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第一部分
1955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六，濃霧瀰漫在陰冷潮溼的西柏林，美國作品《波吉與貝絲》的劇組以及與該劇組有關的其他人員共計九十四人接到通知，要求他們到劇團的排練大廳集結，參加一個「資訊通報會」。本次通報會由小沃爾特·n·沃姆斯利和羅伊·l·勞瑞牽頭舉辦，二人分別是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參贊和第二秘書。沃姆斯利和勞瑞先生此番特地從莫斯科趕來，他們將提出一些建議，回答劇組成員可能關心的一切問題，這些問題與他們即將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舉行的演出有關。
本次俄國之行是美國戲劇團體對此類演出進行的首次嘗試，這次演出將作為《波吉與貝絲》為期四年全球巡演的高潮。此番演出得以成行，需歸功於蘇聯方面與蓋希文歌劇團監製羅伯特·布林和布萊文斯·戴維斯之間長達數月的冗長談判（談判的某些細節至今不為人知）；此事劇團監製方面是以「人人歌劇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義操作的。
儘管俄國人還沒有給他們發放真正的簽證，但這個陣容龐大的演出團體已經準備就緒，隨時可以在接下來的四十八小時內動身。這個演出團體由五十八名演員、七名後臺工作人員、兩名指揮、隨行人員的妻子與辦公室職員、六名孩子和他們的老師、三名記者、兩條狗，還有一名心理諮詢師組成。他們打算乘坐火車，從東德取道華沙和莫斯科抵達列寧格勒，行程大約一千一百英里，顯然，這需要花上三天三夜的時間。
在我去往這次外交資訊通報會的途中，我與艾拉·蓋希文太太還有一個叫做傑瑞·勞斯的人一起坐的計程車。傑瑞·勞斯身材有型，肌肉發達，曾經是名拳擊手，現在則是一名歌手。不用說，艾拉·蓋希文太太是劇團詞作者的妻子，她丈夫還是曲作者的兄弟，同時也是《波吉與貝絲》的合著者。在過去的四年中，艾拉·蓋希文太太定期會讓她的丈夫留在比弗利山莊的家中，而自己則陪同劇團參加全球巡迴演出：「艾拉就是個墨守成規的人。他甚至連從這間房走到那間房都不樂意。可我是個吉卜賽人，親愛的。我喜歡車。」她的朋友們都稱她為李，李諾的簡稱，她是個身材嬌小的女人，熱衷於鑽石，並且在早餐和正餐的時候也會戴上它們，有好幾顆呢。她的頭髮帶著金黃色的條紋，臉長得像心形。她言談中那些思緒紊亂的隻言片語用並不私密的悄悄話和一種小女孩兒般的聲音傳遞出來，與含情脈脈的話語黏合在了一起。
「噢，親愛的，」她說，當時我們在綿綿細雨中穿過黑暗的選帝侯大街，「你聽說過聖誕樹嗎？那些俄國人要送給我們聖誕樹。就在列寧格勒。我覺得他們真是太好了。因為他們不相信聖誕。他們不相信——是吧，親愛的？不管怎樣，他們的聖誕節來得要晚許多。因為他們的紀年方式不同。親愛的，你覺得這是不是真的？」
「你的意思是他們是否相信聖誕節？」傑瑞·勞斯說。
「才不是呢，親愛的，」蓋希文太太不耐煩地說。「我說的是電話聽筒，還有那些照片。」
一連幾天，關於在俄國的個人隱私這一問題，劇團內部一直猜測不斷。這源於一個流言，說信件必須經過審查，他們那兒的酒店房間都會被監聽，四面牆壁上都裝有隱匿的攝像頭。
認真思考了一會兒後，勞斯說，「我相信。」
「噢，親愛的，你不信！」艾拉·蓋希文太太反駁道。「這不可能！那樣的話我們該在哪兒聊天呢？除非我們就只站在浴室裡，一直衝著水。至於那些攝像頭嘛——」
「我也相信，」勞斯說。
蓋希文太太陷入了一陣沉思，直到我們抵達排練廳所在的那條街。然後，她滿懷渴望地說道，「我還是覺得聖誕樹那件事兒挺不錯的。」
我們遲到了五分鐘，所以在摺疊椅中找座位時遇到了些麻煩。這些椅子在一個鏡面排練廳的一端。聽眾數量眾多，大廳內溫度頗高；雖說如此，但是到場的許多人似乎早就感受到了來自大草原的寒風，一身的行頭——圍巾，羊毛外套——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這些都是他們特地為這趟俄國之旅採購的。在購買裝備這件事情上蔓延著一種攀比的思想，這樣一來，好些人看上去都是愛斯基摩人的打扮。
羅伯特·布林宣佈開會。他除了是《波吉與貝絲》的合作監製外，同時還兼任導演。在他介紹完來自莫斯科大使館的代表沃姆斯利和勞瑞先生之後，沃姆斯利便開始了講話。二人在正對著我們的那張桌子後面就座。沃姆斯利先生是一個長得很敦實的中年人，留著門肯式的髮型，一副不動聲色、慢條斯理的樣子。他說這次計劃中的演出是「罕見的良機」，並預祝劇團演出取得「巨大成功」，他也確信在鐵幕之下的演出一定會取得成功。
「在蘇聯，沒有什麼不是按計劃進行的，而且你們的演出成功也是計劃之中的，因此我覺得現在就祝賀你們應當是毫無問題的。」
勞瑞先生似乎是覺察到了同事用假定語氣說出的賀詞裡面帶著點瑕疵——他年紀輕輕，外表嚴肅，長得頗像中小學校長——於是插了一句，說沃姆斯利先生的話千真萬確，同樣不假的是，「俄國對於你們的到來真心實意地感到興奮。他們知道蓋希文的音樂。事實上，我的一位俄國熟人告訴我說他有天晚上參加一個聚會，聚會上他的三個朋友從頭到尾唱著‘貝絲，如今我已擁有你’。」
劇組人員微笑著表示感謝，沃姆斯利先生接著往下說。「的確，有些俄國人還是挺不錯的。非常不錯。但是他們的政府很糟糕，」他說這話的時候恨不得把每個字都說得字正腔圓。「你們時刻要記住，他們的政府體制跟我們本國的那套是水火不容的。這個體制下的規章制度和條條框框是你們此前從未經歷過的。無疑在我的經歷當中——那是段漫長的經歷——我從未碰到過那樣的制度。」
劇組成員之一的約翰·麥卡利舉手提問。麥卡利在劇中飾演一個代表王室的壞蛋，他本人長得就身高體壯，有些令人生畏，彷彿就是為這個角色量身定做的。他想知道，「假如這些人當中有人邀請我們到他們家做客呢？你懂我的意思吧，在我們去的大多數地方，人們都會這樣做的。那麼，我們要是去的話行不行呢？」
兩個外交家相視一笑。「你可以想象，」沃姆斯利先生說，「我們在大使館中從未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除了官方的邀請之外，我們從未應邀到任何地方去過。我不敢說不會有人邀請你。如果是那樣的話，那一定要盡全力把握好這次機遇。按照我的理解。」他接著說，「主辦方安排了數量眾多的娛樂專案。每分鐘都有。多得讓你夠嗆。」
聽到這個安排，有些年輕人咂著嘴，有一個人則抱怨道，「我滴酒不沾。所以要是他們都給我敬酒，就是我們之前聽說過的那種敬法，我怎麼樣才能過關而又不丟面子呢？」
沃姆斯利先生聳了聳肩。「如果你不想喝，也不是非喝不可。」
「沒錯，夥計，」一個朋友給這個憂心忡忡的人支招，「你不想喝，沒人說非喝不可。要是你不想喝，儘管遞給我好了。」
這時問題接二連三地來了。譬如那些父母就在擔心他們的孩子。那兒有消毒過的牛奶嗎？有。而勞瑞先生覺得，還是帶一點「小明星奶」的好，他就是用的這個餵養自己的兩個孩子。還有水，能喝嗎？絕對安全。沃姆斯利先生經常從水龍頭裡直飲。我們怎麼稱呼蘇聯公民？「這個嘛，」沃姆斯利先生說，「我不會管他們叫同志。叫先生或者太太就行了。」那購物情況如何，東西賣得貴嗎？「貴得離譜，」但這完全不是問題，因為沒有太多東西好買。那兒有多冷呢？哦，偶爾會降到零下三十二度。要是那樣的話，酒店房間裡面暖和嗎？是的，沒錯，事實上，熱得有點過頭了。
回答完這些基本問題後，從後面傳來了一個聲音，「這裡有好多的神秘傳聞，說有人會一直跟蹤我們。」
「跟蹤你們？」沃姆斯利先生微微一笑。「也許吧。不過不是你想的那種。要是他們指派某個人跟著你，那是為了保護你。要知道，你一定會面對非同尋常的關注，你走到哪裡，人群就會跟到哪裡。這和在柏林街頭走路可不一樣。這麼來看的話，沒錯，你可能是會被人跟著。」
「話說回來，」勞瑞先生說，「文化部萬分期盼你們到他們那兒去，你很有可能會受到熱忱的接待，不會有孤零零的外國遊客通常會碰到的那種煩心瑣事。」
先前從後面傳來的那個聲音還沒消停，並且還帶著些許失望的口吻，「我們聽說他們會跟蹤我們，而且還會拆我們的信件。」
「啊，」沃姆斯利先生說，「那是另外一碼事了。他們理所當然會這麼做的。我永遠是預先假定我的信已經被他們給拆封了。」
他的聽眾在座位上面面相覷，眼神中交換著一種「我早告訴過你」的資訊。羅伯特·布林的秘書南希·萊恩站了起來。萊恩小姐（拉德克利夫學院，52屆）在這個劇團已經有三個月了，因其對戲劇的興趣而從事了這份工作。她是紐約人，金髮碧眼，身材高挑，事實上差不多快六英尺高了，和她媽媽看上去相當地像；她的媽媽，威廉·萊茵蘭德·斯圖爾特太太可是個照片經常上報、家喻戶曉的美人。萊恩小姐想提個建議，「沃姆斯利先生，要是我們的信件真的要接受審查的話，那是不是用明信片通訊會好一些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們不需要開啟信封后再去讀信的話，那這樣做豈不是更節省寄信的時間？」
沃姆斯利先生看起來沒怎麼覺得萊恩小姐的建議作為一種節省時間和減少麻煩的手段有多大的價值。與此同時，蓋希文太太一直在催促著傑瑞·勞斯趕緊問話。「趕緊啊，親愛的。快問問他電話聽筒的問題。」
勞斯的問題引起了這個外交家的注意。「我們當中許多人，」他說，「我們一直都在擔心房間裡有沒有可能裝有竊聽電話。」
沃姆斯利先生點了點頭。「不止是有可能裝了的問題。我再說一遍，這種事你們應當早有預料。當然，沒人真正知道有或沒有。」
一陣無聲的停頓，此時，蓋希文太太摘下她的鑽石胸針，似乎是要等傑瑞·勞斯提出隱匿攝像頭的問題，但是他還沒提出來，就被麥卡利搶了先。
麥卡利身體前傾，聳了聳那副寬厚的肩膀。他說他認為這些無關緊要、細枝末節的問題差不多可以適可而止了，現在應當轉入正題，好好討論一下「大問題了。這個大問題就是，他們要是問我們一些政治方面的問題，我們該說些什麼呢？我說的是黑人問題」。
麥卡利低沉的嗓音讓這個問題像一片海浪席捲了整個排練廳，一下子把全體聽眾的關注點都給完全聚集了起來。沃姆斯利先生猶豫不決，似乎不知道是該從上面穿過去，還是從下面游過去；對於這些個問題，他似乎還沒準備好怎麼去迎頭面對。
「你不必非得回答政治問題，正如他們也不會回答你向他們提出的那種問題。」沃姆斯利先生清了清嗓子，又補充道，「那裡可是一片危險區域，如履薄冰啊。」
聽眾席上的竊竊私語暗示著他們覺得這個外交家在回答中提出的建議不夠充分。勞瑞在沃姆斯利的耳旁低語，麥卡利則問著他的妻子，她是個憂鬱的女人，坐在他旁邊，腿上坐的是他們三歲的女兒。隨後麥卡利說，「可是他們一定會問我們有關黑人的問題。他們一貫如此。去年我們在南斯拉夫的時候，在我們的整個逗留期間——」
「是的，我明白，」沃姆斯利不由分說。「這就是整件事情所牽扯到的。這就是重點所在，對吧？」
沃姆斯利的言論——或者也許是他表達這番言論的方式——似乎惹惱了好些人，把他們推到他的對立面上；而傑瑞·勞斯，這個劇團裡能夠平息怒火的傳奇人物，一下子站了起來，身體因為緊張而顯得過度僵硬。「那我們該如何應對呢？難不成要有一說一？實話實說？還是說我們去遮遮掩掩，含糊其辭？」
沃姆斯利眨了眨眼。他取下一副角質架眼鏡，然後用一塊手帕去擦拭鏡片。「實話實說又怎麼啦，」他說道。「先生，恕我直言，那幫俄國人對於黑人問題的瞭解根本不比你少。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事情究竟是怎樣的，除了那些宣告、宣傳——一切能夠被他們利用的東西。我覺得你應當牢牢記住，你接受的任何一次採訪都會被美國的媒體抓個正著，然後在你家鄉的報紙上再給你登出來。」
有個女的，她也是第一個發言的女人，從前排的座位上站了起來。「我們都知道本國的歧視問題，」她的聲音裡帶著些許的靦腆，每個人都是懷著敬意在聽她說。「但是在過去的八年裡，黑人問題還是取得了不少進展的。我們已經一路走過，這分明就是事實嘛。我們可以驕傲地介紹我們的科學家、藝術家。如果我們［在俄國］這麼做的話，或許會產生許多正面效果呢。」
其他人同意她的看法，並且以相似的方式當眾發言。維勒姆·範·魯恩是一個已故歷史學家的兒子，他會講俄語，也是為「人人歌劇團」做宣傳工作的一分子，他宣稱自己「非常非常高興看到這個問題得到了如此深入的探討。有一天，我讓幾名劇組成員接受美國駐德電臺的磁帶錄音採訪，然後就涉及到了這個問題——種族問題，我知道我們得非常非常謹慎，因為離東德太近，而且有可能我們會被監控——」
「那是當然，」沃姆斯利輕聲地打斷。「我想你也意識到了我們這個時候正受著監控呢。」
顯然範·魯恩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其他人也沒有，因為大家都一臉錯愕地四處張望，想要找出讓沃姆斯利口出此言的那個人。但是人們並沒有發現任何明顯的跡象，至少沒能找到某個神秘的陌生人。而範·魯恩並沒有把他要講的話講完。他的聲音越來越小，直至消失，正如這會議本身行將在閒聊中結束一樣。當劇團以掌聲向這兩位外交家致謝時，他們的臉都紅了。
「謝謝大家，」沃姆斯利說。「跟大家交流很愉快。勞瑞先生和我不是經常接觸這種化妝油彩的氣息。」
羅伯特·布林導演隨後召集劇組成員開始排練，但是在開始之前，關於這次「資訊通報會」還有很多困惑的討論與意見的交流。傑瑞·勞斯總結為一句話，「毫無資訊可言。」蓋希文太太則正好相反，她似乎認為這次通報會透露了太多資訊。「我震驚了，親愛的。想想像這樣生活的樣子！永遠都在假定，卻從不知情。說真的，親愛的，我們打算在哪兒聊天？」
樓下，華納·沃森先生給我安排了回酒店的車，他是布林先生的監製助理。他把我介紹給了與我坐同一輛車的法比安·舒帕博士。舒帕博士是德國心理分析研究所的一名美國學者。別人告訴我說他這次應邀參加俄國巡演，是來消除劇團成員可能經受的任何「壓力」的。到了最後一刻，令舒帕博士格外失望的是，他竟無法成行，因為管理層覺得心理諮詢師或許並不真的必要；但是事實上，心理分析師和心理從業人員在蘇聯不受歡迎，或許這才是這件事的主要原因吧。但是眼下，在計程車裡，他建議華納·沃森要「放鬆」。
沃森點了支菸，點菸的那隻手明顯在發抖，他說，「放鬆了，就不會有這樣的作品能夠在俄國巡演了。」
沃森年屆不惑。他的板寸頭有些斑白，棕色的眼睛裡帶著膽怯與逆來順受。他的那張臉，還有他的行為舉止都顯露出一種迷離的溫和，一種超越他年齡的疲倦。他一度當過演員，自1952年「人人歌劇團」創辦以來，一直供職在此。他的工作職責，用他的話來說，主要就是「搞定東西」。在柏林過去的兩週時間裡，他幾乎是住在蘇聯大使館裡的，試圖搞定幾樣東西。儘管他十分努力，但還是有許多事情沒有了結。其中之一就是劇團的護照問題，到了這個時候，他們的護照還是被俄國方面把持在手裡以待備籤。此外，沃森在劇組前往列寧格勒的火車一事上遇到了麻煩。製片組要求四節臥鋪車廂。俄國人的答覆非常直截了當，他們只能提供三節二等「軟臥」（這是俄語對臥鋪的表達法）車廂。這些，連同一節裝行李的車廂，以及一節裝舞臺佈景的車廂，都隸屬於「藍色特快」列車，這趟車按時刻表定時往返於東柏林與莫斯科之間。令沃森為難的是，他沒法從俄國人那裡得到「軟臥」車廂的佈局圖，因此也就不能用圖示標出臥鋪分配方案了。因此他在預想，火車上面可能會上演一齣巫婆之夜的鬧劇：「人多鋪少。」無論是在列寧格勒還是在莫斯科，劇組會下榻在什麼酒店，還有那些酒店的詳細資訊，他也同樣無從知曉。「對於任何事情，他們是絕對不會對你和盤托出的。不會立馬就告訴你。如果他們告訴了你甲事情，那他們也許會告訴你乙事情，但在這兩件事之間，將會是漫長的等待。」
不過顯然，俄國人並未親身實踐他們要求別人具備的那種耐性。幾個小時以前，一條電報已經從莫斯科發到了這裡，這正是沃森列舉的幾條讓他的手發抖的原因之一。b管絃樂譜今夜須送達柏林大使館否則推遲列寧格勒首演開銷削減。/b幾個星期以來，蘇聯方面一直要求拿到管絃樂譜，因為他們希望本國的音樂家在劇團到來之前能夠提前排練。布林擔心他唯一的一份管絃樂譜會在交接過程中弄丟，拒絕照此執行。但是這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和那最後幾個凝重的字眼似乎讓他改變了主意，眼下沃森正在趕往蘇聯大使館遞交樂譜的途中。
「別擔心，」沃森擦去上嘴唇上方的幾滴汗珠後說道。「我不擔心。我們會把這件事搞定的。」
「放鬆些，」舒帕博士說。
我回到了入住的凱賓斯基酒店，劇團許多成員都在此下榻，我順路去了趟布林夫婦的套間，去拜訪他的妻子維爾瓦。她之前搭乘了一趟飛往布魯塞爾的通宵航班，此時剛趕回來。她去布魯塞爾是為了看病。闌尾炎的陣痛已經困擾了她好一陣子了，就在前一天，在她飛往布魯塞爾的時候，她知道自己可能會經歷一場刻不容緩的手術，那樣的話她就不得不取消這次俄國之行了。去年的十月，她在莫斯科度過了十天的時間，和文化部商談這次演出的安排事宜，正是這次「妙不可言的」經歷讓她急著回來。
「沒事的，醫生說了我可以去。直到我前兩天以為我去不成了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有多麼想去，」她說這話的時候，臉上帶著微笑，這微笑與其說是一種表情，倒不如說更像是她熱切、急於取悅的個性。布林夫人臉上有酒窩，一雙棕色的大眼睛。她的頭髮是楓葉一樣的顏色，朝頭頂後部的方向梳著，用一根大發簪定型，那髮簪簡直可以當武器來使了。此時，她穿著一件紫色羊毛外衣，她的衣櫥裡全是這種顏色的衣服：「羅伯特簡直就是痴迷於紫色。」她和布林在明尼蘇達大學相遇，二人當時都是戲劇系的本科生。他們結婚已經十八年了。儘管布林夫人有過專業演出的經歷——她曾飾演莎翁筆下的朱麗葉——但她真正傾心的，用她一位同伴的話來說，是「羅伯特和羅伯特的事業」。如果她能夠找到足夠大的紙，她會把整個世界都包起來送給他的。
表面上看，布林太太似乎是不會缺紙用的，因為她住的地方信件、剪報和檔案堆積如山。負責「人人歌劇團」的國際函電就是她的主要任務之一；除此以外，她還力求讓整個歌劇團「保持愉悅的狀態」。為完成剛才說到的第二項主要任務，她此番從布魯塞爾帶回了一袋玩具，這樣在列寧格勒過聖誕節的時候，就可以分給劇組的小朋友們了。「要是我可以讓羅伯特放下它們，讓我有時間把它們重新打包就好了，」她指著浴室說道。浴室裡一整支機械艦隊漂浮在裝滿水的浴缸裡。「羅伯特愛極了玩具。確實如此，」她嘆了口氣，「一想到要把所有這些玩具都裝進箱子裡，我就覺得害怕。」其中幾件擺放在臥室和起居室（同時也是辦公室）裡的東西顯然不好打包，尤其是一個巨大的蹺蹺板形狀的玩具，叫做「休閒板」。「為什麼不能把這個也帶到俄國呢。去所有其他地方的時候我都帶上了它。它幫了我天大的忙呢。」
布林太太問我是不是盼望著登上藍色特快，聽到我有這個願望，她高興得甚至有些誇張。「噢，就是給我們一座金山，羅伯特和我也絕不願錯過這趟列車的！劇組的每個成員都是那麼可愛。我知道這趟旅行的開心事會說也說不完的。但是，」她聲音裡突然有一絲傷感，聽起來不那麼真切，「羅伯特和我已經決定坐飛機去了。當然，我們會在這裡的車站送別你們的——到時你們到了列寧格勒，我們會去火車站臺的。至少我希望我們可以去。我只是不敢相信這件事。可它真的要實現了。」她停頓了一會兒；在那一瞬間，蹙額破壞了純潔的熱情。「有朝一日，我會告訴你這背後的真實故事。那些不想讓這件事實現的人！噢，我們受到了這樣的打擊。」她拍了拍胸脯。「真正意義上肉體的打擊。而且這種打擊還會持續。一直要到最後一刻，」說著，她瞟了一眼桌上的一捆電報。
布林夫婦的煩心事，其中有些已經是盡人皆知了。譬如說，圍繞這次前往蘇聯的冒險之旅，不論是通過小道訊息還是公眾宣傳，人們似乎都普遍認為是俄國人出於自願以及日內瓦精神的感召主動邀請了《波吉與貝絲》來他們的國家巡演。而這件事情的真相是，「人人歌劇團」這次是不請自來。布林一直把這次俄國之旅視作他旗下歌劇團「友好」之行的一個合理拓展，他坐下來給蘇聯總理布林加寧元帥寫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為，《波吉與貝絲》很樂意踏上此次行程，如果蘇聯願意接納他們的話。這個申請一定令布林加寧大為歡喜，因為他將這封信轉寄到了文化部，那裡是在尼古萊·米哈伊洛夫領導下的政府壟斷機構，其總部設在莫斯科，控制著蘇聯國內藝術生活的方方面面。戲劇、音樂、電影、出版、繪畫，這些活動中沒有哪項不是在這個專門的、通常情況下並不寬鬆的文化部監督之下。因此，這件善舉在布林加寧的暗示下，由文化部與「人人歌劇團」開始磋商，然而這件事不是隨隨便便就能做決定的。不可能像，比如說，上次法國喜劇團那件事那麼隨便——那家劇團一年前來過莫斯科——或者說像英國作品《哈姆雷特》一樣，該作品曾於1955年秋在莫斯科首映。那兩家劇團都獲得了飲譽全國的成功。但是無論從那些來訪的藝術家們還是從其東道主的角度來看，他們涉及到的風險都僅僅是美學層面的。莫里哀和莎士比亞沒有任何涉足現代政治宣傳的企圖。
《波吉與貝絲》就不能這麼說了。對於這部作品，鐵幕的兩邊——美國和蘇聯——都有許多要擔心的事情，因為蓋希文歌劇團一旦被放到那個辯證的顯微鏡之下，就會顯形為一個充滿細菌的試管，而且是蘇聯當局最為敏感的那種細菌。這部劇充斥著過分的色情，在這個有著嚴格法令的國家，這個你在大庭廣眾下接吻都有可能被逮捕的國家，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嚴肅理由。這部劇還對上帝充滿敬畏；它反覆強調要信仰那個在星空之上而非星空之下的世界，在歌唱與對白中，展現源自宗教信仰的慰藉（「人民的鴉片」）。而且，它以一種不加批判的方式討論迷信話題，譬如「禿鷹之歌」。好像對它的詛咒還不夠似的，它還大肆歌頌人們若是一無所有，就能獲得快樂，這種思想在蘇聯的確是不受歡迎。
文化部當然考慮到了所有這些糟粕因素，然後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後認定，儘管這毫無疑問是粒苦藥，但至少它還是裹著糖衣的。畢竟，儘管《波吉與貝絲》的重點落在普通民眾的趣味上，但是劇中刻畫的美國黑人是一個備受剝削的種族，他們任憑美國南北白人的使喚，備受貧困所迫，隔離在鯰魚街的貧民窟裡，如果是文化部指派他們自己的某個作家來寫劇本的話，這些都是再好不過的素材了。於是，1955年的仲夏，文化部通知「人人歌劇團」，他們已經準備鋪好紅地毯，靜候他們的到來。
在確定抵達俄國會受到歡迎之後，布林要面對的是如何去那裡的問題，還有必需的資金，預計需要15000美元。報紙上頭幾則關於俄方「邀請」《波吉與貝絲》赴俄演出的宣告或多或少地透露出美國國務院不僅是在精神層面支援這次「盛況空前的演出」（布林偶爾也會用上這個說法），而且還會提供財務方面的大力支援。布林相信這一點，而且他的理由很充分。在過去的幾年裡，國務院因其在道義上和金錢上資助《波吉與貝絲》而獲得了眾口一詞的好評，另外一些媒體，譬如說《紐約時報》，還屢次將其稱為國務院派駐海外的「最佳使者」。但是在幾度奔赴華盛頓一番請求之後，布林很快就發現，他再也無法指望這幫波托馬可河的朋友們提供資助了。顯然，他們覺得這次演出過於地缺乏先例，或者，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在政治上還不夠成熟。」換句話說，一個子兒的贊助也沒有。
在紐約，戲劇圈中有一種說法：國務院撤銷了資助，其原因是他們擔心這部歌劇太容易受到蘇聯宣傳機器的利用了。支援歌劇團的人則認為，這種觀點站不住腳。在他們看來，這部歌劇所包含的那種社會批判層面的東西在美國的劇院可以任意上演，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抵消了利用這些內容進行有效宣傳的可能性。再者說，在俄國，黑人劇組一出場，他們飽滿的形象、他們那顯然不受壓迫的快言快語、他們那受過教育，甚至可以說是練達老成的風格儀態（「哎呀，」布林夫人說，「我們劇組裡有些人能講三四種語言。而且講得棒極了」）會給俄國人民留下對美國黑人的嶄新印象，不同於作家哈里特·畢徹·斯托刻畫的那種刻板形象，那樣的人物刻畫使得哈里特依然是蘇聯的暢銷書作家之一。
戲劇界的報紙《綜藝》報道了一則傳聞，對於美國國務院的態度轉變給出了一個更為直接的解釋。據他們稱，「國際交流專案」——美國國家戲劇研究院（國戲院）的一個分支機構——對於戲劇事務的意見在華盛頓分量很重，該機構提出了反對意見，理由是這次國務院已經在《波吉與貝絲》上投入了大筆資金，他們應當將手中的資金分散用於更多的文化交流專案。
說歸說，國戲院和國務院還是希望「人人歌劇團」能夠交好運。他們也並非和劇團斷絕了親子關係，只是剝奪了它的繼承權。但是那些表達良好祝願的人幾乎沒往布林的銀行賬戶上注入多少資金，正當他尋思著通過個人捐助來募集所需資金的可能性時，事情有了出人意料的進展。俄國人站了出來，主動提出由他們來付賬。哪怕是最差勁的語言學家也能夠解讀這一舉動所透露的資訊，這可以說是蓄意讓美國國務院難堪，支援布林進行此次冒險的美國同黨們恰恰因為這點對此表示歡迎。他們覺得這會讓美國政府感到羞恥，這樣美國政府就不會那麼吝嗇了。他們錯了。
後來，隨著日子的迫近，布林得作出選擇：是放棄自己的原定計劃，還是接受蘇聯的資金援助。1955年12月3日，雙方在莫斯科草擬了一項合同，簽訂雙方為蘇聯文化部（以下簡稱為「文化部」）與「人人歌劇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劇團」）。這項合同密密麻麻共有三頁半，而且包括一些稀奇古怪的條款——文化部同意給劇組提供一名俄籍成員，也就是，「一隻家養的母山羊」。但是這件事的代價是在第五條中展開的。在這則長長的條款中混亂的語言難以釐清，它寫的是劇團在蘇聯逗留期間，將收到每週16000美元的報酬，這遠低於依照慣例支付的酬勞，尤其是酬金有一半準備「用紐約的一張美元銀行支票來支付，剩下的部分按官方匯率以盧布現金形式支付」。（眾所周知，官方匯率隨意性很大，通常情況下是四盧布兌換一美元。對於公平的匯率應當是多少眾說紛紜，但是在莫斯科黑市，十盧布兌一美元都有可能，而如果有人願意冒險一試，將外匯偷帶到國外的話，他可以在瑞士拿到一美元兌換十五盧布，這風險就是被扣押在西伯利亞。）除了這些貨幣方面的條約，第五條還作出承諾，文化部將提供給劇團：「頭等酒店的免費食宿，或在旅途中提供就寢鋪位以及在餐車提供用餐。此外，文化部支付劇團所有成員一切旅途費用，負責佈景道具運輸、進駐和穿越蘇聯，以及跨越蘇聯邊界返回歐洲，雙方就此表示理解並達成協議。」
總共算下來，俄國人要投入大約150000美元。這不應當理解為一種文化慈善事業。事實上，對於他們而言，這是一項不折不扣的商業行為。如果每一場演出門票均能售罄，當然這似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文化部將會獲得兩倍於投資的回報，也就是說，票房總收入大約能達到300000美元。然而，基於文化部與公司簽署的這項合同，按照收入與運營成本比法則計算，「人人歌劇團」每週將損失4000美元。估計布林早已想出了一個補救上述損失的方案。「但是不要問我方案是什麼，親愛的，」蓋希文夫人說。「這是個天大的秘密。」
正當布林夫人還停留在「肉體上的打擊」這個話題的時候，她的丈夫從排練室回來了，外交資訊通報會結束以後，他就一直在那裡組織劇組排練。她問他想不想喝點什麼。他說他很想。拜託來一份純濃白蘭地。
布林的年齡在四十五歲上下，中等個子，身材很勻稱，你可以從他的衣服合身程度上注意到這一點，因為他鐘情於艾森豪威爾外套，還有那些剪裁緊密、瘦身修腿的長褲，我們稱之為前線褲。他身著定製的襯衫，傾向於黑色與紫色的搭配。他有一頭稀疏的金髮，無論是在室內還是外出，基本沒有不戴黑色貝雷帽的時候。他的臉蒼白而瘦削，憑藉臉上的表情——一臉嚴肅或是面露微笑——他的臉能夠顯露出兩種完全相反的個性。嚴肅的時候，他的臉能夠持續幾個小時表現出一種陷入沉思的淡定，彷彿是在攝影師面前擺出造型，並被告知不要調動任何一塊肌肉。不可避免的是，你一定會想到布林和他妻子一樣，都演過莎劇——他扮演的是哈姆雷特的角色，他出演的這個版本在戰後不久便在歐洲巡演，甚至登上過埃爾西諾當地的舞臺。但是當布林鬆弛下來的時候，或者是有些東西成功地勾起他興趣的時候，他彷彿是徹頭徹尾變了一個人似的，變得格外活躍，帶著孩子氣，咧著嘴笑，幽默得很，沒有了先前那種看起來拒人千里之外的自恃，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羞澀、脆弱、容易上當的表情。布林表現出的雙重性格也許能夠說明為什麼「人人歌劇團」的成員會同時抱怨兩件事情，「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你和布林的關係是怎樣的，」然後馬上又會說，「誰都可以利用他。他真的是太好了。」
布林猛地喝了一口白蘭地，然後喊我到他的浴室，他是想展示一下其中某隻玩具船是如何行駛的。這是一隻鐵皮獨木舟，舟上有個上了發條的印第安人在划槳。「這難道不神奇嗎？」他問道，那個印第安人正划著船在浴缸內來來回回地穿梭。「你之前見過類似的東西嗎？」他的聲音是演員經過訓練的那種，「定在」一個很深的音域內，使得聲音有一種自然的華麗，他說話的時候，剪過指甲的雙手隨著語言的內容揮動，並非是一種亢奮的拉丁式風格，而是一種主持儀式的方式，優雅而舒緩。的確，布林最初的夢想正是進入教會。在他的興趣轉向舞臺劇之前，他花了一年的時間訓練成為一名牧師。
我問他排練的進展如何。「嗯，演出陣容很強大，」他說。「但是他們有點被寵著了，太過於想當然。謝幕時的掌聲啊，如潮的好評啊。我一直跟他們講我希望他們要明白，去俄國不是一次約會那麼簡單。我們得發揮出迄今為止最好的水平。」
如果布林想要最後那個心願實現的話，那麼，在某些觀察員看來，他將面臨非常艱鉅的工作。1952年，那時的布林和他的合作監製布萊文斯·戴維斯復興了蓋希文的這部歌劇，該劇最初由行會劇院上演時（1935）票房慘淡，而且遭受了一定程度的負面評論。1952年的版本由威廉·沃菲爾德飾演波吉，萊昂蒂妮·普萊斯飾演貝絲，卡布·卡洛韋扮演斯波廷·賴夫。從那以後，這些主演全都被替換了，甚至是替換他們的人也被替換了，而接替他們的藝術家並不總是具備同樣水平的藝術素養。任何一部長期上演的作品要保持一種表演的高水準都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巡演。通宵達旦地跳舞造成的緊張情緒，夢遊一般不停地更換房間和餐館，籠罩劇組的緊張氣氛，這些因素累積起來，對於一直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他們來說，就造成了演出所暴露出的疲憊狀態。霍斯特·庫格勒是柏林劇院的一名評論家，他在三年前評論《波吉與貝絲》時（那個時候該劇作為柏林音樂節的一個環節，正在德國上演），對於這部劇非常著迷，甚至去看了五遍，如今當他再次欣賞到這部歌劇時，他感到演出「仍舊充滿了激情與魅力，儘管製作水平已經大不如前」。過去的一週，布林組織排練的次數已經達到了演員協會所規定的上限；但是對於這場演出能否達到最佳狀態，對於列寧格勒的首演能否被認可，布林並未感到不安。這部劇將會是一枚「重磅炸彈」！到時俄國人會「歎為觀止」！還有一件預料之中、無可爭議的事情：「他們此前一定沒有看過像這樣的演出！」
布林的白蘭地已經喝得差不多了，他的妻子在隔壁房間喊他，「你最好做好準備，羅伯特。他們六點鐘就會來，我已經預訂好了一個私人餐室。」
「大使館來了四個俄國人，」布林帶我到了門口，解釋道。「他們要過來用餐。你知道，要對他們友好。友好為重。」
我回到了凱賓斯基的房間，發現床上放著一個用平裝牛皮紙包裝的大包裹，上面寫有我的名字、酒店的名字以及我的房間號，但卻看不出來寄件人是誰。包裹裡面有六本厚厚的反共宣傳冊，還有一張手寫的卡片，沒有簽名，上面寫的是，親愛的先生——你能得救。得救，也許是從隨附的這些文學作品所描述的命運中得救吧，這些故事大部分都號稱是真人真事，大都講的是出於自願或強迫而被攔在鐵幕之後的德國人，這些人從此音信全無。這些故事非常引人入勝，只有真人真事才能有如此的吸引力，要不是因為電話鈴響，我應該會一口氣把它們讀完的。
電話是布林的秘書南希·萊恩打來的。「聽著，」她說，「你和我睡一塊兒如何？我是說，在火車上。只有這麼辦，因為四人一節車廂，所以恐怕我們只能按照俄國人的做法來辦了。他們經常把男孩兒和女孩兒安排在一塊。」反正，我在協助分配鋪位，那些感情好的，有摩擦的，那些想睡在一起的，還有那些鐵定不想睡在一起的，好吧，說真的，夠嚇人的。所以如果你我二人與那對情侶共一節車廂，事情就會變得簡單許多。
那對所謂的「情侶」是厄爾·布魯斯·傑克遜——飾演斯波廷·賴夫的三個演員其中之一，還有海倫·西格彭——飾演塞麗娜的女高音。傑克遜和西格彭小姐好幾個月前就訂婚了。按照「人人歌劇團」釋出的訊息，二人計劃在莫斯科完婚。
我告訴萊恩小姐，這安排聽上去挺好的。「好極了，」她說。「嗯，到時火車上見。如果我們的簽證能夠辦妥的話……」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護照和簽證的辦理仍然處於停擺狀態。不管怎樣，那天下午三點左右，三輛專車已經開始在柏林市內穿梭，將「人人歌劇團」的成員從他們下榻的各個酒店和膳宿公寓接上車，送往東柏林的火車站；在那裡，蘇聯列車藍色特快號計劃於四點或者是六點或者是半夜出發，似乎沒人知道準確安排。
一小群人聚集在凱賓斯基酒店的大廳裡等候專車。用華納·沃森的話說，這些人是「我們尊貴的客人」。這些貴客和《波吉與貝絲》劇組並沒有直接關聯，而是應管理層之邀與劇團共赴俄國。這些人包括：紐約金融家赫爾曼·賽多利斯，他同時也是布林的密友；報紙專欄作家萊昂納德·萊昂斯，「人人歌劇團」在遞交給蘇聯的官方檔案中將他描述為「劇團的史學家」，隻字不提他準備把他的歷史著作寄給《紐約郵報》；還有一位新聞工作者——艾拉·沃爾弗特，他曾獲過普利策獎，他的妻子海倫隨行。沃爾弗特先生是《讀者文摘》編委會的成員，而布林夫婦一直有大量剪報的習慣，他們希望他能夠就本次俄國之行寫一篇文章發表。沃爾弗特太太也是一個作家和詩人。「現代詩人，」她強調。
萊昂斯先生在大廳裡踱來踱去，焦急地等著專車的到來。「我很興奮。睡不著覺。就在我離開紐約之前，艾貝·伯羅斯給我打了個電話。我們住在一棟樓裡。他說你知道莫斯科有多冷嗎？他在收音機裡聽說冷到零下四十度。那是前天的時候。你帶上長袖內衣了嗎？」他往上提了提褲腿，露出一截紅色的羊絨。萊昂斯一頭短髮，中等身材，對於寒冷的天氣嚴陣以待，戴著一頂皮帽子，套著大衣，戴著手套，穿著鞋子，全是襯毛皮的，看上去很雍容華貴，他這身臃腫的行頭活像是到商店行竊的扒手。「我的妻子西爾維婭給我買了三件。都是從薩克斯買的。穿著不讓人覺著癢。」
那個金融家赫爾曼·賽多利斯則身著一件風格保守的外套和一身西服，儼然一副準備前往華爾街的派頭，沒錯，他沒穿長袖內衣。「我沒時間買任何東西，除了地圖。你有沒有去買張俄國地圖？好吧，這是件最煩心的事情。要找到一處賣俄國地圖的地方，我非得把紐約翻個底朝天不可。在火車上備一幅有好處，可以知道我們身處何處。」
萊昂斯表示贊同。「不過嘛，」他壓低了嗓門，那雙警覺的黑色眼睛往兩旁掃視，說道，「最好別讓他們看到，他們可能不喜歡地圖這個東西。」
「嗯，」賽多利斯說，他似乎沒怎麼跟上萊昂斯的思緒。「沒錯，嗯，我會記住你的建議的。」賽多利斯頭髮灰白，他的身高、他的體重、他紳士般的保守性格能夠激發你對這樣一位金融家的信任。
「有個朋友給我寄了封信，」萊昂斯繼續說道。「杜魯門總統。他在信中說，我在俄國應當小心為妙，因為他再也無權保釋我了。俄國！真是個日界線啊！」話音未落，他迅速環顧四周，似乎是要捕捉一些線索，看看旁人是否對他的激動情緒有所共鳴。
沃爾弗特太太說，「我餓了。」
她的丈夫拍了拍她的肩。沃爾弗特夫婦膝下的子女均已成年，二人有些方面很像，比如都長著粉色的面頰和銀白的頭髮，都有著一種結婚多年的安定與平靜。「沒關係，海倫，」他趁著吐煙的間隙說道。「我們一上火車，馬上就去餐車。」
「那還用說嗎，」萊昂斯說。「魚子醬加伏特加。」
南希·萊恩急速跑步穿過大廳，一頭金髮十分飄逸，外套左右搖擺。「別擋住我！有急事！」當然，她還是被擋住了；然後，她對大家說：「現在他們才跟我們說！我們還有十分鐘就要出發了！他們說火車上也沒有餐車。而且一直都不會有，直到我們抵達俄國邊界。三十個小時啊！」她的語氣就像是她很喜歡釋出壞訊息似的。
「我餓了，」沃爾弗特太太唉聲嘆氣地說。
萊恩小姐急急忙忙地向前跑著。「我們正在盡力而為。」她這話的意思是，「人人歌劇團」的管理層正四下搜刮柏林的各種熟食。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專車到達的時候，一陣大雨像水被篩子過濾一樣噼噼啪啪地落在大街上，車上載著滿滿一車乘客，有的開著玩笑，有的大聲喊叫，車輪隆隆駛過西柏林，直奔勃蘭登堡門而去，共產主義世界就從這裡開始。
在車上，我坐在一對夫婦的後面，一個是年輕漂亮的劇組成員，另一個是瘦弱的年輕人，應該是一名西德記者。他們在柏林的爵士酒窖裡邂逅，想必他一定是在那個時候墜入的愛河。不管怎樣，他正送她出發，沉浸在喃喃細語、淚眼朦朧與淡淡笑聲之中。隨著我們離勃蘭登堡門越來越近，他也必須得下車了，對此他表示抗議。「我要是進入東德的領地，那是很危險的。」這句話事後看來的確是非常有意思。因為幾周以後，同樣是這個年輕人出現在了俄國，哈哈大笑，招搖過市，究竟他是怎麼去的，他沒有給出太具說服力的解釋，不過這個年輕人和以前一樣，仍舊自稱是西德人，是新聞記者，正談著戀愛。
在經過勃蘭登堡門之後，我們坐了四十分鐘的車，穿過被轟炸得滿目瘡痍的東柏林某地。另外兩輛載著劇團其他人員的包車在我們之前到達了車站。我們在站臺與其他人會合，藍色特快就停靠在那裡。蓋希文太太也在那裡，監督工人將她的行李裝車。她穿著一件海狸皮外套，手上挎著一個塑膠袋，裡面裝著一件水貂皮大衣。「哦，這件水貂皮大衣是準備在俄國穿的，親愛的。親愛的，」她說，「他們為什麼管這輛車叫藍色特快呢？可它根本就不是藍色的啊？」
列車是綠色的，一節節深綠色的車廂連在一起，掛在內燃機車頭後面，看上去很氣派。每節車廂的側面都印有黃色的cccp字樣，這些文字的下面用不同的語言寫著這趟列車行駛的目的地：柏林—華沙—莫斯科。在場的那些蘇聯列車員，戴著波斯羔羊皮帽，穿著公主方形的喇叭狀大衣，舉止優雅地駐守在每節車廂的入口處。穿著更為樸素的臥鋪車乘務員就站在他們旁邊。列車員和乘務員都在抽菸，香菸裝在長長的鞋面式菸嘴裡。他們注視著周圍的混亂場面，只見劇團的成員亢奮得亂作一團，這時他們努力地保持一種鐵石般的漠然，儘管那些走過來的美國人盯著他們看，露出一副似乎很驚訝的樣子，而且還有些不高興，他們發現俄國人居然也長著兩隻眼睛，而且居然也長在正確的部位。
一個劇組人員朝其中一個列車員走了過來。「跟我說說吧，小子，」他指著車廂側面的那行字說，「cccp是個什麼意思？」
那個俄國人用他的菸嘴指著這個人，皺了皺眉頭，說道，「你是德國人嗎？」
那個演員笑了起來。「我要扮演一個看上去很滑稽的德國人，看來我真能演好。」
第二個俄國人——那個車廂乘務員——開了腔。「你不是德國人嗎？」
「天啊，」那個演員說，「讓我們結束這種折磨吧。」他朝月臺那邊掃了一眼，把羅賓·喬基姆召喚了過來，喬基姆是一個來自紐約的年輕人，會講俄語，「人人歌劇團」聘請他隨行擔任翻譯工作。
喬基姆用他們的語言跟他們對話，這兩個俄國人都樂了；可他們的愉悅很快就被驚詫所取代，因為他跟他們解釋了那些準備上車的乘客並非德國人，而是「美國人」，準備到列寧格勒和莫斯科表演歌劇。
「你們說這怪不怪？」喬基姆轉過頭來對一群聽他們講話的人說，其中也包括萊昂納德·萊昂斯。「沒人告訴過他們我們要坐火車的事兒。他們從未聽說過《波吉與貝絲》。」
萊昂斯是那群美國人當中第一個從這個驚人的訊息中平復過來的，他迅速地拿出一本筆記本和一支鉛筆。「好吧，他們有何想法？反應如何？」
「噢，」喬基姆說，「他們高興還來不及呢。他們大喜過望，都有點兒神經錯亂了。」
沒錯，俄國人的確是在點頭，在大笑。那個列車員在乘務員的後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大喝了一聲，發出指示。
「他說的是什麼？」萊昂斯問道，手裡的筆隨時準備做記錄。
喬基姆說，「他跟他說往茶壺裡加點茶葉。」
火車站時鐘顯示的時間是六點過五分。列車的鳴笛聲、關車門的哐當聲響成一片，似乎已經有了出發的跡象。在列車的過道處，高音喇叭開始播放軍樂，整個劇團的所有人員已經全部上了車，他們把頭伸到車窗外，向那些無精打采的負責搬執行李的德國人揮手，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受到了「資本主義的羞辱」，此前有人曾告誡我們，人民民主共和國就是如此看待這件事的。突然，每扇車窗後都發出了歡呼聲。這是獻給布林夫婦、羅伯特和維爾瓦的，他們正沿著站臺飛奔，後面跟著滿滿一車的食品供給，整箱的啤酒和葡萄酒、法蘭克福燻腸、麵包卷、甜點、什錦冷切、蘋果和橙子。廣播裡傳來的軍號齊鳴，漸漸達到高潮，這時只剩下了搬運箱子上車的時間，而布林夫婦呢，帶著慈父慈母般的微笑，縱情地望著列車，目睹他們「史無前例的事業」從這裡徐徐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我被安排在2號車廂的6號隔間。這裡看上去比普通的臥鋪間要大一些，也很漂亮，儘管這兒的高音廣播喇叭不能完全關掉，藍色的天花板上還有一隻藍色的燈泡永遠不會熄滅。車廂的內壁也是藍色的，車窗的外框同樣用的是藍色長絨棉窗簾，與座椅上裝飾面料的顏色很相配。座位中間有一張小桌，上面放著一盞燈，罩著玫紅色的絲質燈罩。
萊恩小姐向同住6號隔間的厄爾·布魯斯·傑克遜與他的未婚妻海倫·西格彭介紹我的情況，之前兩人從未與我謀面。
傑克遜是個瘦高個子，精力充沛，眼睛傾斜，面色陰鬱。他下頜留著山羊鬍子，手上的戒指熠熠生輝，有鑽石的、藍寶石的，還有紅寶石的。我們握了握手。「和平，兄弟，和平。這是關鍵詞，」他說，然後繼續剝他的橘子，橘子皮落到了地上。
「不對，厄爾，」萊恩小姐說，「關鍵詞可不是這個。應該是，保持整潔。快把橘子皮扔到菸灰缸裡去吧，」說著，她看了看車窗外，東德最後的孤寂燈光正漸漸遠去，「接下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裡就是我們的家了。」
「沒錯，厄爾。我們的家，」西格彭小姐說。
「和平，兄弟，和平。這才是關鍵。回紐約告訴那些孩子們，」傑克遜說著，嘴裡吐出一些橘子核。
萊恩開始分發布林夫婦在最後時刻提供的餐點。西格彭小姐嘆了一口氣，謝絕了一瓶啤酒和一塊義大利臘腸三明治。「我不知道該吃什麼。我完全沒有胃口。自打我遇見厄爾，我就一直在減肥，減了有五十六磅的體重。五湯匙的魚子醬加起來可就是一百卡路里啊。」
「拜託，這不是魚子醬，」萊恩小姐說，嘴裡塞滿了義大利臘腸三明治。
「我是在為將來考慮，」西格彭小姐悶悶不樂地說。她打了個呵欠。「我要換上晨衣了，有人反對嗎？我們不妨都自在點兒。」
四年前，在加盟《波吉與貝絲》以前，西格彭小姐是一名音樂會藝術家，身形嬌小豐腴，濃妝豔抹。她穿的是最高的高跟鞋，戴的是最高的帽子，身上噴滿了卓越香水（「全球最昂貴的香水」）。
「你好啊，我的美人兒，」對於未婚妻自在放鬆的舉動，傑克遜大加讚賞。「和平才是關鍵詞。嘿嘿哈嚯！」
西格彭小姐並未理睬這番溢美之詞。「厄爾，」她說，「是聖保羅吧，親愛的？」
「是什麼？」
「我們訂婚的地方啊。」
「對啊。巴西聖保羅。」
西格彭小姐看上去輕鬆了許多。「我就是這麼跟萊昂斯先生說的，他想知道這事兒。他就是那個給報社寫文章的夥計。你見過他嗎？」
「見過啊，」傑克遜說。「我還和這隻老貓碰過爪呢。」
「莫非你也聽說過？」西格彭小姐望著我說。「關於我倆在莫斯科結婚的事兒。那是厄爾的主意。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們已經訂婚了。我減了五十六磅的體重，可直到厄爾想出這個在莫斯科結婚的點子前，我都還不知道我倆已經訂婚了。」
「一定會是條爆炸性新聞，」傑克遜說著用那隻珠光寶氣的手打了一個響指，但是他的聲音還是有些嚴肅與緩慢，儼然一副深思熟慮的樣子。「第一對在莫斯科結婚的美國黑人。這可是報紙頭版新聞，是電視的頭條新聞。」他轉過頭來對西格彭小姐說。「我可不希望你告訴那隻老貓萊昂斯任何相關的情況。在我們百分百確定愛情共振完美無缺前，什麼也不能說。像這樣的大事，你得找到合適的振頻。」
西格彭小姐說，「你該去看看厄爾的結婚禮服。他在慕尼黑找人定做的。」
「不可思議啊，夥計，不可思議啊，」傑克遜說。「棕色的燕尾加上香檳色緞面翻領。鞋子當然是很合腳的，上身是嶄新的大衣，上面有——叫做什麼來著——波斯羊絨領。不過夥計，這些現在統統看不到，要等到大喜的那天才行。」
我問他大喜那天是什麼時候，傑克遜坦言，具體日期還沒有確定。「這些事情全都是布林先生在一手操辦，他在和俄國人交涉，這對他們來說同樣是件大事兒。」
「這還用說，」萊恩小姐說著，把橘子核一顆顆從地上撿起來。「讓俄國出現在地圖上。」
西格彭小姐穿著她的晨衣伸了伸腰，準備研讀一首樂譜；不過這看起來有點困難，因為她無法集中注意力。「讓我心煩的是，這事兒不合法。在我們那兒，好幾個州都認為在俄國結婚這事兒不合法。」
「哪些州不合法？」傑克遜說，似乎是要幫她把這個無趣的話題給延伸下去。
西格彭小姐思索片刻。「好幾個州呢，」她最後說。
「在華盛頓特區就是合法的，」他告訴她。「那是你的家鄉。如果在你的家鄉都已經認定是合法的，那你還有什麼可擔心的？」
「厄爾，」西格彭小姐不耐煩地說，「你怎麼不去找你的那些個朋友玩玩棟格遊戲？」
棟格遊戲在劇團裡面有些人喜歡玩，這是一種五張牌的拉米紙牌遊戲。傑克遜時常抱怨，他根本湊不起來一局牌。「我們沒地方玩這個遊戲。所有的黑桃［賭博的人］都跟一堆方片［不賭博的人］混住在一起。」
我們隔間的門開了，達吉·詹姆斯從旁邊經過，用他那倫敦口音通知大家，「有人要喝酒嗎，我們在我們那塊弄了個酒吧。馬提尼……曼哈頓……蘇格蘭威士忌……」詹姆斯是個年輕的英國人，一頭金髮，在劇組裡負責道具工作。
「那個達吉！」西格彭小姐說。「他可真是走運！他給我們派發酒水，這我覺得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你知道他碰上什麼事兒嗎？就在我們上車之前，來了一條電報。他的嬸嬸去世了。留給他90000英鎊的遺產。」
傑克遜吹了一聲口哨。「那折算成現金有多少錢？」
「大約270000美元，」西格彭小姐說。然後，他的未婚夫起身要離開隔間，「你去哪兒啊，厄爾？」
「我想搞清楚達吉玩不玩棟格遊戲。」
這時，特沃普跑到我們這兒來了，那是一隻全白的拳師狗，歡快地一路小跑到了我們的隔間，它馬上就證明自己並非不速之客。瑪麗蓮·帕特南是劇團服裝部的主管，是一名來自布魯克林的年輕女子。帕特南小姐一邊走過來，一邊喊著，「特沃普！特沃普！哦，原來你在這兒啊，你個小狗崽子。她是小狗崽子吧？」
「沒錯，」萊恩小姐說，手撐著地，膝蓋跪在地毯上，墊著皺巴巴的報紙。「我們得住在這兒啊，拜託。」
「俄國人不介意，」帕特南小姐辯白道，她一把抱起她的小狗，親吻它的前額。「特沃普一直就是這麼淘氣，在走道里跑來跑去——是不是啊，小天使？俄國人只會一笑了之。他們明白她只是個小寶貝。」她轉身要走，差點兒撞到了門口的一個女孩，那個女孩一直站在那兒哭。「怎麼啦，瘋丫頭，」她對那女孩說，「親愛的，出什麼事兒啦——你生病了嗎？」
那個女孩搖了搖頭。她的下頜抽搐，大大的眼睛閃爍著剛流出來的晶瑩淚珠。
「瘋丫頭，親愛的，別往心裡去，」西格彭小姐說。「坐下來把。說說到底是怎麼啦。」
那個小女孩坐了下來。她的名字叫多洛雷斯·斯旺；但和劇組裡許多人一樣，別人還給她取了個暱稱，一個描述性的外號——「瘋丫頭」。她是合唱團的一個歌手，紅紅的頭髮像是捲毛小狗。她蒼白的金色圓臉和她的眼睛一樣圓，她具備做年輕女演員那種天真無瑕的特質。她哽咽著，抽泣著，「我的兩件大衣都不見了，全都不見了。我的那件毛皮大衣，還有那件藍色大衣，我把它們忘在車站了，也沒給它們買過保險什麼的。」
西格彭小姐咯咯地笑了起來。「也只有你才會幹出這種事兒來，瘋丫頭。」
「可這怨不著我呀，」斯旺小姐說。「我當時嚇壞了，你也知道，我那時落在後面，錯過了大巴。糟糕透頂啊，我當時到處跑，一心想找個計程車帶我去車站。因為沒人願意去東柏林。好吧，最後這個人說了句英語，他很同情我，說他願意載我去。唉，真是糟透了。因為一路上警察總把我們攔下來問話，要看我們的證件，還有，哦——我當時以為我一定會被落在那裡的，那個漆黑一團的地方，有警察，有共產主義分子，還有形形色色的人。那時我都已經確信再也見不著大家了。」
經歷這番磨難之後，那種劫後餘生的感覺讓她哭得更厲害了。萊恩小姐給她倒了一杯白蘭地，西格彭小姐也握住她的手說，「沒事兒了，親愛的。」
「可你們可以想象我當時的心情，我到達車站後那種如釋重負的心情——大家都沒走。大家都沒丟下我一個人，所以我當時想和每個人都擁抱一下。於是我就把大衣放下來，先是和達吉擁抱，之後我就忘了拿大衣了，剛剛才想起來。」
「你這麼想想吧，瘋丫頭，」西格彭小姐像是在找一句安慰的話語，「別忘了，你是去俄國的人裡面唯一一個沒穿大衣的。」
「我知道我們所有人都能做出一項比這更特別的宣告，」萊恩小姐說。「不僅是特別，而且是犯傻。我說，瞧瞧我們——沒有護照就急匆匆地直奔俄國。沒有護照，沒有簽證，什麼都沒有。」
半小時過後，萊恩小姐先前提出的那個宣告不再那麼真實了，因為當列車停靠在象徵德國和波蘭交界處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時，一隊官方代表上了我們的火車，直奔主題地把劇團長期沒有辦下來的護照突然倒在華納·沃森的面前。
「我弄不明白，」沃森先生說，沿著車廂過道一路把護照分發給各自的主人。「就是在今天早上，俄國大使館還跟我說，這些護照都送到莫斯科去了，可現在它們卻出現在波蘭邊界。」
萊恩小姐很快就在眾多護照中找到了她的，卻發現那些本該由俄國簽證辦理處蓋章的幾頁仍舊是一片空白。「不會吧，華納。這些地方什麼都沒有啊。」
「他們發放了一份集體簽證。他們已經這麼做了，或者打算這麼做，不要問我細節，」沃森說道，他的聲音有些底氣不足，這引起了一片譁然。他皮膚沒有血色，由於疲勞造成的眼睛下面紫色的淤血十分明顯，像是畫上去的一樣。
「可是，華納……」
沃森舉著一隻手，意思是就此打住。「我也不是萬能的，」他說。「我得睡覺了。我要去睡覺了，一直睡到我們抵達列寧格勒。」
「好吧，真可惜，」萊恩小姐說這話的時候，沃森正準備離開這裡，「真是太可惜了，我們不能在護照上留簽章了。我喜歡留作紀念。」
按照既定日程，列車會在邊界停留四十分鐘。我決定下車四處看看。在車廂的最後面，我發現出口處的門是開著的，從小鐵臺階一直延伸到鐵路。往前更遠的地方，我可以看見火車站的燈光，還有一隻紅色燈籠在霧色中左右搖擺。而我站的地方很黑，只看得見火車車窗投射出的黃色方格。我沿著鐵軌往前走，喜歡這種寒冷帶來的清新感覺，腦子裡在琢磨究竟是身處德國還是波蘭。突然，我看見有幾個人影衝我跑了過來，當這一排人影迫近時，我才發現是三個士兵，面色蒼白，身上的大衣沒過了腳踝，很是難看，肩上挎著帶刺刀的步槍。他們一聲不吭地凝視著我。這時他們當中有個人指了指那輛列車，衝我嘟噥了一聲，示意要我回到車上。我們四個人就這樣一起走啊走啊，我用英語說我很抱歉，我沒有意識到乘客是不允許下車的。他們並沒有回答，只是又一聲嘟噥，催促我繼續往前走。我登上列車臺階，衝他們招手。而他們並沒有理睬我的意思。
「親愛的，你真不該出去啊，」蓋希文太太說，我回來的時候經過她的隔間。「嗯，你不該下車，下面不安全啊。」蓋希文太太是擁有單獨隔間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是萊昂納德·萊昂斯，他之所以取得獨居的特權，是因為之前他以要離開這趟列車為威脅，讓先前和他住一塊兒的赫爾曼·賽多利斯和華納·沃森搬走了。這倒不是什麼個人恩怨，他說，「因為我得工作嘛，我一天必須得寫出一千個單詞；旁邊坐太多人的話，我根本就寫不出來。」因此賽多利斯和華納不得不搬去和艾拉·沃爾弗特夫婦住在一起。至於蓋希文太太呢，她能分配到單間是因為按照管理層的意思，「她理應住單間。因為她是蓋希文家的人啊。」）蓋希文太太換上了寬鬆褲和毛衣，並沒有取下手上的鑽戒；她用絲帶紮起了頭髮，穿上了絨毛拖鞋。「外面一定冷得快結冰了，我都看見地上的積雪了，你最好喝點熱茶，嗯，不錯嘛，」說著，她抿了一小口高腳杯裡的茶，茶水顏色很深，跟紅茶差不多，那高腳杯放在一個銀器皿裡，那器皿的手柄也是銀的。「那個可愛的小個子正在往茶壺裡沏茶呢。」
我前去找尋那個沏茶的人，他是第二節車廂的乘務員；可當我在過道的盡頭找到他時，他正忙得不可開交，不光是在沏著手中那壺熱茶。那隻拳師狗——特沃普——正在他的兩腿之間汪汪叫喚，還狠狠咬住他的褲腿。而且，他正在接受高強度的採訪，萊昂斯在問他問題，羅賓·喬基姆當翻譯。這個俄國人身材矮小，形容枯槁，臉上刻著哈巴狗一樣深深的皺紋，這使他看上去給人一種與他實際年齡不符的營養不良的感覺。他的嘴裡鑲著鋼製假牙，眼袋耷拉下來，似乎已經困得不能再困。除了將茶分好，還有驅趕特沃普之外，他還要面對萊昂斯連珠炮式的提問，而他回答起來就像是一個無精打采的主婦在和審查員交談。他說他是斯摩稜斯克人，他說他的腳很疼，背很疼，過度的工作令他頭也很疼，他說他一個月只掙兩百盧布（摺合五十美元，但實際購買力要比這個數目小得多），他覺得自己掙得太少了。他說，的確，他十分渴望得到小費。
萊昂斯突然停下了手中的筆記說，「我不知道上頭是否允許他們這樣抱怨。聽他說話的方式，我能夠感受到這個人的不滿情緒。」
這個乘務員給我端上一杯茶，同時從他那皺巴巴的煙盒裡拿出一根菸遞給我，那是他自己的煙。這煙三分之二都是過濾嘴，而只有三分之一的菸草，充其量能猛吸個七八口的樣子，不過我倒是享用不了那麼多，因為正當我回到我所在的那個隔間時，列車猛然向前顛簸了一下，茶水給晃翻了，菸頭也飛了出去。
瑪麗蓮·帕特南把頭伸向過道。「我的個天哪，」她望著那一片狼藉說，「是特沃普乾的嗎？」
6號隔間，夜間的臥鋪已經整理齊備了，實際上這些是為全程準備的，因為之後便不會再整理了。乾淨的粗亞麻布，一隻嘎吱嘎吱響的枕頭散發著乾草的氣息，還有一床薄薄的毛毯。萊恩小姐和西格彭小姐已經躺在床上看書了，她們早已把廣播的音量調到了最低，然後把窗戶開啟了一個手指寬的縫隙。
西格彭小姐打了個呵欠，然後問我，「你看到厄爾了嗎，親愛的？」
我告訴她我看到過。「他正在教達吉玩棟格紙牌。」
「哦，」西格彭小姐帶著倦意笑了笑，「這就是說厄爾不到天亮是不會回來的了。」
我脫了鞋，躺在我自己的那張臥鋪上面，忽然想起來要把衣服給脫了。在我的正上方，可以聽到睡在上鋪的萊恩小姐口中唸唸有詞，似乎是在朗讀什麼。後來弄清楚了，原來她是在學習俄語，用的是一本舊的英俄詞彙書，這書是此前美國軍隊在戰爭期間出版發行的，當時的考慮是，便於美軍與俄國人可能會有的聯絡。
「南希，」西格彭小姐說，語氣就像個孩子賴著大人講睡前故事似的，「南希，給我們講兩句俄語聽聽吧。」
「我學會的唯一一個表達是awr-ga-nih-yaraneen……」萊恩小姐結結巴巴地說。她深吸了一口氣「……v-pa-lavih-yee。哇！我只希望學會字母表。好讓我讀懂街頭的路牌標識就成。」
「可你說得挺好的呀，南希。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呀？」
「這句話意思是，‘我的私處受傷了。’」
「是嗎，南希，」西格彭小姐一頭霧水地說道，「你到底是為什麼刻意要記住這種話啊？」
「快睡吧，」萊恩小姐說道，她關掉了讀書用的燈。
西格彭小姐又打了個呵欠。她把被子一直拽到下巴那裡。「我是準備睡了。」
不一會兒，我躺在那裡，就感到了寂靜穿越了整列火車，正如藍色燈泡冰冷的色調滲透到了每一節車廂。冰霜在車窗的四角蔓延，像是在背面織網。音量調小了的廣播裡俄羅斯三角琴樂隊正在演奏振顫的音樂；和著三角琴聲的是某人在附近的某個地方奏出的手風琴聲，就像一種奇異而孤寂的對位協奏。
「你聽，」西格彭小姐輕聲地說，她也覺察到了手風琴的聲音。「那是朱尼爾，」她說道。她說的那個朱尼爾是朱尼爾·米格奈特，劇組成員之一，只有十幾歲。「你知不知道這個孩子很孤獨？他來自巴拿馬。此前從未見過雪。」
「睡吧，」萊恩小姐說。車窗邊呼嘯的北風似乎應和著她的要求。列車尖叫著穿過隧道。於我而言，當我和衣入睡以後，感覺彷彿整晚都身處隧道之中。
我被凍醒了。雪花從開啟的車窗縫隙中飄了進來。我的臥鋪下面已經有了積雪，足夠捏成雪球了。我起身去關車窗，慶幸自己是穿著衣服睡覺。冰雪模糊了車窗，我擦出一塊清晰的區域，朝車窗外望去。天際有日出的跡象，然而依舊是一片黑暗，晨曦的色彩留下的痕跡如同金魚在墨水中游動。我們正處在城郊。廢棄的水泥地兩旁是一些農舍，在路燈的燈光下看起來像是住宅區。列車隆隆駛過一座橫跨街道的鐵路橋；橋的下面是一輛老態龍鍾的有軌電車，裡面滿是上班的人，電車歪歪斜斜地拐過一個彎，像一個快要散架的長雪橇。過了一會兒，我們到了站，我方才意識到這裡一定是華沙了。在一個滿是積雪的昏暗站臺，人們成群結隊地簇擁在一起，不停地跺著腳，拍著耳朵。我注意到我們的乘務員——那個泡茶的傢伙——也加入到了他們的行列當中。他的手衝著列車比劃，嘴裡還說著些什麼令他們捧腹的話，口中撥出的白氣在空氣中瀰漫。笑聲還在延續，人群當中，有幾個人朝列車的方向徑直走去，我又回到了床上，因為顯然他們想透過車窗往裡看。他們的臉接二連三地往玻璃上貼，全都擠得變了形。這時我聽到了一聲短促的尖叫聲。這聲音來自於離我們較遠的一節車廂，聽上去像是多洛雷斯·斯旺。要是她醒來之後看到這番景象，看到某張結了霜的面孔，這尖叫聲倒是情有可原。儘管這聲音還未驚擾到我那些同伴們，但我還在等待著車廂內響起一陣喧鬧，然而沉寂依舊，只是特沃普開始用一個固定的節奏汪汪地叫喚，那聲音將我再度送入了夢鄉。
十點鐘的時候，我睜開眼睛，發現我們已經到了一個荒無人煙、冰天雪地的世界，河流與原野全都結了冰。四下裡，一排排的杉樹阻隔了這茫茫一片的雪白，像是白紙上列印出來的一行行鉛字。烏鴉在天空中飛行，如同是在冰塊一樣堅硬而晶瑩的空中溜冰。
「天啊，」厄爾·布魯斯·傑克遜看著車窗外說，他剛剛醒來，還睡眼惺忪地撓著癢。「我告訴你啊，他們這兒不種橘子。」
位於2號車廂的洗漱間沒有供熱裝置，十分陰冷。洗臉池已經生鏽了，照例裝著兩個水龍頭，一冷一熱。糟糕的是，兩個水龍頭滴出來的全是冰水。第一天早上，洗漱間門口就排起了長龍，男人們一手握著牙刷，一手拿著刮鬍刀。乘務員正給沏茶的小火加燃料，忙得不可開交，達吉·詹姆斯想要把他喊過來，將他沏茶的熱水勻一些過來，可以「讓我們這幫人好好刮刮鬍子」。大夥兒都覺得這點子不錯，只有那個俄國人不這麼想。因為翻譯把這個要求說給他聽以後，他看著茶壺，彷彿那咕嚕咕嚕冒著氣泡的水裡是熔化了的鑽石。於是他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走到每個人面前，用指尖颳著他們的臉，仔細檢查他們的胡茬是不是又短又硬。這一溫情舉動令人難以忘懷。「夥計，」達吉·詹姆斯說，「他可真是體貼入微啊。」
但是這個乘務員搖搖頭，結束了這次檢查。絕對不行，不，他不肯把熱水貢獻出來。因為像那些紳士們的胡茬長得還不足以讓他作出這樣的犧牲，況且，出門在外，「現實」一點的人都沒指望去刮什麼鬍子。「我的水是泡茶用的，」他說。「熱茶香甜又醒腦呦。」
我帶著一塊沾滿霧氣的鏡子去了洗漱間，準備刷牙的時候用，隨後，我又加了肥皂，弄出一些剃鬚膏來。黏糊糊的，卻也能湊合著用。
後來，我把自己收拾乾淨了，便開始到處轉悠。住在1號隔間的萊昂納德·萊昂斯正和厄爾·布魯斯·傑克遜進行專業的會談。顯然傑克遜已經克服了對萊昂斯的「愛情共振」可能「不完美」的恐慌，因為他正在跟萊昂斯描述接下來在俄國舉辦的婚禮情況。
「好極了。確實是好極了，厄爾，」萊昂斯一邊說，一邊潦草地做著記錄。「棕色燕尾。香檳色緞面翻領。那——誰當伴郎呢？」
傑克遜告訴他，自己已經邀請了華納·沃森擔此重任。萊昂斯雖說認可了這一決定，不過似乎有些勉強。「聽著，」他拍著傑克遜的膝蓋說，「你有沒有想過請某個有分量一些的人物？」
「你的意思是，比如像你這樣的？」
「比如赫魯曉夫，」萊昂斯說。「比如布林加寧。」
傑克遜雙眉緊鎖，似乎是弄不清萊昂斯這番建議究竟是說真的還是一句戲言而已。「可我已經跟華納說了。不過也許，在這種情況下……」
「沒錯，」萊昂斯說，「華納會表示理解的。」
傑克遜還有最後一絲疑慮。「你覺得布林先生可以安排，幫我請到其中某個巨頭嗎？」
「他會嘗試的，」萊昂斯說。「僅僅是嘗試——你等著瞧——就可以讓你有機會登上頭版呢。」
「那敢情好，」傑克遜說道，帶著一種完美的崇敬之情深深凝望著萊昂斯。「太絕了，老兄。我看就這麼定了。」
···
沿著過道再往前走，我順路拜訪了沃爾弗特夫婦，他們與赫爾曼·賽多利斯以及華納·沃森同處一個隔間，那兩人是被萊昂斯攆走的，而沃森被奪去的還不僅僅是他的隔間。不過沃森還在睡覺，對於傑克遜有可能不讓他當伴郎這件事兒全然不知。賽多利斯和艾拉·沃爾弗特正坐在一塊兒，兩人的大腿上攤著一張大地圖，沃爾弗特太太身上裹著件毛皮大衣，弓身趴在一本手稿前。我問她是不是有寫日誌的習慣。
「有啊。只不過寫的是詩罷了。我從去年的一月開始就一直在寫。我先前還在想興許能夠在火車上寫完呢。但是我現在感覺真的是……」她神情沮喪地說。「我昨晚一宿沒閤眼。手凍得厲害。腦子裡一直在想事情。我都不知道人在哪裡。」
賽多利斯的手對著那張地圖指指點點。「我來告訴你我們在哪兒。我們已經過了利迪澤。我們還要在波蘭行進大約五個小時的樣子，之後才會到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
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是俄國的第一站。到時會有大量的交接工作。列車的車輪會更換，以適應俄國的寬軌距；餐車也會加上；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來自文化部的代表會接見劇團，也會陪同大家前往列寧格勒。
「你知道吧，這讓我聯想起，」艾拉·沃爾弗特拿著一根笛子指著那片貧瘠的土地說，「美國的某處。西部。」
賽多利斯點了點頭。「冬季的懷俄明。」
我又回到了過道，碰見了萊恩小姐，她還穿著睡衣，那是一件紅色的天鵝絨男士睡袍。她一隻腳在蹦，因為另一隻腳接觸到了特沃普幹過壞事兒後留下的罪證。
我向她問好，「早上好啊。」
她回答道，「別和我說話，」然後朝洗漱間徑直蹦了過去。
接下來，我又去了3號車廂，家庭團體還有孩子們及其父母就住在這節車廂。這是剛剛放學；換句話說，孩子們剛剛完成了上午的功課，因而正在盡情嬉鬧。紙飛機在空中滑翔。孩子們用手指在沾滿霧氣的玻璃窗上正畫著漫畫。那個俄國乘務員看上去比他2號車廂裡的同事還要沮喪和疲憊，此刻他正忙不迭地保護著蘇聯的財產，因而沒有注意到他的茶壺有什麼異樣。兩個小男孩已經把它拿去烤熱狗去了。其中一個叫做戴維·貝的讓我也嘗一口。「味道不錯，對吧？」我告訴他，確實不錯。嗯，他說，要是我特別喜歡吃，我可以把剩下的全吃了；他已經吃了十五塊了。
「你看見狼群沒有？」他問我。
另一個年長一點的孩子——蓋爾·巴恩斯——告訴他，「別胡說了，戴維。它們不是狼群，只是普通的狗罷了。」
「它們就是狼，」戴維說，他長著一隻又短又翹的鼻子，一雙斜眼睛看著挺兇。「大家都看到了，就在窗外。它們看上去像狗。就是那種警犬，只是體型小一些罷了。它們正幹著壞事兒，在雪地裡相互追逐。好像鬧得挺歡的。我可以打一隻的。狼——嗷嗷嗷嗷嗷。」他大喊一聲，並且拿著一支西部牛仔的手槍抵住我的肚子。
蓋爾說她希望我能夠理解。「戴維只是個孩子。」蓋爾的父親埃爾文·巴恩斯是飾演波吉的演員之一，她自己只有十一歲，卻是劇團的六個孩子裡面最年長的一個，這些孩子在劇中都是扮演一些小角色。因為她最年長，她培養了一種在這群孩子中做大姐姐的責任感，對待他們也是採取一種成熟而友善的方式，一種嚴厲中帶著禮貌的方式，這足以成為任何女家庭教師的楷模。「不好意思，」她說著，順著過道看了一眼，那邊有好幾個由她照看的孩子設法把車窗開啟了，北冰洋的陣陣寒風正灌進車廂。「我恐怕得讓他們住手。」
然而還沒等她關上窗子，蓋爾自己一下子就又迴歸了孩子的本性。「哎，看啊，」她大叫一聲，從她正準備關上的那個車窗探出頭去。「看啊，孩子們……有人！」
有兩個小孩沿著一塊狹長的帶狀池塘在溜冰，池塘位於一片白雪皚皚的森林旁邊。他們竭盡全力滑快一些，想趕上我們的列車，隨著列車把他們甩在了後邊，他們伸出雙臂，似乎是要趕上列車上傳來的高聲問候，還有蓋爾和她朋友們的飛吻。
這個時候，那個俄國乘務員發現了從他的茶壺裡面冒出了滾滾濃煙。他一把將燒焦了的熱狗從火裡搶了出來，扔在地上。然後，一邊吮吸著被灼傷的手指，一邊罵罵咧咧，罵的什麼，從他的聲調便可判斷，使用的詞彙也可想而知，他跑上去把孩子們從車窗前趕開，一把關上了窗子。
「哎呀，別生氣啦，」戴維對他說。「我們只是玩得很開心而已啦。」
乳酪和水果午餐的殘留物散落在6號車廂的桌面（還有地毯上）。午後兩三點的陽光在萊恩小姐手中把玩的基安蒂紅葡萄酒杯裡熠熠生輝。「我特別喜歡喝酒，」她熱切地說。「我十二歲那年就開始喝了，而且還喝得挺多。我沒有變成酒鬼已經是個奇蹟了。」她抿了一口酒，又嘆了一口氣，其間那種知足的感覺大致反映了此刻的心情。西格彭小姐和她的未婚夫兩人共飲一杯基安蒂紅葡萄酒，他們正依偎在自己座位的一角，她的頭靠在他的肩上。這種令人昏昏欲睡、催人入夢的咒語被一陣敲門聲所打破，有人說了句，「我們到了。俄國。」
「拜託，借過，」萊恩小姐說。「把窗簾拉起來。」
我們正在向邊境線靠近，首先映入眼簾的景象證明了這一點：光禿禿的木製警戒塔，與美國南部關押犯人的農場不無相似。警戒塔分佈距離相隔很開，沿著這塊荒蕪的土地延伸，像是巨型電線杆。其間離我最近的一個，我可以看見裡面一個人正在透過望遠鏡觀測行進中的列車。我們的列車在繞彎處減了速，緩緩停了下來。我們到了一個換軌的地方，四周被迷宮似的鐵軌和停靠的貨車廂所包圍。這裡便是蘇聯的邊界線了，離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尚有四十分鐘的車程。
鐵路沿線，一群群裹著頭巾的婦女正揮舞著鐵鍬剷雪，頭巾就像是羊毛質地的面紗；她們只有在用那未戴手套、凍得通紅的手來擤鼻涕時才會停下活計。如果個別人瞟了一眼藍色特快，還會遭遇幾個遊蕩的民兵嚴厲的目光，而這些民兵自己卻把雙手塞在大衣口袋裡。
「這難道不叫羞恥麼，」西格彭小姐說。「女士全在那兒辛勤勞作，男的卻在一旁優哉遊哉，真不害臊！」
「這兒就是這樣，親愛的，」傑克遜說道，他朝著手上的一枚戒指哈了口氣，然後在衣襟上擦了一下。「男人過的都是斯波廷的日子。」
「我倒要瞧瞧有沒有人也那樣對我，」西格彭小姐帶著一種警告的語氣回答道。
「不過我得說，」萊恩小姐說，「這些男人棒極了。」她的注意力放在火車外兩個軍官的身上，他們在車窗外踱來踱去，高大健壯又沉默寡言的那種型別，嘴唇很薄，面龐剛毅，歷經風霜。其中一個抬頭望去，目光正好對上了萊恩小姐那雙碧藍的眼眸和那頭金色的長髮，腳步較之同伴慢了下來。萊恩小姐嗚咽著說，「噢，不會這麼可怕吧！」
「可怕什麼啊，親愛的？」西格彭小姐問道。
「如果我愛上了一個俄國人，」萊恩小姐說。「那會不會是條徹頭徹尾的不歸路？實際上，我母親擔心我會這樣。她說要是我跟任何一個俄國人談戀愛，我就用不著回家了。但是，」她又接著說，她的目光再一次轉向那個軍官，「如果他們都像這個樣子……」
有件事來得十分突然，還沒等到萊恩小姐的仰慕者向她暗送秋波，他就加入到了一小隊俄國軍隊的行列，在月臺追捕羅賓·喬基姆。喬基姆這個攝影師真是太過積極了，本來他下車就已經違反了規定，現在又嘗試著拍照，更是錯上加錯。眼下他正在鐵軌間以之字形迂迴穿梭，勉強躲過了一名女工向他揮過去的憤怒的鐵鍬，也僥倖逃過了一名衛兵的擒拿。
「我倒希望他們抓住這個傢伙，」萊恩小姐冷冰冰地說。「抓住他，還有他那該死的照相機。我就知道他會給我們惹麻煩的。」
而喬基姆確實是個足智多謀的年輕人。他從追捕他的那幫人身邊擦肩而過，縱身躍上火車，擠進一節車廂，把他的大衣、照相機和帽子都藏到了座位下面，而為了進一步偽裝自己，他還偷偷摘下了那副角質架眼鏡。幾秒鐘過後，等到那群憤怒的蘇聯人衝上列車時，他鎮定自若地佯裝自己是劇團的翻譯，幫他們追捕那個肇事者，順著每節車廂挨個搜查。華納·沃森從睡夢中驚醒，面對這番情形，他是最笑不起來的一個。他發話說要好好訓斥一番喬基姆。「這個嘛，」他說，「可真不是開始文化交流的方式。」
這個小插曲使得火車晚點了四十五分鐘，還導致了其他一些不良的後果，其中之一便是連累了特沃普，因為那些俄國人在搜尋的過程中，對於2號車廂因為養狗造成的某些狀況大為震驚。特沃普的主人——瑪麗蓮·帕特南事後說，「我跟他們直話直說。我說，既然不讓我們下車，你們說還能怎麼著？這下他們閉嘴了。」
我們在落日的餘暉中抵達了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政治英雄們的雕像外面刷著一層劣質的銀色，頗像那些在伍爾沃斯兜售的人像紀念品，在通往車站的最後一英里沿途向我們揮手致意。車站位於一塊高地上，從這裡我們能夠看到這個城市的一部分：昏暗、憂鬱，主導這幅畫面的是遠處的一座一座東正教堂，儘管暮色漸濃，但那洋蔥式的屋頂和馬賽克的塔樓仍舊投射著它們的東方色彩。
劇團裡有小道訊息說應該會允許我們在此下車，也許在換軌和加餐車的時候，還會允許我們遊覽一下這座城市。萊昂納德·萊昂斯是最期盼能夠如此的人。「光坐在火車上，我根本完成不了一天寫一千個單詞的任務。我需要出去活動活動。」萊昂斯甚至還跟劇組商量他想怎麼個活動法。他希望他們能夠在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閒逛的時候唱黑人靈歌。「這是個很好的故事，而且很能展現演技。我奇怪布林怎麼就沒想到。」列車停下來的時候，車門大開，但是在莫斯科文化部五名代表上車之後，立刻又關上了。
在這些外交特使當中有一位中年婦女，稀疏的頭髮像洗碗水一樣的顏色，除了她的眼睛之外，整個臉長得很慈祥。而那雙眼睛是暗灰色的，還帶著乳白色的斑點，有著一種上了防腐藥似的釉色，和她表情中呈現的歡快並不協調。她穿著一件黑色的布料大衣，還有一件褪了色的黑色外套，外套的胸部向下凹陷，那是象牙玫瑰太重給壓塌的。在介紹她自己和同事的時候，她一口氣念出所有人的名字，這樣一來，聽上去像是一首節奏歡快的歌。「你們將與薩沙梅娜莎迪奧姆肯克林斯基埃沃斯伊萬諾夫斯基尼古萊薩夫琴科普利希茨基亞格魯琴科裡基索曼連科……幸會。」
很快，美國人就把這些名字分類簡化，這些姓名的主人也就成為了他們所熟悉的莉迪亞小姐、亨利、薩沙和伊格爾；後面這幾位來自文化部的年輕人和中年的莉迪亞小姐一樣，是被指派給劇團當翻譯的。但是五人組的第五位成員：尼古萊·薩夫琴科，你就不能管他叫尼克。薩夫琴科是文化部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負責這次《波吉與貝絲》的巡演工作。
他的下頜稍稍短了一截，眼睛略微有些凸出，有發福的趨勢，儘管如此，他看起來形象依然很偉岸——超過六英尺的身高，一本正經、不苟言笑的樣子，握起手來像是碾碎堅果的粉碎機一樣有力。站在他旁邊的兩位年輕的助手看起來就像是體弱多病的孩童，儘管這倆人——薩沙和伊格爾——也都是身材魁梧的大男孩，肩膀十分寬厚，和他們身上的皮領大衣並不協調；而亨利則長著蜘蛛一樣的細長腿，大耳朵凍得通紅，紅到發紫，他用性格上的活躍來彌補身材方面的缺陷。
莉迪亞小姐和那些年輕人對這個場面的反應很窘迫，這是很自然的，這是他們第一次與西方人碰面；他們在使用英語時的猶豫也是完全能夠理解的，因為他們此前在莫斯科外國語學院枯燥地學習這門語言，但卻從未有機會在真正的外國人面前練習過；他們瞪著那些美國人，彷彿把他們當做是象棋迷局中的一兵一卒，這同樣情有可原。但是薩夫琴科同樣給人留下了侷促不安的印象，彷彿他寧肯在盧比揚卡走一遭，也不願意面對現在的苦差事。這同樣情有可原；不過你一想戰爭期間的那兩年，他一直在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裡做參贊，這就有些奇怪了。即便如此，他見到這些美國人的樣子就像是見了外星人一樣，一時間竟令他張口結舌，於是他裝作不說英語的樣子，用生硬的俄語致了一個簡短的歡迎辭，然後讓莉迪亞小姐來翻譯。「我們希望諸位都能旅途愉快。你們在冬天見到我們，可真不是時候。冬天並非一年中的好時節。但是我們有個說法，現在來總比不來好。你們的到來對於推進和平之旅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如果聽到炮聲，繆斯便會沉默；如果炮聲沉默，就能聽到繆斯的聲音。」
這個繆斯與大炮的比喻事後證明是薩夫琴科的最愛，在接下來的所有演講中都是他的主打句，但此刻這句話瞬間便在聽眾當中引起了轟動（「美妙的語言。」「薩夫琴科先生，真是了不起。」「老兄，這話說得真酷。」），而薩夫琴科的不安被成功的開場白所緩和，也逐漸放鬆了下來，他覺得沒有理由把劇團人員關在火車裡了。為什麼不走上站臺，看看變軌呢？
外面，萊昂斯遊說小組人員張羅一場演出。可是這零下十度的低溫讓人全然沒有奏樂的心情。而且，大多數此前對於允許他們逃離藍色特快表示感謝的人在經歷了短得不能再短的透氣之後，彼此推搡著要趕緊回去。留在外面的夥計們則望著那些精力旺盛的男男女女在暮色中勞作，他們將車廂分離，用千斤頂頂到了一人高。原先的車輪火星四濺地從火車下面滾了出來，而新的寬軌距車輪則從相反的方向安裝到位。艾拉·沃爾弗特將這次操作評價為「十分高效」；赫爾曼·賽多利斯則認為「令人印象深刻」；但萊恩小姐卻覺得真是「無聊透頂」，並且說，如果我願意跟她到車站，她就給我買一瓶伏特加。
沒人攔住我們。我們順著鐵軌的方向走了一百碼，沿著一條土路前行，路的兩旁都是倉庫，我們到了一個地方，看上去像是停車場與集市的結合體，四周是燈火通明的售貨亭，如同蛋糕上燃燒的蠟燭。可我們發現每個售貨亭賣的都是同樣的東西，這著實令人不解：紅星三文魚，紅星沙丁魚，克里姆林香水，克里姆林糖果，瓶身上、盒子上，滿是灰塵，還有醃製番茄，大塊生鹹豬肉，上面還帶著毛，夾在大片的麵包之間，那麵包色澤汙穢；還有奇異的烈性酒，十字架聖糕（沒有十字架），你甚至會覺得這蛋糕是今年七月烤出來的。而儘管這些售貨亭看上去都是生意興隆，銷路最好的商品他們卻全都不賣。那東西在一個私人小販的手中，那是一位上了年紀的中國人，手裡拿著一盤蘋果。那些蘋果縮水成皺巴巴的樣子，彷彿就是他自己的縮影，但是排隊等候的顧客在看到最後一個蘋果也賣完之後，一副失落的神情。在這塊地方的最遠端，車站的主入口處有幾級臺階，那個中國人把先前裝蘋果的盤子裝了起來，朝那邊的臺階溜達過去，跟一個朋友坐在一塊兒。他那個朋友是個乞丐，身上裹著一件舊軍大衣，還拄著一副柺杖，像受傷的小鳥的翅膀。在路過的每三四個人當中，有一個會扔給他一枚硬幣。這個中國人也給了他一些東西。一個蘋果。他給那個乞丐和他自己各留了一個。這兩個老友在刺骨的寒風中，啃著蘋果，相互倚靠取暖。
列車汽笛持續地哀鳴，彷彿這悲愴的聲音將那些吃蘋果的人、那些售貨亭，還有那些臉上裹著毛皮衣物、像蝙蝠般穿行的路人化作青煙一般孤寂的意象。「我還從來沒想過家。此生從未想過。」萊恩小姐告訴我。「可有的時候會，好吧，有的時候，」她說著，登上臺階，把火車站的門推開，「你真的會感到離家如此遙遠。」
由於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是俄國最具戰略意義的鐵路中心之一，所以這兒的車站也是這個國家最大的車站之一。我們想找個地方買點喝的，我們在華麗的走廊和一些候車室裡沿途找尋，那個主候車室裝有橡木長凳，許多旅客都坐在上面，很少有人帶旅行箱。他們的腿上坐著小孩和紙包裹。石頭地面被黑色的泥漿浸溼，變得很滑，難於行走，空氣中蔓延的氣味極度飽和，聞起來與其說是一種氣味，倒不如說是一種壓力。去威尼斯的遊客經常對於那座城市的迷人氣息品頭論足。而俄國的公共場所——終點站或是百貨商店，餐館或是劇院——都有一種你能瞬間辨識的氣味。而萊恩小姐剛一聞到這氣味便說，「天啊，我可一刻也受不了這氣味。舊襪子和數不清的呵欠。」
為了找到酒吧，我們隨機地推開店門。萊恩小姐跑進其中一間，又出來了。那是一間男洗手間。隨後，她指著兩個喝得不省人事的傢伙，他們從一個小紅門背後探出身子的時候，她肯定地說，「這就是我們要找的地方了。」小紅門通向一家特別的餐館。這間餐館有一個體操館那麼大，看起來像是某個具有維多利亞審美品味的裝修委員會為舉辦校園舞會設計的。豪華的深紅色布料沿著牆面懸掛。其他年代的燭臺發出熾熱的光，照在沾著羅宋湯汙漬的桌布和皺縮的橡皮植物上面。餐館的主人看上去與這種富麗堂皇十分相稱。他少說也有八十歲，一副白鬍子族長模樣，目露兇光，朝我們瞥過來，透過一片香菸的迷霧，似乎是要質疑我們憑什麼出現在這裡。
萊恩小姐笑眯眯地對他說，「勞駕上一瓶伏特加。」那個老人並沒有聽懂她的話，反倒是帶著更強烈的敵意瞪著她。她嘗試著用不同的發音，「沃特加……法特加……烏特加，」甚至還用手勢做出乾杯的架勢。「這個可憐蟲真是聾了，」她說，然後大吼一聲，「伏特加，拜託。」
儘管那個老人臉上依舊是一副雲裡霧裡的表情，但他還是招呼我們往前走，然後按照俄國的習俗讓陌生人坐在一塊兒，讓我們和兩個人坐在一張桌上。他倆都在喝啤酒，那個老人指著啤酒，似乎是在問我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這個。萊恩小姐妥協地點了點頭。
和我們坐在一塊兒的兩個人迥然不同。一個是肌肉發達的男孩兒，光頭，穿著一件褪色的制服，喝得酩酊大醉，這種情況跟酒館裡多得驚人的顧客沒什麼區別，這些人大部分都是男的，許多人要麼是亢奮異常，要麼是喝得鑽桌子，喃喃自語，不省人事。另一個人很神秘。從外表上看，他簡直就像是赫爾曼·賽多利斯在華爾街上的商業夥伴，那種在人們的想象中應該在奢華餐廳裡用餐的人，而不是在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抿著啤酒。他的西裝是熨過的，你可以看得出來這衣服並不是他自己做的。襯衫的金色袖鏈釦露了出來，而他也是這個屋子裡唯一一個打領帶的。
過了一會兒，那個當兵的光頭對萊恩小姐說話了。「恐怕我講不了俄語，」她對他說道。「我們是美國人，美國人。」她的這番宣告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醒酒的作用。他佈滿血絲的雙眼漸漸變得有些專注。他轉過頭去，對著那個穿著正裝的男子長篇大論了一番，在講述的末尾，那個人回答他的是一些字句分明、冷冰冰的話。隨後二人之間又是一番唇槍舌劍，而那個當兵的拿著啤酒，大步走到另一張桌子跟前坐了下來，怒目而視。「看來，」萊恩小姐也用怒視回敬了他後說道，「並非所有的男士都那麼迷人，的確沒錯。」然而，她覺得明顯為我們辯護的那個人，那個穿著正經的男的：「非常迷人。跟奧托·克魯格一個型別。有意思，我一般都喜歡成熟一點的男士。別盯著看了。他會發現我們在說他的。聽著，」她的注意力轉向那人的襯衫，那人的袖鏈釦，那人乾淨的指甲，然後問道，「你覺得他會不會是一個俄國的百萬富翁？」
啤酒送到了。一夸脫的酒瓶和兩個玻璃杯。餐館老闆往我的杯子裡倒了一英寸高的啤酒，然後充滿期待地等待著。萊恩小姐先於我覺察到了這一點。「他希望你能先品嚐一下，像品紅酒一樣。」我端起酒杯，心想是不是喝啤酒前先要嘗一口在蘇聯是司空見慣的事兒，或者這是某種儀式吧，一些對於沙皇時代禮儀的混亂記憶，這個老人特地將它從沉睡中喚醒以打動我們。我抿了一口，點了點頭，那個老人得意地將我們的酒杯斟滿，酒裡並未泛起泡沫。但是萊恩小姐突然說道，「別碰。糟透了！」我告訴她說我覺得也不至於那麼糟。「我是說，我們的處境糟透了，」她說，「我想說的是，天啊，我們付不了錢。我把這事兒完全忘了。我們身上可沒有帶盧布呀。」
「拜託，算我請你們的可以嗎？」這請求是用標準的英語口音提出的，輕言細語。方才說話的那個穿著得體的男子儘管臉很長，但他的眼睛卻有著北歐人那種有神的藍色，蹙眉中帶著一種慷慨，充分考慮到了我們的窘境。「我可不是什麼俄國的百萬富翁。不過他們確實是存在的——我認識好幾個呢——就讓我榮幸地為你們付酒錢吧。不用了，拜託，沒有什麼理由去道歉，」他回應著萊恩小姐吞吞吐吐的話語，然後微笑起來，「這真是求之不得的高興事兒啊。真是件稀罕事兒。在這個世界的這個角落，能夠跟幾個美國人萍水相逢，的確是件稀罕事兒。你們是共產黨嗎？」
在幫他打消了這個想法以後，萊恩小姐告訴他我們的來意及原因。「你們先去列寧格勒，真是挺幸運的。那可是一個迷人的城市，」他說，「非常安靜，非常具有歐洲的特質，那是我唯一想在俄國居住的地方，不過嘛，我現在不住那裡……沒錯，我喜歡列寧格勒，那兒一點也不像莫斯科。我是在去華沙的途中，不過在莫斯科待了兩個星期。那感覺，就像是在別的地方待了兩個月。」他告訴我們他是挪威人，做木材生意的，由於生意上的需要，他自1931年以來，每年當中有好幾個星期都要來蘇聯一趟，當然二戰期間不算。「我的俄語說得還不錯，在我朋友當中，我並不介意成為俄語方面的權威。但說句實話，我不敢說我現在對它的瞭解就一定勝過我在1931年的那個時候。無論什麼時候我去你們的國家——我去過，哦，我想想，大概有六次吧——似乎美國人是唯一讓我想起俄國人的，這令我很是震驚。我這麼說你們不反對吧？美國人總是很大方。激情四射。而在這些自吹自擂的掩蓋之下，卻是這樣一個希望能夠得到關愛的心願，他們想要得到寵愛，就像小狗和小孩兒一樣，想要聽到別人說，他們跟其他人相比毫不遜色，甚至更優秀。好吧，歐洲人倒是有意贊同，可他們就是不相信。他們依然覺得低人一等，遠在天涯海角。孤零零的。就像俄國人一樣。一點不假。」
萊恩小姐想知道他剛才與那個已經離開酒桌計程車兵之間的對話大意。「哦，都是些胡說八道罷了，」他說。「酒後的一種虛張聲勢。出於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他以為你們侮辱了他。我告訴他，他沒教養。記住這個詞：沒教養。你們會發現這句話特別管用，因為當這些傢伙粗魯無禮而你又不得不反唇相譏的時候，你罵他們雜種，或者狗孃養的，統統都不奏效，倒不如告訴他，他沒教養，這會正中他的要害。」
萊恩小姐擔心時間不早了，變得有些焦慮。我們跟那位先生握手，感謝他請我們喝啤酒。「您真是有涵養，」她說。「順便說一句，我覺得您比奧托·克魯格更有魅力。」
「我一定會把這話告訴我太太的，」他笑著說。「再見了。祝你們好運。」
···
離開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已經一個小時了，到餐車就餐的鈴聲響過了第一聲。這是劇團成員一直盼望著的一件事情，胃口一下子就吊起來了，既是因為真的餓了，又是因為大家堅信我們的蘇聯東道主一定會把劇團的第一頓俄國大餐辦成「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盛宴」；或者，用劇組另一個成員的快言快語來講，是「讓我們吃爆肚子」。
西格彭小姐的願望最樸素。「五湯匙的魚子醬，外加一片乾麵包，這加起來可就是一百三十卡路里了。」蓋希文夫人則是最不擔心卡路里的人。「不要以為我不會去吃那豚鼠，親愛的，這在比弗利山可要花上三十五美元才能買一磅啊。」萊昂納德·萊昂斯夢寐以求的食物是羅宋湯和酸奶油。厄爾·布魯斯·傑克遜打算用伏特加把自己「灌暈」，再用烤羊肉串「毀滅」自己。瑪麗蓮·帕特南則希望大家能夠稍稍留上一點美食給特沃普。
頭一批用餐的五十名成員走進餐車，在鋪著亞麻布的餐桌前就座，每桌四人，在過道的兩側一字排開。餐桌上擺放有潔白的陶器，還有磨舊了的銀質餐具。而這餐車看上去就跟這銀質餐具一樣老舊，菜餚的氣味像是半個世紀前的，懸浮在空氣中彷彿看得見的蒸汽。薩夫琴科沒有在場，但是莉迪亞小姐和文化部的三個年輕人在不同的桌上做東招待。那幾個年輕人不停地四下張望，似乎是從各自所處的流放與不幸的小島上默默地向彼此召喚。
莉迪亞小姐與萊昂斯、萊恩小姐和我坐在一桌。據她自述，她的生活平淡無奇，就是翻譯翻譯文章，宅在莫斯科的一間屋子裡；你可以感覺得到，對於這個中年婦女來說，這段讓她滿面紅光的特別經歷不是她跟外國人交談，而是她坐在列車餐車裡。這些銀質餐具、乾淨的桌布，以及一小籃帶著褶子的蘋果（就跟那個中國人賣的那些差不多）不知怎的讓她忙不迭地擺弄起她的象牙玫瑰來，還整理了幾縷亂髮，「啊，我們開始吃吧！」她說著，眼睛望著四個敦實的女招待，她們正沿著過道蹣跚而行，手上端著盤子，上面盛有第一道主菜。
有些人原以為盤子裡會是冰凍魚子醬和瓶裝的冷凍伏特加，結果有些令人失望，因為他們看到放在他們面前的是酸奶外加幾瓶山莓汽水。坐在我後面的西格彭小姐是唯一一個對此表達喜愛之情的人：「我都準備去親上一口了！跟牛排相比，蛋白質更多了，卡路里卻只有一半。」但是沿著過道，蓋希文夫人告誡帕特南小姐，不要去吃這個，以免攪了她的胃口。「別，親愛的，我確信，豚鼠一會兒就會上的。」可下一道菜，是硬邦邦的麵條橫在那裡，像是一根根圓木在溼漉漉的肉湯中下沉。接下來上的正餐是裹了麵包屑的小牛排，煮土豆，還有在碟子上嘎嘣作響的豌豆，像是子彈射擊的聲音；這些東西要想下嚥，還需要再上一些山莓汽水。帕特南小姐對蓋希文太太說，「我擔心的不是我的肚子餓與不餓，我擔心的是特沃普的肚子，」而蓋希文太太則看著她的小牛排說，「你覺得他們會不會把豚鼠留作最後甜點呢？比如說，和薄餅一塊兒上？」
莉迪亞小姐的腮幫撐得鼓鼓的，雙目圓睜，下頜一上一下，像是活塞做功，一滴汗珠順著她的脖子流了下來。「吃啊，吃啊，」她不停催促，「味道不錯，可不是嗎？」萊恩小姐告訴她，味道是還不錯，隨後莉迪亞小姐用四分之一片黑麵包將碟子擦乾淨，帶著一種強烈的贊同感點了點頭：「你在莫斯科可吃不到比這更好的東西了。」
在正餐和餐後甜點之間的空隙，莉迪亞小姐開始吃那一籃子的蘋果；隨著蘋果核越堆越高，她時不時停下來回答一些問題。萊昂斯迫切想知道劇團人員會在列寧格勒的哪家酒店下榻。得知萊昂斯居然不知此事，莉迪亞小姐大為震驚。「在阿斯托里亞啊。我們的房間都已經訂了好幾個星期了，」說完，她接著講述阿斯托里亞的情況，它「古樸而典雅」。「好吧，」萊昂斯先生說道，「那列寧格勒的夜生活情況如何，有沒有什麼活動？」莉迪亞小姐先回答說，她的英語或許還不足以表達其本來的意思，然後接著又說，以她這個莫斯科人的視角來看，談論列寧格勒就如同一個紐約人談論費城；這個城市很「老式」，很「守舊」，它「和莫斯科不一樣」。在聽過這一番講述後，萊昂斯先生沮喪地說，「聽上去對我來說就是個只待兩天的小鎮。」萊恩小姐想著問問莉迪亞小姐最後一次去列寧格勒是什麼時候。莉迪亞小姐眨了眨眼。「最後一次？沒有最後一次。因為我從來就沒去過那兒。去那兒看看還是挺有意思的，對吧？」
眼下，她自己倒是有個問題要問。「我想請您跟我解釋一下。為什麼保羅·羅伯遜不在隨行演員名單之列呢？他是有色人種，對吧？」
「是的，」萊恩小姐回答道；和他一樣的，她補充道，還有一千六百萬的美國人呢。莉迪亞小姐當然不會認為《波吉與貝絲》劇組可以把他們都錄用吧？
莉迪亞小姐靠在座椅上，露出一副狡黠的「別把我當傻子」的表情。「是因為你的原因，」她對著萊恩微笑著說，「你不讓他辦護照。」
餐後甜點到了。上的是香草冰激凌，味道相當不錯。在我身後的西格彭小姐對她的未婚夫說道，「厄爾，親愛的，我不想碰這個。或許牛奶都沒做過巴氏消毒呢。」沿著過道，蓋希文太太注視著帕特南小姐，「按我說的理論，他們把豚鼠肉都送到加利福尼亞了。在比弗利山，這個可得三十五美元一磅呢。」
接下來上的是咖啡，隨之而來的是一陣爭吵。傑克遜和他的幾個朋友已經佔住了一張桌子，玩起了棟格遊戲。文化部的兩個最魁梧的年輕人——薩沙和伊格爾——雙雙走到這群打牌的人跟前，努力用一種堅決的口吻告知他們，「賭博」在蘇聯是非法的。「我說老兄，」其中的一個打牌的人說道，「這兒沒人賭博。我們總得乾點什麼。要是我們不能友好地玩上一局的話，那我們可就要吹鬍子瞪眼了。」「這不合法。不行。」薩沙堅持道。那群人扔下了手中的紙牌，而傑克遜一邊把牌塞進箱子，一邊說道，「老古董。死貓待的地方。完全不許娛樂，回去告訴紐約的那些小子們。」
「他們不高興啊。我們也很遺憾。」莉迪亞小姐說。「可我們一定不能忘了我們的餐廳工作人員。」她的手指短而粗，優雅地指著那些女招待，她們視線模糊，僵硬的面龐閃爍著晶瑩的汗珠，正沿著過道蹣跚而行，還得拿穩手上一百磅重的髒盤子。「你知道，要是她們見到有人踐踏法律，會不太好的。」她又拾起最後的幾個蘋果，塞進一個布手提袋裡。「現在，」她興高采烈地說，「我們就可以美夢一場了。我們解開煩惱的袖口。」
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早晨，藍色特快距離列寧格勒還有二十四小時的行程，又是一天一夜，不過隨著列車逐漸深入俄國內陸，日與夜的區別看上去真的是不甚明顯了；太陽不過是個在十點鐘時隱隱浮現，又在三點回到墳墓的灰色幽靈，在區分日夜方面它的幫助真的很有限。日光很昏暗，日照時間也很短，這也愈加顯現出冬季最無法征服的嚴酷：白樺林的樹枝被重重的積雪壓斷；一間由圓木搭建的小屋，放眼望去，不見人煙，屋頂上結成的冰柱如同象牙一般堅硬。這裡曾是村莊裡的公墓所在地，冷冰冰的木質十字架被大風吹得彎折，幾乎被埋進了大雪裡。但是隨處可見一些乾草堆，佇立在荒涼的田野裡，似乎是一種證明，證明即便是在這片貧瘠的土地，在遙遠的春天，也會綠草重生。
車廂內，乘客們情感的鐘擺在那個涅槃的時刻停在了離別的重壓與到達的緊張之間。沒有時間的限制，不知身處何方，就一直這麼下去，也許是到永遠，對此你已坦然接受。終於，即便是華納·沃森也放鬆了下來。「好吧，」他用近乎沒有發抖的手點了一支菸，說道，「我終於把緊張給搞定了。」特沃普在過道打著盹，粉紅色的肚子朝上，爪子四下張開。這個時候的6號隔間，臥鋪上被子沒有疊，地上是橘子皮，還有打翻的撲面粉，菸頭漂浮在冷冰冰的茶水裡，一片狼藉。傑克遜在練習洗牌，而他的未婚妻正在塗著指甲，還有萊恩小姐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學習俄語，從那本軍事題材的舊課本里又學了幾個新表達法。「sloo-shaeess-yaee-leeyaboo-doostreel-yaht！不服從命令的話，我就開槍了！」萊昂斯一個人老老實實地承受來自日常工作的壓力。「像我這樣的收入水平可不是看風景看來的，」他說著，又敲下了一則最新專欄的標題：「演出專列奔赴列寧格勒。」
傍晚七點，其他人已經開始了第三輪的酸奶加山莓汽水，而我卻還待在隔間裡，吃著好時公司生產的巧克力棒。我在想，我和特沃普還可以獨享這節車廂呢，不過後來我發現文化部的一個翻譯亨利從我門口經過，而後回來的時候又打這裡經過，每次他都會往我們的隔間裡瞟上一眼，帶著一絲好奇。亨利的個子像個小孩，耳朵碩大。看上去他有什麼話要對我們說，但是出於謹慎和羞怯，並未啟齒。終於，在另一番偵察過後，他終於進了我們的隔間，精心設計了一種打著官腔的問話方式。
「把你的護照給我看看，」他說道，帶著一種臉皮很薄的人固有的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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