，「我的話裡只有百分之四十說的是真的」，用在此處或許挺到位。作為舞臺劇和電影導演，洛根廣受認同，其成就不勝列舉（《羅伯茨先生》，《南太平洋》，《野餐》），他能夠在熱情中找到平衡，就像飛翔的鳥兒能夠在空氣中保持平衡一樣。一個具備創造力的人應當相信他所創造的價值，這是不變的真理；洛根對於其從事的任何事業所懷有的信念都近乎一種滿心歡喜的忠誠，這種信念保護著他，使他不受自我懷疑的啃噬與煩擾，彷彿這信念就是它的使命。他對任何事物感受到的快樂都與《櫻花戀》相關，這部電影他耗時兩年籌備，幾近無可挑剔，他根本不會有這樣的想法——他邀請的這位明星所懷有的熱情或許不及他本人。「馬龍，」他偶爾會公開表示，「說他從沒有像與我們劇組合作這般開心。」還有「我從未和這麼令人感到興奮、這麼有創造力的演員合作過。他的適應力真的很強。他的走戲總是很到位，而且總能新增一些東西進去。他為這個人物角色配上了南部口音；我本人是絕對想不到這一點的，不過，嗯，真是恰到好處——堪稱完美」。儘管如此，我在白蘭度所在酒店房間裡用餐前的那天晚上，洛根開始意識到他和白蘭度之間缺少某種默契。他將此歸咎於一點：到目前為止大部分的戲都聚焦在日本的異域背景上（街頭的人潮，景觀，景緻）而非演員身上，他在與白蘭度合作的過程中還沒遇到對任何一方提出挑戰的內容。「我們一回到加州，這些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了，」他說。「內景鏡頭，戲劇場面。白蘭度會出彩的——我們也會合作得很好的。」
還有一個原因使得洛根此時無法在他的主演身上傾注足夠的關注，從而使兩人建立起一種更為親密的和諧關係：他與日本元素真的是格格不入，而當初促成他決定拍攝這部電影的最主要原因卻恰恰是日本元素。長久以來，洛根就一直迷戀日本戲劇，很大程度上，他寄希望於將《櫻花戀》與取自經典歌舞伎、能劇和文樂木偶戲中的真實片段結合起來；可以這麼說吧，這些片段將成為電影中的陽春白雪。抱著這個目的，洛根和製片人威廉·戈茨同松竹公司進行了一年多的談判，松竹是一家掌控大部分日本現場戲劇演出活動的大型影業公司。松竹帝國的統治者年逾八旬，不苟言笑，身材矮小，頗有名氣，人稱大谷先生；他名叫武二郎，不過如今在世的人當中，沒有幾個人與他親密到膽敢叫他的名。作為屠夫的兒子（在日本這個佛教社會是不入流的一類人），大谷與他已故的兄弟共同創立了松竹公司，並且發展壯大成為在過去的四年裡工資總支出位列日本首位的私營公司。這是一位可以比肩御木本幸吉的大款，後者是珍珠養殖界的巨頭；大谷在整個日本娛樂圈隻手遮天；除了掌控著傳統戲劇演出，他麾下還擁有全日本最多的連鎖電影院和音樂廳，出品多部電影，並且涉足廣播和電視領域。從大谷的優勢領域可以看出，任何與洛根和戈茨先生的交易看上去都不過是小菜一碟。不過，他起初對於這個專案在情感上是支援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被洛根對於歌舞伎、能劇和文樂的景仰與熱情所打動，這三項技藝毫無疑問是這個老者王冠上貨真價實的瑰寶，也是離他的心最近的東西。（據某些專家稱，這些古老的藝術能夠煥發青春，應當主要歸功於他的慷慨。）
但是大谷也絕非什麼慈善家；當松竹與《櫻花戀》管理層的談判行將告一段落的時候，以一筆高額佣金為條件，前者將給予後者在東京著名的歌舞伎劇院取景拍照的特許，如果後者願意支付另一筆金額更加高昂的酬勞，前者還將特許他們免費呼叫歌舞伎劇團、能劇演員和文樂木偶師。松竹還同意他的全女子歌劇團參與其中——由於小說中描寫的寶冢公司對於米切納的「誹謗」感到極為憤慨，拒絕與其進行任何合作，因而這一幫助對於本片是必不可少的。洛根啟程前往日本的時候心花怒放，恨不得自己一下子飛過去。「大谷此番允許我們全權行事，這下可好了，這些都是實打實的人馬啊，」他說。「歌舞伎演員絕對不是冒牌，也不是什麼二流貨色，她們全都是一流水準——這些都是此前從未放入電影中的元素。」而這事兒卻並非水到渠成，在遼闊的太平洋另一端，一場珍珠港式的偷襲正等候著洛根和他的助手。大谷從來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他總是讓一些無足輕重的助手以他的名義出現，洛根和戈茨的飛機著陸以後，他們當中一些人告知這些電影拍攝人員，松竹在財政預算方面出了點岔子，現在的賬單要比最初估計的高出許多。雖然製片人戈茨表示反對，但是大谷確信他手中的牌要更有威力（畢竟，這群來自好萊塢的人是在日本，隨行的是昂貴的劇組，昂貴的團隊，昂貴的裝置），因而他對此的回覆是將預算費用定得更高。作為商人，戈茨自己也是強硬得跟烏龜殼一樣，當即便結束了談判，並且告訴導演，他們得從那些不隸屬於松竹的自由演員中自己去張羅歌舞伎、能劇、文樂和全女子歌劇團的人選。
與此同時，東京新聞界也不合時宜地將此事報道了出去。幾家報社，其中包括《日本時報》，也是含沙射影地說松竹「背信棄義」，應當遭受譴責；還有一些是挺松竹的，或者不如說是反《櫻花戀》陣營的，他們表示很高興看到美國人沒機會用電影的形式呈現「一部絲毫沒有恭維日本人民的低俗小說」，以此來「貶損最優秀的傳統藝術」。一些反對《櫻花戀》的報紙尤其熱衷於報道洛根的劇組選了一名叫做裡卡多·蒙塔班的墨西哥演員扮演一位一流的歌舞伎表演者（傳統意義而言，歌舞伎是一個全部由男性構成的行當；更重要也更難演的角色都是女性，由男演員反串，蒙塔班的任務便是塑造其中的一個），隨後居然厚顏無恥地試圖聘請一位真正的歌舞伎明星來作蒙塔班的舞戲替身；對此，一位日本作家這樣寫道，此舉與「讓艾塞爾·巴里摩爾作替身」無異。
總而言之，當地媒體極度敏感地關注著正在京都發生的這一切——這座城市位於東京以南兩百三十英里，名剎古寺眾多，青山如畫，湖泊氤氳，古時日本的氛圍保留完好，街區裡住著藝妓，街道上點著紙燈籠，《櫻花戀》劇組因此決定大部分涉及日本的戲份都將在此拍攝。總的來說，京都城內，劇組碰到的麻煩事兒一點也不比那些幸災樂禍的人所希望的少。尤其讓他們頭疼的是，那些美國人發現招募本國演員出演電影很不容易——考慮到日本老百姓平常是多麼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夠上鏡頭，這的確是個有意思的現象。誠然，製片人設法籠絡到了一批湊數的能劇演員和木偶師——這批人均不在松竹的合同範圍內——不過他們為了湊成一個還算像樣的全女子歌劇團真是費盡了周折。（這些特別的日本團體就像是某種性別單一、思想單純的「女神遊樂廳」劇團；奇怪的是，幾乎沒有男性演員參加演出，觀眾群總體而言也跟演員一樣，全是女性。）《櫻花戀》管理層抱著填補這一空缺的願望，張貼海報，準備舉辦一次「日本百大佳麗」選秀活動。這次活動按照他們的預期將會人氣爆棚，故而安排在週四下午兩點整，在京都大酒店大廳內舉行。但是沒有贏家，因為沒有選手；沒人到場。
製片人戈茨是評委中失望的一個，他又想了一招，作為權宜之計，他打算吸引京都城內的夜總會和酒吧女服務員，事後證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京都——或者說，就此事而言，任何一座日本城市——是一個酒吧常客的瓦爾哈拉殿堂。就比例而言，這裡提供烈性酒的場所比紐約還要多，它們的花樣也繁多得令人稱奇——有供四人用的休閒竹間，也有多層樓宇，霓虹閃爍，裡面提供的娛樂活動也體現了日本人喜好模仿的稟賦：有恰恰舞樂隊和搖滾樂手、鄉村歌曲四重唱、存在主義歌手，還有用美國黑人口音演唱科爾·波特作品的東方歌唱家。但無論設施何其鄙陋或是豪奢，有一點是相同的：現場最顯眼的總是一些千嬌百媚的女服務員，撩撥著顧客的心絃。大批漂亮女子，戴著光亮的頭飾，穿著時髦，始終保持著笑容，正坐著小口抿著「完美愛情」（一種紫羅蘭色的雞尾酒瓊漿，時下在這些場所甚為流行），同時扮演著窮人的藝妓；換句話說，對於那些疲倦的已婚男子和急著要消遣一把的單身漢，點燃他們的激情，卻不一定要腐蝕他們的道德。四名女子為一名顧客服務也不是什麼稀奇事。不過當《櫻花戀》劇組的高層圈定這些人後，他們又得同這些夜間工作者的習慣作鬥爭，因為這群和他們打交道的人可不喜歡早起，而電影拍攝恰好要求早起。為了得到她們的才藝，讓這些女士們在合適的時間出現在取景現場，幾名劇組成員可謂煞費苦心，就差派發訂婚戒指了。
還有一樁令《櫻花戀》劇組煩心的事兒，此事跟美國空軍有關，而他們的合作同樣至關重要；儘管此前他們承諾會提供幫助，但此時卻忽然變得遲疑起來，因為他們強烈反對劇情中的一個基本要素——朝鮮戰爭期間，與日本人結婚的美國空軍被遣送回國。這種做法，美國空軍抱怨道，或許是慣例，但卻不是五角大樓的官方政策。要麼將這些不愉快的戲份刪掉——這樣做會讓劇本傷筋動骨——要麼予以保留，並因此失去美國空軍的幫助；在面臨兩難的情況下，洛根選擇了手術療法。
接下來，高美以子小姐的問題又來了，她飾演的是寶冢公司的舞蹈演員，正是她的魅力讓美國空軍軍官白蘭度激情澎湃。洛根本打算力邀奧黛麗·赫本出演這一角色，後來得知赫本小姐並無此意，便又開始尋找一名「不出名的演員」，於是他想到了美以子小姐；她是第二代日裔美國人，性格隨和、泰然自若、處事低調，帶著一種不張揚的迷人氣度，但沒什麼演出經驗；這位洛杉磯旅遊局的小職員一步登天，用她自己的話來說，跨入了「灰姑娘的童話」之中。儘管她的演技——《櫻花戀》劇組的另一名主要人物瑞德·巴頓斯跟她情況類似，瑞德此前演過一些滑稽劇，一些電視喜劇，缺乏戲劇訓練——顯然令導演有些憂慮，而洛根卻無懼無畏，依舊樂觀，著實令人欽佩；他是這麼說的：「我們能擺平。他們只要一臉嚴肅，雙唇緊閉就夠了。畢竟，白蘭度會大放光彩的，他才是我們需要的。」但說到「放」字，白蘭度只是反覆強調：「我放棄。」「我打算放棄。我打算袖手旁觀。好好在日本享受一下。」
眼下，在宮古酒店，白蘭度的面前又出現了一件具有日本特色的東西供他消受了：酒店管理層派來了一個使者，又是鞠躬，又是滿臉微笑，還不停地搓著手，他走進白蘭度的房間裡說「啊，馬容·白蘭度先森——」隨後便沉默了；他此番來意有些尷尬，因而難以啟齒。他是來拿那個裝著糖果和米糕的「禮包」的，而白蘭度早已開啟並且帶勁地品嚐過了。「啊，馬容·白蘭度先森，這是個誤回。這些禮包本來是要松到另一間客房的。對不氣！對不氣！」白蘭度一陣大笑，把盒子遞了過去。來客的眼睛看著這些被掠奪過的東西，變得十分嚴肅，不過臉上還掛著笑容——事實上，他的笑容已經凝固了。當前的困境對聲名遠揚的日式禮儀提出了挑戰。「啊，」他撥出一口氣來，微笑也隨即柔和了下來，「既然您這麼喜換，那一頂要留一盒。」他又把米糕遞了回來。「他們」——顯然指的是真正的主人——「可以吃剩下的。這樣，就皆大歡嬉了。」
幸好他把米糕留在了這裡，晚餐還在廚房裡烹飪，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等餐點送上來的時候，我正在回答白蘭度的問題，他向我打聽一個熟人的情況，那人是一個年輕的美國人，遁入佛門五年，在京都西本願寺內過著一種沉思冥想的生活——如果不算完全不食人間煙火的話。一個人從凡世歸隱，過上心靈生活——一種東方思想——這種想法令白蘭度的臉變得很平靜，像是在夢境中。我跟他講述有關這個年輕人現在的生活狀況，對此，他聽得格外入神，又有些困惑——其實是一種懊惱：這完全不是，或者僅僅在最表層上是一種退隱，一種沉默，一種令雙膝痠痛的祈禱。相反，在西本願寺的高牆背後，我那個皈依佛門的朋友有三間溫暖舒適、陽光充足的房間供他居住，房裡堆滿了書籍和留聲機唱片；誦經禱告、展示茶道之餘，他還能有閒情調一杯馬提尼酒；他有兩個僕人，還有一輛雪佛蘭汽車，他時常開車去當地的電影院。說到電影院，這位朋友得知馬龍·白蘭度正在鎮上，十分想見他一面。白蘭度可不怎麼有興致。這件事觸動了他心中那根深蒂固的清教徒情節；他對於真心向佛者的理解可不包括那些個俗人，比如像我所說的這位年輕人。「這就像那天我們在取景現場一樣，」他說。「我們在一座廟裡拍戲，一個和尚過來問我要親筆簽名照。你看，一個和尚要我的簽名照想幹嗎？我的照片？」
他帶著一種質疑的神情盯著四下散落的書籍，其中與玄學有關的不在少數。在第一次東京記者招待會上，他向記者透露，他很高興回到日本，因為這給了他再度「研究佛教這一決定性的文化因素對日本思想的影響」的機會。眼前的這些讀物愈發證明了他的確正在堅持這項十分學術的研究，雖說它有些晦澀。「我想做的是，」這時他說道，「我想和了解這些東西的人聊一聊。因為——」他欲言又止，直到腳步匆匆的女僕端著大盤子走了進來，將矮桌子擺好，我們跪坐在兩頭的草墊上，相對而坐。
他用一小塊熱毛巾揩著手，在日本，這是用餐前常見的準備工作。「因為，」他又接著說道，「我認真考慮過——我非常認真地考慮過——放棄一切。放棄作為一名成功演員的事業。如果到頭來這一切沒有開花結果，那又有什麼意義呢？沒錯，你成功了。至少你得到了認可，你到處都受歡迎。可僅此而已啊，這就算到頭了，再也沒有什麼出路了。你不過是坐在糖果堆上，身上開始積起一層層厚厚的——厚厚的殼。」他用毛巾擦了擦下頜，似乎是要擦掉臉上板結的化妝品。「太多的成功會毀掉你，就如同太多的失敗。」伴著咯咯的笑聲，女僕將食物擺放在桌上，他眼睛往下瞟了瞟，看起來對這些食物沒什麼胃口。「當然，」他遲疑了一下，彷彿是緩緩地將一枚硬幣翻轉過來，端詳著看上去更閃亮的那一面，「你也不可能一直都失敗下去。不然就無法生存。想想凡·高吧！一個從未受到認可的人會是怎樣，他便是個典型的例子。你脫節了；隔膜了。但我想成功也會產生這樣的效果。你知道，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我究竟是什麼——一個巨大的成功。我變得極度地自我中心，沉湎於自己的問題之中，以至於我從不會扭頭看看四周，對它們也毫不在意。我時常在紐約漫步，數英里數英里地一直走啊走，走在大街上，一直走到深夜，而我什麼也看不見。無論演戲是不是我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我從來都沒有對演戲有過自信；現在也是如此。後來，我出演了《街車》，這部電影拍了好幾個月，一天晚上——模模糊糊，朦朦朧朧——我開始聽到了歡呼。這就像我一直在睡覺，而醒來後卻發現坐在一堆糖果上面。」
在白蘭度登上糖果山之巔以前，他就知道了一切沒有社會關係、沒有經濟基礎、沒有接受過太多教育（自打他在畢業前被夏塔克軍校開除以後，就一直沒能拿到高中文憑，那所學校位於明尼蘇達州的法裡博市，是所被他稱為「精神病院」的學校）的年輕人從農村來到紐約所經歷的酸甜苦辣——他的故事，發生在伊利諾斯州的利伯蒂維爾市。他時而獨居在佈置過的房間裡，時而與他人擠在幾乎沒什麼傢俱的公寓裡，他進城的頭一年一直徘徊於表演課與社保提供的臨時工之間；百斯特一度僱用他為電梯操作員。
他有一個朋友目睹了他成名前的那些日子，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白蘭度對於自己夢遊者般的自畫像。「沒錯，他是個喜歡沉思的人，」他那個朋友說道。「在他心裡，彷彿有一間隱匿的房間，他時常匆匆跑進這房間裡面，獨自發愁，又十分貪婪，就像一個守財奴守著金子。而這並非完全是座幽暗城堡。只要他想，他可以馬上從裡面抽身出來。他身上有那種不羈的童趣。他曾經住在五十二街一個古舊的褐色砂石建築裡，附近有一些爵士樂彙集的地方。他時常爬上屋頂，將紙袋中裝滿水後，扔到從俱樂部裡出來的那些個笨蛋身上。他房間裡的牆壁上寫著‘如果你連這都不知道，你就白活了’。沒錯，他的公寓裡經常很熱鬧——馬龍敲著小手鼓，放著唱片，一群人在裡面，有演員工作室的小子們，還有許多他碰上的落魄者。他有時很溫和。他是我認識的人裡最不喜歡投機的一個。對那些能夠幫助他的人，他滿不在乎；你或許可以說是他主動迴避這些人。沒錯，這件事——他不喜歡哪種人和他喜歡哪種人，二者皆然——部分源自於他的不安全感、他的自卑情結。他朋友中幾乎沒有人是與他旗鼓相當的——沒有他需要與之競爭的人，你懂我的意思。他們當中大多數是些迷途的人、將他視為偶像的人、在這些或那些方面依賴於他的人。他帶出去的女孩也是這種情況。就是普通的那種秘書型別的——可愛得很，但卻不會引來大群的狂蜂浪蝶。」（最後提到的這個有關白蘭度的癖好，在他青少年時期也是如此，他祖母曾經這樣說道，「馬龍淨挑些鬥雞眼兒的姑娘。」）
女僕把日本米酒倒進頂針箍大小的杯子裡，隨即退了下去。賞鑑這種辣白米酒的品酒師據稱能夠根據口感和品質辨識出五十種以上的品牌。但對於新手，所有的日本米酒喝起來像是從一個大缸裡釀造的——一種香甜的熱酒，入口時口感怡人，而後甜得發膩，只要你不是一夸脫的量一口悶下去，便不會腦袋發暈，而日本許多美食家總是採取一口悶的方式。對於日本米酒，白蘭度視而不見，而是直奔牛排。牛排非常不錯；日本人以其牛肉質量上乘為榮。義大利麵在日本是十分受歡迎的美食，質量卻不算上佳；其餘的也算不上——那一大團豌豆、土豆和菜豆。這的確是一份非常奇怪的配菜，在日本點西餐總的來說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然而有時那些生魚、壽喜燒和配著海草的飯糰真的會讓你噁心，有時鰻魚湯、油炸蜜蜂、醃蛇肉和章魚須也會讓你那不適應此類食譜的胃裡翻江倒海，無論它們之前看上去何其誘人，外觀何其精美。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白蘭度又回到先前談到的不排除息影的可能，去「有出路的地方」享受生活的樂趣。他決定採取一種折中的辦法。「嗯，等我回到好萊塢以後，我會怎麼著呢，先解僱我的秘書，再搬到一個小點的房子裡住，」他說著，嘆了一口氣，帶著一種解脫，似乎他早已拋棄了往昔的累贅，進入到一種簡約的新環境當中。為了給這份憧憬添上更加美好的一筆，他接著說，「我不會找廚子或者女僕。就找一個打掃衛生的婦女，一週來兩次就成。不過嘛——」他皺起眉頭，眯著眼睛，似乎是什麼東西模糊了他的美好憧憬——「不管房子在哪裡，一定得有柵欄。以防那些筆桿子。你不知道那是怎樣的情形。那些筆桿子。我得弄個柵欄把他們拒之門外。對於電話，我可能就無能為力了。」
「電話？」
「會被竊聽的。我的就是。」
「被竊聽？真的嗎？誰幹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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